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琵琶记》作为“南戏之祖”，历来是研究并热议的对象，但是对其中的主要人物形象及情节的研究已颇多，对于其各种评注本的探索亦不在少数。本文特从“婆媳关系”入手，分析《琵琶记》中的一位边缘人物角色——“蔡婆”。希以此视角对全剧的情节建构、冲突等作相应的补充和细节佐证，丰富对该研究领域的整体思考和论证。

关键词：《琵琶记》;蔡婆;人物形象;婆媳

作者简介：续畅（1995-），女，汉，山西太原人，山西师范大学硕士，研究方向：中国语言文学（中国古典文献学）。

[中图分类号]：J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21）-03-0-02

《琵琶记》是中国古典戏剧名作，以其丰富的故事情节，生动的人物形象，关照着后来许多小说家及其创作。其中，蔡婆这个“边缘人物形象”一直未有成为特殊关照对象的机会，今日，我们将这个形象拉至幕前，从蔡婆自身的性格和语言艺术等方面，尤对其“婆婆”形象进行分析。“婆媳关系”是一个家庭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的关系历来比较微妙，历史上有不少出名的“恶婆婆”形象，而《琵琶记》则向我们展现了一个“婆婆”由恶转善的过程。本文试以蔡婆为主要关照对象，探究在封建教化思想下，蔡婆担任了怎样的角色，不同角色作用下，又分别展现了怎样的形象。

我国古代的诸多礼法中已记载了不少对于婆媳之间行为的规定，如《礼记·内则》曰：“妇事舅姑，如事父母”[1]，《礼记·昏义》曰：“妇顺者，顺于舅姑”[2]。过去，女性从身出闺阁到嫁做人妇，在家庭生活中长期处于劣势，一直得不到公平的待遇。最典型的当属《红楼梦》中的绝对统治者——贾母，其身上往往带有双重性质：当她处于“媳妇”的位置上时，她是被压迫者，多充当正面人物;当她处于“婆婆”的位置上时，她转为压迫者，常是施暴于人的“恶人”典范，多为反面人物。《琵琶记》中的“蔡婆”并未能拥有“贾母”一样充沛的笔墨描写。她的几次出场着墨不多，但正是这点“忽视”，使得她的形象少了几分“刻意”，反增添了更多生活色彩。笔者将主要从母亲、妻子、婆婆几个角色，尤其从其在“婆婆”位置前后心态的变化入手，分析其形象，论证其对于整体情节的推动作用。

一、忧心儿子的母亲形象

第二出：高堂称寿

“听剖，真乐在田园，何必区区公与侯！”

第十一出：蔡母嗟儿

“区区一个儿，两口相依依。没事为着功名，不要他供甘旨。你教他做官，要改换门闾，只怕他做得官时你做鬼。”

以上几出，皆可看出，作为母亲，她只有蔡伯喈一个儿子，对其疼爱自是不必言说的。她当然希望儿子能够高中状元，但她更希望儿子能够陪伴左右，这是她出于一个母亲的“自私”。一方面，她希望时刻看得到、摸得着儿子的存在，无谓大国家之安定与否，只要小家庭的幸福美滿;另一方面，她希望时刻给儿子照顾。相比于蔡伯希望儿子高中功名的强烈愿望，她更希望儿子能够平安喜乐度过一生，这是出于母性对孩子关怀的本能。

各点评本中也皆为这一慈母形象动容，如李卓吾评：“据蔡母见识当是圣母。从来隐士之母，多以此得名，独蔡婆为俗人所辱，竟从净扮，甚冤之。卓老之意，太公太俗，合扮净去。”又曰：“蔡婆言语寓有至理，即登坛佛祖也没有这样机锋。”并称她“是圣母，是达人。”李氏又有言曰：“今世上只有蔡公，再无蔡婆也。如蔡婆者，真间生之大圣，特出之活佛。”陈继儒评本亦然，赞蔡婆“句句先识，真是圣母”、“蔡婆是个善知识”。虽然只有寥寥数语，但是一个没有私心的“伟大母亲”形象，足以感动众人。

二、与蔡公对立的妻子形象

第四出：蔡公逼试

“老贼！你年纪八十余岁，也不识做孝。披麻带索便唤做孝？”

“太公，你都有好言劝我孩儿去赴选，我有个故事说与你听。”

第十一出：蔡母嗟儿

“老贼，你便死也消不得我这场怄气。”

对于蔡伯一再强求，她怨气横生。她开始以妻子的身份发言，充满人性的温情。家长里短的抱怨，是全剧最贴近生活处，赋予了戏剧相当的真实。这种情节的安排，也是为了调节观众感受。在主线情节外，加入其的衬托，使得全文都变得活泼，几句话一出，便在读者脑中构架起一副熟悉的景象。人们一定都见过这样的场景，一对老夫妇拌嘴，多是老婆婆不停念叨，老公公一言不发，不是没有理由反驳，是多年生活养成的习惯。任她吵闹抱怨，只作无声状，左耳进右耳出。这种诙谐的场景对比，尤其是与伯喈和五娘比较，则更加明显，一对新婚，一对年老，浪漫与现实，新鲜与熟悉，前者是夫妻之情，后者是亲人之爱，都是值得称颂的真情。作者高明定是对生活充满细致观察，才能有这样的描写和设计。

