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 诚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 北京 100010)

劳动参与率是经济活动人口(就业人口与失业人口之和)与劳动年龄人口(16～65岁人口)之比,反映劳动力资源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程度,是市场经济国家重要的人口就业指标(1)劳动年龄人口分为经济活动人口和非经济活动人口。非经济活动人口主要有两类:一类是没有工作能力不能参加工作的,如丧失劳动能力者、因病退职人员等;另一类是因服役、求学等原因不能参加工作的,如军人、在校学生、家务劳动者、退休人员、服刑犯人、在家庭农场或家庭企业周工作低于15小时的劳动者等。在劳动年龄人口中减去以上7类人员,其他部分的劳动力可以称为经济活动人口,包括就业人口与失业人口。。党的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强调,要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利用、稳定劳动参与率、提高人力资源利用效率。当前,我国新的人口发展阶段必然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1],我国劳动参与率变化也将呈现一些新的特点。因此,需要做好前瞻性分析和预判,尽早做好战略性应对部署,促进我国人口与经济社会长期均衡发展。基于国家统计局近3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我们分析了不同年龄段、不同性别和城乡的劳动参与率特点,利用国际劳工组织数据,比较了我国与世界主要经济体劳动参与率变动的差异,最后对未来劳动参与率变化趋势作出预测,并提出对策建议。

一、文献综述

劳动参与率作为劳动力市场的重要指标,反映了一个国家或地区劳动力资源的利用效率。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研究了中国的劳动参与率问题,这些研究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一是对中国劳动参与率整体变动趋势的分析与预测。Feng等[2]使用中国家庭调查数据发现中国的劳动参与率一直在下降,尤其是在1995—2002年失业率有明显上升的特征,劳动参与率的下降特征也尤为明显。马忠东等[3]运用普查数据研究发现,中国劳动参与率的年龄模式趋向于稳定的“倒U型”,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和城乡差异,预测到205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和比例整体上都呈现先增加后减少的趋势。吴要武等[4]研究发现,2010 年以来中国的劳动参与率和就业率持续下降,本地人口劳动参与率和就业率整体呈波动下降趋势,流动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和就业率水平相对较高。

二是分析影响中国劳动参与率变动的因素。蔡昉等[5]指出,劳动参与率受潜在劳动者对于工作收入与闲暇选择偏好的影响,此外,劳动参与率的影响因素还包括个人保留工资、家庭收入规模、性别、年龄等。社会保障的覆盖率和水平、劳动力市场状况等也影响个人的劳动力供给,进而影响整体劳动参与率。从长期来看,许多国家都经历过劳动参与率降低的过程。郭琳等[6]发现经济增长和大学扩招会导致劳动参与率下降,而劳动参与率降低又会降低人口红利的作用力度。周祝平等[7]通过对中国、巴西、法国、印度、日本和美国的劳动力参与率进行比较,发现年轻型人口明显比老年型人口的劳动力参与率更高,人口老龄化与劳动力参与率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收入水平与劳动力参与率之间存在着“倒U型”曲线关系。Tong等[8]发现,子女数量对已婚妇女的劳动参与率有直接影响,相比于农村女性,生育子女的经济压力对城市女性劳动参与率的替代效应更明显。余家林等[9]的研究发现,家庭财富增加使得部分劳动年龄人口退出就业市场,从而降低劳动参与率,家庭财富每增加1%,就会导致劳动参与率下降0.19个百分点,财富增加致使劳动者以照顾家庭为由退出劳动力市场。

三是分析中国劳动参与率的结构性特征。南亮进等[10]发现,中国的劳动参与率与产业化的相关系数在0.4～0.6;中国男性的劳动参与率高于女性,同时中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高于同期美国和日本的女性劳动参与率;改革开放之后随着适龄青年就学率上升,青年的劳动参与率出现下降趋势。王金营等[11]发现,1990—2000年,我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从15岁开始逐步上升,在20～25岁达到高峰并保持稳定直到45岁,45岁之后劳动参与率随年龄的不断增加而降低。齐明珠[12]的研究发现,随着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的提高,15～24岁人口的劳动参与率有较大下降空间, 25～4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基本保持稳定状态,45～64岁人口的劳动参与率略有下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分析了我国劳动参与率的主要特点,发现男性劳动参与率要高于女性,初中文化程度的劳动年龄人口的劳动参与率最高,农村人口的劳动参与率要高于城镇人口,青少年和老年组的劳动参与率呈下降趋势[13]。

