明代南京兵部船厂位置考

2021-03-03宋上上

海交史研究 2021年3期

宋上上

一、船厂沿革与学术史梳理

关于明代南京船厂，学者多着眼于宝船厂和龙江船厂的研究。前者因修造郑和下西洋的宝船而闻名于世，后者则有嘉靖间成书的专志《南船纪》《龙江船厂志》存世。经过王亮功(1)王亮功：《<龙江船厂志>的点校出版——兼论龙江船厂遗址与宝船厂的关系》，载《江苏地方志》2005年第3期，第15—19页。、洪长倬(2)洪长倬：《宝船厂遗址查考》，载《航海杂志》2005年第5期，第34—36页。、刘义杰(3)刘义杰：《明代南京造船厂探微》，载《海交史研究》2010年第1期，第31—54页。、范金民(4)范金民：《明代南京宝船厂遗址考》，载《江苏社会科学》2018年第1期，第236—240页。、顾苏宁(5)顾苏宁、王艺：《龙江船厂与“宝船厂”关系考辨》，载《丝路和弦：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航海历史与文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52—64页。等众多学者的考证，学界已经基本达成共识：宝船厂和龙江船厂是两个不同的船厂，位于不同的区域。尤其是2003—2004年南京市博物馆组织对于宝船厂遗址六作塘进行了考古发掘，并出版了考古报告《宝船厂遗址》(6)南京市博物馆：《宝船厂遗址——南京明宝船厂六作塘考古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据此，席龙飞在《中国古代造船史》中总结道：“宝船厂与龙江船厂位置不同、任务不同、建设的年代也有先后，已是不争的事实。”(7)席龙飞：《中国古代造船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16页。总言之，龙江船厂位于仪凤门(今南京市建宁路天妃宫东)外、秦淮河北岸，宝船厂则位于秦淮河南侧、今宝船厂遗址。

明代南京的船厂尚不止此，《南京都察院志》卷25《南京兵部职掌事宜·厂卫建置》云：

洪武二十八年，立卫治于大江两岸，停泊马船，安插随船水手，北曰江淮，南曰济川，设指挥、千、百户如制。设造船厂管修造，拨船厂管差拨，黄船厂管黄船事务……俱隶南京工部。景泰元年，改隶兵部。七年，添设主事一员，专管一应差拨，以快船修理属拨船厂，新造船只属造船厂。又因修多造少，令造船厂总收木植。马船属江、济二卫掌印指挥管理，黄船造修属工部管理……(万历)十四年，题将拨船厂改为快船厂，以锦衣等四十卫快平船属之……造船厂改为马船厂……十八年，题将快船厂改为江淮船厂，马船厂改为济川船厂。(8)[明]施沛：《南京都察院志》卷25，载《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第73册，日本内阁文库藏明天启刻本，济南：齐鲁书社，2001年影印本，第700页。

