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抚星 张廷君

一、问题提出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环境污染问题日益突出，城市环境污染与治理问题逐渐受到国家和地方各级政府的重视。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构建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公众作为环境治理的重要主体之一，在生态环境保护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互联网技术不断发展的时代背景下，网上问政平台已逐渐成为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主要渠道与载体，公众通过平台提交环境问题投诉，推动政府部门更好地治理污染、保护环境。

近年来，学者们开始关注公众环境治理投诉问题，通过对相关文献的回顾可以发现，以往的研究主要使用面板数据分析公众环境治理投诉的类别差异及其与地方政府回应间的关系。针对公众环境治理投诉后果变量的讨论较多，但利用大数据分析公众环境治理投诉影响因素的研究相对较少。因此，研究采用二次分析方法，选取福州市、宁德市、南平市、龙岩市、漳州市五地市的12345便民服务平台为案例，以2018年1月至2018年12月公开的环境保护类公众投诉记录为研究对象，拟探析公众对于环境质量的评价，并利用OLS直线回归模型分析影响公众环境治理投诉的主要因素。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公众环境治理投诉主要反映了该区域环境质量的高低。综观学界已有的研究可以发现，针对公众环境治理投诉影响因素的研究相对较少，但有关区域环境质量影响因素的研究成果已较为丰富，学者们主要围绕经济发展水平、人口规模、工业化水平、环保财政支出和餐饮业发展水平等变量对区域环境质量的影响展开讨论，这为本研究理论模型的构建提供了参考。

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Grossman等（1994）的经典研究证实了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区域环境质量的重要因素。经济增长带来了最初的环境恶化阶段，到达一定的拐点后，经济增长将带来环境的改善。史亚东等（2019）利用2010～2017年网络问政平台的投诉量建立面板数据模型，进而分析公众环境诉求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经济发展水平与公众环境诉求呈显著的正相关，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公众环境诉求也越多。据此，我们认为，随着收入的增加和生活水平的改善，人们对生活环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间接推动环境保护工作的实施，也提高了区域环境质量，环境治理投诉就越少。另一方面，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使得政府拥有更多的资本解决环境问题，促进了环境质量的提高，公众环境治理投诉也相应减少。基于以上分析，可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H1：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与环境质量的关系已越过拐点，即经济发展越好的地区，环境质量越高，公众环境治理投诉越少。

人口规模的影响。孙剑等（2012）利用差分方程模型证实了人口压力与环境质量间的负相关关系，提出人口压力是长江下游地区环境恶化的重要原因。随后，佟新华（2014）在日本后工业化时代背景下的研究中也提到人口规模对日本水环境质量具有负向影响，人口规模扩大将会增加城市负担，带来水环境质量下降。因此，研究认为人口增长所产生的尾气排放、生产生活垃圾等给环境带来巨大的压力，使环境质量下降，公众环境治理投诉增加。基于此，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H2：人口规模越大的地区，公众环境治理投诉越多。

工业化水平的影响。董志龙等（2009）、佟新华（2014）分别围绕大气环境、水环境质量的影响因素展开讨论，研究结果均表明，工业化水平是影响地区环境质量的重要因素，工业化水平的提升对环境质量具有比较显著的负面作用，工业化程度越高，环境质量越差。因此，研究认为，由于当前我国工业发展依然处在“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型的进程中，工业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会不可避免地造成大量资源、能源消耗和工业生产污染物排放，影响当地环境质量。在这种情况下，公众也更倾向于参与环境治理投诉，以期改善自身的生活环境。由此可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H3：工业化水平越高的地区，公众环境治理投诉越多。

环保财政支出的影响。张凯强（2018）在研究中发现，当环保类财政支出增加时，经济发展速度可能放缓，但环境污染减少，环境质量提高。同样地，宋丽萍（2020）基于35个地级市2007～2017年的数据检验了环保财政支出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数据分析结果表明，环保财政支出与环境污染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据此，研究认为，扩大环保财政支出对地区环境质量的提高具有重要影响，当政府增加环保财政支出时，能够更好地实现污染减排，提高环境质量，从而减少公众环境治理投诉。因此，可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H4：环保财政支出越大的地区，公众环境治理投诉越少。

餐饮业发展水平的影响。张海英等（2018）指出，随着第三产业的蓬勃发展，餐饮业也处在飞速发展的阶段，餐饮油烟所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是近年来环保类投诉的热点问题之一。餐饮业快速发展所产生的噪声污染、油烟污染等环境问题给政府环境治理工作带来了一系列难题，餐饮业污染整治工作往往由于涉及企业多、技术手段不足等而没有取得预期的收效，这使得公众就餐饮业带来的环境治理问题进行反复投诉。综合上述分析，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H5：餐饮业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公众环境治理投诉越多。

