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萌 任立 张碧莲

摘要：2020年是脱贫攻坚战的收官之年，对农户脱贫质量感知和扶贫政策满意度的考察，不仅是对本轮扶贫政策实施效果的客观评价，更是总结现阶段工作经验、规避贫困户返贫风险、推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必要保障。本文以湖北省省级贫困村的171个“摘帽贫困户”为研究样本，采用行为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和中介效应模型的分析方法，深入讨论农户扶贫政策满意度背后的认知基础、决策逻辑和影响路径。研究发现：（1）农户扶贫政策满意度受到参照依赖和脱贫质量感知的直接与间接影响;（2）农户对脱贫质量感知和对扶贫政策满意度有着并不完全相同的决策逻辑，扶贫政策满意度受到自我参照、熟人参照和生人参照的综合影响，而脱贫质量感知则主要受到自我参照和熟人参照的影响;（3）在农户扶贫政策满意度决策中，参照点的效应排序依次是：自我参照>熟人参照>生人参照，表现出明显的“差序格局”特征。

关键词：参照依赖;脱贫质量感知;扶贫政策满意度;前景理论;中介效应模型

引言及文献回顾

自2015年1月以来，“精准扶贫”成为我国开展扶贫工作的指导性方略，在公共政策领域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中，脱贫攻坚成为各级政府的重要职能目标，尤其在城乡二元结构的约束下，农村扶贫工作面临巨大挑战，但也取得了骄人的成绩。2020年是脱贫攻坚战的收官之年，我国实现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脱贫、12.8万个贫困村全部摘帽的宏伟目标，农村扶贫工作转入后期帮扶、巩固提升的新阶段。但在此之前，评价本轮扶贫政策的绩效，不仅是对当前扶贫目标完成情况的回顾和梳理，更是总结现阶段工作经验、规避贫困户返贫风险、推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必要保障。在此背景下，关于扶贫政策的绩效研究成为学界关注的热门话题[1]。

早在20世纪90年代，新公共管理运动（New Public Management，NPM）席卷全球，David Osborne率先提出基于企业家精神的公共事业改革，公共政策开始被认为是一种由公共部门提供的“产品或服务”，而公众则是这种“产品或服务”的“顾客”，因此“满意度”成为公共政策绩效评价的重要维度[2]。“精准扶贫”作为我国扶贫开发过程中的重要政策工具，其“顾客”便是建档立卡的贫困户。一般认为，扶贫政策满意度整体上体现了贫困户对扶贫工作的认同感，在中国科学院精准扶贫工作成效第三方评估的政策认可度调查中，“满意度”是唯一的主观绩效衡量指标[3]。除了官方评估渠道，学者们也从不同视角对农户扶贫政策满意度展开了丰富的研究。肖云和严茉（2012）在本轮扶贫政策实施前便考察了贫困农户年龄、家庭收入来源、致贫原因、政策认知、过程公平性与返贫风险对其扶贫政策满意度的影响[4];刘小珉（2016）基于2014年民族地區大调查数据，进一步从农户满意度视角对民族地区农村扶贫开发的政策绩效展开研究[5]。本轮扶贫政策实施以来，曹军会等（2017）利用2016年2月的微观调查数据，从农户所处地区、个体特征、家庭特征、贫困状况及政策认知5个维度，考察了陕西省农民对精准扶贫政策的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6];陈浩天和蔡丽丽（2017，2020）进一步将个体认知因素纳入分析框架，构建了基于农户认知和政策满意度的扶贫清单执行绩效评估体系[1，7]。与此同时，国内部分学者也注意到脱贫质量的关键作用。檀学文（2018）、郑瑞强（2019）基于贫困户微观视角，通过实证研究揭示了贫困户脱贫质量与贫困村内生发展动力之间的联系[8～9];罗玉辉和侯亚景（2019）则利用CFPS面板数据，基于多维贫困模型从宏观层面对我国农村脱贫质量进行了评价[10]。通过梳理不难发现：首先，现有文献大多是基于验证性因素分析方法的实证研究，在内容上更多关注贫困户个体、家庭和村庄特征等客观因素，部分研究考虑到了农户对扶贫政策本身的认知，但对其认知规律与决策过程则鲜有关注;其次，在数据选择方面，多数研究采用的是扶贫政策实施过程中的农户微观调查数据，难以避免因“现状偏见”而导致的结果谬误;最后，贫困户满意度和脱贫质量均已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学界的关注，但两者尚未纳入统一框架予以讨论。

