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传忠 王梦晨

（1.南开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 天津 300071）

（2.南开大学经济学院 天津 300071）

一、引言

2019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世界制造业大会致辞中指出，“中国高度重视制造业发展，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把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作为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一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基础在制造业，重点是实现价值链升级。目前，中国制造业规模居全球首位，中国是唯一拥有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但在制造业迅速发展过程中，有两个特征化事实值得关注：第一，制造业发展规模与质量效益不匹配。规模优势是支撑中国制造强国进程的主体，而质量效益是制造业发展的主要短板，制造业技术创新尤其是关键核心技术创新方面存在严重不足，制约着中国制造业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迈进。第二，“人口红利”即将消失，出现“逆库兹涅茨过程”。从2010年开始，中国劳动力结构从供大于求转为供不应求，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比较优势渐趋丧失，制造业产业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2006年开始下降，且劳动生产率提高缓慢。中国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缓慢的条件下出现制造业比重下降，将严重制约制造业价值链的提升。

以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为主要特征的新工业革命正快速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均属于高技能偏向型技术。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是创新型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诸多文献表明发达国家经济转型与结构调整离不开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的作用。与发达国家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迅速发展并在各行业快速扩散不同，中国制造业整体呈现出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发展缓慢的特征。这主要是因为目前中国制造业关键核心技术缺失，进出口增长形成的“干中学”效应仅是低技能劳动生产率提高，而不是低技能产业向高技能产业的升级（Berman等，1998）。加之高技能劳动相对投入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导致技术需求和工人技能不匹配，以低技能密集型制造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及制造业中间产品加工的贸易形式，使得中国制造业长期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来源于技术—技能互补性，前沿技术与高技能劳动力的匹配能够实现制造业价值链的攀升。因此，通过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来推动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和价值链提升是一条可行的路径。随着新产业革命的不断推进，智力成果逐渐演变为知识产品，只有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制度对技术创新原动力的基本保障作用，才能促使越来越多的高技能劳动者充分发挥创新能力。可以说，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为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提供了有利的制度环境，为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创新提供了有效保障，从而有利于加快我国制造业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向中高端攀升。

本文研究与两方面文献密切相关，一是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的经济效应研究，学者最开始将偏向型技术进步应用于分析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美国劳动力市场中出现的技能溢价现象（Acemoglu，2002）。之后，偏向型技术进步理论逐渐成为理解劳动力市场技能溢价、要素收入分配、产业结构升级、全要素生产率及产业竞争力等一系列非均衡经济增长和发展问题的新思路（陈勇和柏喆，2018；王林辉和袁礼，2018；孔宪丽等，2015；Antonelli，2016）。二是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相关因素的研究，国内外学者重点关注创新系统、政府政策、人力资本等对制造业价值链的作用（Padmashree和Bertha，2018；Taglioni和Winkler，2016；刘梦和戴翔，2018），少数研究关注知识产权保护的作用（戴翔和金碚，2014）。但现有研究仍然存在两个不足：一是主要集中于中性技术进步对制造业价值链影响的研究，鲜有文献讨论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对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影响及机制；二是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影响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过程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需要制度环境的约束和保障，两者组合才能更好地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推动力，而鲜有文献分析知识产权保护影响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对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作用效应。为此，本文从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这一崭新的视角出发，嵌入知识产权保护这一制度要素，同时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研究其对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这有助于理清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知识产权保护与制造业价值链攀升三者之间的关系，对进一步发挥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和知识产权保护在提升制造业价值链中的作用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二、理论模型

（一）模型设定

借鉴Costinot等（2013）使用工序生产函数反映价值链分工的理论思想，本文将技能劳动和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引入分析框架，构建包含四部门的开放经济模型。

假设存在两个国家“本国S”和“外国N”（本国是发展中国家，外国是发达国家），每个国家有两类代表性异质性企业：高技能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企业和低技能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企业。假定在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在制造业产品生产过程中只投入“劳动”一种生产要素，且劳动力市场只有高技能劳动力H与低技能劳动力L两种投入。

（二）消费部门

代表性消费者根据效用最大化原则提出对高技能劳动密集型产品和低技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需求，消费者支出所需的收入来源于劳动力供给所获得的工资报酬。假设消费者效用函数为常数替代弹性（CES）效用函数：