文中提及的船只主要有三种，分别是马船、快船、黄船(9)事实上马船还分为六百料大马船和三百料小马船，快船则包括快船和平船，黄船包括大、小、扁浅黄船等，为行文叙述方便，本文分别统称为马船、快船和黄船。料：旧制计量单位。，都负责向北京运送“荐新、果品、及御用物”(10)《明英宗实录》卷60，“正统四年十月”条，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校印本，1962年，第1144页。，因此合称为贡舫。造船厂和拨船厂主要负责快船的造和修，嘉靖年间成书的《船政》记载：“照得造、拨两厂，造、修南京锦衣等四十卫快平船只。”(11)[明]《船政·议造样船》，载《续修四库全书》第878册，宁波天一阁博物馆藏明嘉靖刻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影印本，第20页。与快船不同，江、济二卫的马船起源于佥派湖广、江西和南直隶安庆、宁国、太平“沿江一带递运所惯识风水夫、船”(12)[明]范景文：《南枢志》卷63，台北“国家图书馆”藏明崇祯刊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83年影印本，第1634页。，因此明初马船由这二省三府民间修造，“国初马船损坏，行原籍造修。嘉靖年间，改编工料，始议官造官修”(13)[明]范景文：《南枢志》卷63，第1655页。按“工料”指的是修造、差拨船只所需的工食和料价，原文作“改编工科”，应当为刊刻之误。。官修官造的位置就是在江淮、济川二卫，如《船政》记载：“查得江、济二卫造修马船完日，俱有木楂银两解司，惟(造拨)二厂造修独无。”(14)[明]《船政·告示》，第17页。至万历十四年南京兵部车驾司主事倪涷改革船政之后，江淮、济川二卫的委官、匠役才改于马船厂内监督、修造马船，而拨船厂则改为快船厂，专修造快船。同时倪涷将马、快船按照“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字号编入江、济二卫(15)[明]倪涷：《船政新书》卷2，《调度大纲》云：“既经画一，悉宜清理。今江淮大马船二十五只，取“国”字；小马船一百五十只，取“泰”字；济川大马船二十五只，取“民”字；小马船一百五十只，取“安”字；江淮快船一百二十五只，取“风”字；平船二十五只，取“调”字；济川快船一百二十五只，取“雨”字；平船二十五只，取“顺”字。各为号，总为“国泰民安，风调雨顺”。(《续修四库全书》第878册，上海图书馆藏明万历十六年序刊本，第157页。)，不久后马、快船厂就顺势改为江淮、济川船厂。至于黄船，虽然“编审由兵科，修造由工部，拨差由外守备”(16)[明]倪涷：《船政新书》卷2，《船政弊害缘由》，第151页。，但由南京兵部车驾司船政分司带管(17)《明神宗实录》卷409：“船政一官，事甚委琐，既专管大小马、快，又兼管黄船厂。”(万历三十三年五月，第7634页)又万历《大明会典》卷158《南京兵部》记载：“凡黄船，俱隶属本部管理”。(《续修四库全书》第791册，明万历十五年内府刻本，第662页。)，因此亦纳入本文研究范围。现将南京兵部三厂的名称和职能演变列举如下：

景泰之后嘉靖时期万历十四年万历十八年隶属船厂名称职能船厂名称职能船厂名称职能南京兵部造船厂成造快船总收木植马船厂修造马船济川船厂修造民、安字号马船,雨、顺字号快船南京兵部拨船厂修理快船快船厂修造快船江淮船厂修造国、泰字号马船,风、调字号快船南京兵部带管黄船厂修造黄船不变

关于造船厂和拨船厂的位置，学界主要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认为位于龙江船厂内。李龙潜在提出修造黄船由龙江造船厂负责的基础上，发掘了《江宁府志》中的记载：“造船厂、江济二卫收木厂并在赤字铺，江济二卫拨船厂在驰字铺……黄船厂在誉字铺。”(18)李龙潜：《明代南京马快船考释》，载《暨南史学》第三辑，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05页。李文尾注云出自《江宁府志》卷5，《城厢》。按《江宁府志》共有四个版本，陈开虞康熙七年刻本卷5《山水志》、于成龙康熙二十二年本卷5《建置》、嘉庆《重刊江宁府志》卷5《古今纪年表》、同治《续纂江宁府志》卷5《学校》，均无记载，与李文的引述不符。而同治《上江两县志》卷5《城厢考》收录了这条材料，应当是李文所本。根据黄船厂与造、拨船厂铺字记载相近，推断造船厂和拨船厂都位于龙江船厂内，分析不无道理，但龙江造船厂修造黄船这一说法缺少史料支撑。范金民找到这条材料在《南京都察院志》中的原始记载，认为从记载顺序来看，“龙江提举司和工部督造分司坐落于同一个铺即州字铺，而与造船厂的赤字铺、龙江宣课司的秦字铺相邻，正与龙江船厂厂图相吻合。”(19)范金民：《明代南京宝船厂遗址考》，第237页。按《龙江船厂志》卷4《厂图》中在龙江提举司和工部分司正南绘有“厂篷”一处(20)[明]李昭祥著，王亮功点校：《龙江船厂志》，南京：南京出版社，2019年，第79页。，图中并无标注“造船厂”。根据材料中提及“江济二卫”来看，赤字铺的“造船厂”指的是南京兵部造船厂，似乎不应理解为龙江船厂的厂篷。祁海宁根据《龙江船厂志》中记载的工部“造船所买楠木，价格比兵部减少。二部相邻，事同一体”，认为“二部相邻”指的是工部的龙江船厂与兵部的造船厂两者相邻，从而判断造船厂与龙江船厂相距不远，支持了李龙潜的说法。祁文又根据《南畿志》中记载了宝船厂的位置，却遗漏了兵部造船厂，推测宝船厂就是造船厂，也即宝船厂与兵部造船厂存在直接传承关系，对于学界长久以来认为宝船厂荒废的观点提出了新的见解。关于拨船厂，祁文根据《南京全图》的水道分布，推测定淮门外的南圩一带，有可能为船厂遗址。(21)祁海宁：《试论宝船厂的废弃年代及与兵部造船厂之关系》，载上海中国航海博物馆编：《中国航海文化之地位与使命》，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第84—96页。

