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下载

开在历史背面的罂粟

2021-02-23王慧敏

名作欣赏·学术版 2021年2期
关键词:人性

摘 要:“恶之花”形象是中西方文学中由来已久的一类文学典型,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以恶抗恶”,以利己的方式来反抗这个社会的不公。从审美角度来看,这类形象是以“丑”来实现审美,具有不可替代的悲剧美感。究其成因,基于中西方道德环境、审美趣味以及文艺理论发展的不同,作品中的人物也呈现出不同的类型。此外,性别视角也是不容忽视的因素之一。

关键词:以恶抗恶 化丑为美 道德环境 性别视角 人性

纵观世界文学史,人物是故事的核心,经典的人物形象虽历经岁月流转仍然熠熠生辉。在璀璨的文学艺术长廊里,有这样一类形象,他们就像夺目的罂粟花一样,美则美矣,却仿佛有着罂粟般的毒性,让人惊艳,又欲罢不能。这些人物形象并非善与美的化身,他们往往都是这个社会的另类存在,以独善其身的方式生活,以自身的“恶”来对抗社会的“恶”,在“恶”的行为中又展现出不可抗拒的魅力,文学史上通常将其称之为“恶之花”。

如果要从理论上给“恶之花”一个解释的话,首要的一个特征就是其独特的反抗性。这种反抗不是正义的反抗,而是“以恶抗恶”。西方文学中最早出现的“恶之花”形象要数古希腊悲剧中的“美狄亚”,她在面对丈夫的负心、国王的迫害时,选择了疯狂的复仇。她殺死了国王和公主,甚至不惜搭上两个儿子的性命。作为一个杀害亲生孩子的母亲,美狄亚已经从根本上背弃了自己在社会当中的角色定位,但尽管如此,她的胆识、她的反抗意识仍然为读者所欣赏。这类形象还有很多,不仅是女性形象,如梅里美笔下的嘉尔曼、《飘》中的郝思嘉等,很多男性形象也有此特征,如《红与黑》中的于连、《高老头》中的伏脱冷、波德莱尔《恶之花》中的抒情主人公。

在中国文学中,此类形象也不在少数。如关汉卿《救风尘》中的赵盼儿、《红楼梦》中的王熙凤、《雷雨》中的繁漪、《白鹿原》中的田小娥、《金锁记》中的曹七巧、《骆驼祥子》中的虎妞、《玫瑰门》中的司漪纹等,可谓不胜枚举。而说到“恶之花”,更多指的是女性形象,故此以下分析仅以女性形象为主。

其次,这类形象往往具有极强的生命力,他们以一种独特的奋斗方式生存于世间。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人是选择被环境改变,还是激起决绝的反抗,从生命本源上来看,还是由人的强烈的生命力所主导。“恶之花”形象往往都是不愿背上命运枷锁的抗争者,他们对自由与幸福充满了美好的向往。《飘》中的郝思嘉在战争洗礼之后,面对生活的重压,对金钱展开了狂热的追求,为了钱她可以抢妹妹的丈夫,买下锯木厂逼工人不分昼夜地干活,丈夫死了也不以为然。对于她来说,在苦难的境遇中,活下去才是最重要的。《白鹿原》中的田小娥在面对封建家庭的凌辱时,选择赌上自己的命运,同黑娃私通。在黑娃下落不明,自己食不果腹时,又抓住了鹿子霖这根救命稻草。她是白鹿原上劣迹斑斑的女性,又有着其独特的魅力。《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因为金钱,被哥嫂卖给高门大户的姜家,卑微的地位使她备受凌辱。正因如此,她之后对女儿婚姻的葬送,用鸦片来控制儿子等行为都是她报复世界的手段。对自由和幸福的向往也转变成对金钱的追求,最终沦为被金钱束缚的可悲角色。

第三,“恶之花”的存在对社会环境本身具有极深刻的批判意义。既然“反抗性”构成了“恶之花”形象的首要特征,那么其反抗的无疑就是他们生存的特定环境了。人类自有阶级产生以来,就伴随着对立与抗争,古典作品中的很多角色就是在无尽的斗争中激发出了“恶”的一面,他们以自身的“恶”来对抗恶势力,维护自己的切实利益。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在促进欧洲经济的同时,也带来了无尽的罪恶。19世纪的现实主义小说无不在批判着这个丑恶的社会,于连、伏脱冷等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类社会无时不在上演着金钱的罪恶、权势的勾结、人心的叵测……所以说“恶之花”形象在演绎着一个又一个曲折的爱情悲剧、离奇的复仇故事的同时,更是这个黑暗社会的生动折射。

作为文学作品中的艺术典型,“恶之花”形象是以“丑”来实现审美的,每个人物都有着不可替代的悲剧美感,其形成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和心理学渊源以及美学依据。

从道德环境来看,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都有着鲜明的阶级性。道德首先是为统治阶级的观念服务的,贵族拥有特权,地主压榨农民,资本家剥削工人,这似乎都是天经地义的。对于被压迫者而言,要么忍受,要么用善的力量去反抗,才是合理的,才会赢得人们的理解和同情。而“恶之花”形象的反抗却是以恶抗恶,是不道德的,所以她们的行为才会显得更难以被世俗所接受。 相比于西方文学,中国文学中的“恶之花”形象不够典型,也明显更少。宗教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中国长期以来受佛教影响很深,慈悲为怀,以德报怨的思想让人们更提倡容忍和退让,而不是决绝反抗。

