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立佳

19世纪初，沙俄政府为开拓远东商品市场，几乎同时向清廷和德川日本分别派遣以戈洛夫金(1)需要注意的是，戈洛夫金使华目标的多元性，一方面，俄国政府迫切需要解决18世纪后期以来中俄两国日趋严重的边疆危机。另一方面，沙俄政府希望在稳固恰克图贸易的同时，打开中国西北边疆与南方海港的贸易孔道，扩大对华贸易规模。参见：[俄]B.C. 米亚斯尼科夫著：《19世纪俄中关系：资料与文献 第1卷 1803—1807》(上)，徐昌瀚等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和列扎诺夫为代表的国家使团，希冀通过国际条约的形式打通远东海上贸易，扩大本国的商业利益。面临严峻的挑战，清廷和幕府先后以礼仪纷争与体制差异为由拒绝俄国使团的谈判要求。长期以来，戈洛夫金和列扎诺夫使团大多被史学家定性为失败的外交。(2)参见陈开科：《嘉庆十年：失败的俄国使团与失败的中国外交》，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Owen Matthews, Glorious Misadventures: Nikolai Rezanov and the Dream of a Russian America, London:Bloomsbury, 2013.而俄国与中日两国在外交理念、礼仪规范、社会发展等方面的差异，则成为两次外交尝试失利的重要原因。(3)戈洛夫金使团方面，俄国学者米亚斯尼科夫注意到俄中两国对戈洛夫金使团认识的巨大差异：俄国将之视为开拓贸易新局面的先锋，清廷则视其为俄罗斯千里朝贡的体现。换言之，俄方注重经济贸易，中方侧重政治伦理。而作为两者冲突具体表现的外交礼仪之争，正是“清廷对俄方目标的无兴趣”的外交显现。[俄]B.C. 米亚斯尼科夫著：《19世纪俄中关系：资料与文献 第1卷 1803—1807》(上)，第14—15页。台湾学者陈维新同样认为正是两种不同利益目标造成的外交礼仪冲突，直接断送了戈洛夫金使团的前途。陈维新：《清代对俄外交：礼仪制度及藩属归属交涉(1644—1861)》，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184页。列扎诺夫使团方面，同时代的海军军官戈洛夫宁通过对日本文化的切身感悟，认为列扎诺夫对待异质文化的态度是使团失败的重要原因。美国学者马可·拉维纳则将列扎诺夫使团失败的根本原因归结为近代沙俄与日本之间巨大的文化差异。国内学者李若愚则将近代日俄两国关系的演进视为“锁国”与“扩张”两种政策不断冲突的结果。Golownin, Memoirs of a captivity in Japan, During the years 1811, 1812, and 1813; with observations on the country and the people, London: Printed for Henry Colburn and Co. 1824; Mark Ravina, “Tokugawa, Romanov, and Khmer: The Politics of Trade and Diplomacy in Eighteenth-Century East Asia”,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Volume 26, Number 2, June 2016, pp.269-294. 李若愚：《试论日本“锁国”政策对19世纪以前日俄关系的影响》，载《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第159—166页。现有研究多将戈洛夫金和列扎诺夫使团归入传统的中俄、日俄关系发展的谱系，视其为现代早期沙俄在远东侵略扩张的前奏。(4)如周启乾认为列扎诺夫访日事件是沙俄为打开日本市场而进行的一系列探险活动的组成部分，事件本身对近代日俄关系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李凡则强调以俄方积极与日方保守为特征的早期日俄关系的发展，为日后两国间北方领土的争端埋下伏笔。参见周启乾：《日俄关系简史(1697—1917)》，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李凡：《1855年前的日俄两国关系》，载《南开日本研究》，2015年。其实，无论戈洛夫金使华，还是列扎诺夫访日，都是现代沙俄对外贸易发展与远东整体战略的关键步骤，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也是现代世界经济体系向全球扩张的具体表现。而清廷与德川日本面临沙俄的外交压力，在应对策略、政治规划、社会影响等方面仍存在较大的差异。事实上，这种态度与策略上的差异从某种角度诠释了中日两国在近代不同的发展历程。本文尝试通过对19世纪初戈洛夫金与列扎诺夫使团活动的史实梳理，充分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在近代沙俄远东扩张的整体脉络中，探查不同国际关系体系的碰撞与中日两国应对策略的差异及其历史影响。