第二种观点认为造、拨船厂分别位于江淮、济川二卫的驻地。刘义杰根据船厂名称演变，将江淮、济川二卫和船厂的位置联系起来，根据济川卫位于新江口，判断“快船厂也就是明洪武时期最早设厂造船的新江口船厂”。但快船厂万历时改为江淮船厂，并非济川船厂，刘文关于船厂名称演变的史料依据，源自《船政新书》卷4《客问》(22)[明]倪涷：《船政新书》卷4：“客问：快、平船募夫既属江、济，则修造宜并归之。以见今马船厂为江淮船厂，快船厂为济川船厂，革去快船之名，岂不安妥？而复留快船厂，且使夫、船分属二处，何如？”，是倪涷以客问形式自问自答作出的假设，真实情况应当以南京官署志的记载为准。(23)[明]范景文：《南枢志》卷63：“万历十八年，本部题将快船厂改为江淮船厂，马船厂改为济川船厂。”这与《南京都察院志》的记载一致。刘文又根据《船政新书》记载的经纪人数中，“天宁洲江济马船厂各三名”，认为“马船厂在天宁洲”(24)刘义杰：《明代南京造船厂探微》，第36、37页。。郑自海、郑宽涛完全沿袭刘义杰的观点，并根据马船厂位置反推“江淮卫驻地在天宁洲”(25)郑自海：《明代南京官办造船史迹》，载《东方收藏》2014年第5期，第27—31页；郑宽涛：《明代南京官办造船史迹与郑和宝船厂研究》，载《江苏地方志》2014年第4期，第44—48页。。席龙飞在《中国古代造船史》一书中也采用了刘义杰的说法(26)席龙飞：《中国古代造船史》，第315页。。

关于黄船厂，学界多沿用《南畿志》中“黄船厂、宝船厂、拨船厂并在城西”(27)[明]陈沂：《南畿志》卷1，《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24册，明嘉靖中刊本，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8年影印本，第46页。的说法。至于具体位置，郑自海、郑宽涛以建置时间不同为由，否定了李龙潜提出的黄船厂位于龙江船厂内的观点，并根据水利规划图推测黄船厂位置应在宝船厂六作以南，中新河以北。(28)郑自海：《明代南京官办造船史迹》，第31页；郑宽涛：《明代南京官办造船史迹与郑和宝船厂研究》，第48页。这仍需历史文献的证实。

综上所述，学界对于快船厂、拨船厂、黄船厂位置的研究，主要采用《龙江船厂志》《船政新书》等船政志和《南畿志》等方志的记载，出于对材料的不同取舍和理解，导致观点存在着分歧。再加上三个船厂并无专门的厂志存世，记载模糊。本文将在前人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南京官署志中的新材料，进一步考证南京兵部船厂的位置，希望能有裨于明代造船史的研究。

二、南京官署志记载

明代南京马、快船事务主要分为修造、审甲、差拨三个方面，皆由车驾司船政分司职掌，而统于南京兵部。贡舫差拨时，又需要由科、道官眼同验装，因此南京都察院亦参与南京兵部船厂的事务管理中。此二部院皆有官署志存世，分别是成书于崇祯的《南枢志》和天启三年序刊本的《南京都察院志》，二志部头庞大，都保留了有关于兵部船厂衙署位置的记载。其中《南枢志》卷38《官署考》云：