上述研究从不同方面回答了中国劳动参与率怎么变化、为什么变化和将来如何变化等问题,对于理解中国的劳动参与率问题具有重要帮助。但是,回顾文献发现,很多研究成果年代较远,有的重要研究是21世纪初期的成果,相关数据和反映的事实虽有价值,但不能解释当前的最新情况。另外,由于国家统计局等机构不披露劳动参与率数据,因此很多研究都是基于微观调查数据开展分析的,这些数据有时难以全面反映国家劳动参与率的总体情况。最后,很多研究专注于中国的劳动参与率变化情况,缺少国际比较,难以反映同期劳动力参与率变化的一般性规律。基于以上考察,我们运用最新的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结合可比的国际数据,对我国劳动参与率作出预测和展望。

二、我国劳动参与率的历史趋势特征

(一)我国劳动参与率总体趋势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劳动参与率总体呈现下降趋势。图1显示,1980年我国劳动参与率为79.5%,并在1983年达到83%的峰值,此后至1989年基本维持在79%以上,期间年均降幅为0.06%。1990—1999年我国劳动参与率持续下降,从1990年的79.17%下降到1999年的77.06%,10年间下降了2.11个百分点,期间年均降幅为0.3%,降幅有所扩大。2000—2009年我国劳动参与率持续下滑,劳动参与率从76.82%降至71.58%,10年间降低了5.24个百分点,期间年均降幅为0.78%,降幅持续扩大。2010—2019年除个别年份外,我国劳动参与率依旧持续走低,从70.96%降至69.14%,但降幅收窄至1.82%,年均降幅收至0.29%。2020年我国劳动参与率降至68.06%,为近20年新低。

图1 1980—2020年我国劳动参与率基本变化趋势数据来源:Wind数据库。

(二)我国劳动参与率的性别和年龄差异

分性别来看,我国男性劳动参与率整体上比女性高大约13个百分点,男性和女性劳动参与率均呈现下降趋势(见图2)。其中,男性劳动参与率从1990年的85.03%下降至2021年的74.29%,降幅达10.74个百分点,年均降幅约为0.45%。女性劳动参与率从1990年的73.02%下降至2021年的61.61%,降幅为11.41个百分点,年均降幅为0.56%,女性劳动参与率降幅高于男性。

图2 1990—2020年我国分性别劳动参与率变化趋势数据来源:Wind数据库。

分年龄区间来看,根据第五次、第六次和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不同年龄段劳动参与率(2)第七次人口普查计算的是就业参与率,指的是就业人口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在无法准确获得经济活动人口数据的情况下,就业参与率也可以大致反映劳动力资源的利用情况。由于2020年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未披露失业人口数据,涉及纵向比较时本文使用的口径为劳动参与率,即就业人口数与16岁及以上劳动年龄人口数的比。根据第五、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经验数据,劳动参与率一般比就业参与率低3%～5%。呈现3个主要特征:一是随着年龄段上升,劳动参与率先升后降,呈现“倒U型”曲线的变动趋势特征,劳动参与率的峰值在30～44岁;二是相比于第五次人口普查,第七次人口普查各年龄段的劳动参与率均有所下降;三是第六次人口普查的劳动参与率在多个年龄段都高于第五次和第七次人口普查,这与全国劳动参与率持续下降的情况有所不同(见图3)。需要关注的是,相比于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劳动参与率中,15～20岁和21～24岁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下降幅度较大,分别为-33.92%和-30.16%;65～69岁人口的劳动参与率有所增加(增幅约为1.96%)。另外,第六次和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中,70～74岁和75岁以上的老年人劳动参与率均呈降低趋势,其中,2020年这两个年龄段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分别为17.37%和6.53%。

图3 第五次、第六次和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分年龄段劳动参与率分布情况数据来源:第五、第六、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下同。

