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晗 余新波 付 鹏 张 静 左 琛 孙灵芝

疫病流行有地域上的规律，南方普遍多于北方[1]318，南方温暖湿润、水网密集，利于传染病的流行，长江流域、岭南地区则为瘟疫多发地区。染疫而去世的官员不计其数，民众亦是对岭南“瘴疫”充满想象而畏惧。这也导致学术界对南方疫病史的关注和研究的倾斜，如余新忠所著的《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2]2-4，对古代北方区域的疫情，则少有专门论述，近年来有医学史专家梁峻指导单联喆对清代山西的疫病史研究。尽管《北京卫生志》防疫篇[3]161-205中记载了北京明清时期的传染病流行、管理、防治等内容，但总体更偏重于记载近现代传染病的流行情况。

地方志史料中的医学资料挖掘近来备受医史文献学者关注，龚胜生[4]在《中国三千年疫灾史料汇编：先秦至明代卷》使用了大量的地方志资源。明以前地方志疫灾史料保存不多，但明以后地方志中的疫情史料丰富程度超过任何时期，北京作为明清时期的建都地点，其地方志中关于明清北京的疫情散见多处，是用于研究北京疫情必不可少的史料。

本文以北京地方志记载的疫病情况为研究对象，展现古代京城瘟疫抗争过程，初步探索疫情产生的因素、影响、百姓对疫病的反应、疫病对社会国家的影响，总结古代北京疫灾期间诸多措施，对现今及未来仍然有较强的借鉴意义，同时补充既往对明清时期北京疫情研究的不足。

1 疫病记载概述

北京旧志中记载疫情多以疫、瘟、疫疠等笼统命名。有两处曾记载疫情的详细名称：“崇祯十六年七月大疫，名曰疙疽病”[5]770“霸州文安大城保定患大头瘟症，死者枕藉；苦传染，虽至亲，不敢问吊”[6]2208。万历十年的大头瘟起源于京师，流行于山东济南，逐步蔓延至南方，形成全国的大规模流行[1]60。有学者推断疙疽病可能是腺鼠疫，大头瘟可能是脑积水、脑脊膜炎[1]73-82。

北京地方志记载的疫情最早于元代皇庆二年[7](1313年)，万历崇祯年间以及清末时期记录最为频繁。北京古代疫情多发于春夏季节，湿热浊气酿而成疫，地方志中有多处明确记载疫情发生时间在春夏季节，如：“今春气暖，数十万人蕴积城中，生死共处，污秽郁蒸，将成疠疫不可缓也”[6]4062“十年春大疫；十七年春大疫”[8]447“十四年夏六月京师又踰月……时元感暑下痢连日”[9]。对于冬季疫情记载却相对较少，如“冬京师大疫”[6]2194。

北京明清疫情还有以下特点，波及时间长，“京师大疫，自二月至九月止”[6]2216。由此可见，瘟疫从二月持续到九月，持续时间较长；人员伤亡惨重，“自春至冬疫，人死过半”[6]2206“扫疫染者当即死”[6]2216；涉及区域广，“十年四月京师疫，通州东安亦疫”[6]2216。

2 诱发疫病的因素

2.1 旱灾

从万历到崇祯时期，中国多次发生特大旱灾[10]，此前的朝代并未有如此多记载[11]，一方面，与明以来丰富的史志资料有关；另一方面，中国的气候在明末进入一个小冰河时期，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冷的时期，导致降雨区域的普遍南移，中国进入异常干旱时期[10]。旱季使粮食减产，导致饥荒发生，人们的营养不能得到保证，抵抗瘟疫的能力也随之下降，使旱灾成为诱发疫病的一个因素，例如，“大旱，天时无所恃，地利无所出，人力无所施。要赈济则国用不敷，要蠲免则兵饷又缺。追呼不能少宽，征解必欲满数，以致流离相属、死亡载道、盗贼蜂起，疫疠蒸作，恐有意外之虞难以消弥矣”[12]327。又有：“十九年，自春至夏无雨，瘟疫大行”[12]399。地方志中曾记载的石印文字中也表明旱灾和疫病同时发生：“有妇人持一玉印……曰旱疫平”[5]772。

2.2 水灾

水灾泛滥，影响禾苗收成，造成饥荒，空气潮湿，疫病大起：“秋东安永清大水，禾尽没，男女疫亡大半”[6]2206。水灾发生频率越高，规模越大，时间越长，带来的生产破坏程度越高，死亡人数越多，瘟疫暴发的可能性也越大[10]。《民国通县志要》中曾记载光绪和民国时期大范围发生的、时间较长的水灾，继而导致收成减产，水灾饥荒大面积产生，使得光绪二十八年，民国八年的霍乱大肆流行：“光绪九年大水，光绪十六年大水，光绪十九年大水，光绪二十一年大水，光绪二十六年虫灾，光绪二十七年大水，光绪二十八年霍乱流行，光绪二十九年八月霜，民国元年大水，民国二年大水，民国五年虫灾，民国六年大水，民国七年大水，民国八年霍乱流行”[13]190。由此可见，集中性的水灾是诱发疫病流行的原因之一。

