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叶郁

(1.南京体育学院，江苏 南京210014；2.江苏省运动与健康工程协同创新中心，江苏 南京210014)

体育和文学的本质是一致的，即塑造“全人”，体育塑造人的身体，文学锻造人的灵魂。基于“宏观治理-中观融合-微观供给”的分析框架，分析体育文学的社会建构价值。宏观上体育文学是新时期体育文化建设工程的重要抓手，是中国特色体育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和体育文化传播的重要突破口。中观融合视角下，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人文社会科学的定义，文学、史学、哲学是基础学科，是体育人文社会学科发展的基础和必由之路，体育文学在促进学科交叉融合、丰富体育历史内涵、树立科学的体育价值观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微观上，体育文学满足个体发展的精神文化需求，潜移默化改变人的认识和思想观念，转变人的体育行为方式，尤其在激发青少年体育兴趣、促进青少年形成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建立完善的人格等方面有促进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体育文学运用灵动的文学语言、鲜活的人物形象、跌宕的故事情节讲好中国体育故事。体育文学以文学本体或者其他艺术形式，形成体育文学(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等)、剧本、影视相关联的“体育-文学-影视”产业链，促进新时期体育产业高质量融合发展。2008年以来，国家持续以行政手段助力推动体育文学发展，利用体育文化资源，讲好体育故事，切实助力体育强国战略全面推进。北京奥运会期间，北京奥组委邀请中国作家协会、《北京文学》《中国作家》杂志社等联合召开体育文学发展座谈会，联合开展体育文学创作系列活动，鼓励体育报告文学和体育小说创作，“振兴”新时期体育文学发展[1]。2016年，国家体育总局与中国作家协会联合召开体育文学作品创作座谈会，推出“冠军+作家”创作模式，切实推动新时期文化兴国战略的完善发展。赵勇将其定义为“体育界的一次觉醒”，体育题材蕴含大量鲜活、丰富的文学创作素材，体育界涌现的可歌可泣、感人肺腑的故事和人物不计其数，这些都可以成为作家笔下生动的创作素材。“优秀的体育文学作品能够提供强大的价值引导力、文化凝聚力和精神推动力，这是一片有待开垦的宝藏。”[2]《体育强国建设纲要》(国办发〔2019〕40号)文件提出:“丰富体育文化产品，实施体育文化创作精品工程，创作具有时代特征、体育内涵、中国特色的体育文化产品，鼓励开展多样体育文化产品的展示和评选活动。”[3]2020年，体育电影《夺冠》国庆上映，一周票房突破5亿元人民币，成为同期票房的“佼佼者”，引发全民讨论与关注。“中国女排”故事和“女排精神”承载巨大的社会价值和商业价值，成为体育电影的超级IP，中国体育电影从“记录体育”到“体育+娱乐”，更好地实现了经济与社会效应的融合。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国家以多种方式助力推进体育文学发展，扶持体育文艺创作，鼓励支持社会组织和艺术家开展体育文学、艺术创作。回顾其发展变迁的历程，体育文学(“冠军文学”)曾在弘扬体育精神、承担政治宣传、唤起全民竞技体育热情的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作品广为传播并引发全民讨论的轰动效应。但当下，体育文学研究成果罕见，在学界并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难以实现其促进体育强国战略和文化兴国战略的社会价值，难掩文学和体育领域双重“漠视”的现状，更无法充分实现触动个体心灵与精神的价值。笔者从推动体育文学高质量发展的逻辑机理出发，探究新时代体育文学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机理与现实制约和体育文化建设工程的发展路径。

1 “缺席”: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体育文学理论研究现状

体育文学发展缺席表现为体育文学理论研究薄弱、基础匮乏、研究成果贫瘠、理论与实践研究严重不平衡等现状。迄今为止关于“体育文学”的研究仅有专著一本[4]，基础理论领域研究基本呈现空白状态。国内学者对体育文学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显见的研究成果首次出现在1984年，但研究学者较少，成果并不显著。2000—2005年，体育文学研究出现短暂的“小高潮”，短时期内研究学者增多，研究成果较为显著，但学界观点较为散乱、成果重复冗繁，且未能达到理论上的共识，如概念界定、发展分期、历史阶段、成果分析、存在问题、发展建议等均无定论，研究对象、涵盖范围也存在争议，体育文学尚未能构建科学的理论体系。

