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越

提 要：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奇迹，人口要素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然而，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引发了舆论的广泛担忧：人口结构的转变是否会成为未来经济增长的掣肘？

全球经验表明，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确实存在负相关性，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每上升1个百分点，对应年均实际GDP增速下降约0.13个百分点，这一关系具有高度统计显著性。

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进行分解、并进行跨国比较，我们发现，中国经济40年的高增长不足以用劳动力扩张、即狭义的人口红利来解释，劳动力在部门间的有效配置以及劳动力素质提升也对中国经济增长作出了重要贡献。劳动力扩张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增长贡献度不足一成，而人口要素整体的贡献度近四成。

事实上，纵观各国的发展历史，狭义人口红利并非经济增长核心驱动力。为确保经济长期增长，最终必然要经历从要素投入规模扩张向要素配置优化与效率提升的转型。

未来，中国完全有能力从多个维度着手，更广泛地挖掘劳动力的潜力，提高潜在增长率，以对冲人口结构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

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仍具备相当规模，特别是仍有相当一部分年輕人从事农业劳动、尤其是农村地区年轻人。亟需尽快取消阻碍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各项限制。

应进一步提升劳动力素质，这将将成为拉动中国长期增长的动力。具体执行层面，进一步提升高等教育水平、大力普及高中及职业教育、缩减城乡之间受教育程度的差距，这三者应当并行不悖。

50-65岁高龄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存在提升空间，随着人均寿命的大幅提高，政府可以考虑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鼓励50岁以上的人口继续积极参与劳动，充分发挥其劳动技能与经验。

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奇迹：从1978年至2021年，中国实际GDP的年均增速高达9.2%，人均GDP（以人民币现价计）也从1978年的区区385元大幅攀升至2021年的80976元。

许多人认为，中国经济40年的奇迹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功于人口红利，因此，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也将与其人口结构的变化趋势密切相关。从人口结构的角度来看，中国的人口红利已经发生逆转。随着中国居民生活水平的大幅改善，老龄人口（65岁及以上）占总人口比例也从1978年的4.5%飙升至2020年的13.5%（图1）。此外，1960年代和1970年代出生的婴儿潮一代逐步达到或接近退休年龄，因此中国未来几十年老龄化程度将快速加深——根据有关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预测，未来可能没有足够的青年人口（15-24岁，正在进入劳动力市场）来替代退休人员（55-64岁，正在退出劳动力市场）；到2030年，青年人口与退休人员之间的数量差距可能将达到6267万人（图2）。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趋势引发了舆论对于中国经济增长前景的广泛担忧。

这是否表明中国的劳动力潜力已经终结？人口结构的转变是否会阻碍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

为了探究这些问题，我们首先分析了人口要素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全球经验表明，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确实存在负相关性。回归分析的结果显示，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每上升1个百分点，对应年均实际GDP增速下降0.13个百分点，这一关系具有高度统计显著性。中国过去的增长受益于人口红利，而今后人口老龄化程度将持续加深。如果从狭义劳动力规模角度看，“人口负债”之忧确实在逐步显现——中国的劳动力规模从2017年开始负增长，而总人口抚养比自2010年以来就已持续上升。但同时，劳动力扩张不足以解释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劳动力在部门间的有效配置与劳动力素质提升也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过去40年的人口红利在全球范围内并不突出，远不足以解释中国远超其他国家的经济增速。我们具体测算了改革开放至今的40年里，人口红利在多大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结果显示，劳动力扩张、即狭义人口红利，对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年均仅贡献0.84个百分点，且其贡献率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缩小；但另一方面，劳动力相关的要素，包括劳动力规模扩张、农业劳动力转移、劳动力素质提升，对整体经济增长的贡献占近四成。

我们认为，中国未来仍有进一步释放劳动力潜力的空间。应当从以下三个维度着手制定政策：进一步向非农部门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提高劳动力的总体受教育水平，激发高龄劳动者参与劳动的积极性。经济长期增长的核心在于要素配置的优化与效率的提升，这其中也包括人口要素的优化和提效。未来的劳动力潜力将主要来源于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和劳动力资源在产业间更有效的配置，即“质量型”劳动力潜力，而不再是狭义的“数量型”人口红利。

首先，我们认为农业劳动力仍有继续向非农部门转移的潜力。尽管50多年来，农业就业占比逐步走低，但其绝对数值仍然偏高。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的分析表明，仍有相当一部分年轻人从事农业，尤其是乡村地区的年轻人。

更重要的是，教育水平的提升有望持续推动经济增长。我们发现，与其他主要经济体相比，中国国民的平均受教育水平仍然较低。虽然中国年轻一代的受教育程度明显提高，但中国教育底子薄，仍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在中国大力发展教育的同时，其他国家的受教育水平也在稳步上升，导致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教育水平仍存在明显差距。其次，中国仍然有很大一部分人口的受教育水平低于高中或同等学历，并且这一现象在年轻一代中依然普遍存在。最后，中国城乡间的教育水平仍然存在巨大差异。