其中语气和称谓的转变，可以看出在面对外人时，蔡婆变得委婉和客气。 “太公”与“老贼”的称谓情感分明，但这正是蔡婆作为剧中的边缘角色的性格特点，两幅“面孔”间塑造了蔡婆的形象。她并不是泼辣无礼，也不是目光短浅，只是对丈夫，她有着肆无忌惮的情绪宣泄，对家人，她有着强烈的保护意识。她在儿子的去留问题上据理力争，仅代表了一种微乎其微的反对之词。她只是巨大社会背景中的一朵浪花，但绝对有其存在的合理处。从这里来看，蔡婆其实是个心肠柔软的人，虽然言语激烈，但所言都是为了儿子，她从不将自己放入儿子的前程之中，不给他过大的压力，她的全部心愿，不过是子孙满堂，安度晚年罢了，她内心所构建的生活向往，是那些被功力蒙住双眼的人无法企及的人生高度。

三、由恶转善的婆婆形象

第二出：高堂称寿

“媳妇，惟愿取连理芳年，得早遂孙枝荣秀。”

第十一出：蔡母嗟儿

“有儿却遣他出去，教媳妇怎生区处？媳妇，可怜误你芳年纪。”

第二十出：勉食姑嫜

“媳妇，有果蔬么？”“贱人！前日早膳还有些下饭，今日只得一口淡饭，再过几日，连淡饭也没有了。快抬去！”

第二十一出：糟糠自厌

“媳妇，你在这里吃甚么？”“咦，这糠只好将去喂猪狗，如何把来自吃？”

“媳妇，我元来错埋冤了你，兀的不痛杀我也！”

儿子新婚初期，她还嘱咐儿媳替蔡家开枝散叶，充满对未来生活的期待。在儿子将踏上科考之路时，还替五娘可惜可叹。这其中都展现着她本性之善。但随着矛盾增加，婆媳二人所处的境遇不断被极致化，先碰上灾荒，本就生活困难，再遭遇夺粮，更雪上加霜。若是太平，赵五娘与蔡婆未必不会是一对和谐的婆媳。但因境遇极端，再加上蔡婆这一角色，本身需要对五娘“全贞全孝”的形象有所渲染。于是蔡婆从改变称呼开始，继而陷入猜忌怀疑，终将整部剧作推向高潮。在揭晓五娘食糟糠的真相后，竟自愧而死。二者之间关系也随之升华，从只靠儿子作为连接纽带的婆媳，到视对方如有血缘关系的母子。封建家庭等级森严的金字塔结构被打破，家庭等级观念被瓦解，成就了蔡婆和五娘由对立转向同一。

蔡婆由恶转善的变化，对情节转折具有重要推动，蔡婆之死，将全剧带入高潮。至此，每个人物的动线都将置换，发生或位置，或身份的转移，来完成作者行文的立意。从整体上看，蔡婆的逝世，又最终使蔡伯喈落得“生不能养，死不能葬”，在大团圆结局中留有遗憾，突破了惯有的喜则极喜，悲亦极悲的传统结构，赋予读者新的体验。

小结：

自古以来，在众多人际关系之中，婆媳关系复杂而难以调和，他们二者既亲密又疏离。婆婆和媳妇处在关心同一个男性的位置，必然会有分歧，虽然两人出发点相同，旦往往在行事过程中互相对立，免不了产生猜忌，从而引发诸多矛盾。婆媳矛盾实则是儿子的情感归属，如果过分偏袒媳妇，则会造成母亲的抱怨，如果一味听从母亲，则造成对妻子的冷落。如何平衡这二者之间的情感，一方面，需要儿子充分调节，在日常琐事中不断平衡妻子与母亲的，既要对母亲忠孝，又要对妻子仁义;一方面，也要求儿媳与婆婆建立情感联系。即儿媳孝顺一位对自己无养育之恩的母亲，婆婆疼爱一位与自己无血缘关系的孩子。此时，二者之间只有建立在相互尊重和包容的基础上，才能达到平衡。这也是剧中“婆媳关系”最终和解所给予人们道德情感之启示。

虽然蔡伯喈、赵五娘等是为本剧的主线人物，但是拘于创作者封建时代的局限性，和阐释者注重教化的文学观念，反而是蔡婆、老媪、惜春等这些边缘人物塑造的更为灵动。如同本文所分析的蔡婆，她有身为母亲的无私，有身为婆婆的自私;有对儿子的爱护，也有对儿媳的猜忌;有向丈夫的埋怨，亦有对团圆的期盼。她的种种情感构成了饱满生动的性格。对这样的“小人物”、“边缘人物”或戏剧中专有的“丑角”，当值得不断被关注。正是因他们本身地位不重，没有承载过多教化意义，没有浸染强烈的封建精神，故而拥有了更多发挥的余地，使之更接近生活的真实和文学的本质。恰恰由于许多如蔡婆这样小人物的陪衬，才能使整个剧作有效串联，他们身上“反封建礼教传统”的精神，使故事拥有感染力，拥有超越作者行文时代的“先进性”。有他们才使整部剧作读来，熟悉的如同身边人，邻边事，如临现场，他们当是故事中“活的”灵魂。

注释：

[1]王文锦：礼记译解[M].北京：中华书局.2010.第325页.

[2]王文锦：礼记译解[M].北京：中华书局.2010.第823页.

参考文献：

[1][明]李贽：李卓吾先生批评琵琶记.侯百朋编《〈琵琶资料汇编》[M].北京：书文献出版社.1989.

[2][明]陈继儒：陈眉公先生批评琵琶记.侯百朋編：《琵琶记》资料汇编[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

[3][清]毛纶：毛声山评笫七才书琵琶记总论.侯百朋编：《琵琶记》资料汇编[M].北京：书文献出版社.1989.

[4]黄竹三、冯俊杰：《六十种曲评注》[M].长春：吉林人山版社.2001.

[5]王爱玲：“为孝、义夫、贞妇、淑女别开生面”——论毛卢山父《琵琶记》评点之伦理意识与批评视域[J].中国文哲研究集刊.第二十八期.2006.

[6]潘建国：中国小说边缘人物的双重属性及文体意义[J].北京大学学报.200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