1984年学者洪珉最初对体育文学作品进行解析与“深描”，被视为学界较早研究体育文学的范例；1994年申相星(韩国龙仁大学文学博士)从体育精神视角界定“体育文学”；陈学新认为体育文学指的是其题材为体育；孙永泰延续其观点并具体化为把各种体育活动以文学作品的形式表现出来，从而体现体育运动的文化内涵与艺术魅力，最终融生命、健康和审美、艺术于一体[5]。综合前人研究，体育文学概念以题材和文本内容为判断基础，学界存在两种争议:1)概念研究集中于表层的体育物质文化，文学作品关涉体育竞赛、活动、项目、设施等，均是体育文学范畴，但是通过题材和文本内容对概念进行界定有一定的指向，概念外延过于宽泛导致了定义的模糊性[6]。2)概念研究集中于深层的体育精神文化，认为体育物质文化仅是文化表层现象，难以指涉和涵盖其文化内涵，体育文学应该深刻研究其精神内涵，但实践中因外延过于狭隘导致体育文学作品数量和范围大大减少。

我国体育文学发展的缺席呈现出理论和实践的严重不均衡，体育文学创作的繁荣更凸显理论研究的薄弱。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鼓励大量译介苏联体育文学作品，我国体育文学发展模式向苏联靠拢，观看苏联体育影片、译介苏联体育小说等是最常用的体育宣传手段。原国家体委邀请苏联运动员、教练、作家撰写体育文学作品翻译后在中国传播，中国体育代表团成员到苏联考察学习后撰写的感受也被刊载。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竞技体育的繁荣壮大，中国体育文学走向创作热潮，仅20世纪80年代我国体育报告文学一种文体的作品数量就达上千篇，但新中国成立以来体育文学理论研究文章不足百篇，体育理论研究极度匮乏。

体育文学发展是体育文学实践和体育文学理论的比翼齐飞[7]，理论匮乏导致体育文学创作后劲不足，创作主体集体“走失”，体育文学最终“缺席”。体育文学创作繁荣为不同时期体育的社会功能增效，体育文学理论体系完善可以促进体育文学创作的可持续发展。只有当国家总体实力全面提升，体育功能从满足国家需求为主的政治活动转向以人民需求为主的精神文化活动，体育价值观实现从“社会本位”到“以人为本”的转变时，体育文学的“缺席”方能全面凸显，体育文学的社会价值才会被重视。

2 “在场”:新时代我国体育文学发展必要性依据

2.1 体育文学发展的哲学依据

体育提倡“以人为本”，文学是“人学”，体育文学以促进人的和谐发展为核心；体育锻造人的身体，文学塑造人的灵魂，体育文学从身、心两方面促进和完善人的全面发展。体育和文学存在历史的同源性，起源于人类的生产劳动，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体现。

体育文学是动与静的结合。“动”是人类存在的基础，身体运动是人类存续的前提；体育是动态的身体艺术，以身体运动为手段展现人的生命动态，是人类生命延续的重要形式；体育是展示体能和智慧的生活艺术，在运动中领悟体育锻造人的本质。“静”是人类存续的另一种状态；文学是语言文字的艺术，也是静态的生命艺术，将内在的人物形象、故事演绎和情感生活勾勒出另一种形态的社会生活，呈现出一种静态美。动态的短暂性与即时性使体育中的瞬间“精彩”难以长久保存，体育文学将动态的身体艺术与静态的文学艺术结合，将体育比赛的瞬间精彩记录成为永恒，将无形的体育精神镌刻为深入人心的故事，赋予体育常态化且永恒的“生命力”。

体育文学是力与美的凝结，是身体与精神的联姻。文学的本质是审美，生活中一切暗含美的事物均是文学的审美对象。体育包含外在的身体美和内在的精神美，体育运动塑造和展现身体美，成为当前社会主流文化现象；体育运动中暗含的精神现象，体育精神、奥运冠军精神、竞技体育精神成为社会“正能量”的主要来源，展示积极向上的生活追求与生命力量，成为鼓舞人心的精神动力。体育文学本质是对体育中美的特征的反映，不仅有利于体育的大众化与生活化传播，也极大程度上丰富了文学作品的精神内涵。体育文学集中表达充满精神力量的体育活动，充盈民族英雄形象和爱国主义情感，成为“精神的艺术品”。

