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高翔

港珠澳大桥

由于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禀赋各异，区域发展不均衡一直是我国的现实国情。

长期以来，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讨论，主要聚焦在东、中、西部地区。然而，随着近年区域协调发展性持续增强，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速持续高于东部地区，东西相对差距逐步减小。与此同时，“南强北弱”趋势却愈发明显，经济增速“南快北慢”、经济份额“南升北降”的态势正在持续。

统计数据表明，若以36个重点城市为观察样本，到2020年第三季度“南北差距”已经超过“东西差距”，成为我国区域经济最大的结构性特征。这一变化趋势在各地新出炉的2020年度经济数据中也得到了继续。

节点：2020年第三季度

为直观简便地分析我国区域发展情况，笔者直接取样36个重点城市（包括4个直辖市、22个省会城市、5个自治区首府和5个计划单列市）进行观察。结合国内的区域板块分布和所在省份的地理情况，东西视角下可分为16个东部（沿海）城市和20个中西部（内陆）城市，南北视角下可以分为17个南方城市和19个北方城市。

根据国家统计局近20年来的统计数据，可以发现重点城市经济总量的东西差距已经由2000年的30.6%下降至2020年第三季度的23.3%，而同期南北差距已经由13.4%上升至23.4%。统计数据表明，若以36个重点城市为观察样本，到2020年第三季度“南北差距”已经超过“东西差距”，成为我国区域经济最大的结构性特征。

综合来看，南北差距是南北地区资源禀赋在不同发展阶段的比较优势接续转换产生的结果：“新地理观”“新产业观”和“ 新要素观”相互作用，推动了“ 南北差距”加速扩大。

继续放大到省份数据，2019年南方经济总量已达到64.56%。特别是近期来受到多方面影响，我国南北经济差距进一步扩大。2020年第三季度，天津首次掉出经济总量前十城市，北方在十强城市中仅剩北京，被不少观察者解读为南北差距的进一步深化。

值得注意的是，北方经济在2001年前后占全国总量比重曾出现过一定程度的上升，从2001年的41.76%上升到了2008年的43.17%。随后，北方地区经济总量占比开始大幅度放缓，并在2016年首次下降到40%以下。

2012年至2019年，南北经济总量差距从14个百分点迅速扩大到29个百分点，南北差距的持续扩大引起了各方关注。这一变化趋势在各地新出炉的2020年度经济数据中也得到了继续。

表征：东三省掉队

随着2020年度各地经济数据陆续发布，笔者注意到一些北方城市取得了较为明显的进步。比如西安2020年生产总值突破万亿元，增速达到了5.2%，领跑北方;郑州生产总值达到了1.2万亿，成为了区域经济发展重要的增长极。

但从个体来看，东三省与河北位次的持续下滑、山东增长乏力仍是南北差距的重要表征。

改革开放初期，辽宁、黑龙江的经济总量曾经分别位于全国的第三、第八位，但随着改革开放后东南沿海的快速崛起，黑龙江、辽宁“加速掉队”，分别在1984年和2016年跌出全国前十;而河北、山东作为北方的经济强省、近年来受到內外部因素转型升级速度缓慢，2019年河北省下滑至第13位，山东虽然近年来一直处于第三名的位置，但在与第二名江苏距离拉大的同时与第四名浙江省的差距也缩小到了不足万亿。

应当一提的还有，2018年第四次经济普查后，GDP下调的省份主要集中在北方，加速了数据上“南北差距”的显性化。

受到统计标准规范和调整的因素，2018年全国第四次经济普查后，全国地区生产总值比初步核算数增加了2.1%，其中共17个省份上调，有14个均为南方省份，而在14个GDP下调的省份中，有12个是北方省份。

尤其是下调省份中，天津（-29.0%）、吉林（-25.3%）、黑龙江（-21.5%）和山东（-12.8%）等调整幅度较大的省市均在北方，在舆论场中进一步加速了数据上“南北差距”的印象。