2.3 饥荒

旱灾水灾流行，随之而来的就是饥荒。有学者提出瘟疫期间的“水旱灾—饥荒—瘟疫”恶性循环模式[10]，指出此循环所造成的灾害后果呈叠加放大效应。例如，“十八年大饥疫，斗米金一斤，民死者二十余万人”[6]2100。有的甚至出现父子相食的现象，例如，“京师大饥加以疫疠，民有父子相食者。”甚至出现全家病亡，尸体无人收的惨象：“道光四年自春至秋，瘟疫大行，又兼客岁荒，年无食，死亡甚多，甚有全家病没无人葬埋者”[14]。尸体未能得到及时处理，更利于病菌滋生。饥疫若值冬季，灾害叠加伤亡人数更多：“四十四年饥疫，穆宗隆庆元年……风雪交作，寒冽异常，民有冻死者”[15]482。

2.4 战争

《山海经》“见则大兵”与“见则大疫”意义相同。中国古代两朝交替战争频发，军营人口密集，战乱人员流动频繁，高强度行军，造成士兵疲惫，若士兵营养状况得不到改善，抵抗力下降。战争导致士兵大片伤亡，尸体腐败不能及时安葬，臭秽污浊的环境极易造成大面积人群聚集感染，疫情更容易暴发。例如，“直皖战起……境内过军，秋末流行疫发，现蔓延境内病亡者众”[15]491。军中士气锐减，直接影响战争的成败，后果十分严重，例如，“三月，将士多被疫，不能进”[6]3604。兵荒马乱，病气、秽气、尸气相互交蒸，加速明朝的灭亡，从而使国家政治格局发生极大的改变。

水旱灾荒、饥荒以及战乱，是促成明清瘟疫暴发的重要因素。其中，饥荒引起的瘟疫发生频率最高，为瘟疫总数的48.8%，“大灾之后必有大疫”一种灾难可能诱发其他灾难，这种灾难的继发性特征，带来的危害呈放大叠加效应，加大瘟疫的深度，明清时期“水旱灾—饥荒—战争—瘟疫”的模式尤为突出：旱灾水灾的泛滥为传染性病毒提供繁殖的温床又使粮食欠收，造成百姓饥荒，抵御瘟疫的能力下降；而明清末期社会动荡，战争频发，更使得瘟疫大范围传播，给瘟疫的控制带来极大的挑战，见图1。

图1 地方志中疫情诱发因素统计

除“水旱灾-饥荒-战争-瘟疫”的模式是诱发疫病流行的重要因素外，地理环境、社会习俗等与疫病流行也有一定的关系，南方地区湿热郁蒸，胃肠道感染频发；北方干旱寒冷，呼吸道传染病较为盛行；环境污染愈趋严重，也使得瘟疫的流行呈暴发趋势。停葬的风俗使得尸体成为病原微生物的根源，人畜感染极易暴发瘟疫[1]307-339。

3 疫情带来的影响

瘟疫所引发的后续效应对个人、家庭、社会影响十分惨烈。

3.1 对个人的影响

瘟疫给北京带来的影响十分严重，从平民百姓、地方官员到狱中犯人，地方志中都有相关死亡记载，百姓中“道光元年七月，霍乱时疫大作，直至八月死者不可胜计”[14]。又有“崇正十六年七月大疫名曰疙疽病，比屋传染有全家灵亡，竟无收殓者”[5]770。

地方志中多记载官员抗疫而死，其舍己牺牲的行为被世人所称赞，吴大澄在疫情过劳染疫病死“吴大澄……光绪三年，畿南大旱饥民就食者益众，于是官私添置各厂收录丁口不下数万人……给牌发米散钱，诸务烦碎繁重，罔不躬亲措置，形神交瘁，卒以积劳触秽，薫染时疫，于是年三月遘疾濒殆，展转床褥中喃喃呓语，皆各堂各厂事也，遂卒”[6]3953。

狱中环境污浊，是瘟疫传染的极好媒介，狱中感染瘟疫的场景也时有发生：“少年……皆曰孝子也，醵金以助，在狱染疫几殆，同狱敬其孝，多方调护得不死”[6]3950。狱人集中，加之瘟疫传染性强，导致疫情暴发“十六年京师，自二月至七月大疫，诏释轻犯，发帑疗治，瘗五城暴骸”[6]2111。