从心理渊源来看,人性本身是兼顾善与恶、美与丑的,就像矛盾双方是对立统一的。世上没有完美的圣人,也没有无来由的恶。“恶之花”形象中最普遍的共性就是他们身上的邪恶,在文学作品中,这种“恶”首先表现为一种强与力,就像嘉尔曼,拥有聪明的脑袋、迷人的外表、狂热的激情和原始动力。她为达目的不择手段,风流成性,情人无数;同时,她也真诚坦率、追求自由,有着强烈的个性。这样的形象来源于西方普遍对强力的向往,也弥补了读者心中的反叛意识。从人物身上,读者更容易产生心理对位效应,获得满足感。“恶之花”既是邪恶的,同时也有一种不可抗拒的美,故此以“花”来描述。

从审美价值角度来看,根据雨果的美丑对照理论,善与恶、美与丑的对照可以产生强烈的艺术效果,“恶之花”形象巧妙地把丑转化为美,人物的自由和反叛超越了道德理性,道德上的恶与人性之美形成了一种奇异的交融。根据孙绍振的理论,叫作真善美与假恶丑的错位。像《红楼梦》中的王熙凤,虽然做过很多伤天害理的事,但她聪明漂亮,泼辣伶俐,比很多男性更有能耐,这个人物就是美丑交融的一朵生命力顽强的“恶之花”。

“恶之花”形象在不同性别的作家笔下也会有不同的侧重和体现。如赵树理在《小二黑结婚》中塑造了“三仙姑”这一角色,在描写的时候是带着男性视角的嘲弄态度的,描写的重点放在人物的变态行为,并且以喜剧的方式丑化,而抹去了她在男权文化下悲剧的命运审视。虽然这与当时的政治环境和时代特点有关,但这种强烈的政治意识形态诉求剥夺了三仙姑作为女性的话语权利,“恶”的言说超越了美的审视。与此相比,很多女性作家在书写女性之“恶”时更注重对其命运自身的审视,如张爱玲笔下的曹七巧、铁凝笔下的司猗纹,她们虽然有着“恶”的变态行径,但女性作家对人物内心的挖掘让女性的个人化言说获得了丰富的社会内涵和文化意蕴,在“恶”的言说中反而突破了传统温情母亲或爱情神话的审美视角,绽放出独特的光彩。

综上分析,“恶之花”形象是中西文学中一种共通的类型体现,多彩的形象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与文化背景下构建出了多层次的社会、文化内涵,同时绽放出了夺目的艺术光辉,展现出立体化的人性解读。

“恶之花”都是在不同文化背景下产生的悲剧形象,她们与这个世界形成了强烈的对抗性。她们的“恶”根植于深厚的社会环境和伦理道德意识,她们既是特殊时代与环境下的悲剧产物,也是时代与环境的典型折射。文学就像是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典型人物给我们提供了认识社会的角度,这也是文学作品的现实意义。

从审美角度来讲,“恶之花”形象打破了传统思想中“美与善”“恶与丑”的对应,错位的审美更能够产生强烈的冲击性,从审美接受的层面更能够激发读者的阅读趣味。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也是一个创造性的意义生成过程。对于“恶之花”的审视,不管是作者还是读者,都不是简单的批判或否定,而是帶着一种欣赏和同情的态度。她们的身上既有恶,又有美,恶与美的交织形成了一种既矛盾又复杂的审美体验。当嘉尔曼为了自由宁死不屈;当安娜·卡列尼娜为了自由与爱情勇敢地与贵族集团决裂,宣告自己的反叛;当田小娥不为白鹿原上人所容,冤死后搅起原上的一场瘟疫……读者很难不为之动容。这种美在她们身上有了更真实的体现,相比较于完美无缺的神性人物和十恶不赦的魔性人物,“恶之花”形象明显更为立体、丰富,更具层次感,这就是其艺术价值。

另外,文学的核心在于“人”,任何作品剥离开故事外壳其探讨的还是人性本身,从这点上来看,“恶之花”形象还原了真实的人性。人性本身没有绝对的善与恶,在现实因素的种种考验下,才能展现出人性的复杂性,这才是文学始终要观照的。文学作品中的人物不管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皆有其合理的逻辑,任何人物的“恶”都有其渊源和背景,这个背景才是我们应该去关心和探究的。“恶之花”形象作为中西方文学中共同的一类文学典型,尽管有着不同文化背景和审美趣味上的差异,但说到底展现的都是人性,这是文学的终极价值关怀。

参考文献:

[1] 孙绍振.审美价值的“错位”结构[J].文艺理论研究,1988(3).

[2] 陈晓明.表意的焦虑[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3] 爱克曼.歌德谈话录[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

作 者: 王慧敏,山西农业大学信息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编 辑: 曹晓花 E-mail:erbantou2008@163.com

猜你喜欢

人性
《康巴》:时代大裂变中的人性思考
逼近人性
“学习”反人性吗
“我不”方显人性温度
婚姻的尽头,藏着人性的底色
对人性的重新审视与反思:论荒诞川剧《潘金莲》
法律的人性基础
雕塑应反映人性的不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