此外，我们认为中国50-65岁高龄劳动参与率存在上升的空間。中国的整体劳动力参与率高于其他主要经济体。然而，近年来中国的高龄劳动力参与率大幅下降，已经低于美国、日本和韩国；并且，劳动参与率在法定退休年龄附近出现“断崖式”下跌。提升高龄劳动参与率，不仅能有效抑制劳动力规模的萎缩，也能给不堪重负的社保体系提供一定喘息的契机。

中国应对老龄化的空间仍然比较充足——中国当前的人口结构与日本1980年代后期大致相当，但是目前中国的劳动力潜力高于彼时的日本——彼时日本的产业结构已经相当发达，农业就业占比已降至10%以下，农业剩余劳动力规模有限；并且，彼时日本国民受教育程度也已较高，远高于目前中国的水平，导致后续劳动力素质提升的速度相对较慢。总结而言，与彼时的日本相比，中国的劳动力仍有巨大的潜力；此外，中国目前的粗出生率仍高于当时的日本，如果中国能及时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出生人数持续下滑的问题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得以缓解，中国的少子化问题有望比日本更为温和，这对中国长期的人口结构改善大有裨益。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预计中国仍可在未来的一段时间持续挖掘劳动力潜力。如果政策调整到位，劳动力相关因素至2030年还有望年均推升GDP增速3个百分点左右，与改革开放过去40年来3.7个百分点的年均贡献大体相当。当然，挖掘人口潜力的基础是政策的积极调整，包括鼓励50-65岁人口参与劳动、取消劳动力流动的限制、进一步完善教育体系等。其中，提高高龄劳动参与率可以使劳动力规模保持大体平稳，农业劳动力的继续转移有望年均贡献1.2个百分点，而劳动力素质的进一步提升有望年均贡献1.8个百分点。必须指出的是，进行相关政策调整的时间窗口正在迅速收窄。如果不能及时、协调地出台相关政策，那么剩余的人口红利很可能在未来的十年里消失殆尽。与此同时，也应当重视人口结构转变对经济的结构性冲击，包括对养老负担加重、储蓄率下降、出生人口数下滑等方面的影响。

（一）全球经验表明，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存在负相关关系

（二）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将持续加深

中国人口增长率已经明显放缓，预计总人口将于未来几年内达到峰值。同时，中国的人口结构也在迅速老龄化。1950-1978年，中国人口年均增长率超过2%。然而自此之后，中国人口的增长率大幅放缓。1979-1989年，中国人口的年均增长率降至1.43%。1990年代以来，中国的人口增长率呈进一步下降趋势，1990-2021年的年均增长率仅为0.68%。根据联合国的预测，中国总人口预计将于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也有许多机构预测中国总人口会更早达到峰值。同时，人口结构也在迅速老龄化，其走势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图4）：（1）劳动年龄（15-64岁）人口已于2013年触及峰值，2013-2018年劳动年龄人口已经减少了1，225万；（2）老年人口将快速膨胀；（3）更值得担忧的是，短期内青年人口几乎不可能明显增长，而如果中国继续维持当前的低生育率，则将导致出生人口不足，进而无以扭转人口增长率下行的长期态势。

未来，中国“人口负债”之忧正在隐现——狭义的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退，人口结构老龄化的趋势难以逆转。联合国预计，中国的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将从2020年的13.5%上升至2030年的16.9%。事实上，狭义的人口红利已经开始消退：中国的总人口抚养比从2010年开始就不断上升，已从2010年的34.2%迅速攀升至2018年的40.4%；而2017年劳动力规模开始负增长，相比于2016年减少8万人至8.0686亿人，虽降幅很小，但人口红利消退的趋势已经确立。几乎可以肯定，中国总人口抚养比将继续上升，联合国预计，中国的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将从2018年的13.5%上升至2030年的16.9%。与此同时，随着劳动年龄人口的萎缩，劳动力规模难再明显扩张。更重要的是，人口结构是一个慢变量，其变化需要经历相当漫长的时间，因此中国人口结构老龄化的趋势在未来十年内几乎不可逆转。

（三）然而，40年来的发展经验表明，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并不足以用劳动力扩张来解释，劳动力在部门间的有效配置以及劳动力素质提升也作出了重要贡献

人口要素不仅包括劳动力的扩张，也包括劳动力在部门间的有效配置、以及劳动力素质的提升。为了具体分析和展望人口要素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进行要素拆分。从理论角度而言，经济增长是通过劳动力、资本、全要素生产率这三种要素的有效组合来实现的，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对劳动力、全要素生产率这两项要素进行进一步的拆分：（1）劳动力投入可以进一步细分为劳动力规模①的扩张（即“人口红利”）和劳动力素质的改善，其中劳动力素质可以用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来表示。（2）全要素生产率可以进一步拆分为劳动力向更高效部门转移（即“农业劳动力转移”）带来的生产率提高、以及各部门内部生产率的提升两部分。