3.2 对家庭的影响

中国历代以家庭为中心，从北京地方志中记载可窥见，若家庭成员因疫而死，会造成家庭的支离破碎。例如，“夫妇偕往，行至滩河，嵩年以时疫殁，时方溽暑，一叶孤舟泊于荒野，少年夫妇惟知引涕长号，无棺以敛，亦无所为计也”[6]3901，这对一个家庭造成的打击是致命的。

3.3 对社会的影响

瘟疫对社会产生的影响体现在各个方面，但在北京地方志中体现在科举延期和粮价上涨方面。

清朝时期的突发事件使得科举延期尤为频繁，疫情作为不可抗的灾害也在其列，历史上因瘟疫水灾死于赶考路上的士人数不胜数，例如，“道光元年四月……霍乱时疫大作，直至八月死者不可胜计，是年，恩科乡试改期九月初八日”[6]2222。

粮价上涨也是疫病流行期间的常见现象，瘟疫流行期间，多伴随水旱灾等因素，粮食减产，进而粮价上涨，“卢沟桥口溃海子墙大水……通州浑河决，禾稼尽没，米贵大疫”[6]2206。米价甚至涨到一斗金一斤的价格，例如，“十八年大饥疫，斗米金一斤”[6]2100。

4 社会对疫病的反应

4.1 民众的认识和行为

瘟疫被百姓视为灾异之一，寒暑错时，阴阳失序，疾疫暴发，民众把疾疫与彗星等天文凶象相提并论，认为在疫情暴发前常会有暗示，在道光元年(1821年) “道光元年四月，朔日月合璧五星连珠，七月转筋，霍乱时疫大作，直至八月死者不可胜计”[6]2222。又有“昌平大疫，十月巩华城群鬼夜号，月余乃止”[6]2216。可以从文字中窥探出疫灾时期的百姓笼罩着恐惧心理，地方百姓对疫病的认识更多地是体现在鬼神致疫方面，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百姓行为。

在行为方面，梁玲君等[16]认为：“人们认为疫病的病因归为神灵所为，所以常会采取祈求神灵或先祖庇佑的方法”。地方志中记载的防疫措施中，迷信行为十分普遍，如祭祀祈神驱走瘟神“岁时水旱疠疫，咸祈祷之，神亦肆其威灵，屡祈屡应”[17]。又有希望通过咒符法请求神灵庇护，驱走鬼神：“时当有疫疠，吾授汝符咒，以救民厄，复授以咒果法，令疾者食之，立愈”[15]414。这些行为给予底层百姓极大的心理安慰，在当时有较高的群众基础。在习俗中，元旦春节时期烧苍术来躲避瘟鬼也是常见的手段，例如，“三十日晩祭祖先……坐至夜分，谓之守岁，烧炭火苍木，以辟瘟”[18]100。

百姓除了迷信自救，也通过药物防治瘟病：“黄连……气味苦平微寒无毒，治黄瘟要药，久服长生”[8]89。又如食物：“清瘟解毒小米粥”[13]187。

疫病时期，为救治亲人，还出现割肉疗亲这一超越医疗层面的行为，甚至在当时发展成为民间信仰，“吴某永宁北关人，其父患疫，百治罔效，乃自割肉献之，闻者叹服”[8]369。加之地方志中渲染和放大，最后演变成当时衡量孝心的重要尺度。

4.2 地方政府-医家-乡绅协作抗疫

4.2.1 地方政府

疫情的到来对于官员往往是突发事件，更能考验执政者的执政能力，北京地方志中能看到北京很多官员的积极行为，及时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使疫情在短时间内得到控制，大范围地受益于患者。有官员甚至因此染疫而亡，明清北京疫情中地方政府的及时介入和主导，是十分关键和必要的。

首先是选调地方医家、给予药物，防止疫情蔓延。 同治元年(1862年)“七月庚寅京师疫发，给广储司实银二千五百两，分交五城祗领，选择良方修和药剂，于五城内外坊地面分段设局，施放圣训”[6]2130。这种措施使得受众人群广，例如，“万历二十年……值岁祲大疫，亟请发廪以赈，构药选医，多方济之者几万人”[6]3682。

其次是政府建立卫生防疫机构。地方志中记载的建立防疫所这一措施于宣统元年(1909年)。“齐德荣，字华亭……性喜医，立方颇著奇效……宣统元年，防疫所医官考验，给状考，时有甚为钦佩之语”[19]。此时“赤痢、天花、霍乱、鼠疫流行”[20]，《北京卫生志》[3]66中所记录的宣统三年(1911年)政府建立临时防疫局，从这一时期建立的防疫机构可以看出清政府从传统防疫到现代防疫的转变，为我国近现代防疫制度建立和完善打下基础。

