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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碎与破碎的圆融

2021-02-26张敏

青年文学家 2021年3期
关键词:生存诗意

摘  要:七十年代的台湾乡土电影为代表侯孝贤导演的《恋恋风尘》并不同于同时代的台湾乡土小说叙述乡村的变迁,而是受浸于本民族文化的熏陶,而围绕民族文化进行观测同时,同时代受外来资本商业的渗透,导致民族符号出现了裂隙。虽则如此,民族文化还是覆盖了破碎的瑕疵,在情节上表现于《恋恋风尘》这一影片男主人公最后的分手,最终在意蕴上呈现古朴的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故而本篇论文主要以镜头语言分析《恋恋风尘》的三个方面:一、表象田园式幻境的裂隙;二、镜头语言的舒适与情节受挫的张力;三、“大音希声,大象无形”。

关键词:田园乡土;诗意;生存

作者简介:张敏(1997-),女,汉族,重庆万州人,海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媒介诗学。

[中图分类号]:J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21)-03--02

乡土电影并不是简单只以乡村作为背景,叙述乡村变化的故事,乡土电影是立足于表现台湾乡土生活和本土文化的角度来对本土文化进行缅怀和反思,并对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进行比照,并不回避乡土文化自身的缺陷,并不一味美化乡土文化,而是冷静地解释乡土文化愚昧、落后的一面。而在展现本民族文化的乡土电影之中,侯孝贤的电影以其独特的韵味让西方文明感受到了中华民族文化精神在当今的延续,一贯而突出的个人风格早已被西方电影界尊为电影作者,而对于这么一位作品中饱含着民族文化底蕴的导演,他的最初几部作品也都是文艺爱情片,但其写实风格、诗意的影像表达已初见端倪。可以说,他的影片的一些风格和主题,是先于他自觉的思考和探索而自发形成的,而这些风格的形成,最初的来源就是他的平民生活经历。因此侯孝贤电影的出现,可以看作是平民视野与社会文化相碰撞的一个典型例证。他的早期影片中有很多来源于平民生活的鲜活素材,而当他以一个艺术家的身份 开始观察和记述身边的人和事时,他的使命感和责任心促使他必须更准确、更细微和恰当地去表达这种感受,并且逐渐将其与社会和时代背景相融合。如果说侯孝贤的勇气和执着来自于他平民的身份,他的从容和淡定则来自于他身上流淌的中华民族的血液。一种中国知识分子所共同怀有的使命感让侯孝贤不仅没有丢掉自己,反而在电影艺术的道路上更进一步,开始对自身和时代的命运进行更加深 入的思考。

1.表象田园式幻境的裂隙

乡土中国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富于地方性。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紧密而熟悉,是一种简单的熟人社会。打破地理阻隔的历史进程来看,乡土中国的某些特质,可以简单地归纳为封闭与落后。而无论是某种题材展现这样的特点,还是某些具体的形态以揭露贬斥责的方式,以幻境式桃花源的方式呈现这一特点,几乎都寓含着乡土中国这一民族符号。所以,在侯孝贤导演的影片《恋恋风尘》中,也是以这样的狭小封闭的小乡村作为聚焦点,来展现民族特点。影片开篇是一片黑黑的洞穴,远方一星点亮光,随着列车机械的声音逐渐清晰,接连不断的轨道穿梭于静谧的丛林,在长达两分钟的幽谧而又现代的镜头之后才转入两位主人公的身上——阿远与阿云。

阿远与阿云青梅竹马,两家邻里邻居,知根知底,村里的人心知肚明都以为两人不出意外就会在一起,然而因为两人进入了城市,被城市的节奏迅速卷入,随着两人有着不同的生活轨迹,而各奔东西。这一情节的生发,不是简简单单的异地恋分手事件,在侯孝贤导演的镜头下,是具有巨大的隐含意蕴。两人地理位置的变化,已然暗示着两种不同的生存模式。因为,相对落后的小乡村,城市的进程并不平静,就如开篇驶进主人公小乡村的铁轨一样,压迫滚滚袭来,外在世界极速的变化冲击以及不稳定,入侵了两人稳定而纯情的联系。两人关系的破碎,也是两人离开桃花源式的乡村必然的结局,也暗含现代模式——一种极速分裂,单原子的模式——必然替代传统的长久稳定粘连不变的模式。当长大后的男女主人公来到了城市,导演的镜头语言依旧保持着如乡村一般的平静和细水长流,但是两人身上发生的事情,特别是男主人公阿远,总是陷入一些“理所应当”的困境,这并不是突兀的情节,而是每一位从小乡村奔向城市的人在生存线上,所陷入的无所适从的卡夫卡式的困境。