综合以上学者的研究，本研究将公众环境治理投诉作为因变量，将经济发展水平、人口规模、工业化水平、环保财政支出、餐饮业发展水平作为自变量，构建出理论模型（图1）。

三、研究方法

（一）案例与样本选取

福建省12345便民服务平台是由福建省委、省政府打造的关注民生、倾听民意的网上非紧急救助服务系统。平台于2012年8月开通，目前已覆盖全省横向74个省级部门单位，下设9个地级市及平潭综合实验区二级平台，网上诉求件的批转办理总量位居全国前列。其中，福州市12345便民服务平台在全国政务热线发展高峰论坛暨全国服务热线发展报告会上获得“2019年度最佳管理效率奖”和“2019年度卓越百姓服务奖”，是政务热线应用的杰出代表。作为一个创建时间相对较长、覆盖面广、发展较为成熟、公众参与度高的网络问政平台，福建省12345便民服务平台在公众投诉研究方面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由于泉州市、三明市、莆田市12345便民服务平台上2018年的环境保护类投诉件不公开，厦门市12345便民服务平台未对投诉件作投诉主题分类，因此不适合作为研究案例。其余五个地级市的12345便民服务平台数据公开、分类明确，可以获取研究所需的较丰富的2018年公众环境保护类投诉信息。基于此，研究选取福州市、宁德市、南平市、龙岩市、漳州市五个地级市的12345便民服务平台作为研究案例。研究样本为福州市、宁德市、南平市、龙岩市、漳州市五个地級市所下辖的49个区（县）。

（二）核心变量及操作化

1.因变量：本研究的因变量为公众环境治理投诉，采用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福州市、宁德市、南平市、龙岩市、漳州市五个地级市的12345便民服务平台中各区（县）环境保护类投诉总数来衡量，数值越大，公众环境治理投诉越多。

2.自变量

（1）经济发展水平。研究采用各地级市统计局所编著的2019年《统计年鉴》中的各县（区）地区生产总值（GDP）来衡量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区域生产总值（GDP）代表该地区一年内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数值越大，经济发展水平越高。

（2）人口规模。研究采用五地市2019年《统计年鉴》中的各区（县）常住人口数量来衡量区域人口规模。常住人口指的是全年经常在家或在家居住6个月以上，并且经济和生活与本户连成一体的人口，数值越大，人口规模越大。

（3）工业化水平。工业化水平通常采用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来衡量。本研究使用五地市2019年《统计年鉴》中各区（县）的第二产业总产值除以地区生产总值（GDP）所得数值对工业化水平加以衡量，数值越大，工业化水平越高。

（4）环保财政支出。研究选取五地市2019年《统计年鉴》中各区（县）的公共财政支出中的节能环保类支出数额，对环保财政支出变量进行操作，数值越大，环保财政支出越多。

（5）餐饮业发展水平。研究采用五地市2019年《统计年鉴》中各区（县）的餐饮业生产总值来衡量餐饮业发展水平，数值越大，餐饮业发展水平越高。

（三）数据获取及分析方法

研究首先通过福州市、宁德市、南平市、龙岩市、漳州市五个地级市12345便民服务平台网页中“诉求件列表”的查询功能，分别筛选出同时满足以下三个条件的诉求件：1.时间范围为2018年1月至2018年12月;2.诉求类别为环境保护;3.诉求类型为投诉。得到相关投诉信息共计37582条。接着，统计各区（县）环境保护类投诉总数，并对各研究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最后，构建OLS线性回归模型，分别检验经济发展水平、人口规模、工业化水平、环保财政支出和餐饮业发展水平对公众环境治理投诉的影响，对公众环境治理投诉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四、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基本描述性统计

研究的有效样本共计49个。经统计，样本平均投诉量为766.98条，投诉量最多的是福州市仓山区，达7092条，投诉量最少的是宁德市寿宁县、周宁县、柘荣县、屏南县，均为0条。样本的平均区域生产总值为360.89亿元，区域生产总值最高的是福州市鼓楼区，最低的为宁德市柘荣县。样本平均常住人口数量为42.16万人，最多的为福州市福清市，最少的为宁德市柘荣县。政府节能环保支出平均值为9827.35万元，其中支出最多的为漳州市华安县，最少的为福州市台江区。样本的第二产业占GDP比重平均为43.5%，其中比重最大的是漳州市长泰县，比重最小的是福州市鼓楼区。餐饮业平均生产总值为9.06亿元，生产总值最高的是福州市鼓楼区，最小的是福州市闽清县。表1对相关变量做了选取说明和描述性统计分析。

（二）公众环境治理投诉的影响因素分析

各区域公众环境治理投诉数量不尽相同，那么造成这种差异的因素有哪些？研究以公众环境治理投诉为因变量，以经济发展水平、人口规模、工业化水平、环保财政支出、餐饮业发展水平为自变量，建立OLS直线回归模型。经检验，模型整体具有统计显著性（p<0.001），调整后的R方值为0.936，模型拟合优度较好，所选取的自变量能够解释93.6%的因变量变异（详见表2）。