其中，CH,t和CL,t分别表示消费者t时间对高、低技能劳动密集型最终产品的消费，ρ表示高技能劳动密集型产品和低技能劳动密集型产品偏好的替代弹性，ρ＞1 。

消费者最优决策如下：

其中，PH,t、PL,t分别表示高、低技能劳动密集型最终产品的价格，ωH,S,t和ωL,S,t分别表示本国高、低技能劳动力的工资，HS,t和LS,t分别表示本国高、低技能劳动力的数量。

（三）最终品生产部门

高、低技能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企业分别用高、低技能劳动密集型中间产品X作为生产投入来生产高、低技能劳动密集型最终产品Y，根据Dixit和Stiglitz（1977）模型思路假设最终品生产函数为：

Ai,t表示高、低技能偏向型技术水平，也反映了中间品的种类数；i=H,L；n=S,N；α∈（0,1）。高、低技能劳动密集型最终产品生产企业追求成本最小化，最优决策如下：

均衡状态下求解成本最小化问题可得最终产品生产企业对中间品投入的需求函数：

其中，pi,n,t表示中间品投入的价格。进一步可以得到：

（四）中间品生产部门

假定中间品生产由一系列连续的价值链环节构成，将不同的生产环节用z表示，z∈［0,1］，各环节按照所含的技术密集型劳动数量（要素）的多少从高到低排序，0表示距离最终消费市场最远的价值链最低端环节，1表示价值链最高端环节。本国参与中间品全球价值链中的生产环节，工序位置ze越大，说明本国能够从事的价值链上的工序技术含量越高，本国在价值链上的分工地位越高。

高、低技能劳动密集型中间品生产的每一个环节都需要一单位前一阶段的中间品和一单位劳动力作为生产投入，高技能劳动密集型中间品只由高技能劳动力生产，低技能劳动密集型中间品只由低技能劳动力生产。另外，各个国家在中间品生产领域存在技术差异，诸多国家都会采取措施在生产过程中引进和吸收先进技术，而技术吸收会产生成本。本国一般通过FDI引进和消化吸收先进技术，而知识产权保护可以提高FDI的规模和质量，影响本国获取和运用知识的可能性并为其提供制度保障，进而对技术吸收能力产生正向影响。假设技术吸收效率为m（βn）∈［0,1］，βn为知识产权保护水平，m′（βn）＞ 0。因此，高、低技能劳动密集型中间品生产企业各环节产品的价格需要满足以下条件：

由上式可得：

另外，中间品生产过程中各环节是连续的，假设在生产过程中不会发生错误，正确率为1，则各环节中间品产量满足以下条件：

（五）R＆D部门

借鉴Grossman和Helpman（1991）、沈春苗和郑江淮（2016）对技术进步的建模讨论，用高技能劳动密集型中间投入品种类反映高技能偏向的技术进步，用低技能劳动密集型中间投入品种类反映低技能偏向的技术进步，高、低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都取决于高技能劳动力数量以及知识存量。根据Dixit和Stiglitz（1977）模型思路，定义高、低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的函数分别为：

上述两个方程表示R＆D部门新知识的价值等于该部门高技能劳动力的收入或劳动力成本。由上述两个方程可得：

（六）均衡求解

以上是各经济主体在静态时期的最优决策，长期内，高、低技能劳动密集型最终产品市场出清，高、低技能劳动力市场出清。由最终产品市场出清得到：Yi,t=Ci,t；由（4）式和上式可以得到：由（7）、（10）式得到：

根据前文可以求得均衡时高、低技能劳动密集型中间品生产过程中各环节的产量为：

由求解均衡得到的（13）式，依据Acemoglu（2002）提出的测度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的方法，可以表征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对隐函数方程（13）求导：

由方程（14）可以看出，ze随着的变化而变化，说明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对制造业价值链攀升存在一定的影响。一方面，技能偏向型技术的进步体现于产品关键核心技术的创新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的掌握可以实现制造业结构的优化，提高本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另一方面，技能偏向型的前沿技术需要高技能劳动力进行研发或应用，进而提高了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高素质劳动力数量的增长和质量层次的提升，都将推动中国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和升级（刘梦和戴翔，2018），从传统的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形成攀升价值链高端的新优势。基于以上分析提出：