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劳动参与率有显著的年龄和性别分布差异,表现为24岁之前,由于学习、入伍等原因,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在80%以下,其中15～19岁人口的劳动参与率约为50%。25～44岁这一年龄区间的人口劳动参与率保持在高位水平,如25～29岁男性的劳动参与率高达96%,这也是青年就业的第一个高峰阶段,45～64岁年龄区间的人口劳动参与率逐步下降,表明有些劳动者开始退出就业市场。从性别角度来看,24岁之前人口的劳动参与率没有明显的性别差异,但是在24岁之后的各年龄区间中男性劳动参与率都高于女性劳动参与率,这是由现代市场经济条件家庭劳动分工、产业结构和市场主体需求等因素决定的(见图4)。

图4 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分性别和年龄段的劳动参与率分布情况

(三)我国劳动参与率的城乡差异

我国劳动参与率还有明显的城乡差异,从城乡角度来看,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在各年龄段中乡村的劳动参与率都高于城市和镇的劳动参与率,尤其在49岁之后的年龄段,乡村劳动参与率下降幅度较小,城镇劳动参与率下降幅度较大,导致城乡劳动参与率差距扩大(见图5),表明大龄或高龄农村劳动力参与经济活动比例较高,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城乡社会保障水平存在差距。

图5 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分城乡和年龄段的劳动参与率分布情况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中,我国劳动参与率的分布情况主要有以下特征:一是相比于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76.82%),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劳动参与率(70.96%)下降了5.86个百分点,其中,男性人口劳动参与率下降了4.78个百分点,女性人口劳动参与率下降了8.87个百分点;二是多数年龄段的男性劳动参与率显著高于女性,且相比于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男女性别间劳动参与率差距有所扩大(见图6);三是城乡劳动参与率差距依然明显,农村劳动参与率出现16～25岁年龄段下降和55～65岁年龄段上升的情况(见图7);四是分城乡和性别来看,城市50岁以上女性和60岁以上男性的劳动参与率出现明显下降,相比于城市和镇,乡村男女性别间的劳动参与率差距更小。无论是城市、镇还是乡村,30～50岁这一年龄区间的劳动参与率都在高位。

图6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分性别和年龄段的劳动参与率分布情况

图7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分城乡和年龄段的劳动参与率分布情况

三、当前我国劳动参与率的结构分布特征

第五次和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均按照前后一致的口径公布了16岁以上人口、经济活动人口、就业人口和失业人口数据,为判断2000—2010年劳动参与率的变化创造了条件。但是,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统计口径发生了变化,公开发布的指标包括分年龄段和性别的人口,分城市、镇、乡和性别的人口,以及按10%抽样的分城市、镇和乡的就业人口。基于这些统计资料与数据,我们可以估算出分性别、分城乡和分年龄段的劳动参与率,也就是就业人口与16岁以上经济活动人口的比,大致反映不同性别、不同地区、不同年龄段劳动力人口的资源利用情况(3)基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我们无法统计劳动参与率情况,但可以估算出分性别、分城乡和分年龄段的就业参与率,也就是就业人口与15岁以上经济活动人口的比。两个口径的主要联系是二者的核算基数相同,即公式的分母均为劳动年龄人口数,区别主要体现在公式的分子不同,即劳动参与率的分子为就业人口与失业人口之和,而就业参与率的分子为就业人口数。在失业率较低的国家或地区,二者在统计结果上十分接近。。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11月,我国总人口数为14.43亿,其中15～64岁的人口总数为9.65亿,占比约66.87%,这是适龄劳动人口的总量。按同一年龄区间估算的就业人口数约为6.23亿,2020年我国的劳动参与率约为64.56%,比当年公布的劳动参与率(68.25%)低3.69个百分点。分性别看,2000年男性适龄劳动人口总量为4.96亿,就业人口总量为3.68亿,男性劳动参与率约为74.2%。女性适龄劳动人口总量为4.69亿,女性就业人口总量为2.55亿,女性劳动参与率为54.37%。分城乡看,城市适龄劳动力总量为4.22亿,就业人口总量为2.62亿,城市劳动参与率约为62.09%;镇适龄劳动力总量为2.22亿,就业人口总量为1.38亿,镇的劳动参与率为62.16%;乡村的适龄劳动力总量为3.21亿,就业人口总量为2.23亿,乡村的劳动参与率为69.47%。