2.2 体育文学发展的社会学依据

文学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国内创建发展，侧重研究文学与社会的关系，布迪厄、埃斯卡皮、阿诺德·豪泽尔、阿尔方斯·西尔伯曼、戈德曼等人的理论研究成果较为集中。体育文学从文学视角思考体育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内容从讴歌赞扬到反思求变，将理性的规律用感性的文字阐释，将专业的体育问题转化为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将体育领域官员、学者的忧思转化为社会公众的集体关心，对体育发展有一定促进作用。布迪厄认为，文学中蕴含着大量宝贵的思想，文学家与社会学家的工作都是阐释经验以普遍共享，社会学家应从中借鉴并予以批判式考察[8]。改革开放以来，从体育领域走出的作家赵瑜用文学方式思考体育问题，引发全社会关注，成文文学干预社会的典型。

赵瑜自少年时期参与体育后作为体制内运动员、教练员长期浸润在体育圈，对体育有着长期的观察、体验、思考，成为其从事体育文学创作的重要原因。长期的体育参与经历、训练的酸甜苦辣、比赛的输赢成败、运动队的生活感悟，无论人与事，体育都成为赵瑜最熟悉的领域。1988年4月，赵瑜以《强国梦》引发全社会对体育发展的关注与深思，将第一轮“体育强国”战略的讨论推向了顶峰[9]。《强国梦》以文学作品的形式开启了对“体育强国”战略的学术反思和社会思考，在体育领域引起众多争辩，率先打破国家主流的宣传方式，让体育“战线”之外的人认识到体育也存在问题，有益于形成多元化的体育价值观念。基于此，《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史(1949—1998)综合卷》将《强国梦》纳入其中[10]。赵瑜体育文学作品《兵败汉城》陈述汉城奥运会的“败北”事实，尤其是对金牌的“不幸言中”，引发了全社会对国家体育发展战略的思考及群众对个人体育权利的关注。《马家军调查》深入体育队伍内部，揭露金牌背后的“内幕”和对运动员身心的伤害，呼吁体育的回归。《强国梦》《兵败汉城》《马家军调查》因其深切的社会关怀与深刻的社会学批判特质，为广大读者喜爱，并称为中国体育文学“三部曲”，赵瑜“一举成名天下知”。

“文学是社会表现”(博德纳)成为讨论文学与社会关系的起点，熊斗寅认为文学和体育的本质是一致的，即教育，社会学工作者由于种种原因将不能完成的任务塞给文学家，这就使社会问题报告文学承担许多非文学的任务[11]。卢元镇认为“体育是社会的缩影和焦点。文学对体育说长道短，是因为我们体育社会学家在渎职，顾左右而言他，于是赵瑜乘虚而入，偷袭一把便满载而归。”[12]文学集中深描个案，社会学从个案中总结形成理论，文学与社会学的结合丰富了社会学的个案基础，增强了文学的理论根基。

赵瑜的体育“三部曲”社会争论与评价褒贬不一，体育领域认为只破不立“没有开出治病良方”，体育社会学者充分肯定作品的社会舆论价值，因选择题材的敏感性和文本强烈的叙事性，每一部作品面世都演化为体育领域的一次重大事件，引发社会集体关注。韩丹[13]认为《马家军调查》让读者冷静思考中国体育的金牌体制有哪些严重弊病。文学为社会现象研究提供形象个案，社会理论为文学提供科学的研究基础，体育文学是感性和理性的结合。

2.3 体育文学存在的历史学依据

历史是被塑造的[14]，历史是语言对事件的再度构成，人们无法得知真实的历史，卡尔认为:“历史学家从文献、碑文等获得事实，就像获得鱼贩案板上的鱼一样，搜集它们，把它们拿回家，按他们喜欢的方式烹调，摆上餐桌。”[15]客观性不足的局限，使历史有时难以真实记录社会发展进程，文学作为人学，在复杂的社会历史环境中生成，不仅记录人心也记录社会，从个人记忆到集体记忆蕴含着重要史料价值，能动地反映社会生活，弥补历史研究的不足。正如布洛赫断言:“在不朽的文学名著中，都激荡着历史的回声。”[16]