拨船厂，石城桥地方。

修船厂，石城桥地方。

楠木坞，修船厂之南。(29)[明]范景文：《南枢志》卷38，第664—665页。

由于《南枢志》史源复杂，收录了明末不同时期、不同司的档案，因此本卷对于船厂的称呼沿用了万历十四年之前的旧名。其中“修船厂”不见于本书别的卷次和他书，按快船的修理应由拨船厂负责，但文中已经载有拨船厂，说明《南枢志》所记修船厂与拨船厂并非一处。修船厂南边临近设置了“楠木坞”，应当是负责收支造船需要的木料，根据造船厂负责总收木植来看，《南枢志》中记载的“修船厂”，应当就是“造船厂”。由于造船厂设置之初也曾负责快船的修理，而明人往往修造连称，导致了厂名的混用。“石城桥”位于石城门(清代称旱西门，遗址位于今南京市秦淮区汉中门广场)外，跨秦淮河，如万历时南京工部尚书丁宾疏云：“据南京西城兵马指挥使司呈……本城地方原有大桥一座，因靠石城门外，称为石城桥。”(30)[明]丁宾：《丁清惠公遗集》卷3，载《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44册，上海图书馆藏明崇祯刻本，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影印本，第92页。万历《江宁县志》卷2云：“石城桥，石城门外……跨城濠。”(31)万历《江宁县志》卷2，明万历二十六年刻本，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藏本，第39a页。可见根据《南枢志》的记载，拨船厂和造船厂都位于南京石城桥附近，较《南畿志》中“并在城西”说法更为精确。

石城门外的造船厂和拨船厂，既不在仪凤门外的龙江船厂内，也与位于仪征县南、长江之中的天宁洲(32)隆庆《仪真县志》卷2：“天宁洲，在县南十里江中。”(《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第18册，明隆庆元年刻本，上海：上海书店，1981年影印本，第9a页。)相去甚远。洲地受到江水消长影响，并不适宜作为卫所和船厂的基址，刘义杰对于《船政新书》产生了误读，材料原文的正确点断应该是：“合为定例，经纪：龙江关每厂壹名，天宁洲、江济马船厂各叁名，快船厂陆名。”(33)[明]倪涷：《船政新书》卷3，《买给料价之法》，第191页。“江济马船厂”指的是万历十四年在将造船厂改为马船厂的同时，以江、济二卫掌印官“兼该厂把总名色”(34)[明]倪涷：《船政新书》卷1，《厘正五议疏》，第113页。。结合原材料上下文来看，指的是原来只有龙江关和天宁洲设有经纪，由于万历十四年之后龙江船厂、马船厂、快船厂“三厂分买”木植，所以于原设经纪的基础上，在马船厂新设了三名经纪。刘义杰“马船厂在天宁洲”的说法不能成立，郑自海、郑宽涛据此得出的“江淮卫驻地在天宁洲”亦属不经。事实上，江淮卫的驻地在长江北岸的江浦县，与济川卫隔江相望，万历《江浦县志》卷10云：“江淮卫，在县治东隅。”(35)万历《江浦县志》卷10，载《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第7册，明万历七年刻本，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0年影印本，第651页。由此可见，江淮、济川二卫的衙署和造船、拨船厂的位置并无必然联系。

由于黄船备御用，船厂不直接隶属于南京兵部，《南枢志》中并无记载，但是《南京都察院志》中对于黄船等三厂的位置有着精准的记录。这是由于三厂位于城西，在西城兵马司管辖范围内，而五城兵马司又受五城巡城御史的监管。《南京都察院志》卷21、22详细记录了五城察院的职掌范围内明代南京城内外不同公署、桥梁、城垣、山川、沟渎的舆地，坐落在不同的“铺”，其中关于船厂：

济川卫，坐落土字铺。

造船厂，坐落赤字铺。

江、济二卫拨船厂，坐落驰字铺。

龙江把总厅，坐落秦字铺。

龙江抽分公署，坐落秦字铺。

江、济二卫收木厂，坐落赤字铺。

龙江提举司，坐落州字铺。

黄船厂，坐落誉字铺。(36)[明]施沛：《南京都察院志》卷22，第629页。

《南京都察院志》中列举数量众多的“铺”并不是急递铺，而是铺行。明代两京佥派京城内外的商贩为铺户或行户，承担政府的采购任务，是一种徭役。(37)[明]顾起元：《客座赘语》卷2《铺行》：“铺行之役，不论军民，但卖物则当行。”(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66页。)因此“铺”多分布在街道、河流周围商贸往来、人员密集的区域，如三山门外的西关中街就密集地坐落着六个铺。铺户的编审由两京的五城兵马司负责，如《宛署杂记》记载：“(宛、大)两县佐领，坐定坊所，会同该兵马司正副兵马，亲历各铺，验其生理，公定等则。”(38)[明]沈榜：《宛署杂记》卷13，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03页。五城兵马司将辖区分割为不同的铺行，记录坐落所在。因此为进一步明晰黄船、造船、拨船三厂的位置，需要考证出誉字铺、赤字铺、驰字铺的具体位置。