与其他国家的横向对比显示，劳动力扩张不足以解释中国经济的高增长——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中国的人口红利与劳动力扩张速度在全球范围内并不突出，表明中国经济相比于其他地区的高增长，无法简单地用劳动力规模扩张（即人口红利）来解释。我们比较了1978-2017年中国与世界主要国家的经济增速和其中人口红利、劳动力规模②扩张的贡献。如前所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间，“人口红利”即劳动力规模扩张为整体经济增长年均贡献了的0.84个百分点，虽略高于全球诸多主要国家，但远不能解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可以看到，1978-2017年间，中国的经济增速在主要国家中一枝独秀，但劳动年龄人口增速不及亚洲、拉美、非洲等地区的国家（图5）。也就是说，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中国的人口红利与劳动力扩张速度在全球范围内并不突出。表明中国经济相比于其他地区的高增长，无法简单地用劳动力规模扩张（其中包括人口红利）来解释，而主要可能来源于劳动力素质提升、资本投入、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等其他方面。

我们的具体测算显示，狭义“人口红利”、即劳动力扩张，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到一成，但包括劳动力素质提高、农业劳动力转移等各项人口要素的整体贡献率达到了近四成。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进行分解，劳动力、资本、全要素生产率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比例分别为23%、39%、38%。而劳动力投入的贡献中，最主要的增长贡献因素是劳动力素质的提升（14%），而非“人口红利”、即劳动力规模的扩张（9%）（图6）。分时间段来看，人口红利也未曾在任何时期对经济增长起到过决定性的推动作用，人口红利在各个年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别为：1980年代1.8个百分点，1990年代0.8个百分点，2000年代0.4个百分点，2010年代0.3个百分点。即使在其贡献最大的1980年代，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例也并不突出。但從更广泛的意义上，劳动力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不仅仅体现在人口红利上。劳动力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至少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劳动力规模的扩张，即经济体内有日益增多的人口从事生产活动；（2）劳动力在部门间的有效配置，即劳动力从相对低效的农业部门转移至效率更高的制造业和服务业部门；（3）劳动力素质的提升，这通常通过改善教育来实现。我们通过分析发现，从1979年到2017年，中国实际GDP的年均增速为9.5%；其中，劳动力规模扩张、农业劳动力转移、劳动力素质提升分别贡献了总体增长中的8.8%、15.9%和13.7%。换言之，改革开放以来，各项劳动力相关要素整体为中国经济的增长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大致可以解释期间GDP增长的近四成。

从趋势而言，劳动力规模扩张对增长的贡献度逐步下降，劳动力受教育程度仍对经济增长起着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而农业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贡献呈周期性，其周期性与重大改革的时间点吻合（图7）。具体而言：（1）随着时间的推移，劳动力规模扩张的贡献率呈下降趋势，近年来贡献程度已经较小，2017年起劳动力规模已经开始小幅收缩。然而劳动力规模扩张的一个特点是，相比其他两个要素，其波动性较小。（2）至今，劳动力平均受教育程度仍然对经济增长起着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3）农业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周期性变化，近年来贡献幅度也不断走低。农业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的高贡献周期，与中国三次重大改革相吻合①。这表明今后促进农业劳动力进一步转移的过程中，深化改革必不可少。考虑到近年来农业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逐渐减弱，以上结论在目前的情况下显得尤其重要。在当前人口结构迅速转变的重要关口，取消阻碍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各项限制措施，已经刻不容缓。

在人口红利消退、老龄化加速的背景下，中国完全有能力从多个维度着手、更广泛地挖掘劳动力的潜力，提高潜在增长率，以对冲人口结构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首先，农业剩余劳动力仍具备相当规模，农业劳动力向更高效的非农部门转移，还可以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推动经济增长，因此亟需取消对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各种限制。更重要的是，劳动力素质尚存巨大提升空间，人口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及由此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将有望成为中国未来长期增长的驱动力。此外，50-65岁高龄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存在上升空间，应当制定政策以激发高龄人口参与劳动的积极性。

（一）农业剩余劳动力仍具备相当规模

历史经验表明，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转移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驱动力。我们之前已经分析过，劳动力跨部门的优化配置为1979-2017年经济增长年均贡献了1.6个百分点，占年均GDP增速的15.9%。由于农业劳动力不断转移，中国农业就业人数占比从1960年代超过80%的高位降至2019年的25.3%。