综上所述，“精准扶贫”作为实现社会转移支付的重要政策工具，与传统粗放扶贫的主要区别就在于其精准性，在现有“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的基础上，还需要进行“精准评估”，“满意度”背后的行为决策机制亟待深入挖掘。在对现有文献进行归纳总结的基础上，本文旨在探索一种“脱贫攻坚回头看”的研究思路，对完整体验过扶贫政策全过程的“摘帽贫困户”进行调研，采用行为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和中介效应模型的分析方法，深入讨论农户扶贫政策满意度背后的认知基础、决策逻辑和影响路径，从而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有效衔接乡村振兴建设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理论假说与模型设计

理论模型与研究假说

1979年，行为经济学奠基人Kahneman和Tversky将心理学与经济学相结合，提出了著名的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11]。区别于传统经济学中具有单调偏好的理性人假设，前景理论引入“预期”概念分析个体的行为决策机制，发现人的心理感受可能与其选择的参照点有关，得失利弊的权衡标准不一定客观存在，而是看“跟谁比”，即存在“参照依赖”（Reference Dependence）[12]。这一理论近30年来在各个领域被反复验证，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并于近年由一些学者引入我国农村公共政策绩效研究[13～16]。基于我国农村社会“差序格局”[17]的结构特征，学者对参照依赖进行了进一步细分，提出了“自我参照”和“他人参照”的基本框架;结合农户行为所遵循的分布式认知特征[18]，本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将“他人参照”细分为“熟人参照”和“生人参照”，并由此构建了扶贫政策实施的农户满意度参照体系（见图1直接效应），并提出以下研究假说：

与此同时，按照我国脱贫攻坚战的具体要求，消除贫困、实现脱贫目标是第一要务[1]，而贫困不仅是一个客观标准，也是一种主观感知，对于“摘帽贫困户”而言，心理上的贫困还可能引发返贫风险。根据前景理论，农户在实现绝对脱贫（即成为“摘帽贫困户”）后，与参照点相比是否实现相对脱贫可能对其脱贫质量感知产生显著影响，进而影响其扶贫政策满意度。因此，本文提出的研究框架不仅包括参照依赖对扶贫政策满意度的影响，同时考虑到脱贫质量感知这一中介变量（见图1中介效应）。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H_4：参照依赖与农户脱贫质量感知正相关，农户脱贫质量感知与其扶贫政策满意度正相关，脱贫质量感知在参照依赖与农户扶贫政策满意度之间具有中介效应。

量表开发与问卷设计

根据上述分析和理论假说，本文基于前景理论开发了针对农村“摘帽贫困户”的扶贫政策满意度测量量表（见表1）。该量表包含4类变量：

核心变量方面，因变量Y为农户扶贫政策满意度，对应的问卷题项为“您对您家所享受到的各项扶贫政策总体满意度如何？”。中介变量PQ为脱贫质量感知（Perceived Quality），对应的问卷题项为“您家在接受本轮扶贫后是否完全实现脱贫？”。自变量RD为参照依赖（Reference Dependence，RD），具体分为：自我参照（〖RD〗_1），对应的问卷题项为“与接受扶贫前的期望相比，您认为自家脱贫效果总体如何？”;熟人参照（〖RD〗_2），对应的问卷题项为“与本村其他农户相比，您认为自家脱贫效果总体如何？”;生人参照（〖RD〗_3），对应的问卷题项为“与其他地区农户相比，您认为自家脱贫效果总体如何？”。

控制变量方面，结合相关学者研究成果，本文首先将调查对象的性别（X_1）、年龄（X_2）和受教育程度（X_3）作为个体特征因素进行识别[4～6];其次，参考英国国际发展部（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DFID）提出的可持续生计框架，构建农户家庭生计资本指标体系，具体包括人力资本（X_4）、自然资本（X_5）、物质资本（X_6）、金融资本（X_7）和社会资本（X_8）五个维度，分别对应家庭劳动力比例、家庭承包地面积、家庭住房面积、家庭平均年收入和密切来往亲友数量等具体指标[19];再次，参考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Abhijit V.Banerjee和Esther Duflo（2011）的扶贫研究成果[20]与谢治菊（2019）提出的心理扶贫框架[21]，将农户生活态度（X_9）、政策依赖（X_10）和非理性程度（X_11）等心理因素纳入分析框架，分别对应预期生活水平变化、后期帮扶政策依赖和冲动消费可能性等具体指标;最后，根据前景理论，个体预期水平对其参照依赖可能存在显著影响，因此将农户对扶贫政策的三种预期提高家庭收入（X_12）、解决实际困难（X_13）和改善村容村貌（X_14）作为控制指标予以考量[11，13～16]。

为便于计量分析，本文对所有变量的观测数值进行无量纲化处理，部分采用实际值的变量按四分位法重新赋值，赋值结果均采用Likert多级量表的形式予以表征，具体变量设置及赋值结果如表1所示。