新三观与南北差距

在笔者看来，“南北差距”加速扩大是“新地理观”“新产业观”和“新要素观”相互作用的结果。

改革开放以来，“南强北弱”的经济格局逐步形成，近年来又出现了不断扩大的迹象。综合来看，南北差距是南北地区资源禀赋在不同发展阶段的比较优势接续转换产生的结果：现代交通演进形成的“新地理观”、资源型产业向创新型经济转型的“新产业观”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所依赖的“新要素观”相互作用，推动了“南北差距”加速扩大。

一是现代交通演进形成的“新地理观”。

改革开放后，东部沿海地区依托便利的海运和港口条件积极发展外向型经济，领跑全国成为了经济发展的核心引擎。而随着我国基础设施的高质量建设，特别是长江内河航运和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加速完善，有效提升了东南沿海地区的产业资源与中南、西南内陆腹地之间的联系，现代交通条件下中南、西南经济发展的障碍逐步被消除，会加快承接东部优势产业资源。

现代航空、高速铁路及跨境铁路等发展红利所形成的“新地理观”，加速了西南内陆地区从“内陆腹地”变为“开放前沿”，形成了南方经济发展的新增量。

二是资源型产业向创新型经济转型的“新产业观”。

计划经济时代，北方地区依托自身资源优势逐步形成了以资源型和重化工型产业为主的产业结构，而南方沿海地区以初级制造业为主，经济外向度较高。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国际贸易形势倒逼南方产业结构向高新技术产业与创新型经济转型，广东、浙江、江苏等地大力推动人工智能、互联网、智能制造发展，四川、贵州、湖北等西南、中南地区加快承接产业转移，均实现了逆势快速发展。

而北方地区在金融危机后，虽然钢铁、水泥、石化、煤炭等重化工需求短时间维持了北方经济。但随后的“去产能”与生态要求矛盾趋紧，北方重工业地区经济发展与环境容量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加上北方对发展资源型产业的路径依赖，使得北方地区新旧动能接续缓慢，产业转型升级艰难，影响了北方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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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所依赖的“新要素观”。

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所依赖的劳动力、人才及科技创新等发展要素正加速向南方集聚。2019年，11个人口净流入的省份中，只有新疆一个北方省份，而东北三省常住人口下降延续了前几年趋势，合计减少42.73万人。显然，北方人口的持续流出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北方经济的稳定增长。

与此同时，南北对科技创新和高端人才的重视差距也较为明显。以下数据可窥一斑：除北京外，北方14个省份的专利授权量、技术市场的成交额不到全国的30%，而南方的高新技术企业的数量及有效专利数量均是北方的2倍以上。

需要指出的是，南北创新资源的差距远超过南北经济总量差距，预示着南北经济差距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仍具有扩大的可能。

除此之外，南方地区的要素市场化改革速度快于北方，营商环境整体优于北方地区，体制机制改革推进力度的差距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南北经济差距产生了影响。

区域协调发展如何破题？

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坚持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健全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

“十四五”期间，南北经济差距如何破题？答案或许就是“聚焦一个主线，做好四个支撑”。

在遵循市场规律的大前提下，“十四五”期间应以引导产业布局优化，实现区域协同发展，同时围绕顶层设计、机制建设、要素支持和政策供给等四个方面做好支撑，有效发挥南方、北方的比较优势，加快推动南北地区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围绕一条主线，即是引导产业布局优化推动区域协同发展。要进一步落实新形势下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总体思路，坚持“尊重客观规律、发挥比较优势、完善空间治理、保障民生底线”的总体原则，结合南方、北方的实际特点和资源禀赋条件，加快构建高质量发展的产业布局体系和动力系统。

做好四个支撑，即是要在“十四五”期间强化顶层设计，围绕国家区域战略编制一批跨省域产业体系规划，以规划为牵引统筹国家重点产业基础设施布局及重点产业项目布局;同时也应加快做好机制建设，逐步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商品和要素市场，消除地方性区域产业壁垒和市场壁垒，推动产业要素在城市间按照市场规律自由流动;此外，应在区域协同发展中加強土地、劳动力、资金、数据多方面要素支撑;最后，应进一步加强政策供给，按照比较优势充分发挥和地区优势取长补短相结合的原则以政策为引导强化产业布局的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