对于疫病犯人，政府官员并未就此不管，另建官仓，使得轻犯全活，“大小轻重共系一狱牢户，湫隘疫气熏染多致毙命，元恻然悯之，于钱塘空地，别建官仓数十楹以居，轻犯全活，不可胜数”[6]3794。

对于粮价控制，北京地方志中并未有相关资料进行记载，但是却多处记载了地方政府对生者进行粥食的补充，保证百姓粮食的供应。如在嘉靖二年(1522年)“王仪……与民设糜以饲疫者，所借以活全甚众”[6]3666。有崇祯年间“值庚辰大饥疫，发廪设粥济食，全活千计”[5]480。也对死者进行收殓埋葬工作，防止疫情进一步蔓延，“民死者二十余万人，宦者朴不花，请市地收瘗之”[6]2100。

最后对社会运作进行调整，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运作进行有效部署。对于疫情下的科举考试，清朝政府采取延期措施，这一弹性应变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瘟疫集中暴发的可能性。有研究分析科举制度延期后清政府采取的诸多灵活政策，如多地就近设立试院考试；应试资格放宽政策；不同地区考试地点，考法均有不同；遇灾士子破例优抚等[21]，有较好的社会影响力。

4.2.2 医家

医家的直接参与使得患者可以尽快痊愈。地方志中虽记载某些在疫情暴发期间起关键作用的医家，但相对政府救助的记载较少且并未记录详细的诊疗过程，然仍可以看出这些医家多有乐于助人、淳厚善良的品性。例如，“王元臣……慷慨，好排难解纷，精医术，明未辛巳大疫，施方药活人”[18]345。通州的常氏子孙世代行医，常际泰作为明末的京城名医，于军营中治疗疫病的事迹也被地方志所记录：“常际泰……以医世其家，际泰性仁厚，早年探讨医理，兼精内外诸科，顺治初，台军初撤，屯通者多病疫，际泰应手而愈，全活以千计，凡遇奇险，诸症治之，辄有神效”[5]512。《北京卫生志》[3]548中也曾记载享有“医震京都”之誉的名医陈修园于嘉庆六年(1801年)救治疫疾。由于众多医家的救治，对缓解疫情可谓立竿见影。

4.2.3 乡绅

除政府和医家，有充足经济实力的民间乡绅也会进行收棺敛尸、出粟赈饥的活动，更多地起到辅助医家和官员的后方支援作用。以己之力赈粮送药，安排疫死之人的后事并不容易，例如，“田大禄……凡疾病哀丧求助者，罔不赡恤……顺治六年饥，出米数千石以赈，复施棺以敛疫死者，远近有田善人之称，事闻世祖章皇帝”[6]3776。他们多乐善好施：“王镇……以店业鬻于镇，数载成巨富……道光十二年，亢旱，镇出粟赈饥，不计数，不责偿还，遇瘟疫盛行，舍药施棺，不少吝。深州孙姓殁于旅店，镇为殡殓，送归其家”[22]。余新忠[2]260认为，民间乡绅的力量在疫期虽不占主要地位却也不容忽视。

从地方志的记载来看，地方政府在防疫抗疫活动中起到绝对的领导地位，负责整体的部署、动员工作；医家直接进行疫病的治疗工作，而乡绅则更多地辅助地方政府和医家。明清时期“地方政府—医家—乡绅”各司其职，相互配合，在明清北京防疫抗疫事业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5 结语

瘟疫不仅是医学问题，更是严峻的社会问题。北京作为金元明清时期的都城，有850多年建都史，是重要的文化政治中心，为许多文人志士向往之地，有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

北京地方志中所呈现的“水旱灾—饥荒—战争—瘟疫”的模式使疫情流行的程度更重，影响的范围更广，给个人、家庭、社会带来严重影响，时刻动摇社会根基，带来社会动荡。瘟疫的流行在民众认识和行为中更多体现于鬼神致疫方面，民众蒙上巨大的恐惧心理阴影，在地方志中留下咒符、祭祀和割肉疗亲的无奈之举。

从地方社会力量来看，“地方政府—医家—乡绅”三者合作互补，协同抗疫：政府面对疫情时起着重要的领导地位，有施医、施药、施粥和建立防疫所的行为，对后续瘟疫所产生的间接后果有收殓埋葬、科举延期等举措；历代地方医家也倾尽所学给予救治；北京地方乡绅也多赈粮送药，埋葬死者。

古代各时期记载的“疫”对应现在何种传染病，部分目前无确切定论，但“疫情”的流行情况，可借由地方志记载进行勾绘。本文正是在地方志医学资源的挖掘中，既展现北京疫情流行时的地方概貌、诱发疫病的原因、社会影响与社会反应机制，又补充以往对明清时期北京疫情研究的不足。本文研究的内容在现代及未来仍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