模型显示，经济发展水平与公众环境治理投诉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这意味着，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公众环境治理投诉越少（Beta=-1.132，p < 0.01），表明当经济发展到更高水平时，环境恶化现象开始减缓，并出现改善的趋势，假设H1得证。模型也显示，区域人口规模与公众环境治理投诉呈显著的正相关，即人口规模越大的地区，公众环境治理投诉也越多，环境问题越严峻（Beta=0.613，p < 0.01），假设H2证实。这也意味着随着人口规模的扩大，人类的聚集性活动将会带来一系列环境问题，政府环境治理工作难度加大，环境质量下降。模型还显示，工业化水平对公众环境治理投诉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工业化水平越高的区域，公众环境治理投诉越多，环境质量较差（Beta=0.293，p < 0.05），假设H3得以验证。这表明，在技术条件尚不成熟的情况下，工业化的发展所带来的大气污染、水污染等问题依然严峻，未经处理的有害废气、废水等一旦排放到大自然中，便对生态环境造成巨大破坏，公众对所处的生活环境不满意，往往通过投诉等方式维护自身权益。模型也证实了环保财政支出与公众环境治理投诉呈显著的负相关，扩大环保财政支出一定程度上能够减少公众环境治理投诉（Beta=-0.604，p < 0.01），假设H4成立。这意味着环保财政资金的投入能够保证区域环境设施的建设和正常运转，提高污染防治能力，使环境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从而减少公众对环境治理问题的投诉。最后，模型验证了餐饮业发展水平正向影响公众环境治理投诉，餐饮业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公众环境治理投诉越多（Beta=1.395，p < 0.01），假设H5证实。这说明在餐饮业快速发展的同时，大多数餐饮企业特别是小型餐馆没有对其经营活动中产生的噪音、油烟等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加剧了环境污染，成为公众环境治理投诉中的又一热点问题。

综上所述，假设H1、H2、H3、H4、H5均得到了支持与验证。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综上所述，研究发现，公众环境治理投诉与经济发展水平、人口规模、工业化水平、环保财政支出、餐饮业发展水平密切相关。首先是，经济发展水平对公众环境治理投诉存在负向影响。这说明，当前的经济发展与环境质量的关系已经越过“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拐点。这一假说认为，经济发展与环境质量二者间并不只是正相关或是负相关关系，而是存在“倒U形”的曲线关系。在经济发展处于加速阶段时，環境污染程度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增加，环境开始不断恶化。当经济发展到某一水平时，环境污染程度到达最高点，随后迎来环境拐点，产业结构发生转变，人们环保意识不断提高，对环境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使得经济继续发展的同时，环境污染却随之下降，环境质量出现改善的趋势。当前研究样本的经济发展与环境质量的关系处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后半段，即经济发展越好越容易推动环境问题的有效解决，从而减少公众环境治理投诉。其次，人口规模和工业化水平对公众环境治理投诉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随着城市的发展，人口规模正在不断扩大，人在生产生活中所产生的各类尾气和生活垃圾等给环境造成了沉重的负担，给污染防治工作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人口规模扩大还加剧了环境资源的消耗，进一步导致环境质量下降，公众环境治理投诉增多。而工业生产则造成了较为严重的污染，其所产生的工业污染、废水、残渣、灰尘及危害气体等给环境造成了较大危害。政府往往选择将污染企业搬离出中心城区，但此举使得乡镇和农村地区的工业企业粗放增长，同时造成其分散的布局。工业化水平越高，这种现象越普遍，公众环境治理投诉越多。再次，扩大环保财政支出规模表明政府对环境治理的重视程度提高，有利于更好地实现政府对产业发展的支持与引导，高质量完成环境污染防治工作，使经济发展走上无害化、绿色化的道路，缓解公众对于环境治理问题的不满，减少其投诉。最后，近年来，餐饮业的蓬勃发展带来油烟、污水乱排放、噪声污染等一系列环境污染问题，成为市民投诉的热点之一。餐饮企业大多集中聚集在人流量较大的商业区、居民区等，形成各具特色的美食文化街，但其配套基础设施建设落后，无法满足规模不断扩大的需要，营业时产生的污染物未经处理直接排放，严重影响了周边居民的正常生活，这也解释了餐饮企业越密集、公众环境治理投诉越多的原因。

在上述结论的基础上，研究就如何减少公众环境治理投诉，提高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工作水平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主要包括：第一，大力调整产业结构，加快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由于工业化水平与公众环境治理投诉呈正相关关系，因此，应适时采取措施促进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各地应重点发展科技含量高、环境污染小的第三产业，以环境倒逼机制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从而减少公众环境治理投诉。第二，建立部门间协调机制，加强对餐饮企业的监督管理。环保部门应加强与市场监管、公安、城市管理等部门的联系，共享餐饮业管理的相关信息，可实施联合年审制度，在年审中若发现餐饮企业未达到环保标准或配套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等情况，应要求其整改。对于污染严重、公众反映强烈的餐饮企业应向市场监管部门反馈，要求其关停或搬迁。第三，加大环保财政资金投入，明确地方政府在环境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地方政府应扩大财政支出，为环境治理工作提供稳定的资金保障，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扩大节能减排领域的支出，提升企业节能减排的积极性，减少污染物排放，从源头改善环境质量，恢复生态平衡。其次，扩大污染防治领域的支出，加强环保基础设施建设，保障环保基础设施正常运转，提高污染防治水平。最后，扩大环保科技领域的支出，建设长效稳定的环保科技财政支出体系，保障环保技术研发，并将其应用于环境治理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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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荣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