从各年龄段劳动参与率分布情况来看,全国及分性别的劳动参与率分布呈“倒U型”曲线特征。其中,15～19岁年龄段全国、男性和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分别为10.61%、12.34%和8.59%;20～24岁年龄段的劳动参与率开始上升,全国、男性和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分别为51.52%、55.96%和46.53%;25～29岁的全国、男性和女性劳动参与率分别为76.01%、83.83%和67.38%;进入30～49岁年龄段,我国劳动参与率达到高位,全国劳动参与率保持在76%～82%,男性劳动参与率在83%～92%,女性劳动参与率在67%～72%;50岁之后,人口劳动参与率开始下降,其中,在60～64岁年龄段,全国、男性和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分别下降至33.84%、42.50%和25.10%。另外,需关注退休人群的劳动参与率,以65～69岁这一年龄段为例,全国、男性和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仍高达26.96%、33.88%和20.29%(见图8),这背后可以反映出我国社会保障和养老服务等方面的问题。

图8 2020年全国各年龄段分性别的劳动参与率分布情况

与第五次、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相似,城市、镇、乡村的劳动参与率有所不同,但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的一个新特点是:在15～49岁年龄段,也就是通常意义上劳动力“年富力强”阶段的劳动参与率出现城乡趋同的特征,城乡差距已经不是十分明显。劳动参与率的城乡分化出现在50岁之后年龄区间,乡村劳动参与率明显高于城市和镇的劳动参与率;城市的劳动参与率在50岁节点出现明显下降情况(见图9),这反映出城乡退休制度、社会保障和其他公共服务差异对劳动力就业意愿有重要影响。

分性别来看,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中,男性劳动参与率无论是在城市、镇还是乡村层面,都高于女性劳动参与率,这与第五次、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结果一致。在男性劳动参与率中,分城乡看,“两端离散、中间趋同”的特征比较明显,即15～29岁和55～75岁这两个年龄区间的乡村男性劳动参与率都高于城市和镇,但在30～54岁年龄区间内的城乡男性劳动参与率十分接近。女性劳动参与率的特点也是如此,但趋同的年龄区间范围缩小,且离散的时间点有所提前。在50岁之前,城乡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差距小于男性,但50岁之后的城乡劳动参与率差距开始扩大,个别年龄段的劳动参与率差距甚至超过男性。

四、劳动参与率变动趋势的国际比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劳动参与率持续下降,同期与世界主要经济体相比,劳动参与率在世界范围内总体有“北升南降”的特点:“北升”是指包括美国、德国、日本在内的一些发达国家劳动参与率出现上升;而“南降”指中国等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参与率出现下降(4)比较不同国家的劳动参与率,通常会遇到数据可比性的问题。如果分别从不同国家获取数据,需要统一不同数据源的定义和统计口径,尤其涉及到时间序列的比较时,还需要考虑不同国家统计口径的变化。本文的数据来源为国际劳工组织ILOSTAT数据库,该数据库已经考虑各国数据可比性的限制,并在最大程度上修正调整了各国数据,使之具有一定程度的可比性。 除特别说明之外,本文国际比较部分不再做数据统计口径的修正调整。。其中,“升”,有的表现为低水平上的上升;“降”,有的则是在原有高水平基础上的下降。长期以来,相比于发展中国家,一些发达国家的劳动参与率处于相对稳定的低水平,而一些新兴经济体,由于人口结构和经济增长等方面的原因,其劳动参与率高于发达国家[14]。

以2021年为例,美国、日本、德国的劳动参与率分别为61.66%、65.18%和60.55%,相比于西班牙(57.77%)、法国(55.85%)和意大利(48.57%),这三大经济体的劳动参与率在发达国家中处于中上水平。发达国家中劳动参与率较高的有瑞典(66.68%)、澳大利亚(65.6%)和加拿大(65.07%)等国。在主要的发展中国家中,劳动参与率呈现分化特征,中国(68.06%)、巴西(61.91%)、俄罗斯(61.89%)和印度尼西亚(65.87%)等国的劳动参与率处于较高水平;而南非(55.76%)、墨西哥(58.81%)等国家的劳动参与率水平较低。综合来看,尽管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劳动参与率不断下降,但截至2021年,在近20个世界主要经济体中,中国的劳动参与率仍位居第一(见图10)。