在为数不多的系列体育文学作品中，30年来赵瑜持续从事体育报告文学创作，《强国梦》《兵败汉城》《马家军调查》《篮球的秘密》4 部作品将调查、访谈、理论研究集中于一体，详细记录具有典型意义和社会普遍关注度的体育重大事件及关键人物，完成了对中国体育发展进程的全方位描摹。文学社会学在本体意义上具有强烈的参与历史建构和历史记忆的功能，记忆是历史形成的基础，赵瑜以个人体育参与经历为基础，同时集合了运动员、教练员、体育管理者等众多体育参与者的经历汇聚形成集体记忆，借助文学手段将典型人物和事件以文字媒介书写，书写集体记忆并为集体记忆提供了存储空间和传播的途径，建构中国体育发展的整体记忆。

3 “建构”:新时代我国体育文学发展的内在逻辑

3.1 体育文学的概念与内涵

体育文学首先是文学的“类型化”表现，体育文学具有体育这一专业领域的特殊性、专业性、技术性。体育文学概念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上的体育文学涵盖范围更广，主要立足于体育物质文化，如题材和内容只要涉及体育人、体育比赛、体育项目均是体育文学。狭义的体育文学更加关注体育精神，要义包含几点:1)文本内容和体育相关。2)创作动机源于对体育或体育事件的感受，并将此事件作为文本内容的生存背景，如对体育比赛的感受激发了创作的热情，且文本的题目和背景均与此事件紧密相关。3)以文字为媒介，文学作品改编的影视作品、文字为手段的新媒介呈现方式均被认可。4)核心在于借助文学作品弘扬体育精神，塑造体育价值观。概念具体表述为:“体育文学是以体育内容(身体运动、竞技比赛、传统体育、休闲体育、体育产业等)为题材，以体育事件为创作动机和背景，以文字为传播媒介表达体育情感、展示体育精神、传达体育文化、塑造体育价值观，以促进人身心健康发展的创造性艺术文化形式。”[17]

3.2 结构功能视域下体育文学发展的模型建构

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作为结构功能主义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提出从结构与功能二者的联系出发深入探讨社会系统构成要素和动力机制的理论学说。从系统论角度出发，事物的功能与结构密切相关，不同的结构会产生不同的功能；相反，要调整其功能需改变其结构。所有社会系统都有4种必然的功能性需要(特征)——适应(Adaption)、达成(Goal attainment)、整合(Integration)、维模(Latency pattern maintenance)。美国学者艾布拉姆斯提出用语境、文本、作者和读者4 要素框架分析文学现象，英伽登和韦勒克·沃伦主张从创作主体、客体、介体研究文学结构。以结构功能理论为依据，认为体育文学结构由资源——语言符号、创造——意象形象、接受——生命意识，三位一体的系统结构组成(图1)。

从文学现象与文学结构入手，借鉴帕森斯的AGIL 模型，体育文学社会价值实现需要满足4个要素:“适应”(A)功能，即体育文学发展从外部获取语言——符号资源以促进其自身发展；“达成”(G)功能，即体育文学发展通过政策保障与制度建设实现其促进社会发展的目标，如体育文学的教育功能、审美功能、认识功能合力引导社会公众达成目标；“整合”(I)功能，即体育文学发展与创作中的主体情感凝聚与维持和谐功能；“维模”(L)功能，即主体——受众维持与接受该社会行动的思想与价值观念。传承与发展新时期体育文学的AGIL 模型，避免从宏大的社会结构与微观的个体心理入手，要从多元视角和多重社会关系视角进行综合的社会学考察。

图1 体育文学结构Figure1 Structurel of sports literature

3.2.1 适应功能：体育文学发展的资源——语言符号 体育文学必须适应社会发展，满足群众精神文化增长的需求，适应功能作为一种手段满足目标功能的实现。体育文学必须首先满足公众阅读的兴趣，资源——语言符号层是文学作品的表层，为体育文学系统发展奠定基础。体育文学以体育为载体，以身体运动、竞技比赛、传统体育、休闲体育、体育产业等为题材，记录与描述体育场景、体育事件、体育人物，传播体育信息，文学语言符号是传达作品“审美信息”的外壳。读者阅读最先接触的是语言符号，再由这种物化形式探寻流动着的思想感情及意象形象。