目前尚有相当规模的劳动力滞留于农业而未被充分运用——其中依然包括较多年轻人、尤其是农村地区的年轻人；此外，过去10年间40岁以上农业人口的转移在加快。虽然经过50多年的变化，中国农业就业人数占比逐年稳步下降，但迄今仍然处于相对高位，显著高于其他大部分G20国家。另外，虽然农业就业人数占到中国总就业人数的25.3%，但是2020年农业产出仅占中国GDP的8%。目前，尚有相当规模的劳动力滞留于农业而未被充分运用，从趋势上看，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仍有相当一部分年轻人从事农业劳动，尤其是农村地区年轻人。有一个广为流传的观点认为，中国农业劳动力进一步转移的空间已经不大，该观点的主要依据是：当前留在农业的基本都是老年人口，年轻人口绝大部分已经转移出了农业，在制造业和服务业就业，而留守在农业的老年人口几乎不可能再转移出农业，因此，农业劳动力继续转移的空间有限。然而，我们发现，虽然与老年人口相比，年轻人口在非农部门就业的比例确实更高①，但是仍有相当一部分年轻人从事农业劳动，尤其是乡村地区年轻人——2015年，40岁及以下的人口中仍有7092万人从事农业，其中5663万人在乡村地区（图8）；在乡村地区，各年龄的就业人员中均有超过30%从事农业生产（图9）。其次，过去10年间40岁以上农业人口的转移在加快。2008-2020年间，我国农民工规模从2.3亿人上升至2.9亿人，所有的增量全部由30岁以上的农民工群体贡献，其中40岁以上农民工规模增长最为明显、在12年间增加了7689万人（图10）。

因此，中国农业劳动力仍有向非农部门继续转移的巨大潜力。鉴于农业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贡献度的周期性特征，有必要加快相关改革。必须再次强调的是，农业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呈现出周期性特征，并且历史上其贡献率最高的时间段恰逢中国的三次重大改革。因此，为充分释放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巨大潜力，必须及时放宽农业人口向城市流动或在城市安家落户的限制，包括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基于前述分析，我们认为可以着力解决以下两个问题，以推动农业劳动力进一步向制造业和服务业转移：首先，许多农民工在45岁以后通常会决定回老家务农，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户口及其他各项限制政策使他们无法在城镇安家落户；其次，乡村中仍有许多年轻人从事农业生产，他们没有转移出农业很可能是因为其受教育程度不高，或是缺乏向城镇流动所需的资源（例如，其所在的乡村没有通向附近城镇的基础设施，或者这些年轻人缺乏城市中的人脉引领他们走出乡村）。

（二）劳动力素质尚存巨大提升空间

中国国民的整体受教育程度仍然明显落后于其他主要国家。但年轻人口受教育程度已有显著改善，不失为亮点。截至2015年，中国25-64岁的人口中接受过高等教育（包括大专、本科及以上学历）的比例仅为13.4%，而OECD国家平均为34.5%。在日本和韩国等发达东亚国家，劳动年龄人口中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甚至远超过40%（图11）。与此同时，中国2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7.8年，远低于日本的12.8年和韩国的12.1年，而平均受教育年限最高的德国达到了14.1年。虽然中国整体受教育程度仍偏低，但年轻人口受教育程度已有显著改善。按出生队列对国民受教育程度进行分析（图12）可以发现，中国国民受教育程度出现过两轮改善：首先，出生于1970-1990年人口的受教育程度稳步上升；其次，“90后”中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快速攀升。中国20世纪90年代中期出生的人群中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已与部分发达国家不相上下：1995年出生的国民中，29.6%的人获得本科或以上学历，另外还有24.1%的人获得大专学历。目前（最新数据为2017年），中国每年高等教育毕业人数占全世界比例已达26%（图13 ）；全球25-65岁受高等教育的人口中，中国的占比也已经上升至17.8%。

未来，我们认为劳动力素质仍有巨大的提升空间。就具体执行层面，进一步提升高等教育水平、大力普及高中及职业教育、缩减城乡之间受教育程度的差距，这三者应当并行不悖。

首先，应当进一步提升高等教育水平——在中国大力提高国民受教育水平的同时，其他国家在此方面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因此中国与发达国家在受教育程度方面仍然存在明显的差距。图14比较了主要国家国民受教育水平的增长情况，具体而言，我们对比了各国25-34岁群体与55-64岁群体中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结果顯示，虽然近30年来中国国民受教育水平明显提高， 25-34岁群体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比55-64岁群体高出21.4个百分点，但韩国、法国等发达国家在此期间的高等教育普及速度都快于中国。值得注意的是，与中国相比，这些发达国家的基数更高，进一步提升国民受教育水平的难度原本就较大，但这并没有妨碍其受教育程度的持续抬升。往前看，尽管中国国民的受教育水平取得了巨大改善，但仍有可能像其他发达国家一样，受教育水平进一步快速提升。

其次，有必要大力普及高中及职业教育——在中国仍有很高比例的人口未接受过高中教育，年轻人口中亦是如此。图15显示，2016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中受教育程度在高中以下的占到了69.1%，远远高于OECD国家21.6%的平均水平。在该指标上，中国甚至明显落后于墨西哥。即便是年轻人口中，也有很高比例未接受过高中或以上教育，比如我国1995年出生的人口中，25.5%的受教育程度在高中以下（图12）。此外，我们在前面讨论了农民工大概率在45岁以后回乡务农的现象，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户籍制度的限制，另一方面也表明农民工的劳动技能、知识结构很大程度上无法适应劳动力市场的需求，针对农民工的持续职业培训非常有必要。值得注意的是，在发达国家中，德国国民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相对较低（图11），但另一方面，其劳动年龄人口中有高达58.2%的人接受过高中或同等学历教育（图15）。这主要是由于德国建立了强大的职业培训体系，大量学生在完成职业高级中等教育后可以顺利参加工作。事实上，德国劳动年龄人口中仅有13.5%的人受教育水平低于高中（图15），这一比例低于大多数G20成员国。德国独具特色的教育体制为其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技术人才，支撑了德国强大的制造业。相应地，德国的青年失业率在G20国家中接近最低位（图16）。