假设1：在假定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促进制造业价值链攀升。

由于知识产权保护水平nβ进入的表达式，所以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作用于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过程会受到知识产权保护的影响。理论上，在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不同的地区，制造业价值链攀升效应存在明显差异，因此，在相同的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条件下，不同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地区的制造业价值链也可能有所不同。对方程（14）进行推导，由于ρ＞ 1，m′（βS）＞ 0，可推导出先正后负，即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对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影响表现为倒“U”形。可见，由于受到知识产权保护的影响，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对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影响呈现非线性特征。

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体现为技术与技能的互补，集“要素集聚”和“技术载体”功能于一体。伴随经济快速发展和国家对知识产权的重视，一方面，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不断提升，知识产权体系发挥有效的“保护效应”，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发挥效用的配套条件逐步具备，企业生产率提高，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推动制造业价值链升级的效应也日渐明显；另一方面，在这一时期，高技能劳动力比重提升，可以有效掌握和使用先进技术并将其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促使高技能劳动密集型产品快速增多，进而使得制造业生产环节从价值链中低端向高端转化。但是当知识产权保护达到发挥作用的临界程度，会出现对高技能劳动力的“封锁效应”，给再创新者的借鉴和改进造成一定障碍，不利于技能劳动者创新成果的广泛传播和交流。由此，制度保障红利逐步消退，从而导致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所发挥的效用有所下降甚至反向抑制，这可能是致使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对制造业价值链产生负向影响的重要诱因。因此，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对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影响存在倒“U”形的门槛特征，基于以上分析提出：

假设2：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对制造业价值链的影响存在知识产权保护门槛效应，且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与制造业价值链之间呈现出非线性的倒“U”形关系。

三、研究设计

（一）计量模型

依据理论模型，借鉴以往的研究，本文构建如下基准回归模型：

下标k表示省份，j表示行业，t表示年份。LEXPYkjt表示制造业价值链攀升，SBTCkjt表示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Xkjt表示其他影响价值链攀升的控制变量，包括外商直接投资FDIkt、生产性服务业发展PSIkt、基础设施建设INFkt、政府支持GOVkt、产业规模SCAkjt和行业的资本密集度CAPkjt。μkjt是随机误差项，模型中同时控制时间（YEARfe）、地区（PROVINCEfe）和行业（INDUSTRYfe）固定效应。

理论分析表明，在探讨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对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影响时，知识产权保护会对两者关系产生影响。为此，在（15）式的基础上构建以知识产权保护为门槛变量的非动态面板门槛模型，作为讨论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非线性作用的主要回归模型，避免了人为划分样本区间的主观性，门槛模型设定如下：

其中，知识产权保护IPPkt为门槛变量，γn表示待估计的门槛值，I（· ）表示指标函数。

（二）变量说明①因篇幅所限，本文省略了变量具体的测度过程，感兴趣的读者可在《经济科学》官网论文页面“附录与扩展”栏目下载。

被解释变量是制造业价值链攀升（EXPY）。现有很多文献使用Hausmann等（2007）构建的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标来测度行业或地区所处的价值链位置，即出口技术复杂度越高，表示出口的技术含量越高，说明其在整个价值链中处于高端位置。本文借鉴李强和郑江淮（2013）等学者的做法，采用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标来测度中国各省区市制造业在所处价值链中的位置来反映制造业价值链攀升情况，分两步测算各地区各年的出口技术复杂度。由于计算所得的出口技术复杂度数值差异较大且较为分散，本文在进行回归分析时对其进行了取自然对数处理，目的是缓解可能存在的非正态分布问题。

核心解释变量是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SBTC）。Bartik冲击是一种偏向于高技能劳动者的冲击，与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的作用机制相吻合。本文借鉴陈勇和柏喆（2018）的做法，采用Diamond（2016）通过各行业高技能劳动者与低技能劳动者就业人数和工资水平计算Bartik冲击的方法衡量各地区各行业生产效率的变化情况，对各省份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进行测定。

知识产权保护（IPP）采用樊纲市场化指数中的知识产权保护这一分项指数来反映，即用各省份专利申请受理量占科技人员的比重与专利申请批准量占科技人员的比重的算术平均值来衡量知识产权保护水平。