一、19世纪以前俄国与远东的贸易

16世纪后期俄国在西伯利亚的扩张打通了俄国与远东贸易的门径。事实上，近代俄国的扩张，最初并非以扩充领土为目的，而是受经济利益，特别是皮毛贸易的刺激。(5)宋念申：《发现东亚》，北京：新星出版社，2018年，第78页。伴随16世纪波罗的海贸易的兴起与英荷商人有关陆路东方商路的探寻，俄国政府逐渐萌生主导东方贸易的陆地商路的构想。而早已流传于欧洲社会的富庶与繁荣的中国与日本，自然成为沙俄积极开拓的主要目标。17世纪中叶，俄国已经将领土推进到外贝加尔和黑龙江流域，中俄两国开始面对面地相遇了，沙皇更为急切地寻求开拓中国市场。期间，“莫斯科曾两次派遣使臣到北京来，一次是巴伊阔夫，他于1656年3月3—13日到达北京，同年9月4—14日才离开；另一次是摩尔达维亚人尼果赖，于1676年5月15—25日到达中国首都，并停留到1676年9月1—11日。”(6)[法]加斯东·加恩：《彼得大帝时期的俄中关系史(1689—1730年)》，江载华、郑永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1页。对此，康熙帝做出批示，“其使臣尼果赖不娴典礼，不便给与敕书，应令理藩院谕来使云，尔主欲通和好，应将本朝逋逃根忒木尔遣还，另简使臣遵中国礼行，方许照常贸易。”(7)《清圣祖实录》卷62，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799页。从中可以发现，清廷在处理俄国通商请求的问题上，特别关注传统礼制，同时将对外贸易视为获取政治优势的“杠杆”。事实上，17世纪的中俄边界民间贸易已经渐具规模。期间，中国内地商人大多通过达斡尔人、鄂温克人和蒙古人等边疆民族将货物运送到雅克萨和尼布楚等边界地区，俄国商人则到此大量购买中国商品。1689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在近代中俄关系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根据俄方文本第五条规定：“两国今既永修和好，嗣后两国人民如持有准许往来路票者，应准其在两国境内往来贸易。”(8)[俄]尼古拉·班蒂什·卡缅斯基编著：《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1619—1792年)：根据外务委员会莫斯科档案馆所藏文献于1792—1803年辑成》，中国人民大学俄语教研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369页。而中方文本第四条同样规定：“两国属民，不论其身分如何，凡持有护照者，均准予自由进入对方国境，并准予买卖货物。”(9)[俄]尼古拉·班蒂什·卡缅斯基编著：《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1619—1792年)：根据外务委员会莫斯科档案馆所藏文献于1792—1803年辑成》，第370—371页。这样，《中俄尼布楚条约》以条约文本的形式正式确立起中俄两国的贸易关系。这一时期俄国对华贸易的主要形式是国家商队，而清廷则将方兴未艾的中俄贸易纳入“朝贡贸易体制”。根据清人何秋涛的记录，清廷于《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后的第二年，颁布开放中俄贸易的法令，同时对俄国商队来华做出定制，即每隔三年来京一次，每次商队的人数不得超过200人且不能携带任何违禁物品，商队留京时限不得超过80日。(10)[清]何秋涛著，李文田校注：《朔方备乘》，清光绪灵鹣阁丛书本，第1442页。根据苏联学者米·约·斯拉德科夫斯基的统计，从尼布楚条约签订到1730年间，共计有50多位俄国使臣访问北京。但实际上，这一时期只有3个正式使团和14个国家商队被派往中国，其余“使臣”都是由俄国商人冒充而来。这一状况使国家商队日趋衰落。虽然俄国国家商队和私商都以毛皮为主要出口货物，但在进口商品方面却有很大的差异：国家商队从中国输入的，是专供沙皇宫廷使用的金、银、珍珠、各类宝石、贵重丝织品和其他奢侈品。而私商则主要进口西伯利亚居民所急需的棉织品、粮食等商品。(11)[苏]米·约·斯拉德科夫斯基：《俄国各民族与中国贸易经济关系史(1917年以前)》，宿丰林译，徐昌瀚审校，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144页。显然，后者更具有市场潜力。

1728年《中俄恰克图条约》的签订开启了俄中两国经贸的新纪元。恰克图条约在“准两国间自由通商”外，还添加了“可在尼布楚和色楞格之恰克图选择适当地点建盖房屋，周围墙垣栅子可酌情建造。情愿前往贸易者，均指令由正道行走，倘或绕道，或有往他处贸易者，将其货物入官。”(12)[俄]尼古拉·班蒂什·卡缅斯基编著：《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1619—1792年)：根据外务委员会莫斯科档案馆所藏文献于1792—1803年辑成》，第391页。中俄两国经过协商在边界开放恰克图和祖鲁海图两个贸易市场。 随后，恰克图贸易很快繁荣起来。贸易总额方面，1755—1762年平均每年贸易额1 011 129卢布，1768—1778年平均每年贸易额2 300 122卢布，1780—1785年平均每年贸易额6 361 612卢布。税收方面，1755—1762年税收总量217 323卢布，1768—1778年税收总量425 145卢布，1780—1785年税收总量600 633卢布。(13)米镇波：《清代中俄恰克图边界贸易》，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1页。在恰克图的俄国商品中，毛皮仍旧占据着主要位置，它的出口额在1757—1784年间约占俄国出口总额的85%。这使得恰克图开始成为一个毛皮贸易的中心。来自西伯利亚、勘察加和阿拉斯加，甚至英美商人的毛皮都源源不断地进入恰克图市场。在1768—1785年期间，从国外取道俄国过境运抵恰克图的毛皮，包括海狸皮3—5万张，水獭皮0.5—1万张，此外还有猞猁皮、狐皮、沙狐皮、家兔皮、麝鼠皮等。(14)[苏]米·约·斯拉德科夫斯基：《俄国各民族与中国贸易经济关系史(1917年以前)》，第179—180页。根据1799年沙皇保罗一世签署的敕令，俄美公司垄断了俄属美洲、阿留申群岛、千岛群岛和西伯利亚东海岸的贸易狩猎与经营权，成为恰克图贸易大宗皮货的主要供货商。当然，私商的毛皮走私活动一直没有停止，他们或者从公司员工手中购得毛皮，或者从英美商船那里获得毛皮，再运往恰克图或者其他中俄边境地区出售。(15)[俄]特鲁谢维奇：《十九世纪前的俄中外交及贸易关系》，徐东辉、谭萍译，陈开科审校，长沙：岳麓书社，2010年， 第84—85页。私商的走私活动使俄美公司的毛皮贸易遭受不小的损失。同时，俄美公司的经营还面临物资补给与外商竞争的威胁。前者由西伯利亚的自然条件与俄国落后的航海技术而来，后者则是英美商人在海运和市场等方面优势地位的体现。

