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振华 杨顺祥 于 淼

（1.国家民委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武陵山民族地区乡村产业发展研究中心，贵州 铜仁 554300；2.铜仁职业技术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贵州 铜仁 554300）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兴则国家稳，农业旺则国家强。乡村的兴衰影响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均衡发展，因此，振兴乡村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客观要求，是实现我国人民美好生活向往的重要举措。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为乡村发展指明方向的同时为其提供了机制保障，促进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1 乡村振兴研究观点

目前，学者针对乡村振兴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对乡村振兴主体、乡村振兴模式、乡村振兴制度等方面的研究。

在乡村振兴主体研究方面，主要关注精英对于乡村振兴的作用。郑庆杰等［1］研究指出，相对于留守精英、返乡精英，城乡二元空间下流动精英群体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重要性需要得到重视。从整体来看，在“精英治村”方面，主要存在“支持派”和“反对派”两大派系。一方面，陈寒非、桂华等［2-3］“支持派”学者认为，精英治村是乡村振兴背景下村庄治理转型期的必然产物，是推动新时代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精英引领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诉求，且村庄精英在村庄权力结构中处于承上启下的地位。另一方面，“反对派”学者赵琼［4］认为，精英治村会出现权力滥用、政治水平不高等问题。

学者对乡村振兴模式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对4种类型乡村治理体制的研究。桂华［3］从村庄社会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的维度，把村庄分为团结型村庄、分散型村庄、分裂型村庄。陶自祥［5］总结了2种村庄治理模式：南方宗族村落“家长式”治理模式和北方村落“协商式”治理模式。还有学者结合诸暨枫桥经验，提出“村两委+乡贤会”的共治模式。

学者对乡村振兴制度的研究主要聚焦于非正式社会制度与正式社会制度对比研究。从非正式社会制度来看，仇童伟［6］认为非正式社会制度阻碍了土地法律的执行。但陈景亮［7］以村落民俗文化活动为视角，分析乡村治理的管理模式、民情培育等对乡村振兴制度的完善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从正式社会制度来看，王向阳［8］以社会基础、组织成本为研究点，实证分析东部沿海利益密集型村庄，认为社会基础、组织成本是乡村治理的基础，也是乡村振兴典型模式推广的着力点。

另外，刘合光［9］对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路径进行分析发现，人、地、钱是乡村振兴的关键要素，要根据乡村振兴短板和需求进行机制创新、产业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育。

2 武陵山地区乡村振兴存在的问题

2.1 乡村产业化初现但价值评估难

武陵山地区具有丰富的生态资源，当地政府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根据生态资源优势制定了大生态发展战略。当地政府积极引导发展具有地方特色优势的生态产业，打造“一乡一业、一村一品”，形成了一批特色鲜明的生态产业，将武陵山地区气候、环境、水、空气等优势资源不断转化为生态产品，并不断提升武陵山地区生态品牌价值。

但是，乡村产业发展的根本是对乡村生态资源的转化，而生态产品价值难以衡量的根本在于产权归属界定困难。虽然武陵山地区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是这些自然资源的产权制度不完善，无法有效、清晰地界定其归属，从而无法制定具体的生态资源保护及开发措施，也无法进行有效监督。生态资源价值不等同于生态产品价值，依托于生态资源的生态产品的价格难以具体确定，因此生态产品价值评估存在一定的困难。

2.2 乡村产业交易市场拓宽但机制不完善

乡村产业发展借助电子商务平台，构建“大数据+电商扶贫”创新营销方式，有效解决了生态农特产品分布范围广、产量低、难以规模化发展等难题。通过大数据与大生态的融合发展，武陵山地区走出了一条适宜的“互联网+”农业发展道路，实现了生态农特产品在农户和消费者之间的有效流通，推动了生态农业产业化发展。同时，“互联网+”农业的发展模式促进了产业链延伸，提供了新的就业岗位，大数据的加持也让消费者对生态产品的生产、加工、包装、运输等全过程有了清晰的了解，对生态产品有了直接的认知和信赖。同时，不断开拓生态产品的交易市场，通过线上线下的有效衔接，拓宽了生态产品的销售渠道。

但是，乡村产业的市场交易机制还不健全，当前乡村生态产品相关的认证标准、质量标准、市场准入等标准体系还不完善，无法保障所有进入交易市场的生态产品具有良好的品质，无法保障生态产品价值转化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益，也无法规范市场交易，不利于生态产品价值转化，也不利于推动武陵山地区生态农业产业化发展。受限于开发技术，武陵山地区的生态产品以分散型、初加工产品为主，而高附加值品牌生态产品的供给较少。这说明武陵山地区生态产品价值的转化利用程度不高，生态产品的价值转化还处于品种单一、同质化竞争严重的初级发展阶段。

