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永兵

（西藏大学 文学院，西藏 拉萨850000）

我国对文艺理论的科学性追求始于“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压力，是在现代/落后、东/西、古/今等一系列二元关系中被处置的。与其说它着眼于中国，不如说它更着眼于中国与“西方”之间的断裂。当时历史语境下被指认为代表着民主的“德先生”与代表着科学的“赛先生”在古老而落后的中国严重缺失，于是指引二位“先生”进入学术语境成为当时知识阶层的重要任务。这一现代性追求的目标是弥合东西方之间的断裂，“自强”“自主”等价值追求都有着“如西方一样即可自强”“如西方一样即可自主”的潜台词。“民主”与“科学”这两种核心价值因此常常溢出各自的概念边界，呈现出一种在启蒙意义上的概念融通，并以人文主义的方式与个人及民族主体性的确立联系在一起。

在当时的语境里，“科学”既是价值观又是方法论。说它是“价值观”是因为“科学”在启蒙年代里象征着理性，而理性本身即意味着对启蒙主义倡导的主体意识、人性自由等价值的张扬；说它是“方法论”是因为这种对理性的象征关系依然要通过“科学方法”来确立。从这两者的关系上来看，此时“科学”首先是作为“价值观”的科学而存在的。这是由于“科学性”主要是意在为主体性确立一个普遍有效的人文主义基础，从根本上来说，它试图建构的并不只是一套“求真”的科学体系，而且是一套求“启蒙”、求“救亡”的人文实践学说。胡适曾这样概括五四新文化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