图10 2021年世界主要经济体劳动参与率对比情况(单位:%)数据来源:国际劳工组织ILOSTAT数据库,下同。

结合几个典型国家的劳动参与率变化情况来看,2010—2021年,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劳动参与率处于高位回落状态,日本和德国劳动参与率略有上升,美国、英国和法国的劳动参与率相对稳定。东(南)亚国家中,印尼和韩国的劳动参与率都有所提高,但整体水平仍低于中国。金砖国家中,除南非的劳动参与率略有上升外,其他金砖国家的劳动参与率均出现下降趋势,其中,2016年以来俄罗斯的劳动参与率和2019年以来巴西的劳动参与率的下降趋势较为明显。与其他典型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劳动参与率也保持领先,但趋势上出现下降,而阿根廷、墨西哥等国家近年来出现劳动参与率回升态势。

从更长的时间维度观察,20世纪60年代以来发达工业化国家的劳动参与率的上升趋势更为明显,其中,发达国家女性劳动参与率快速上升是重要原因[15]。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多种因素推动了女性劳动参与率的上升:一是产业结构的调整,工业化的一般发展规律是第一和第二产业的就业比重不断降低,第三产业的比重不断上升并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服务业为女性提供了更多合适的岗位,增加了女性的就业机会;二是社会和家庭职业分工发生了变化,家庭小型化、生育率下降和就业观念的变化,导致很多女性外出就业,尤其是女性工作收入增加使得家庭内部劳动机会成本大幅上升,推动了女性劳动参与率的提高;三是社会福利政策和人口结构变化等其他因素也影响了女性劳动参与率,如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水平的降低,会使适龄女性劳动人口延迟退出就业市场和老龄人口就业率增加。

中国的劳动参与率为何下降?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一是从15～25岁年龄段的劳动参与率变化情况看,这一群体的劳动参与率不断降低,主要原因是我国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扩张,吸纳了更多年轻人上大学、职业教育学校,继续接受更多教育,这些学生群体成为非经济活动人口。根据香港科技大学马忠东等[3]的估算,1982年15～19岁和20～24岁两个年龄区间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分别高达76.22%和94.04%,到2005年分别降至50.38%和80.62%。二是从50～65岁年龄段的劳动参与率情况来看,城市劳动参与率出现较为明显的下降,这与当前我国退休和社会保障制度改善有密切关系,在较好的福利水平下,临近退休年龄人口的就业意愿出现下降。三是从经济活动人口和劳动年龄人口变化趋势角度来看,随着我国少子化(生育率下降)、老龄化趋势加快,在人口总量相继出现增速和存量“双降”的情况下,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和规模出现下降,同时劳动参与率也出现下降,原因在于经济活动人口出现更大幅度的减少。与发达国家不同,我国女性劳动参与率明显下降成为劳动参与率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其深层次原因是我国传统文化对家庭分工的影响。

五、我国劳动参与率的变动趋势预测

基于第五、六和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劳动参与率变化趋势,估算出过去20年劳动参与率的年均增长率,以此预测至2030年的劳动参与率变动趋势。在我国高等教育制度、社会保障制度、退休制度等不发生较大变化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得到2030年前我国劳动参与率的变动趋势。预测结果显示:到2030年我国人口总量将降至14.04亿。根据分年龄的人口预测数据,2022年底我国16～65岁劳动年龄人口将达到9.6亿,占总人口比重为68.57%,到2030年劳动年龄人口降至9.48亿,占比降至67.5%。期间,个别年份劳动年龄人口及其占比有反弹,但总的趋势是下降(见表1)。

表1 2020—2030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及占比趋势预测

基于最近的3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可以分别计算出每10年劳动参与率变动的年均速度,并通过趋势外推法得到未来9年的劳动参与率年均增速水平。根据时间由近及远的原则并反复测算得到未来10年(2020年起)劳动参与率年均增速为-0.51%,由此分别得到2024年、2025年和2030年我国劳动参与率分别为67.02%、66.67%和64.99%(见表2)。

表2 2024—2030年我国不同年龄段劳动参与率预测 %

分年龄区间看,16～19岁年龄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将从2024年的8.06%,分别下降至2028年的6.15%和2030年的5.18%。20～24岁年龄人口劳动参与率从2024年的46.92%下降至2025年的45.56%,到2028年和2030年分别降至42.74%和40.32%。25～29岁年龄人口的劳动参与率预计将从2024年的72.93%下降至2028年的69.98%,到2030年降至68.31%。由于求学、参军等原因,相比其他年龄段,青年群体的劳动参与率处于低位,呈现下降趋势且降幅高于其他年龄段。