最后，我国乡村与城镇居民间受教育程度仍然存在明显差距，缩减城乡之间受教育程度的差距是提升整体劳动力素质的必然之举。虽然城镇和乡村地区人口受教育程度均持续改善，但乡村地区仍然明显落后于城镇，两者间的差距并未出现收窄的迹象（图17）。在乡村地区，1995年出生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1.3年（相当于2年多高中教育），而城市为14.2年（相当于2年多大学教育）。更值得关注的是，乡村地区1995年出生的人口受教育程度仅相当于城市地区“70后”的水平。

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在不久的将来将面临拐点，届时，教育在推动未来中国经济增长方面将起到更为举足轻重的作用。图11已经对比了各国接受高等教育人数的占比，回顾该图我们可以发现，那些跻身发达国家行列的东亚国家与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国家在国民受高等教育程度方面存在巨大的差异。因此，为了持续推动创新、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继续提升高等教育水平是必要之举。而另一方面，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业大国，未来可能仍然需要大量技术娴熟的工人，以巩固我国在制造业方面的竞争优势。从这一角度来说，中国可能需要向德国学习，大力普及高中及同等学历教育。另外，最新的经济学研究发现，未受过高中教育群体的失业率会随着人均GDP的提高而上升，而受教育水平更高的群体的失业率与人均GDP并没有显著的相关性。这表明随着人均GDP的增长，结构性失业将困扰受教育水平较低的人口。鉴于此，普及高中及同等学历教育，对于构建一个更为强大、稳定的中产阶级群体，进而进一步扩大内需，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50-65岁高龄人口劳动参与率存在上升空间

與其他G20国家相比，中国历来拥有非常高的劳动力参与率。但是，中国50-65岁高龄人口劳动参与率相对较低，且近年来呈明显下滑的趋势。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中国一向拥有非常高的劳动力参与率，此外中国的女性劳动力参与率在所有G20国家中也是最高的（图18）。然而，如果仔细研究中国的劳动力结构就会发现，中国50-65岁高龄人口劳动参与率相对较低。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法定退休年龄为男性60岁、女性50或55岁①，但中国劳动参与率在法定退休年龄之前就出现了“断崖式下跌”——中国50岁以上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大幅低于日本和美国，55岁以上男性的劳动参与率小幅低于美国，但远低于日本（图19和20）。更令人担忧的是，中国高龄劳动参与率近年来呈明显下滑的趋势（图21和22）。尤其是，自2000年以来，50岁以上女性的劳动参与率持续下降，这与其之前的上升趋势相反。事实上，中国的高龄劳动参与率（男性与女性均为如此）已经低于美国、日本和韩国，并且仍然呈现向下的势头。

中国的人均寿命已从1978年的66岁上升至2016年的76岁。我们认为，尽管中国的总体劳动力参与率较高，但高龄人口劳动力参与率仍存在上升空间。过去十年，日本和韩国高龄人口（尤其是女性）的劳动力参与率稳步上升（图21和22）。截至2015年，日本55-59岁男性和50-54岁女性的劳动力参与率超过中国近20个百分点。中国高龄人口劳动参与率的下降，可能存在三方面原因：（1）一方面，这可能体现了财富效应的影响，即随着家庭财富和退休后预期收入的增长，老年人继续工作的意愿降低；（2）其次，高龄人口劳动参与率的滑落可能也反映出部分社会机制失灵、比如劳动力市场存在的年龄歧视等问题，导致老年人在达到一定年龄后不再愿意继续留在劳动力市场①；（3）最后，高龄人口的劳动技能较低，可能越来越难以适应当前的劳动力市场，各国的经验表明，受教育程度越低的群体、其劳动参与率也越低。与此同时，随着中国人均寿命的不断提高，政府应当考虑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比如逐步延长退休年龄至国际普遍水平，鼓励老年人继续参与劳动，以遏制退休年龄附近劳动参与率的快速下滑。日本的经验表明，即使劳动年龄人口下降，劳动力规模也能在较长时间内保持大体稳定——日本劳动年龄人口于1995年达到峰值，至2017年已经减少了近1100万劳动年龄人口，但劳动力规模从1998年的峰值至2017年仅下降了150万人左右。提高高龄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不仅有助于稳定劳动力规模，也将为老年人提供继续发挥他们经验和技能的机会，充实其生活。此外，提高高龄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也有望给不堪重负的社保体系提供一定喘息的契机。