体育文学作为类型文学，涉及的体育领域比赛规则、技术讲解、竞赛场面等均具有一定的专业性和技术性，体育文学的创作群体则需要具备一定的专业化背景才能更好地将体育信息资源转化为社会大众能够读懂并且感同身受的个体经历。体育文学创作的专业性要求非常高，不懂体育规律和训练模式、不懂比赛规则与体育项目注定无法创作出优秀的体育文学作品，难以将体育中深谙的精神特质与文化特点完整表达。归纳新中国成立以来体育文学创作者的身份特征，大多和体育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体育参与经历是获取资源的关键，如直接从事体育相关工作(如体育管理者、运动员、教练员等)，热爱体育并长期观看体育比赛(如各项目的体育迷)，体育周边人群(如体育学者、体育记者)等。如毛泽东(游泳爱好者，著有《水调歌头·游泳》)、容国团(运动员、教练员，著有《贺中国登山队》)、理由(体育爱好者，著有《扬眉剑出鞘》)、鲁光(体育记者，著有《中国姑娘》《中国男子汉》)、王鼎华(体育官员，著有《话说马俊仁》)、赵瑜(运动员、教练员，著有“中国体育三部曲”)、李玲修(体育记者，著有《足球教练的婚姻》)、尹卫星(运动员、著有《中国体育界》)等，基于个人长期浸润体育圈的情感和职业敏感，创作大量体育文学作品，包括个人直接体育经历——感受抒发、观看体育赛事过程——结果刺激、体育管理——改革意见评论等均成为体育文学创作动力资源，共同缔造了体育文学的辉煌。

3.2.2 整合功能：体育文学发展的创造——意象形象 整合功能，即对客观呈现的体育信息资源收集整合形成意象，完整表达被受众接受，并最大限度地传播，达到体育文学社会价值最大化。意象，是人们对所经历的环境建立的心理图像或心理印象，即康德所说的“显现审美意象”；伊瑟尔称之为心灵意象的构建，即通过资源获取——创造，将作家在心理体验的基础上对审美对象的象征性形式加以整体性把握后产生的具有感性形式的心理图像。文学与其他人文学科差别是以不同的形式构筑了不同的精神世界，黑格尔说:“艺术的内容就是理念，艺术的形式就是诉诸感官的形象，艺术要把这两方面调和成自由统一的整体。”[18]

体育文学作品中意象形象的创造是对体育有形载体感知而形成的体育文化印象，是人与体育文化双向互动的结果。体育景观、体育设施、体育比赛、体育记忆等具象化的体育文化载体，转化为创作者独特的审美体验，形成体育意象，经由作家表达渗透于读者的阅读过程中，经过语言符号刺激，在读者头脑中呈现并调动想象、情感，注入自己的生命体验，浮现出相关的意象或视觉形象，才真正进入审美阶段。每一部体育文学作品都渗透创作者对体育的情感和深刻感悟，将个体饱含深情的体育情感转化为完整的体育印象，形成体育记忆。读者从作家的体育记忆中感悟体育的魅力，引发对体育的感知与兴趣，从而转化为个人的体育记忆。如中国体育记者、运动员基于长久的体育参与经历，对体育怀有深厚的情感，经由文字传播成为唤起读者体育情感与体育记忆的桥梁，也许没有哪一个国家的体育记者像中国的体育记者一样，把自己的情感同本国运动员的成败那样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完全随中国选手的成绩好坏，或悲或喜，或哭或笑[19]。赵瑜对中国体育虽多有批判，但仍深爱着中国体育，可谓“爱之深，责之切”，《强国梦》文末处感慨:“那时我泪眼朦胧，我在想中国的不惑之年就快到了。”[20]中国的体育文学作品成果丰硕，正是基于大量的体育参与者对体育饱含深情，将个人的情感转化为体育意象——形象，从而引发和读者的共鸣。

3.2.3 维模功能：体育文学发展的接受——生命意识 文化具有维模功能，使系统形成契合社会发展的价值理念，并以制度化形式稳定存在。传播关卡理论认为，传播者的思想对受众行为产生影响必须通过三道文化关卡，依次是社会层、群体层、个体层，最终才能影响公众的心灵。接受是传播者思想抵达公众心灵层的前提，是文学作品价值实现的关键环节，即作品只有被读者接受，才有可能实现其传播的社会价值。体育文学的价值功能实现取决于体育文学的系统结构，读者接受是其价值实现的基础，文学只有在接受过程中才能实现其审美价值，将作家个人的生命体验植入受众脑海，产生共鸣或引发思考。

