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贺贺

有序的基层治理能够有效缝合中央权威体制与地方有效治理之间的罅隙。产业扶贫中，基层干部权力运行的内部结构及其所遵循的理性维度恰适于科层理性与关系理性的分析工具。除科层制外，运动式治理也是基层治理的重要工具。关系理性并非全面消解科层理性，关系理性消解科层理性以形式合理为边界。因此，形式合理优先于关系理性。关系理性消解科层理性会引致结果合理的失败，亦会引致结果合理的实现。在关系理性内，“规避风险”居首，面向上的价值型关系理性优先于面向下的价值型关系理性，“完成任务”优先于“追求政绩”。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的罅隙，表现为中央统辖权与地方治理权以及中央政策统一性与地方实际情况复杂性两个方面之间的张力。［1］其根源在于我国行政体制建构和运行的理性化程度不足，其中，基层治理的理性化程度不足问题尤为突出。［2］基层治理对于公共政策至关重要，以至于有学者将政策过程简化为公共政策执行过程。［3］因此，系统解读基层治理逻辑的课题亟须进行。产业扶贫的善治是贫困户稳定脱贫、贫困村稳定出列的重要保障，是全面脱贫与稳定脱贫的引擎；产业扶贫的善治是贫困户从“脱贫”向“生活富裕”、贫困村从“出列”向“产业兴旺”的有效衔接，是连接精准脱贫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载体。因此，产业扶贫是基层治理的重要场域，是系统捕捉基层治理逻辑的可行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