此外，俄国对华贸易还深受清廷恰克图闭市之苦。18世纪清代中国国力的衰弱使其倚重利用经济利益实现政治目的的手段。适逢中俄两国边界军事、民事冲突之时，清廷总要以关闭恰克图—买卖城(16)1727年《中俄恰克图条约》签订后，中俄两国开始在恰克图边界地带修建商业城镇，其中俄国人的城镇修建在边界以北，称为恰克图。中国人的城镇修建在边界之南，称为买卖城。两座城镇以中俄边界为界。互市相要挟。据统计自1744—1792年，共“闭市”十次，其中最后和最长的一次达七年之久(1785—1792)。仅在乾隆朝，清廷就曾分别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乾隆四十四年(1779)、乾隆五十年(1785)关闭恰克图贸易。(17)米镇波：《清代中俄恰克图边界贸易》，第16—23页。清代中国数次关闭恰克图贸易致使俄国毛皮积压，不仅造成大量毛皮的变质与损坏，而且压低了中国市场对毛皮的需求与价格。显然，“朝贡贸易体制”只是清代中国统治者的一厢情愿，俄国政府和俄美公司绝不会甘心放弃打开广州市场。实际上，广州市场的稳定与海路交通的便捷，一直是英美商人获得商业优势的重要条件，也成为俄国政府和商业公司不断追求的战略目标。早在彼得一世时代，俄国政府就制定出利用海路从喀琅施塔得经过北冰洋到达广州的航线。而在北太平洋开发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两次勘察加半岛探险，都是俄国人寻求广州航路的直接产物。同时，俄国商人也积极投入到对广州市场的开拓之中。伊尔库茨克商人舍利霍夫是开拓广州市场的积极策划者。其曾向西伯利亚总督雅库比(Iakobii)提出建议，向中国港口派遣“一些悬挂适合旗帜的”船只，以扩大毛皮贸易的规模。他还多次向女沙皇叶卡捷琳娜上奏，希望政府开拓广州市场。(18)P. A. Tikhmenev, A history of the Russian-American Company, Richard A. Pierce and Alton S. Donnelly translated and edited, Th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78, p.18, 40.伴随俄美公司的成立，商业垄断公司成为俄国与英国、美国、西班牙争夺殖民利益的隐蔽性政策的执行者。而俄美公司在美洲太平洋区域遭遇到的商业竞争与英美俄等国家的殖民争夺日趋激化，最终促使俄国政府采取行动打开广州市场。

同时，俄国对日本市场的向往由来已久。早在1670年俄译荷兰人默卡特(Gerhardas Mercator)的《宇宙志》一书中，俄国人即获得有关日本的地理位置、自然条件、行政制度、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国际关系等方面的知识。1697年，俄国哥萨克五十人长弗拉基米尔·阿特拉索夫在勘察加半岛南部遇见因海难漂流至此的日本商人传兵卫。这是俄国人与日本人的第一次接触。阿斯特拉索夫将此事汇报给西伯利亚衙门和沙皇彼得一世，西伯利亚衙门对传兵卫进行了多次审讯，其供词中所谈日本盛产金银和与“中国”土地毗连的情况，似乎验证了有关日本遍地是金银的传说。(19)这一传闻很可能最早来源于《马可波罗行纪》。据《马可波罗行纪》第158章 “日本国岛”中记载：“日本国是一岛，在东方大海中，距陆一千五百哩。其岛甚大，居民是偶像教徒，而自治其国。据有黄金，其数无限，盖其所属诸岛有金，而地距陆甚远，商人鲜至，所以金多无量，而不知何用。 此岛君主宫上有一伟大奇迹，请为君等言之。君主有一大宫，其顶皆用精金为之，与我辈礼拜堂用铅者相同，由是其价颇难估计。复次宫廷房室地铺金砖，以代石板，一切窗栊亦用精金，由是此宫之富无限，言之无人能信。”参见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387页。事实上，近代俄国对日本的关注同样源于对华毛皮贸易的发展。1738—1739年斯潘别尔格对千岛群岛的观测无疑为俄国毛皮商人提供了新的目的地。千岛群岛中的很多岛屿都盛产毛皮动物，如其中的得抚岛就因盛产一种海龙皮(海狗皮)而被称为“海龙岛”。从18世纪中期开始，俄国商人从北向南逐一探查千岛群岛，巧取豪夺土著人手中的毛皮。当俄国人抵达得抚岛后，便从当地土著居民那里获得日本的相关消息，了解到得抚岛临近的择捉岛上有日本人的税务所和贸易据点，经营阿伊努人与日本本土的贸易活动。1775年，俄国远东商人舍利霍夫在行政长官皮利(Pil)的支持下，向日本秘密派遣商船，力图发展对日贸易。这次尝试最终因商船遭遇海难而失败。(20)George Alexander Lensen, The Russian push toward Japan: Russo-Japanese relations, 1697-1875, Octagon Books, 1971, p.121.其后数十年间，沙俄政府先后组织了穆罗夫斯基、拉克斯曼等多次使日航行，(21)具体参见：Harry Emerson Wildes, “Russia's Attempts to Open Japan”, The Russian Review, Vol. 5, No. 1 (Autumn, 1945), pp.70-79.却依然无法打开对日贸易之门，而作为商业垄断公司的俄美公司的建立及其对粮食补给、海外市场的需求必然在俄国政府中掀起一股打开日本国门的热潮。