（一）人口红利在经济发展的某些阶段有助于推动增长，但最终要素配置优化与效率提升才是经济长期增长的保障

近30年来，主要经济体中仅有韩国、波兰成功发展进入世界银行定义的高收入组。韩国与波兰的经验表明，在中等偏上收入阶段，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能起到一定程度的推动作用；进入高收入组后，韩国、波兰仍然保持了持续的经济增长，则完全依靠人口红利以外的经济增长要素实现。世界银行从1987年开始，将全世界各个经济体划分为四个收入组别：高收入、中等偏上收入、中等偏下收入、以及低收入。自此以后，同时满足（1）从非高收入组增长进入高收入组、（2）在高收入组连续3年以上、且（3）人口在2千万以上这三个基本条件的经济体，仅有韩国、波兰、沙特阿拉伯三个。而沙特阿拉伯的情况非常特殊，1989年前它被划分为高收入国家，在此之后跌落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直到2004年才重新发展为高收入国家并保持至今。沙特阿拉伯的经济以石油为支柱，其经济发展模式对大部分国家而言，借鉴意义有限。因此，我们重点分析韩国与波兰的经济增长路径，特别是这两国转型为高收入经济体的过程中人口红利所起的作用：（1）韩国自1995年期进入高收入组（1998-2000年曾回落至中等偏上收入组）。1962-1994年这30多年间，韩国实际GDP年均增速达9.7%，人口红利年均贡献1.54个百分点。进入高收入组后，1995-2017年，韩国实际GDP年均增速4.5%，人口红利年均贡献降至0.44个百分点。（2）波兰1995年前被划入中等偏下收入组，1996-2008年被划分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2009年后进入高收入组。在1996-2008年的中等偏上收入阶段，波兰实际GDP年均增速达4.6%，人口红利年均贡献0.29个百分点。进入高收入组后，2009-2017年，波兰实际GDP年均增速3.3%，人口红利年均贡献转负至-0.29个百分点。

人口红利在经济发展的某些阶段有助于推动增长，但为确保经济长期增长，最终必然要经历从要素投入规模扩张向要素配置优化与效率提升的转型，这其中也包括人口要素的优化和提效。在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能起到一定程度的推动作用，但人口红利不足以解释中国以及其他国家的长期增长。就中国而言，我们前述的分析已经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劳动力扩张速度在全球范围内并不突出，人口红利、即劳动力扩张不足以解释中国经济的高增长。纵观到目前为止各国的发展历程，没有国家依靠人口红利成为发达国家。在人口红利逐步消退后，一些迈入高收入组行列的国家依然经历了持续的经济增长，其核心在于要素配置的优化与效率的提升——这其中也包括人口要素的优化和提效，如劳动力素质的提升、劳动力在部门间的配置优化等。

（二）中国劳动力潜力高于历史上日本类似人口结构阶段

日本老龄化问题较为突出。从人口结构的角度来看，当前中国的人口结构与1980年代后期的日本大致相当。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国的人口红利，我们在相同的研究框架下，分析人口结构的演变如何影响日本的经济增长。日本老龄化问题在全球范围内都较为突出，其城市、乡村地区均正步入“深度老龄化”社会。日本65岁及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而该比例到2050年预计将达到三分之一。由于中国在经济增长和人口结构方面与日本有诸多相似之处，许多人担心中国注定会重蹈日本覆辙，经历经济长期停滞的阵痛。但是大量研究表明①，日本经历了“失去的二十年”，主要因为日本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起，没有认清潜在增长率下降的现实，而采取了持续刺激的政策，导致货币超发、流动性过剩，在房地产、股市、海外资产等非实体经济层面积累起巨大的泡沫，最终泡沫破裂。在这一传导链条中，人口结构的变化是重要诱因之一，因此日本的经验教训值得中国学习重视，但是将日本“失去的二十年”主要归咎于人口老龄化，难免偏颇。从人口结构的角度来看，当前中国的人口结构与1980年代后期的日本大致相当——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在2020年达到13.5 %，相当于1980年代后期日本的水平。