（三）样本与数据

本文将宏观数据与微观数据进行匹配，研究使用的微观数据来源于CGSS 2005年、2006年、2010年、2011年、2012年和2013年的数据。选用这六年的CGSS数据来计算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的原因包括：第一，相对于其他同类型微观调查数据库，CGSS的样本不仅包含了个体工资收入、受教育程度、行业类别等研究所需的关键变量，而且采用多阶分层随机抽样方法，样本分布的省区覆盖率最广，能够有效代表全国的状况；第二，将这六年的数据整合在一起可以扩大样本量进而提高研究的可信度；第三，这六年CGSS问卷中的变量相同（都是选取核心模块调研数据），经过处理后能得到变量一致的样本。①本文将劳动者样本范围限定在16—60岁，删除具有缺失值的样本。个体年龄是根据问卷中“您出生的日期是什么”这一问题进行判断，以调查当年减去出生年来衡量。

国内已公布的主要微观入户调查中均没有涉及行业出口相关数据，且由于很难获得地级市及以下行政单位统计数据，但基于省一级统计样本匹配CGSS微观调查数据同样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本文参考2002年版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对制造业行业进行分类，最终选出24个主要的制造业行业。2005—2013年CGSS数据中的行业分类采用的是ISIC行业分类标准，本文将其转化为24个大类国民经济行业。由于西藏数据缺失严重，将其剔除，经过上述处理，样本包含的个体为横跨全国30个省市的24个制造业行业。制造业行业和地区层面相关数据来自国研网国际贸易研究及决策支持系统、WIND数据库、EPS数据库、《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中国知识产权统计年鉴》《中国律师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及各省市统计年鉴等。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基准模型估计结果与分析②完整的基准模型估计结果及分析请见《经济科学》官网“附录与扩展”。

表1报告了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影响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线性估计结果。模型（1）—（4）结果显示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的系数总是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符合理论预期。

表1 基准估计结果

目前，中国正致力于促进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这些前沿技术将会逐渐替代部分劳动力，特别是降低中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并不断增加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与此同时，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会提升高技能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偏向技能的技术进步会为一个国家的制造业升级提供原动力。目前中国的低技能劳动力优势使得中国承担了发达国家外包产品的生产，但前沿技术尚落后，要实现制造业从中低端向高端攀升，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将发挥重要的作用。模型（5）采用OLS回归对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的结果进一步验证，结果基本保持一致。另外，为了进一步研究两者的关系，本文在模型（6）中引入了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的二次项来考察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可能对制造业价值链攀升产生的非线性影响，结果说明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对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影响呈倒“U”形特征，并且存在一个“门槛值”：在达到门槛值之前，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对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促进作用显著；而跨过门槛值后，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减弱甚至会抑制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理论分析表明，知识产权保护可能在门槛值的位置上发挥了关键作用，因此，下文进一步采用门槛模型进行检验。

（二）内生性讨论

考虑到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与制造业价值链攀升之间可能存在的反向因果关系，本文拟找到一个与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相关但外生独立于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工具变量，并进行相关估计。

参照陈斌开和张川川（2016）的方法，本文利用1999年高校扩招这一外生性政策冲击来构建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的工具变量，将各省高校密度的异质性作为外生来源，在此基础上用扩招前1998年各省高校密度与全国高等院校扩招规模的交互项作为各省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的工具变量，并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进行估计。具体设定如（17）式，为工具变量法的第二阶段估计模型，（18）式为工具变量法的第一阶段估计模型，其中，COLLEGEk,j,t=1998表示各省份在1998年时的高校密度，用每百万人拥有高校数来衡量；SCALEt-4表示滞后4年的全国高等院校招生规模增量。该工具变量满足外生性和相关性，首先，高校扩招政策是国家统一制定的，各地区不存在差异；其次，高校扩招带来的人力资本扩张显著提升了地区的劳动力技能水平，高校密度越高的地区越能在后续的高校扩招中实现高技能劳动力比重的提升，进而实现较高水平的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

表2报告了2SLS估计结果，结果表明，考虑了工具变量后，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对制造业价值链升级的正向影响依然存在，观察工具变量法的第一阶段估计结果，构建的工具变量对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高校扩招为后期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此外，弱工具变量检验的F值大于10，说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