二、戈洛夫金使华与俄舰入广贸易

恰克图贸易的波动起伏与英美商人的激烈竞争是俄国政府和俄美公司尝试开拓广州市场的主要考量。俄国商务大臣鲁缅采夫是这一计划的主要推动者。1803年初，鲁缅采夫呈奏沙皇亚历山大一世，陈述俄美公司“在恰克图虽苦心经营，刻意维持毛皮价格，唯英、美等国人由诺特卡—宗德群岛及夏洛特群岛将毛皮直运广州，生意上占尽先机”。进而建议“酌派一专使赴北京，以船队首航北美为由，请中国港口予以必要之友好协助；同时仿效欧人榜样，要求开展互市”，并作出“一旦大量毛皮运入广州，中国人本身定能从中获益匪浅”，所以不会加以拒绝的判断。(22)“1803年，不晚于2月13日。商务大臣Н.П.鲁米扬采夫为建议派代表赴北京谈判俄国于广州开贸易事呈亚历山大一世皇帝的奏折”，[俄]B.C. 米亚斯尼科夫：《19世纪俄中关系：资料与文献 第1卷 1803—1807》(上)，第1—2页。1803年2月20日，沙俄内阁审议通过“派官员赴日本、广州”的议案”(23)“1803年2月20日。内阁关于审议商务大臣Н.П.鲁米扬采夫奏请开广州贸易事的记录”，[俄]B.C. 米亚斯尼科夫：《19世纪俄中关系：资料与文献 第1卷 1803—1807》(上)，第6页。。1803年3月底，鲁缅采夫首次公布向日本和中国派遣使臣的具体计划，建议“有必要为国家利益考察美洲领地，组织物产，前赴广州开市，并重视同日本及亚洲其他地区的贸易。”(24)“No.3 1803年，不晚于3月27日。商务大臣Н. П. 鲁米扬采夫就同清帝国及日本开展贸易之前景呈亚历山大一世皇帝的奏章”，载[俄]B.C. 米亚斯尼科夫：《19世纪俄中关系：资料与文献 第1卷 1803—1807》(上)，第9页。同年11月3日，鲁缅采夫向俄国国务总理大臣沃隆佐夫提出报告，“建议派遣一使臣前赴北京，宣示友好，知会吾皇登基，并询问中国政府是否同意除陆地边境恰克图外，另辟广州贸易，允许我国加入，与万国万邦一体对待。”(25)“No.5 1803年11月3日。商务大臣Н. П. 鲁米扬采夫为建议就派遣使臣赴清帝国事知会清国当局以及为使臣准备训令等事呈国务总理大臣A.P.沃隆佐夫的报告”，载[俄]B.C. 米亚斯尼科夫：《19世纪俄中关系：资料与文献 第1卷 1803—1807》(上)，第18页。11月9日，沃隆佐夫就亚洲司起草枢密院致理藩院文书知照清帝国一事向外务院下达指示，说明俄国使华活动的“唯一目的在于敦睦修好，通报皇帝陛下登基，并对中国皇帝登基致贺”(26)“No.6 1803年，不晚于11月9日。国务总理大臣A.P.沃隆佐夫就亚洲司起草枢密院致理藩院文书知照俄国将派使团赴清帝国一事给外务院的指示”，载[俄]B.C. 米亚斯尼科夫：《19世纪俄中关系：资料与文献 第1卷 1803—1807》(上)，第20页。。11月16日，俄国枢密院依照沃隆佐夫指示以告知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登基和祝贺清代皇帝登基为理由，知会清朝理藩院，提议向北京派遣使臣。(27)“No.7 1803年11月16日。枢密院为俄国政府向清帝国派遣使臣事致理藩院的文书”，载[俄]B.C. 米亚斯尼科夫：《19世纪俄中关系：资料与文献 第1卷 1803—1807》(上)，第23页。1804年2月4日，恰尔托雷斯基下达给使团的指示主要包括两项内容：“一是探听中国政府是否同意俄国在恰克图以外陆界择方便之地另辟一处通商口岸的建议；二是探听对其他国家开放的广州贸易是否也会对俄国人开放。”(28)陈开科：《嘉庆十年：失败的俄国使团与失败的中国外交》，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57页。1804年1月19日，库伦办事大臣蕴端多尔济、佛尔卿额向嘉庆帝汇报俄国请求使华的计划。2月22日，理藩院向俄国枢密院传达嘉庆帝意见，询问俄国使团启程和到达北京的时间，批复“着尔等准备妥当，即可成行，以示朕对远方使臣体恤赏识之意。”(29)“No.18 1804年2月22日。理藩院就嘉庆皇帝同意廷见俄国使臣事致枢密院的文书”，载[俄]B.C. 米亚斯尼科夫：《19世纪俄中关系：资料与文献 第1卷 1803—1807》(上)，第50、52页。从理藩院回复俄国枢密院的国书语态可以看出，清朝“天朝大国”的形象跃然纸上，诸如“近年来俄罗斯国信守各项已有之协议，如今又思恢复久已中断之往来，派使臣来我国京城北京表达敬意”“以示朕对远方使臣体恤赏识之意”等言辞无不以一种凭高“一览众山小”的姿态应对俄国赴华使团的请求。其实质是清代中国 “朝贡贸易体系”中“天子”处理四方夷狄朝贡贸易的惯用方式。11月17日，理藩院正式告知枢密院，嘉庆帝考虑到“俄罗斯路途遥远，故也许今年不克遣使前来”“无奈只好将此次出使延至来年”，同意于1805年在清廷接待俄国使团。(30)“满文译本 大清国理藩院知照俄罗斯国枢密院文书”，载[俄]B.C. 米亚斯尼科夫：《19世纪俄中关系：资料与文献 第1卷 1803—1807》(上)，第105页。