未来，中国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可能将慢于同时期的日本、甚至韩国。与此同时，目前中国在剩余劳动力转移、劳动力素质提升等方面的潜力高于当时的日本。中国有较为充足的空间通过发展和进一步挖掘劳动力潜力来解决人口结构的问题。目前中国的粗出生率仍高于1980年代后期的日本，如果中国能及时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出生人数持续下滑的问题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得以缓解，中国的少子化问题有望比日本更为温和，这对中国长期的人口结构改善大有裨益。根据联合国的预测，中国总抚养比在达到拐点后的上升速度与幅度将小于其他东亚国家，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比的下降幅度预计也将明显小于同时期的日本、韩国。此外，1980年代后期，日本的产业结构已经相当发达，农业就业占比已降至10%以下，农业剩余劳动力规模有限。并且，当时日本的国民受教育程度也已较高，远高于目前中国的水平——根据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的数据，日本1990年2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已达9.6年，明显高于中国2017年该阶段人口7.8年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这导致日本后续劳动力素质提升的速度相对较慢。如前文所述，狭义的人口红利并非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劳动力其他相关要素（如劳动力在部门间的配置、劳动力素质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更为显著。虽然中国目前的人均GDP水平不及1980年代后期的日本、且中国狭义“人口红利”的消退轨迹可能与日本1990年代之后比较类似，但鉴于当前中国相比于1980年代中后期的日本有巨大的劳动力潜力优势，如果相关政策调整得当，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有能力应对劳动力规模下降和老龄化等问题对经济增长带来的挑战。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对中国未来劳动力潜力进行预测。维持当前的劳动参与率，2018-2030年劳动力规模将减少4200万人，即劳动力规模收缩5.2%。从目前至2030年，人口老龄化预计年均将拖累经济增长约0.4个百分点。具体而言，如果我们假设中国的劳动力参与率保持目前的水平不变，那么到2030年我国的劳动力规模将从2016年的8.07亿下降至7.65亿——2016-2030年劳动力规模每年将收缩0.38%。随着时间的推移，劳动力规模将不断加速收缩。可以采用两种方式估算，两种方法估算出的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基本接近：（1）以人口抚养比的方法计算，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将不断下降，导致人口总抚养比预计从2018年的40.4%进一步上升至2030年的48%，由此，人口老龄化在未来的十多年预计年均将拖累经济增长0.42个百分点。（2）基于第一节中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的跨国回归分析计算，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将逐步从2018年的10.9%上升至2030年的16.9%，2018-2030年年均上升幅度（相比于2018年）为3个百分点；鉴于回归结果显示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每上升1个百分点、对应实际GDP增速下降0.13个百分点，则预计人口老龄化在未来的十多年将年均拖累经济增长0.39个百分点。

提高高龄人口的劳动参与率，有望使劳动力规模从目前至2030年保持大体稳定。考虑到中国高龄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存在上升的空间，如果中国高龄人口劳动参与率到2030年能上升至美國当前的水平（且假设劳动参与率在此期间线性变化），那届时中国的劳动力规模将达8.09亿人，相比于情景一（无政策调整）增加4400万人。在这种情景下，2016-2030年中国劳动力规模将年均增长0.02%（虽然同比增速预计将从2018年的+0.23%下降至2030年的-0.15%）。事实上，我们采用了中国高龄劳动参与率将上升至与美国相同水平这一相对保守的假设。若要达到与美国类似的高龄人口劳动参与率，仅需中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回升至2000年时的水平，同时男性劳动参与率小幅上升（图21和22）。

在此基础上，农业劳动力的继续转移有望从目前至2030年为GDP增长年均贡献1.2个百分点。为估计中国农业劳动力转移尚存的潜力，我们可以作一个定量的测算，假设到2030年中国农业就业人员占比下降至韩国目前4.9%的水平（同时假设期间这一占比呈线性下降趋势），并且从农业中转移出的劳动力平均进入制造业和服务业中。基于此，我们分析认为，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有望在2018-2030年平均每年为我国GDP增长贡献1.2个百分点。

最重要的是，劳动力素質的持续提升，将成为中国未来经济持续增长的主要推动力，有望从目前至2030年为GDP增长年均贡献1.8个百分点。纵观发达国家的发展历史，没有国家依靠人口红利成为发达国家，在这些国家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达到中国目前的水平后，其受教育水平的提升步伐并未放缓，而是继续提高，成为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力。中国也完全有能力保持受教育水平上升、劳动力素质提高的良好态势，2018-2030年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还有望以每年3%左右的速度增长，将为中国接下来的GDP增长年均贡献约1.8个百分点。

总结而言，如果政策调整到位，劳动力相关因素至2030年还有望年均推升GDP增速3个百分点左右，与改革开放过去40年来3.7个百分点的年均贡献大体相当。从1979年到2017年，劳动力因素（包括劳动力规模扩张、劳动力素质提升、劳动力在部门之间的优化配置）对实际GDP增速年均贡献3.7个百分点，其中狭义的人口红利的贡献为0.33个百分点。未来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转负，但如果政策调整得到，劳动力还有巨大潜力有待挖掘，劳动力相关因素至2030年还有望年均推升GDP增速3个百分点左右——其中，提高高龄劳动参与率可以使劳动力规模保持大体平稳，农业劳动力的继续转移有望年均贡献1.2个百分点，而劳动力素质的进一步提升有望年均贡献1.8个百分点。

在本文中我们通过论证说明，狭义的“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退。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已经从峰值开始回落，抚养比率处于不可逆转的上升趋势。但从积极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劳动力仍有进一步释放潜力的空间，今后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挖掘劳动力潜力：进一步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改善劳动力的总体受教育水平、提高50-65岁人口的劳动参与率。