生命意识是作家个性心理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支撑作家个性心理结构的格局、主宰作家的创作心理和作品的深层意蕴。读者对作品意象形象的接受，经由故事性的讲述、感悟式的共鸣、评论式的启迪等，引发对生命的珍惜、遗憾、悔悟、感叹，从而引发心理转变，改变行为结构。这就要求读者的心理结构与作家的心理结构一定要产生对应“同构”关系，才会产生共鸣。资源——语言符号、创造——意象形象、接受——生命意识三位一体的系统结构组成，由浅到深地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它们在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制约中，产生出了体育文学作品的整体艺术效果。

3.2.4 目标功能：实现体育文学促进体育发展的社会价值 体育文学的目标达成功能，不仅要满足其文学传播价值，也要实现系统的社会发展价值。不同文体的文学作品，由于系统构成要素和结构方式的差异，其功能也会有差异。如体育诗歌长于抒情，体育小说长于叙事，体育散文或擅抒情或擅叙事，体育报告文学擅长批判，体育传记文学则长于纪实，究其本质，体育文学的认识功能、审美功能、教育功能是其基本功能。

体育文学的认识功能指体育文学可以帮助读者轻松解读专业技术规则，获得多方面的体育知识，丰富人的体育经验，对体育多维度的揭示加深人对体育和社会的理解，从道德观念到社会现实，从规则解读到生命意识，从而给读者以强烈的心灵震撼。体育文学将体育中的人和故事都赋予强烈的生命力，面对多样化的体育现象展示出体育的形象序列和结构意境，增强人们对体育的感知。破解规则技术的理解障碍，体育文学对增加潜在的体育观众和“体育迷”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很多不看体育比赛的人，或者难以保持长期观看体育赛事习惯的人，难以理解其中的比赛规则，从而无法体验其中的乐趣。较之复杂的专业讲解，文学将比赛规则植入人物与故事中，更加轻松易懂、便于理解。

体育文学的审美功能是指体育文学满足人的审美与情感需求，陶冶人的情操、提升人的境界、从而推动人的个性和才能发展。体育文学创作者将自己体验到的体育的“美”通过文字符号形式呈现出来，记录体育比赛过程中精彩但转瞬即逝的瞬间，有效传递并分享体育感受与体验，使读者产生美感，并以审美对象为中介作用于人类的精神世界，从而展现体育文化的基本内涵及体育精神的内在本质。

体育文学的教育功能是其最重要的功能，指读者在阅读过程中通过作品中的故事与人物获得精神鼓舞与道德教育。文学教育功能的实现，不是耳提面命式的教育，而是“寓教于乐”、潜移默化、感同身受后的受众自我感化教育，具有多种内涵和向度的教育形式。体育文学通过讲述体育故事、充分描述体育现场、渲染体育细节、表达体育情感、形成体育精神，从而发挥对受众的刺激效应，发挥教育价值。体育文学的教育功能更多是通过体育精神的刺激效应实现的，中华体育精神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打破了“东亚病夫”的国际形象，打开了新中国外交困境的局面；“乒乓球精神”“登山精神”“女排精神”成为一个时代中国发展的主要精神动力，缔造中国体育史上伟大的成就，刺激中国社会向前发展，其鼓舞、示范作用让全中国人民携手向前，不畏艰辛。体育文学通过弘扬体育精神，最大限度发挥了体育的教育价值。

4 结语

体育文学见证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体育事业的腾飞发展，也真实记载着我国体育发展战略和体育竞技实力的全方位转化提升，新时代国家以行政手段助力推进、资源整合，促进体育文学发展，提倡体育文学从“行动-身体-精神”的文化逻辑建构，到“体育-文学-影视”的体育文化产业链探索。AGIL 模型视角下，体育文学系统的良性运行需要政府提供政策保障，社会组织如中国作家协会等提供技术支持，创作主体收集整合体育资源，受众价值认同实现文化凝聚，实现体育文学良性运行并推广。通过体育文学集中塑造、人物讲述、集中挖掘展现体育价值的优秀体育文学作品，鼓励创作、改革、创新中国体育文化形式，打造体育文化品牌，走向文学、影视、艺术的全方位融合，开启“体育+娱乐”发展模式，助力实现体育文化建设工程，构建体育全媒体传播格局，促进体育文学在体育融合战略中发挥基础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