然而，戈洛夫金使团直到1805年5月才从圣彼得堡出发，途径莫斯科、喀山、伊尔库斯科、恰克图，到达中国边界城市库伦。正是在库伦，俄国使团与清朝政府发生了激烈冲突，涉及书信体例、限制俄国使团人数、俄国东正教布道团随行等诸多问题。1806年1月14日，戈洛夫金使团进入库伦，接下来，戈洛夫金就与库伦大臣之间围绕谁先迎接谁的问题产生了矛盾。1月15日，戈洛夫金拜访库伦大臣，库伦大臣也在二进门恭候俄国大使。而双方真正的冲突发生在次日中午的交涉之中。期间，库伦大臣坚持要求戈洛夫金在宴会开始前于正午时分面对点燃香烛的香案行三跪九叩之礼，以示谢恩，戈洛夫金则严词拒绝，双方最终不欢而散。其后，戈洛夫金使团与库伦办事大臣之间多次沟通，然而双方互不相让，陷入僵局之中。2月11日，库伦收到了嘉庆皇帝的谕旨。库伦办事大臣立即派贝子前往使团驻地宣布皇帝旨意：如果大使不在库伦履行跪拜礼，就要被驱逐。同日，库伦办事大臣即致函戈洛夫金，以书面文件形式向使团宣布嘉庆皇帝的谕旨：如果戈洛夫金不在库伦演习跪拜礼，那么“自戈洛夫金以下使团全体人员，既无福享受我圣明皇上之恩典，只能谨遵圣命，带着你们的贡物，即刻回国，无需继续交涉。”(31)陈开科：《嘉庆十年：失败的俄国使团与失败的中国外交》，第331—347页。

三、列扎诺夫访日事件

1803年沙俄第一次环球航行即将启航之际，商业大臣鲁缅采夫奏请沙皇借此机会向日本派遣一位外交使节，尝试开拓俄日贸易之门。(40)“No.3 1803年，不晚于3月27日。商务大臣Н. П. 鲁米扬采夫就同清帝国及日本开展贸易之前景呈亚历山大一世皇帝的奏章，”载[俄]B.C. 米亚斯尼科夫：《19世纪俄中关系：资料与文献 第1卷 1803—1807》(上)，第7—8页。2月20日，鲁缅采夫在俄罗斯帝国大臣委员会上宣读了有关开拓日本贸易与中国广东贸易的报告。报告内容得到了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批准。(41)[日]寺山恭輔, 畠山禎, 小野寺歌子編,平川新監修：《ロシア史料にみる18～19世紀の日露関係》,第1集，32.事后，鲁缅采夫还曾多次向沙皇陈述北美丰富的毛皮资源与彼得大帝以来俄国对外开拓的功业，说明打开日本市场对解决俄美公司补给与贸易方面困境的重要作用。(42)[日]寺山恭輔, 畠山禎, 小野寺歌子編,平川新監修：《ロシア史料にみる18～19世紀の日露関係》,第1集，35.显然，鲁缅采夫对发展俄日贸易的热情是彼得大帝、叶卡捷琳娜大帝以来俄国政府对日本与远东贸易追求的延续，尤其深受俄国远东当局与商人群体不断诉求的影响。早在1792年，叶卡捷琳娜大帝即批准伊尔库茨克总督以地方名义向日本派遣出拉克斯曼使团。这次使团活动虽未实现俄日两国全面通商的目标，却也获得允许一艘俄国船只进入长崎港的批复，为日后俄国继续开拓日本市场创造了重要的条件。(43)有关拉克斯曼使日的内容参见：David N. Wells edite and translate, Russian views of Japan, 1792-1913: An anthology of travel writing, New York: Routledge, 2004.俄美公司的成立与沙俄向美洲—太平洋区域的扩张更坚定了沙俄打开日本国门的决心。早在1800年，沙皇保罗就已经明确将建立俄日两国联系的任务委托给俄美公司，(44)George Alexander Lensen, The Russian push toward Japan: Russo-Japanese relations, 1697-1875, p.122.俄国政府最终选择承担赴日使团的所有费用。沙皇亚历山大一世选择尼古拉·列扎诺夫作为首位俄国赴日使节，尝试与日本皇帝签订友好条约，打开俄日经济贸易的新局面。俄国政府对列扎诺夫日本之行的目标作了如下规定：第一，依据拉克斯曼使团获得的进入长崎港贸易的凭信开通俄日两国的贸易；第二，往返日本期间，注意探测千岛群岛、萨哈林岛、阿穆尔河河口，以及鞑靼海峡；第三，调查西伯利亚东部海岸，并进行政府出访。(45)George Alexander Lensen, The Russian push toward Japan: Russo-Japanese relations, 1697-1875, p.128.显然，俄国政府对日本市场的开拓，与探测北太平洋岛屿、黑龙江流域等多重目标相联系，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出沙俄在远东扩张的整体性。

