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林杰，杨胜慧

(中国人民大学 a.社会与人口学院；b.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北京 100089)

一、引言

2020是脱贫攻坚的收官之年，这意味着中国已经实现全面脱贫，进入后脱贫时代，因此国家的政策目标也由“脱贫攻坚”转向“乡村振兴”。在此基础上，对后脱贫时代乡村振兴路径的探索富有现实意义，而探索路径则首先需要厘清其目标对象是谁。在学者看来，脱贫攻坚将扶贫上升至公共性议题，主要满足个体普遍性和同质性的需要，其中的个体是一个“抽象化”了的人，而对扶贫效果的考核主要基于实证性的评估。然而这种方式忽视了个体化需求以及个人返贫的风险，因此后脱贫时代下的乡村振兴除了关注村落整体的经济发展外，同时也应关注贫困者的日常生活以及自身能力，即将扶贫目标由“解放政治”转向“生活政治”[1](P101-107)。同时，也有学者指出资产建设理论可以指导中国的反贫困实践，推动贫困地区形成内生性脱贫动力[2](P7-11)。资产建设对于个体的能力建设大有裨益，但是透过西方社会福利史不难发现它的开展是有条件的。然而现有研究主要关注资产建设对脱贫的实践意义，忽视了影响资产建设实践的环境因素，因此本文主要通过梳理西方福利范式的演变路径阐释资产建设实践的必要条件，以及后脱贫时代下的乡村振兴与资产建设实践的契合性。

二、西方福利范式演进

西方的社会福利最初是基督教怜悯、仁慈和博爱思想的产物，信徒提供福利的动力源于其可以因此获得救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