三、位置考证

(一)西城兵马司

《南京都察院志》中对于城西铺行的记载，是以围绕着西城兵马司为中心，按照四至展开，要搞清楚这些铺行所在，需要根据西城兵马司的衙署位置来确定。

洪武《京城图志·官署·五城兵马司》记载：“西城，在三山门外西关北街。”(39)洪武《京城图志》，《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24册，第18页。三山门亦称水西门，位于石城门南。三山门外南北并排着三条街道，正德《江宁县志》卷5云：“西关中街，西关南街，西关北街，并在三山门外。”(40)正德《江宁县志》卷5，载《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24册，正德刻本，第738页。其中又以西关中街最为繁冲，洪武《京城图志·酒楼》记载：“鹤鸣楼，在三山门外西关中街北。醉仙楼，在三山门外西关中街南。”又“翠柳楼，在江东门内西关北街,与梅妍楼相对。梅妍楼，在江东门内西关北街,与翠柳楼相对。”(41)洪武《京城图志》，第29页。结合洪武《京城图志》中《楼馆图》所示，可见西关中街是一条由三山门通向江东桥的官街，清代改称水西门外大街，街道两侧对立排列着鹤鸣楼和醉仙楼。西关北街则位于西关中街稍北，平行排列，街道两侧对立着梅妍楼和翠柳楼。

图1 明初城西酒楼图

那么西城兵马司位于西关北街的东、西哪个方位呢？万历时期李维桢所著《游莫愁湖记》云：

余将之南徐，与山甫俱乘舴艋，泊三山、石城二门间。有所迟，未即发，逼仄殊甚。山甫曰：“此去莫愁湖不远，盍往观乎？”舟子识其处者前导，两人携而步至湖边。湖属魏国家，中有小艇三四，觅之渡不可。魏国监奴将来捕鱼，渔人具网罟以俟。复沿仄径穿委巷而出，至大道。过西城兵马司治所，望二石狻猊，则徐氏别业。入门瓦砾满地，盖久圮敞，而匠石方扫除更新之。前为“四美堂”，是徐髯仙篆，后为“胜棋楼”，则徐公子笔。(42)[明]李维桢：《大泌山房集》卷61，载《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52册，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明万历三十九年刻本，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34页。

李维桢最初停泊在三山门和石城门之间的秦淮河水道上，下船就近向西走到莫愁湖的东岸，由于没有舟船，无法渡湖游玩，只能南折沿着小路回到西关北街(“大道”)上，然后向西路过西城兵马司的衙署，就看到了魏国公徐达家族位于莫愁湖畔的胜棋楼，可见西城兵马司治所与胜棋楼相邻。而胜棋楼始建于明初，重修于清同治年间，今址尚存，紧靠莫愁湖南岸。西城兵马司的具体位置为三山门外西关北街、胜棋楼东、莫愁湖南，因此《南京都察院志》记载西城兵马司和莫愁湖都坐落在同一个铺，即“途字铺”(43)[明]施沛：《南京都察院志》卷22，第629、630页。。李维桢的行程和西城兵马司的位置以图2表示。

(二)黄船厂和拨船厂

确定了西城兵马司的位置后，可以根据两条线索判断铺行的位置，第一是相对于西城兵马司的方位，第二各个铺行是按照《千字文》编号，那么《千字文》中相邻的字号，一般来说地理上也往往相近。为了便于说明，现不厌其烦将《南京都察院志》的记载全部列举如下：

本城为中央

正东:司左三山门外宁字铺，与中城职字铺城二劵为界；北街途字铺。

正南：司前赛虹桥赏字铺，与南城驯象门汉字铺为界；中街晋字铺、楚字铺；南街横字铺。

西南：司右中街霸字铺、赵字铺、魏字铺、假字铺。

东北：司左石城门外漠字铺；清江门驰字铺；黄船厂誉字铺；定淮门丹字铺；晏公庙青字铺；车船埧九字铺、州字铺；鲜鱼巷迹字铺；天妃宫郡字铺，与北城仪凤门里劵啸字铺相接；豆腐巷秦字铺；龙江关外岳字铺。