2.3 乡村振兴的5个层面存在脱节

乡村振兴是依托乡村产业发展，带动生态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和组织振兴，通过5个方面的融合发展，共同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发展。但是在实际发展过程中，各方面的发展政策和资金支持都是孤立的，尚未制定5个方面的全方位衔接方案和对策，各个职能部门也没有贯彻和落实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方案。对此，需要从生态、人才、产业、文化和组织方面制定融合发展方案，通过5个方面的有效衔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3 武陵山地区乡村振兴耦合协调长效机制构建对策

通过文献梳理，结合武陵山地区实际情况，从生态振兴、人才振兴、产业振兴、文化振兴和组织振兴5个方面进行长效机制的设计（见图1）。

图1 乡村振兴耦合协调长效机制

3.1 生态振兴是基础

生态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基础。生态资源包括水资源、土地资源、林业资源及矿产资源等，生态资源为生产活动提供资源，优化配置资源可以保障高效率、高质量的生产活动顺利开展，进而有助于实现产业振兴。而产业发展也影响着生态环境，如矿产资源的开发对土地带来不可修复的破坏，林业资源的乱砍滥伐造成水土流失，废水的排放影响居民健康等。因此，产业振兴对生态振兴存在反馈协调效应，产业发展需适应生态承载力的发展，过度开发势必会破坏资源环境的承载力，从而带来严重的环境问题［10］。因此，应结合习近平总书记的“两山论”，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将生态振兴和产业振兴维持在平衡耦合的状态。

3.2 人才振兴是推力

人才振兴是乡村振兴的推力，经济活动离不开人力资本，人力资本的优劣影响产业发展。有技术的劳动力能为产业振兴提供技术支撑，促进生产活动高效率开展。如果乡村振兴中仍采用传统手工家庭式的劳作方式，则无法推进产业振兴发展。只有通过职业教育培训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素质，才能为产业发展提供一定的技术支撑。相反，乡村产业的不断升级驱动着高层次人才的发展，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也将不断增加［11］。

3.3 文化振兴是保障

文化振兴是乡村产业振兴的保障，良好的文化环境有利于提高劳动力素质，从而保障生产活动有效开展。乡村文化环境治理可以通过文化下乡、文化演出、文化培训等形式，从内部改变乡村的社会风气。良好的社会风气，有助于提高劳动力素质，为乡村产业发展提供优质劳动力［12］。而产业高质量、高效率发展可以为文化传承、文化保护提供资金支持，从而形成一个平衡的耦合状态。

3.4 组织振兴是全局

组织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全局，乡村组织尤其是村委会是乡村振兴的“大脑”，起到协调全局的作用。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和产业振兴需要通过村委会组织协调才能发挥作用。如果良好的科技特派员政策得不到村委会的支持和协调，相应的产业组织部门则发挥不了任何作用。村委会对生态环境的治理能力影响着乡村生态的可持续发展。

3.5 产业振兴是结果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结果。生态振兴、文化振兴、人才振兴均围绕产业振兴展开，再配合组织的协调作用，产业才能得到良好发展，乡村贫困人口数量不断减少，人均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因此，要建立一个乡村振兴耦合协调长效机制，使5个方面互相影响又互相制约，最终达到一个耦合协调状态。这个状态可以理解为乡村人口收入达到帕累托最优的黄金状态水平，生态环境持续得到改善，劳动力向高素质和高水平方向发展，文化得到良好的传承、保护与创新发展。

4 武陵山地区构建乡村振兴耦合协调长效机制的政策保障

4.1 完善相关数据，建立生态环境动态数据库

当前，武陵山地区缺少乡村生态环境数据，构建耦合协调长效机制的难度较大。因此，相关政府部门需对生态环境动态数据进行收集和整理，以完善耦合协调长效机制的数据库。

4.2 优化产业落地政策，消除产业享受优惠阻碍

虽然武陵山地区针对帮扶企业出台的优惠政策较多，但是实际享受的优惠不能满足其需求，限制了帮扶企业的规模化和持续化生产。只有消除阻碍优惠政策实施的不利条件，才能促进乡村产业发展。

4.3 加大人才培训经费投入力度，拓展高层次人才引进路径

当前，武陵山地区开展了一系列人才培训活动，包括对农民工、退休工人、失业人员等的培训，但是培训经费投入仍然较少。因此，应加大培训经费投入力度，特别是对职业教育经费的投入。另外，在人才引进方面，武陵山地区未赴外进行人才招聘，且人才引进时间不是求职的旺季。因此，应调整人才引进时间表，由政府统一赴外进行人才招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