为了进一步验证上述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System-GMM）方法消除内生性问题，添加被解释变量的一阶滞后项作为解释变量。模型（3）满足GMM的有效性前提，由Arellano-Bond自相关检验发现残差项存在一阶自相关，在1%水平上显著，但不存在显著的二阶自相关，同时通过了Sargan检验，不存在显著的工具变量过度识别问题，工具变量是有效的。①AR(1)检验p 值为0，AR(2)检验p 值为0.1154，Sargan检验p 值为0.3218。估计结果与前文基本一致。综上可见，考虑内生性问题后，本文的研究假设仍得到了验证。

表2 内生性问题估计结果

五、进一步分析

（一）门槛模型估计结果与分析①门槛效应存在性检验、门槛估计值估计及门槛模型完整估计结果请见《经济科学》官网“附录与扩展”。

理论模型推导结果表明，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与制造业价值链攀升之间呈倒“U”形关系，且知识产权保护可能会对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影响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结果产生作用。因此，本文进一步将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和知识产权保护纳入同一回归方案，检验基于知识产权保护门槛的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对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异质性影响，克服人为划分样本区间造成的主观偏差，采用门槛回归模型进行实证检验。本文将知识产权保护作为门槛变量，为确定门槛的个数，依次在单一门槛、双重门槛和三重门槛假设下进行门槛自抽样检验，利用F统计量和采用自举法得到的P值来判断应选择的门槛模型。知识产权保护的单一门槛和双重门槛都通过了检验，而三重门槛没有通过检验。因此，在不同的门槛区间内，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对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导致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的影响效果呈现非线性的特征。

鉴于双重门槛值已通过显著性检验，且对于中国的现实状况分析更具合理性，因此，本文采用双重门槛模型来探讨在不同区间内，知识产权保护、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对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作用机制。表3给出了知识产权保护在不同门槛区间内，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对制造业价值链影响的回归结果。从实证分析结果看，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对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影响并非是单调递增的，而是存在“门槛”，具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当IPP≤0.203时，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对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影响系数为0.0816，存在较小但显著的促进作用。迈过第一门槛，知识产权保护位于[0.203，0.209]这个区间时，影响系数增加为0.8442，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发挥较大的促进作用。而当知识产权保护跨越第二个门槛值后，影响系数显著降低为0.1911，且对制造业价值链升级产生了负面影响。因此，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的价值链升级效应呈现出相对复杂的双重门槛特征。通过对系数变化的分析发现，当知识产权保护未达到一定的水平时，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微弱，一方面是由于高技能劳动力没有充分发挥作用的空间，另一方面是由于创新成果得不到合理的保护，会大大降低高技能劳动者创新的积极性。当知识产权保护达到最适宜水平时，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在制造业价值链由中低端向高端迈进过程中可以发挥最优的促进作用。而当知识产权保护过强时，会对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的作用形成较强的门槛，原因可能是知识产权保护过强，会干扰技能劳动者创新成果的传播和交流，给再创新者的借鉴和改进过程造成壁垒。因此，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对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影响并不总是呈现边际效应递增的趋势，二者存在非线性关系，只有当知识产权保护处于最适宜的水平时，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才能够在制造业价值链攀升过程中发挥最优作用。另外，本文将所得到的门槛值引入非平衡面板的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估计结果见模型（2）。结果显示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与制造业价值链攀升呈倒“U”形关系，虽然相关系数大小与门槛回归结果有些许差异，但是这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验证了假设2。

表3 双重门槛模型估计结果

（二）稳健性检验①稳健性检验的详细操作过程及估计结果分析请见《经济科学》官网“附录与扩展”。

考虑到前文回归可能存在结论受数据极端值的影响、指标测度是否科学准确、模型的结论是否只在特定的时间区间成立等问题，本文将进行一系列检验，验证门槛模型的稳健性。具体方法包括：（1）剔除可能出现的极端值。为了减轻极端值对研究结论的影响，本文对分析中需要的连续变量进行了上下1%的缩尾处理。（2）替换变量。首先，本文采用制造业利润率即规模以上工业利润占总产值比重作为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替代指标进行估计。其次，本文采用专利司法保护指标即各省份法院新收知识产权一审案件量对数来表示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另外，现有文献常采用GP指数衡量知识产权保护强度，本文对GP指数进行修正，从立法和执法两个维度衡量各地区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并进行检验。（3）改变时间窗口。考虑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选取2009—2016年互联网普及率数据来代表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进而探究其对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影响。另外，本文采用Acemoglu（2002）提出的测度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上述方法的估计结果均支持前文的结论。