作为俄国向日本派遣的首批国家使团，列扎诺夫使团深受沙皇政府的重视。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不仅授予列扎诺夫皇室侍从长、四等文官、圣安娜一等爵位等显赫地位，而且亲笔致信日本国皇帝，说明俄日两国具有发展经济贸易的天然优势，希望借此开拓俄日两国商贸的大门。(46)[日]寺山恭輔, 畠山禎, 小野寺歌子編,平川新監修：《ロシア史料にみる18～19世紀の日露関係》,第1集，69.1804年8月22日，搭载列扎诺夫在内共85名人员的“希望号”驶向日本列岛。直至9月26日，“希望号”才到达日本海岸。9月28日，列扎诺夫与日本代表正式举行会谈。列扎诺夫向日方呈送了同时用俄文、满文和日文书写的亚历山大一世国书，说明俄国使团此行的目标。日本官员却以国书中的日文无法识别为由，要求先将信件译为荷兰文之后再与答复。随后，列扎诺夫使团开始了在长崎港长达半年的等待。期间，日本对俄国使团的活动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先是要求俄舰和使团成员解除武装，但允许列扎诺夫及随从保留配身短剑。日本人还不允许荷兰人与俄国人会面，不允许日方工作人员向俄国人透露任何有关日本政治与社会方面的内容，不允许俄舰进行礼仪性鸣炮，不允许俄国使团人员进入长崎港。(47)Owen Matthews, Glorious Misadventures: Nikolai Rezanov and the Dream of a Russian America, London:Bloomsbury, 2013, p.102.11月2日，长崎官员通知俄国使团日方将提供免费的补给品，但俄方人员不得进行任何交易活动。同时告知荷兰船只即日离港，将鸣炮致礼，此乃荷兰国家风俗，要求俄舰不得鸣炮。这一要求很快遭到列扎诺夫的激烈反抗，后者认为日方此举侮辱了俄舰悬挂的俄罗斯帝国军旗。(48)George Alexander Lensen, The Russian push toward Japan: Russo-Japanese relations, 1697-1875, p.149.列扎诺夫还向日方人员申诉：感觉自己并不是被看作一位朋友，而是一名被关押的囚犯。列扎诺夫要求日方能够允许自己登岸养病。这一要求获得日方许可。日本官员在长崎港岸边的一个小的半岛上修建了一所房屋，长50米，宽40米，周围的草木都被拔除，房子周围是两层用竹子搭建的栅栏，配有一条狭窄的孔道和两扇带锁的铁门，周围驻有大量日本武士。日方要求俄方每晚登岸人员不得超过9人。列扎诺夫及使团主要成员就是在这样的阴暗、潮湿、寒冷的条件下度过驻留日本的大部分时间。这种环境不但继续危害着列扎诺夫的身体(49)列扎诺夫身体状况的恶化发生于从俄国喀琅施塔德到日本的航行中。由于沙皇和俄国官员对列扎诺夫与克鲁申施特恩职责与权限的模糊界定，使二者在航行中多次发生争执，直接导致克鲁申施特恩将列扎诺夫囚禁在船长室中，在密闭的环境下，列扎诺夫的身体大为虚弱，这一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列扎诺夫对处理对日事件的判断力和忍耐力。参见：Glynn Barratt, Russia in Pacific waters, 1715-1825: A survey of the origins of Russia’s Naval presence in the North and South Pacific,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1981.，也使他和其他成员的脾气变得更为暴躁。正如随行医生朗斯多夫所描述的那样：“寒冷和暴风雨增加了疾病，船上的每一个灵魂都因虚度时间而暴躁。”(50)Georg Heinrich von Langsdorff, Voyages, discoveries and correspondence, St Petersburg, 1890, p.288.这样的局面一直维持到1805年春。

由户田氏教担任首席老中的德川幕府，采纳儒官林述斋和柴野栗山的建议，继续坚守锁国的祖法，反对开展对外贸易，决定拒绝俄方提出的一切要求：即禁止俄国使节前来江户，不接受国书和赠品，拒绝通商和通信。1805年初，幕府除将这一见解通知长崎奉行外，并派遣幕府远山景晋携带晓谕前往长崎。在给长崎奉行的通知中，幕府指示其应质问对方，为何违反当年在晓谕的内容而带来国书，并将信牌收回，但仍依前例，提供粮食、燃料及淡水。(51)周启乾：《日俄关系简史》，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62页。4月，远山景晋等在长崎三次会见列扎诺夫。第一次的会谈非常短暂。远山质问俄方为何在拉克斯曼使团被拒绝后仍然携带国书而来，强调拉克斯曼所获长崎贸易凭信是允许一艘俄国商船前来贸易而非允许俄国派遣使团，并指责俄方为何在获得特许证十余年后方才前来。列扎诺夫利用事先准备好的答案做了应答。不久，远山景晋与列扎诺夫进行了第二次会谈。远山向俄方传达了幕府致俄罗斯帝国皇帝的信件，说明锁国政策乃是日本延续数百年的故例，当下日本与朝鲜、中国、荷兰、琉球的贸易关系因为早已存在而获得保留，因为日本对外国商品并没有特别的需求，所以无法允许俄方提出的通商要求。俄方应立即返回，不得再来。(52)George Alexander Lensen, The Russian push toward Japan: Russo-Japanese relations, 1697-1875, p.155.日方的这些言论激起了列扎诺夫的强烈不满，他大声咆哮，“你们怎么能够拒绝俄罗斯皇帝致日本皇帝的国书！”列扎诺夫甚至扬言要书写俄罗斯帝国对日本的战书。(53)Owen Matthews, Glorious Misadventures: Nikolai Rezanov and the Dream of a Russian America, London:Bloomsbury, 2013, p.109.4月19日，俄日双方再次会谈，基本确定了前两次会谈的结果。日本为俄舰免费提供补给品，但拒不接受俄方的国书和礼品。4月21日，日方接收俄舰带来的日本漂流民。4月28日，列扎诺夫获得幕府致沙皇国书的荷兰语版。同日，俄舰接到日方通知，要求其尽快驶离长崎港。4月30日，俄舰“希望号”驶离长崎港，列扎诺夫使日最终以失败告终。

“希望号”离开长崎后，于1805年6月返回勘察加半岛。正是在这次航行中，列扎诺夫注意到日本海防的薄弱，为日后制定劫掠日本的计划奠定了基础。1805年7月30日，列扎诺夫上书沙皇亚历山大一世，说明“日本民众对俄日两国贸易之渴望，希望通过武力打开日本贸易大门”。随后他任命在俄美公司任职的海军军官赫沃斯托夫上尉和达维多夫少尉，指令“摧毁松前的日本人定居点，将日本人赶出萨哈林岛，并对日本海岸发动攻击，使其无法继续进行捕鱼，最终迫使其同意俄日两国贸易活动”。(54)George Alexander Lensen, The Russian push toward Japan: Russo-Japanese relations, 1697-1875, p.161.然而，此时正值欧洲拿破仑战争时期，沙皇的注意力完全被欧洲事务所吸引，列扎诺夫一直没有获得沙皇的答复。1806年8月，列扎诺夫含糊其辞地大胆指示赫沃斯托夫和达维多夫前进至日本海域，对海岸目标发动攻击。1806年10月间，俄舰“尤诺娜”号先后对库页岛和南千岛的部分日本据点进行攻击。俄舰对南千岛群岛、库页岛和北海道的攻击促使日本政府增强对北部边防的危机意识。1807年初，幕府把箱馆奉行改称松前奉行，官署从箱馆迁至松前，这样，就完全废止了松前藩对虾夷地的统治，而将其列为幕府的直辖领地，这是一个对付俄国人袭击的对策。幕府还向在沿海拥有领地的大名和小名发出指示说：“今后无论在何处海面发现俄船，应即严加驱逐，如敢靠岸，则应迅即扣留或击沉，一切应根据情况处理。”(55)[日]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一卷 西欧的冲击与开国”，周启乾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第116页。日俄两国随后再次发生日方扣留戈洛夫宁与俄方逮捕高田屋嘉兵卫的冲突，但日俄两国考虑到本国所面临的国内外形势，最终采取交换人质的息事宁人的态度，这场由列扎诺夫使团失败而挑起的俄日两国边界争端才宣布告一段落。(56)有关戈洛夫宁被俘事件的内容，具体参见：Captain Golownin, Memoirs of a captivity in Japan, during the years 1811, 1812, and 1813; with observations on the country and the people, London: Printed for Henry Colburn and Co., 1824.