正北：司后槁子巷践子(字)铺；石城关紫字铺、塞字铺；塌房赤字铺。

正西：司右直江口土字铺、会字铺、何字铺、约字铺。

西北：司后石城桥田字铺；清江厂雁字铺；下刘公庙主字铺。(44)[明]施沛：《南京都察院志》卷22，第628页。

先看西城兵马司东北方向，其中值得注意的是，石城门外是漠字铺，而位于石城门外的石城桥却在田字铺。之所以会有这种不同，是因为在石城门与石城桥之间、秦淮河东岸的狭长区域，有一片繁华的商业区，也正是漠字铺所在。东北方向的叙述，始于石城门外漠字铺，然后向北沿着南京内城墙依次展开介绍，经过清江门(即清凉门)、定淮门，止于仪凤门，铺行也是按照《千字文》中“宣威沙漠，驰誉丹青，九州禹迹，百郡秦并”的顺序编号。按照这一排列顺序来看，黄船厂所在的誉字铺，位于清凉门和定淮门之间，拨船厂所在的驰字铺，则在誉字铺南、清凉门外。结合《南枢志》中拨船厂在“石城桥地方”的记载，推断黄船厂应当位于定淮门南、清凉门北，拨船厂应在清凉门南、石城桥北。由于清凉门与定淮门外无桥，并非交通要道，民居空旷，在明代已经闭塞(45)乾隆《上元县志》卷3《城池》：“金川门，明永乐中即闭。后以西北旷泄，又闭钟阜、定淮、清凉三门。”(乾隆十六年刻本，国家图书馆藏本，第17b页)，因此驰字铺和誉字铺应当在秦淮河西岸，而不是秦淮河和城墙间，且此区域过于狭窄，不适宜作为船厂选址，因此二厂应当是南北排列在秦淮河西岸。石城门外作为重要的商贸区，南通水西门，向北可以沿着秦淮河直抵长江，因此贡舫差拨时也选择在此处验装货物，《南京都察院志》记载：“验装钱粮，江淮、济川、黄船三厂差千户三员，请科、道、部会同于石城门外拨船厂验装。”(46)[明]施沛：《南京都察院志》卷25，第711页。虽然拨船厂已经改名为了江淮船厂，但是船只仍在此处差拨。

再看正南方向，先叙述远处赛虹桥(也称赛工桥，今址现存)附近的赏字铺，再记载近处西关中街和西关南街的铺行。由此可以看到，《南京都察院志》中对于各个铺行的记载，是沿着某一方向，按照《千字文》的编号，由远及近，或者由近及远展开。这一展开并非线性的，如东北方向的龙江船厂所在的秦、州字铺，天妃宫所在的郡字铺，实际上已经位于西城兵马司的西北方位，这是由于《南京都察院志》中的记载是沿着南京西城墙，由东南向西北曲折蜿蜒展开。正因为这种非线性的展开，也解释了本位于西城兵马司正北的石城桥外田字铺，却被记录在了西北方向。

(三)造船厂

造船厂和收木厂所在的赤字铺，位于西城兵马司的正北方位，同样在此方位的还有槁子巷践字铺和石城关紫字铺、塞字铺。槁子巷在康熙《江宁县志》中作“槁子港”，卷首《县境图》将其绘制在了江东门和栅栏门之间，如图3所示。