（三）异质性检验②异质性检验的详细操作过程及估计结果分析请见《经济科学》官网“附录与扩展”。

鉴于不同行业的技术水平、市场环境、要素流动等发展差异，本文分行业对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与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关系进行检验。表4第（1）—（3）列结果显示知识产权保护在低、中、高技术行业双重门槛均通过了5%显著性水平检验，各行业双重门槛值，门槛效应和变量的显著性、影响方向、程度等存在差异。中技术行业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的影响效应不同于全国的情况，当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值超过第一个门槛值后其作用方向由负变正，当其依次超过两个门槛值时，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对制造业实现价值链攀升的影响不断增强。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对低技术行业制造业价值链的动态影响特征与全国基本一致，说明对于低技术行业来说最适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在两个门槛值之间，这可能与中国现阶段低技术行业生产所需的机器设备主要源于国外引进有关，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将提高对国外专利技术的保护，增加本土的使用成本，不利于制造业价值链升级。对高技术行业来说，尽管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越高，越有利于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促进制造业价值链攀升，但是当知识产权保护达到一定程度时，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促进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边际效应会减弱，说明高技术行业价值链攀升过程中存在一个最适宜的知识产权保护区间。

考虑到区域的非均质性带来的要素禀赋、制度环境等差异，本文从区域层面对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与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关系进行检验。表4第（4）—（6）列检验结果显示知识产权保护在东、中、西部地区单一门槛均通过了 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唯有东部地区存在双门槛效应。各区域单一门槛值之间存在一定差距，进一步说明区域的非均质性对门槛效应和变量的显著性、影响方向、程度等存在差异。具体分析发现，西部地区的门槛值低于中部地区的门槛值；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对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影响方向也有差别，在中部地区，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的作用效果呈跨越式发展，只有当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越过门槛值后，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的系数增大且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促进制造业价值链的升级，这也体现出中部地区的后发优势较为明显。而西部地区在知识产权保护越过门槛后，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的作用变为负向影响，说明其最适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小于门槛值，西部地区制造业价值链攀升有相对较低的知识产权保护门槛约束。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对东部地区制造业价值链的动态影响特征与全国相似，具有显著倒“U”形特征，东部地区存在影响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最适宜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区间。

表4 异质性检验估计结果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尝试从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的角度，探究其对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影响效果。通过借鉴Costinot等（2013）使用工序生产函数反映价值链分工的理论思想及方法，本文将技能劳动和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引入分析框架，构建开放经济模型，着重揭示和刻画了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对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作用机制。以理论模型为先导，本文运用CGSS（2005—2013年）调查数据和相匹配的省级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第一，在假定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有利于促进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第二，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与制造业价值链攀升之间的关系呈倒“U”形特征，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促进制造业价值链攀升存在显著的知识产权保护门槛效应，当知识产权保护未达到一定的水平时，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作用微弱；当知识产权保护过强时，会对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的作用形成较大的门槛；只有当知识产权保护达到最适宜水平时，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在制造业价值链由中低端向高端迈进过程中才可以发挥最优的促进作用。第三，不同技术层次行业及不同地区门槛值、影响系数、作用程度和方向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最适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才能使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在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过程中发挥最优作用。我国制造业面临“内忧外患”的局面，迫切需要加快实现创新驱动和结构调整。对此，我国应重点采取以下对策：培育高技能劳动者，进一步加强高校对学生的技能培养，企业强化技能培训，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实现学校培养与企业用人的有效衔接等。另外，现阶段提升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与中国的发展现实相符。但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快速提升的过程中，很有可能会出现“超调”，要选择合适的经济开放程度，争取一个合理的知识产权保护国际环境。考虑到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对制造业价值链攀升影响的空间异质性和行业异质性，要实施有针对性的知识产权保护策略。最后，中国科技“大而不强，快而不优”，唯有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突破，才能促使制造业融入全球价值链中高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