30～34岁年龄段人口的劳动参与率预计将从2024年的78.13%分别下降至2025年的77.45%、2028年的75.71%和2030年的74.4%;同期,35～39岁年龄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分别降至78.79%、77.13%和75.9%;40～44岁年龄人口劳动参与率降至2028年的76.78%和2030年的75.56%;45～49岁年龄人口劳动参与率将从2024年的76.05%降至2030年的72.72%。2024—2030年,30～34岁、35～39 岁、40～44岁和45～49岁这几个年龄段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将分别下降3.73、3.52、3.49和3.33个百分点。30～49岁这一年龄区间的劳动力人口正值壮年,是劳动力市场和就业的主要群体,因此,该年龄段的劳动参与率高于其他年龄段,但随着未来我国适龄劳动人口减少、就业结构和技术进步等变化,这一群体的劳动参与率也主要呈下降趋势。

退休(临近退休)年龄人口中,50～54岁、55～59岁、60～64岁、65～69岁、70～74岁和75岁以上年龄人口劳动参与率将分别从2024年的64.78%、51.55%、31.12%、25.54%、16.92%和6.21%,下降至2030年的61.28%、47.61%、27.16%、23.45%、16.28%和5.72%。2024—2030年,50～54岁、55～59岁、60～64 岁、65～69岁、70～74岁和75岁以上年龄人口劳动参与率的降幅分别为3.50、3.94、3.96、2.09、0.64和0.49个百分点(见表2)。相比于其他年龄段人口,影响退休(临近退休)年龄人口劳动参与率变化的因素更多,其中主要受延迟退休政策的影响,部分具有就业能力的低龄老年人的就业意愿可能会增加,老年就业人口规模将会扩大。此外,从发达国家老龄化进程情况来看,养老金水平、医疗保障和养老服务等保障性因素将影响老年人口的劳动参与率水平。因此,退休(临近退休)年龄人口的劳动参与率有反弹和上升的可能。

六、政策建议

劳动参与率从宏观上反映了一国人力资源的利用效率,从微观上体现了劳动者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意愿和积极性[16]。过低的劳动参与率不利于一国人力资源的充分利用,将对经济增长、就业、收入、消费等一系列经济活动产生负面影响。因此,我国劳动参与率持续降低需要引起重视。针对我国劳动参与率不断降低的成因,建议从以下方面逐步提升我国劳动参与率水平。

(一)主动应对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和劳动力供给下降的挑战

预测结果表明,我国人口总量、劳动年龄人口未来将呈“双降”走势,从总体上看,我国劳动力供求格局已经发生根本性转变,劳动力供给不足的问题在未来将更加明显。提高我国劳动参与率,根本在于实现经济活动人口尤其是就业人口的合理增长,不断提升劳动年龄人口的就业意愿。根据劳动力供给曲线向后弯曲的特点,在市场主体和微观机制上,应加快培育和完善劳动力市场各项制度,优化就业环境和服务,减少劳动力求职、流动和增收等方面的障碍,减少“躺平”“内卷”等负向激励,鼓励劳动年龄人口积极就业。

(二)重点缩小劳动参与率的城乡差距、性别差距和年龄差距

提升劳动参与率的潜力在女性、在城市、在劳动年龄人口的“两头”。建议减轻女性生育、养育孩子等方面的家庭负担,减少女性就业歧视,保障女性劳动者的基本就业权益。还应重点缩小城乡劳动参与率的差距,缩小城乡社会保障和基本公共服务差距,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提升城镇化率,保障进城务工人员就业权益。重点提升适龄青年和退休人员的劳动参与率,拓展青年群体职业教育和实习培训等“干中学”机会,推动弹性退休政策,保障老年人再就业权益。

(三)要关注人口结构、技术进步和社会保障改革等对劳动参与率的影响

要应对生育率下降和老龄化进程加快造成的长期影响,避免未来劳动力代际间加速减少。要应对技术进步对劳动力供给的结构性影响,降低“技术门槛”对“就业门槛”的负面影响,提升劳动力供给质量。要加快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引导劳动力在生命周期各阶段工作投入的时间分布,为劳动力创造养老、医疗和社保等基本保障条件,提升养老保险制度的可持续性,减少劳动力就业的后顾之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