四、19世纪初俄国开拓远东海上贸易活动的历史影响

19世纪初俄国政府与俄美公司联合开拓中国广州与日本长崎的活动是近代俄国在远东太平洋区域政治、商业扩张链条中的两个环节，二者具有惊人的相似性。戈洛夫宁使华与列扎诺夫赴日都以失败告终，而双方在礼仪文化与外交体制方面的冲突成为两次外交活动失败的关键因素，其实质是西欧国际体系与朝贡体制、大君外交制度等东亚传统国际体系的冲突，更是俄国与中日两国间商业经济与农本经济的激烈对抗。戈洛夫金使华作为俄国更改中国传统贸易体制(57)清代中国的外贸体制源于15世纪初明成祖根据魏晋南北朝时期华夷秩序观念发展而来的朝贡体系，即以商贸利益为诱惑吸引万国来朝的盛世局面，“朝贡贸易体制”初步形成，早期的朝贡包含较大的君主“德化”与明王朝的政治军事实力。满清入关后基本沿袭下明朝的“朝贡贸易体系”，其实质是证明政权合法性的重要手段。18世纪后期，伴随清代中国国力的衰微，“朝贡国”越来越注重“朝贡贸易”中的经济效益而非政治意义，而清朝统治者则仍然沉醉于“万邦来朝”的虚幻状态之中，并且在政治军事力量难以实现目标的时候选择利用“朝贡贸易”的经济手段获得政治目标。如乾隆时期三次关闭中俄恰克图边界贸易以迫使沙俄政府在蒙古和新疆问题做出妥协。嘉庆皇帝为在万邦朝贡使节面前显示大俄罗斯对自己的“臣服”而拟定戈洛夫金使华的时间等。有关“朝贡贸易体制”的内容参见[美]费正清：《中国的世界秩序》，杜继东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日]信夫清三郎编：《日本外交史》， 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问题研究所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米镇波：《清代中俄恰克图边界贸易》，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陈维新：《清代对俄外交礼仪体制及藩属归属交涉(1644—1861)》，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2年。的尝试，其失败的命运不仅体现出清代中国“朝贡”理念的顽强生命力，而且显现出中华世界秩序与欧洲国际体系的巨大差异。正如美国学者康灿雄所说，东亚区域独特的历史发展，赋予朝贡制度成为解读该区域国际关系与政治经济状况的有效路径。(58)[美]康灿雄(Kang, David.C.)：《西方之前的东亚：朝贡贸易五百年》，陈昌煦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1—6页。戈洛夫金使团对华外交的失利具有重要的历史影响。一方面，俄国对华贸易被长期限制在恰克图口岸，直接导致俄美公司与沙俄政府在远东的商贸活动受到遏制。另一方面，戈洛夫金使团的气势与英国在东南海疆活动的频繁促使清廷感受到外域的强大与威胁。但总的来看，清代中国失去了一次重新审视国际大势，调整自身贸易外交体系的机会，而俄舰入广的经历无不揭示出清代地方官吏、海关管理以及外贸体制的腐败与无能。