图3 槁字港示意图

按莫愁湖与江东门之间水网密集，小路林立，“港”和“巷”是从水道或陆路不同角度而言，亦或是刊刻上的差异，总之槁子港应当就是槁字巷。按照《千字文》中“践土会盟”的顺序，践字铺应与土字铺相邻，而土字铺位于江东门外(47)《南京都察院志》记载济川卫坐落在土字铺，而《南枢志》则记载济川卫在“江东门外”，可见土字铺位于江东门外。又江东门外的江东桥，也 “坐落土字铺”，亦可为证(《南京都察院志》卷22，第630页)。，这正与江东门北槁子巷所在的践字铺隔河相邻。图中槁子港北的栅栏门是南京城十八道外城门之一，也称为石城关，康熙《上元县志》卷9记载：“栅栏门二，一在仪凤门西，一在江东门北。”(48)康熙《上元县志》卷9，载《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第11册，日本内阁文库藏清康熙六十年刻本，北京：中国书店，1992年影印本，第570页。《南京都察院》卷24中记载南京城“外十八门关”云：“江东门，南边城垣六十丈至堂子巷河止，北城垣九十丈接石城关界。”(49)[明]施沛：《南京都察院志》卷24，第688页。丈，旧制计量单位。可见石城关在江东门沿着新开河道内侧以北约300米。石城关与石城门相对，之间应当有一条街道(民国时称为凤凰街)，如明末朱之蕃在《金陵四十景图像诗咏·石城霁雪》中记录了石城门外的风景，诗序云：“今河流之外，平衍若砥，民居繁密十数里，始达江浒。”(50)[明]朱之蕃：《金陵四十景图像诗咏》，明天启三年序刊本，南京：南京出版社，2012年影印本，第12页。里，旧制计量单位。而紫字铺、塞字铺应当就分布在石城门外这条“居民繁密”的街道上。如中和庵，《南京都察院志》记载“坐落塞字铺”(51)[明]施沛：《南京都察院志》卷22，第630页。，《金陵梵刹志》则记载：“中和庵，在都门外，西城地。东去石城门二里……基址……北至官街。”(52)[明]葛寅亮著，何孝荣点校：《金陵梵刹志》卷30，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458页。可见中和庵位于石城关和石城门中间、街道南侧，这也正是塞字铺的位置，与石城桥外的田字铺相邻。

可见西城兵马司的正北方位，是按照《千字文》中“雁门紫塞，鸡田赤诚”的顺序(无“鸡字铺”的编号)，从西北向正北展开。那么赤字铺应当与石城桥所在的田字铺相邻。由于田字铺以东是石城桥和石城门之间的漠字铺，那么赤字铺应当位于石城桥南、西城兵马司北部。《南京都察院志》中记载塌房也坐落在“赤字铺”，塌房也称为塌坊，设置于洪武年间，用于停放商人货物，收取塌房税。《明太祖实录》卷211记载：“命工部于三山等门外濒水处，为屋数十楹，名曰塌房，商人至者，禆悉贮货其中。既纳税，从其自相贸易。”(53)《明太祖实录》卷211，“洪武二十四年八月”条，第3139页。因此赤字铺的塌房应分布在三山门外、秦淮河西岸，这个位置正好在田字铺南。现将各铺行的大致位置图如图4所示。

造船厂在赤字铺的具体位置则需要参照其他坐标。《金陵梵刹志》卷28记载：“普惠寺，在都城外，东去三山门半里……基址伍拾亩。东至城河,南至官街,西至官街,北至造船厂。”可见普惠寺在造船厂之南。《南京都察院志》记载普惠寺坐落在楚字铺，而楚字铺在西城兵马司正东的西关北街。关于普惠寺的具体的位置，《莫愁湖志》卷上记载：“普惠寺，在觅渡桥右，殿宇数十间，后临河。”(54)[清]马士图：《莫愁湖志》卷上，嘉庆二十年刊光绪八年重印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83年影印本，第87页。清代周宝偀《普惠寺听畅如上人弹琴》诗序云：“在水西门外三山桥下。明永乐间为唱经楼，后改寺，今为客商堆集货处。”(55)吴小铁：《南京莫愁湖志·诗文增补》，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306页。三山桥也称觅渡桥，可见普惠寺的具体位置在三山桥下右手边、西关北街最东侧，濒临秦淮河，因此在清末荒废之后顺势改成了与塌房类似的“客商堆积货处。”北侧即为造船厂。

造船厂南面除了普惠寺之外，还有收木厂，由于厂中木材以楠木最为珍贵，因此《南枢志》中称为“楠木坞”，也坐落在赤字铺。道光年间绘制的《金陵省城古迹全图》中标注了“楠木塘”一地。按坞的本义是凹地，停放船只的船坞自然可以称为塘，因此《金陵省城古迹全图》中的楠木塘应当就是楠木坞，位置在水西门外、莫愁湖和二道埂之间。二道埂是修筑于莫愁湖与秦淮河之间的土埂，用于抵御水灾，后来演变为了湖东路。随着莫愁湖的扩大，如今的楠木坞已经并入湖区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