侯孝贤电影中所营造的乡土台湾的景象,正如李振亚曾经敏锐地指出这与城市的冷酷面貌形成某种“地理区位的对抗”,包括“冷硬的都市公寓vs.村落型的小镇、交通烦乱空间拥挤vs.交通落后空阔的道路、机械呆板vs.有机自然、户外vs.户内、白日vs.黑夜等等”。所以,我们在《恋恋风尘》中也可以见得这两者模式的交叉。城市的空镜出现在阿远生病,阿云照顾他一晚上之后的晨曦。鳞次栉比的房屋一直延续到天的尽头,柔柔的晨光怜悯式的铺摊开来,新的躁动的一天萌萌发动。而在电影中的乡村,很多镜头都是采用留白的方式,不仅仅着眼于近处的事物,而是着眼于远处的空旷,用固定的镜头展现出一种开放的状态,在此状态中诗意得以呈现。显然,两者中已蕴含着一种分裂,如果说侯孝贤的主体是倾向于沈从文式的古典诗学的模式,那么以召唤其古典模式的方式,为了在主体心里回归田园式的幻境,反而是一种后现代的抹除和弥散,这就呈现出表现田园幻境的裂隙。

2.镜头语言的舒适与情节受挫的张力

当侯孝贤导演用他那固有的长镜头在荧幕前一帧一帧流逝的时候,如其所是的背后响起悠然的旋律。其实,无不可以看作一种东方式的审美元素在电影里面的运用。电影的发明足够真实而全面的显示某一时空所发生的事件,这一特点恰好与中国画中的强调的散点透视不谋而合。侯孝贤式的长镜头的运用为什么足够的诗意,从这一点无不可以视为与中国画的理论趋为同一种表现方式。散点透视这个概念是近人根据西方焦点透视而衍生出来的概念,其透視理论以此为依据,不会脱离焦点透视,只不过将一幅画一个视点,一条视平线变成很多个视点和多条视平线。由于中国的审美意识需要,科学固定视点透视法是无法面面俱到的,散点透视能够巧妙的突破时空熔铸于一个密集的画面。与此同时,观众足以发现侯孝贤长镜头的运用,也尽可能地将不同的时空熔铸在一个镜头下,不同的人物在同一画面,却发生着完全不同的事情,生活的杂碎与区隔在里面呈现为一体。所有的一切,在艺术的情理下如此的浑圆而完整,镜头语言完美的恰合了传统的审美,一种古朴诗意的内在性就显现出来。

然而,在如此浑圆整一的意境之下,电影语言叙述的情节铺展却是一个悲伤分离的路线。一对青梅竹马作为在历史沉浮中逐流的人的主体,不得不离开小乡村,上台北工作,阿远服兵役长久的离开阿云,停留在小乡村的稳定的心理模式以为会一直延续,但是随着时空的拉锯,一切都是物是人非、斗转星移。主角分手的情节,不仅仅是现实中的异地恋这一简单问题,而是有诸多矛盾交织起来的。