（一）通过改革深挖劳动力潜力的窗口期在快速收窄

进一步释放剩余的劳动力潜力，有赖于更加有力、协调的政策调整。首先，中国亟需进一步的改革，以确保农业剩余劳动力向效率更高的非农部门转移的过程能持续进行。我们发现，农业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周期性变化，与中国三次重大改革相吻合。农业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最近陷入低谷（图11），表明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并不会自发进行。因此，中国亟需进一步的改革，以确保农业剩余劳动力向效率更高的非农部门转移的过程能持续进行。改革措施应当包括：进一步放宽户籍限制，保障农民工能够在城镇地区安居乐业；建立完善全国联网的社保体系，促进人口的跨地域流动等。这些改革举措越早出台并落实，中国就越早能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剩余红利中获益。

其次，看似是慢变量的教育，也需要进行及时的改革。虽然高等教育在中国的年轻一代中更为普及，但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犹在。更值得关注的是，中国仍有一大部分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在高中或同等学历以下；此外，城乡教育水平的差距依然巨大。这些事实都表明，中国的教育制度亟待系统性的改革，以提升劳动人口的竞争力。鉴于教育是一个慢变量，教育方面的政策措施也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产生实质性的影响。由此看来，现在正是教育体系改革的关键时点，并且教育体系改革是培养下一代具有创新能力和高效生产率的劳动人口的必然之举。

最后，退休制度应当更加灵活，以鼓励劳动者在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能继续在适合的工作岗位上发挥余热。随着婴儿潮一代（1960年代和1970年代出生人口）快速步入退休年龄，这种政策调整的时间窗口正在收窄。

（二）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的结构性冲击

与此同时，不应忽视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的结构性冲击，具体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个方面：（1）人口老龄化导致养老负担加重，可能加剧养老金的缺口；（2）人口结构的转变会对投资与储蓄产生显著的影响，进而影响经济结构；（3）随着育龄妇女人数高峰的消退，调整计划生育政策以取得最好政策效果的时间窗口在快速收窄。

人口老龄化导致养老负担加重，可能加剧养老金的缺口；但有必要指出的是，转轨成本、而非老龄化因素，是未来十多年养老金缺口的主要原因。随着人口的老龄化，全社会的养老负担将不断加重，其中最直接的体现是将加剧养老金的缺口。当然，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养老金空账的问题并不是完全由老龄化因素造成的——目前空账规模仍在扩大，主要还是来自于转轨成本：一方面，随着时间推移，工资不断提高，基数不断扩大，空账规模自然扩大；另一方面，养老保险的覆盖面在不断扩大，新参保的人不断增加，大量养老保险账户没有做实。根据我们的测算，转轨成本将是未来十多年养老金缺口的主要原因，而老龄化因素对养老金缺口的拖累影响将在未来几年内开始显现、并不断加重。

储蓄率与人口结构息息相关，人口结构的转变会对投资与储蓄产生显著的影响，进而影响经济结构。对东亚国家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储蓄率与抚养比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性（图23），而在历史上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总储蓄率随着经济从高速增长降至中低速增长，也一同见顶回落（图24）。中国的储蓄率近年来也呈现出不断走低的态势，这将对经济结构产生重大的影响。未来有必要坚持推动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各国的经验表明，产业整合、产业升级、消费升级、走向全球化是经济结构转型的四大方向。

随着育龄妇女人数高峰的消退，调整计划生育政策以取得最好政策效果的时间窗口在快速收窄。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呈现双峰特征，最后一波“婴儿潮”人口已经进入育龄阶段，但囿于计划生育政策及其他各方面因素，新生儿人数近年来总体仍然呈快速下降的趋势。未来几年可能是最后一波育龄妇女人数的高峰期，随着育龄妇女人数高峰的消退，进一步调整计划生育政策以取得最好政策效果的时间窗口正在快速收窄。

（作者为上海高毅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投资部研究专员，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博士）

① “劳动力规模”与“经济活动人口”是同一个概念。

② 鉴于数据可得性，以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作为劳动力规模的替代指标。

① 这三次重大改革分别为：（1）1980年代初农村经济改革，中国各地的农村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形式的体制转变，大幅提高了农民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和效率；（2）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为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指明了方向；（3）2000年代初，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加快对外开放，逐步融入世界经贸体系。

① 该数据来源于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需要指出的是，该套数据隐含的农业就业人员占比高于统计局年鉴中公布的数据。鉴于此，我们在使用该数据的时候，将该套数据中的农业就业人数按统计局年鉴的数据进行等比缩减，使农业就业人员占比与统计局年鉴中的数据吻合。

① 中国现行的法定退休年龄是指1978年《国务院关于安置老弱病残干部的暂行办法》和《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中所规定的退休年龄，即男性60周岁，女干部55周岁、女工人50岁。虽然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但是延迟退休的具体政策尚未出台。

① 目前我国立法明确禁止的就业歧视事由主要包括7类，即种族、民族、宗教信仰、性别、残疾、传染病病原携带、社会出身等，但尚未明确禁止年龄与户籍歧视。美国、欧洲等国家明确禁止就业中的年龄歧视。

① 《人口结构变化对潜在增长率的影响：中国和日本的比较》，陆旸、蔡昉，《世界经济》，2014年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