另外，列扎诺夫使团的失败正是日俄两国社会整体发展态势中差异性的集中体现，这种差异既反映在日俄两国异质文化的矛盾方面，又是现实政治层面国际关系体制之间的冲突。列扎诺夫叩关日本对俄日双方亦有深远的影响。日本方面，加强海防与开发北部边界的思想日益兴盛。这一思想发源于近代西方国家在北太平洋区域的扩张，并伴随俄国拉克斯曼使团与列扎诺夫使团的到来得以不断强化。东亚史学者手塚薫通过对19世纪初期德川幕府对库页岛、北海道和南千岛群岛海洋资源开发历程的梳理，注意到幕府的北疆开发与沙俄威胁的紧密关联。(59)[日]手塚薫(Kaoru Tezuka), “Ainu sea otter hunt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ina-Japanese Trade,” Senri Ethnological Studies 72: 125.同时，列扎诺夫叩关日本还强化了幕府推行锁国政策的力度。如幕府颁布“俄船驱逐令”对靠岸的俄船进行驱逐，无论其是否遭遇海难或缺乏燃料补给。此外，幕府开始将对外贸易的对象限定于中国、朝鲜、荷兰东印度公司和琉球等传统通商国家，在某种程度上使日本日益走向锁国状态之中。俄国方面，列扎诺夫使团的失败成为沙俄向远东——北太平洋地区扩张的重大挫折，深刻影响到俄国的远东扩张战略与实践。期间，日本政府的强硬态度、有效的军事部署都使沙俄感觉到日本作为一个动员力极强的国家，远非西伯利亚和阿拉斯加那些易于被征服的鞑靼汗国和部落，必须慎重行事。同时，克鲁申施特恩等人对库页岛和黑龙江流域地理环境的误判则直接影响到沙俄远东政策的制定与施行，客观上推迟了近代远东黑龙江问题的出现。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戈洛夫金与列扎诺夫使团皆因“礼仪冲突”而失败，中日俄三国不同的社会发展态势与国际关系体系，则是左右东北亚区域国际关系的深层动因。近代俄国深受欧洲重商主义的影响，国家和君主致力于拓展对外贸易。事实上，正是近代欧洲制帽产业的发展及其对毛皮资源的需求，直接促成俄国对新的毛皮产区的追逐与向西伯利亚的扩张。反观同时期的中日两国，尽管原始商业亦获得一定的发展，但整体都是以农为本的封建经济。近代西欧国家引领的世界贸易作为历史发展的潮流，清代皇帝与德川幕府都曾从国内外贸易中获益，然而为延续专制统治，两者又都限制自由贸易与交流。而传统的朝贡贸易体系与大君外交体制，正是中日两国处理国内与周边关系的柱石。从这个意义上说，欧洲国际体系的侵蚀与朝贡贸易体系及大君外交体制的破坏，必然会危及清代皇帝和德川幕府的统治根基，后者对其的激烈抵制自然也在情理之中了。实际上，欧洲国家和商业公司作为传统亚洲体系的介入者，如何处理与这些区域传统的贸易与外交的关系问题成为其各自生存与发展的关键问题。由于现代早期欧洲国家在亚洲区域政治、军事实力的有限，更增加了这一进程的复杂性。显然，传统的以欧洲国际体系为蓝本的使团外交难以实现既定的商业和政治目标。反观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德川日本的成功与马嘎尔尼使团和戈洛夫金使团的失败，其融入传统外交系统与挑战既有体制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使团的不同命运。(60)以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德川日本的外交交涉为例，其先后历经“荷兰执政”“巴达维亚的荷兰总督”等域外主权的交涉与“臣属与融入传统的德川幕藩体制”的阶段性转变，最终获得德川幕府的认可与公司对日贸易的延续。同样的事例适用于英国东印度公司对莫卧儿帝国传统秩序的融入过程。参见[英]亚当·克卢洛：《公司与将军：荷兰人与德川时代日本的相遇》，朱新屋、董丽琼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年，第30—151页。

此外，中日两国在应对沙俄外交压力的过程中存在一定的差异性，而这种差异性似乎在明治维新前既已昭示出近代中日两国不同的发展命运。俄国使臣在中日两国同样因为礼仪体制问题而受到阻碍，但交涉期间粤海关当局的诚惶诚恐、清廷与广东地方的政策差异、统治者对事件的处理、事件对本国政策的影响等方面都与德川日本的坚定决绝、上下一致，事件对官僚、社会各界的震动相差异，这些应对方面的差异必然对19世纪后中日两国的历史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61)“俄舰入广”期间，粤海关和广东地方当局一直处于一种犹豫不决的状态之中：一方面，俄国作为北陆通商之国，入广贸易有违既定规章；另一方面，朝廷下达给粤海关的税收压力、地方官员的徇私舞弊传统，直接促成广东地方当局的默许态度与俄舰贸易计划的完成。而清廷内务府广泛参与恰克图与广州的外贸活动并从中获益，反映出清廷对外贸易与交流的复杂态度。有关清代广州体制问题的研究，参见[美]范岱克：《广州贸易：中国沿海的生活与事业(1700—1845)》，江滢河、黄超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正如日本学者信夫清三郎在论及近代中日两国应对西方冲击时的不同反应问题时所说：“清朝的异民族统治与日本的幕藩体制不同，特别是幕藩体制以封建割据为原则，承认多种思想的存在；其次的原因在于华夷秩序把中国以外的世界看作是‘夷’，当作‘羁縻’的对象，绝不承认是平等的关系，而大君外交体制则由于是在中华秩序的外缘形成的关系，一开始就不把自己的国际秩序当作唯一的、绝对的东西，而认为是若干国际秩序之一。”(62)[日]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上册)，第45—46页。同时应该看到，两次事件的结果在某种程度上还是中国和日本成功抵制俄国殖民入侵的生动体现。

结语

近代重商主义思想的发展与欧洲各国对华贸易的争夺成为16世纪末俄国向西伯利亚和远东扩张的重要背景。伴随俄国远东对华贸易的发展与美洲太平洋区域的商业殖民，沙皇政府迫切需要进一步拓宽中国广州和日本长崎的贸易市场。19世纪初的戈洛夫金使华与列扎诺夫访日正是沙俄政府尝试打开远东市场的重要行动。其实质是近代欧洲国家寻求全球市场与追求商业利润的组成部分，也是沙俄国家对外殖民扩张的关键步骤。这两次外交使团最终因为礼仪纷争而宣告失败，其结果对近代东北亚国际关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一方面，沙俄缘起于西伯利亚的扩张受到遏制，另一方面，俄国使团的气势与行动无疑增加了中日两国的地缘政治压力。从历史发展的长时段出发，19世纪初俄国使团与中日两国的冲突正是近代欧洲国际体系与东亚传统的朝贡贸易及大君外交体制的碰撞与对抗。而中日俄三国社会发展状态的差异，则成为这一外交后果的根本原因。值得注意的是，两次外交交涉过程中，中方与日方在中央与地方具体态度和政策上的差异，俄舰在广州的“得逞”与在长崎的“完败”的巨大反差，以及事件过后清廷对涉事官吏的严惩与幕府开发北部边疆的规划，无不体现出中日两国在应对域外威胁时的不同反应。这种外交态度与策略上的差异，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近代中日两国不同发展历程的具体展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