首先当阿远将高中成绩单交给阿公的时候,得知并没有能力上大学,选择了辍学这一条路,就已经延伸出一段苦难未来的图景,而当开篇阿云很多学业上的事情都还没有阿远了解的时候,作为观众的我们得到影片背后注解的信息,便是两位普普通通的艰难谋生的小人物形象。用阿远爸爸轻飘飘的语言描述“你要做牛不怕没犁可拖”。确实,之后阿远背井离乡,去大城市打工,一遍做着印刷的机器,一边如他本人所说,捡几个字识一识。然而,这个大地,对小人物一向是“以万物为刍狗”般的蹉跎。第一份阿远的工作,因为去站台接阿云来城里,将老板孩子的午饭打翻,被老板娘呵斥辱骂继而辞职,第二份工作阿远拖货的摩托车又被偷,自己攒的钱和阿云的钱全还了去。当阿远想要去偷别人的摩托车的时候,想要加入这一互害型社会,阿云作为传统道德的符号出现对阿远是个警醒,最终阿远还是自己承受了这样的伤害。这一朴实的画面和老舍的《骆驼祥子》中的祥子遭遇如出一辙,不过当祥子顺手牵了别人的骆驼的时候,阿远并没有偷别人的摩托,这一点也是侯孝贤导演所展现出来的小人物的气节,更圆润了阿远这一人物形象。

一副如诗如画的镜头,丝丝扣扣侵入了现实的矛盾,不是全然的牧歌。村里的人因为矿工事件而开始罢工,希望得到应有的诉求,一系列的隐藏在风景画背后的都是残酷地挣扎谋生,镜头中远山黛影,鸡鸣狗吠都笼罩着微弱的残美。

3.“大音希声,大象无形”

70年代的台湾处于经济起飞的预产期,大批乡镇青年无路可走,涌入城市现代化进程,不断驱动着人的前进,城市欲望膨胀,但人的感知还是钝感的停留在小村庄的稳定系统里。侯孝贤在《恋恋风尘》中已经很隐晦的压抑着城市躁动的喧闹和疯狂的冒进,如,阿云第一次来城里,在站台被人忽悠,差点丧失财务;阿远的朋友在电影院工作被砸伤手指,没有办法实现服兵役的愿望;阿远与阿云回乡之后,同村人在夜晚一起看电影,有的人在夜里被家人骂出来,隐没在黑暗中……点点滴滴,隐藏在侯孝贤导演诗意镜头下的苦难,都像套了一层朦胧的纱,而那些苦难的一切都如此真实的存在,而且都是以小人物应接不暇的姿态晃荡着其微小生命,人的主体被命运拖着颠颠簸簸。

一系列事件的出现又风平浪静,人生命在此地缺失,浑浑噩噩的匮乏,从镜头开篇昏暗的隧道曲曲折折蜿蜒而行就像导演缓缓在镜头前拉出一个问号,这是人生的一切意义吗?风和日丽下,爬着虱子的华美袍子,如果生命注定是全然的破碎,那么就让镜头来满足人心里的圆满。从事件和具体形式中,向开放的审美飞跃,美是一种拯救。反过来,我们不应该批判导演用诗意的镜头模糊了人的苦难,而是感谢以这样的方式成全了人活着的尊严,捉襟见肘而神圣不可侵犯。

这种拯救在镜头语言所呈现的即是古老的“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影片中的联系除了轨道还有邮递,寒来暑往,轨道将阿远送到远方,邮递将阿云的视线着眼于在场。最后,阿远服兵役回乡,和阿公在田野中聊天,阿公蹲在田坎看着天说,今年不比往年,光台风就来了三次,养活一千株番薯比种高丽参还难,收成一定不好。阿公的直白和质朴的揭示了食物和生存的关系,其实活着的主题从始至终不曾被导演抛下,在这个矿村下镜头被诗意化。最后的镜头,浓厚的乌云覆盖在大山下,间隙的眼光穿透打在崎岖的山路上,一簇一簇小村落在辽阔的天与海之间,上演人世的聚散离合。

参考文献:

[1]陈春梅.文字与光影世界中最好的时光——从《边城》到《恋恋风尘》看侯孝贤电影中的乡村[J].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16,33(06):1-5.

[2]杨小滨.在镜像自我与符号他者之间:侯孝贤电影的精神分析学观察[J].文艺研究,2014(12):23-37.

[3]李相.儒夢人生——侯孝贤电影的作者特质[J].当代电影,2006(05):63-71.

[4]陈键兴.大陆记者眼中的台湾“70年代”人[J].两岸关系,2003(02):39-41.

[5]蓝棣之.边缘颠覆中心——沈从文《边城》症候式分析[J].名作欣赏,1999(0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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