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琳琳

一、问题的提出

福利国家过去社会政策的焦点在于对抗老年、疾病、失业等社会风险，福利分配和社会投资的焦点是有工作的人群，儿童处于社会政策的边缘位置。随着社会、人口和家庭结构的变迁，福利国家面临着人口快速老龄化、生育率降低、少子化现象加重等新风险，照顾资源的不断减少与照顾需要不断增加的供需缺口不断扩大构成逐渐尖锐的“照顾赤字”，甚至恶化为“照顾危机”已经成为全球性社会问题。(1)岳经纶、范昕：《中国儿童照顾政策体系：回顾、反思与重构》，《中国社会科学》2018第9期。而女性角色革命的不完整被认为是传统福利国家必须调整与改革的主要原因。原有性别契约的转变使接受高等教育女性的社会经济地位得以提升，担任全职照顾工作的中低教育女性虽然获得大量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机会，但多是非正式就业为主。这种现象不仅造成女性难以摆脱家庭主要照顾者的工作，连带因惧怕就业中断的风险，而造成人口出生率的下降，甚至是家庭对于子女教育投资的不足。而形成的连带风险不仅扩大家庭不平等，还会导致福利国家未来就业人口的不足、子女就业能力水平的低下、甚至未来老年收入安全的风险。这种连带风险的存在与潜在的隐性风险让更多学者开始重新审视原有的性别契约与家庭分工，艾斯平—安德森Esping-Andersen也提出福利国家改革的方案是“诉诸男性生命历程的女性化”“增加儿童的投资”“重构代际契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