由上述分析可知，根据前景理论，参照依赖会通过影响农户脱贫质量感知，从而影响其扶贫政策满意度，脱貧质量感知在参照依赖与农户扶贫政策满意度之间发挥中介效应。借鉴温忠麟和叶宝娟（2014）提出的中介效应模型[22]，构建计量模型如下：

Y=β_0+βRD+γZ_i+ε_1 （1）

PQ=β_0+β^' RD+γZ_i+ε_2 （2）

Y=β_0+β^'' RD+λPQ+γZ_i+ε_3 （3）

公式（1）～公式（3）中， Y为因变量，代表农户扶贫政策满意度;RD为自变量，代表参照依赖;PQ为中介变量，代表农户对脱贫的质量感知;Z_i代表与之相关的控制变量;β_0为常数项，ε_1～ε_3为随机干扰项。模型参数设置方面，β表示自变量RD对因变量Y的回归系数;β^'表示自变量RD对中介变量的回归系数;β^''表示控制中介变量PQ后，自变量RD对因变量Y的回归系数;γ为中介变量PQ对因变量Y的回归系数。

考虑到模型中因变量、自变量、中介变量和控制变量均为离散型随机变量，因此采用有序Logistic回归对模型参数进行估计。

至此，本文基于前景理论和相关学者研究成果，演绎推理出参照依赖、脱贫质量感知和农户扶贫政策满意度之间可能存在的逻辑关系，并据此提出研究假说，设计了理论模型和计量模型。为了验证这一分析框架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课题组于2019年7-8月前往位于鄂西山区的湖北省宜昌市兴山县昭君镇滩坪村采集样本数据。2018年底，滩坪村存有建档立卡贫困人口215户全部实现脱贫摘帽，成为“摘帽贫困户”，符合研究对象的基本要求。与此同时，作为当地远近闻名的贫困村，滩坪村不仅是湖北省省级贫困村，也是宜昌市第二批重点贫困村，与此同时，其地处山区丘陵地带、产业特色不鲜明等现状特征，在全国贫困村中具有一定典型性，使得研究结果和结论更具普适性和一般性。

具体来看，针对滩坪村全村215户“摘帽贫困户”，课题组采取一对一入户的非抽样普查方式采集样本数据，调查对象均为户主，数据采集形式为农户半结构访谈，最终完成调查问卷215份，经内容完整性和逻辑一致性检查后，获得有效问卷171份，有效问卷率为79.53%。

样本特征分析

对171个有效样本的农户特征分析结果显示（见表2），调查对象的主要构成是具有一定文化的中老年男性，虽然调查对象大多具有一定劳动能力，但其健康状况不容乐观，就业渠道依然以传统农业为主，兼业经营和非农行业从业人员比例较低，该样本特征基本符合脱贫攻坚时期典型贫困村的现状，有效问卷构成的样本具有一定代表性。

为初步验证理论模型中主体变量间的相互关系，本文首先采用Spearman秩相关分析求得因变量、中介变量和核心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矩阵，具体结果如表3所示。由表3可知，首先，自我参照（〖RD〗_1）与农户扶贫政策满意度（Y）和脱贫质量感知（PQ）的相关系数分别是0.556和0.536，且在0.01水平上显著;熟人参照（〖RD〗_2）与农户扶贫政策满意度（Y）和脱贫质量感知（PQ）的相关性均不显著;生人参照（〖RD〗_3）与农户扶贫政策满意度（Y）无显著相关性，但在0.05水平上与脱贫质量感知（PQ）显著负相关。其次，农户脱贫质量感知（PQ）与扶贫政策满意度（Y）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555，且在0.01水平上显著，这说明脱贫质量感知和农户扶贫政策满意度之间显著正相关。再次，自我参照（〖RD〗_1）与熟人参照（〖RD〗_2）和生人参照（〖RD〗_3）分别在0.1和0.01水平上显著负相关，且熟人参照（〖RD〗_2）与生人参照（〖RD〗_3）在0.0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上述分析表明，Spearman秩相关分析的结果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符合本文提出的研究假说，但变量间很可能还存在更加复杂的作用机制，具体影响效应还需引入控制变量和回归分析方法展开进一步研究。

中介效应模型分析

在Spearman秩相关分析的基础上，本文采用平行中介效应模型[22]展开进一步分析，并根据计量模型分别对因变量、中介变量、自变量和控制变量进行有序Logistic回归，回归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表4中，模型1为控制变量（X_1～X_14）和核心自变量（〖RD〗_1、〖RD〗_2、〖RD〗_3）对因变量（Y）的回归结果，模型2为控制变量（X_1～X_14）和核心自变量（〖RD〗_1、〖RD〗_2、〖RD〗_3）对中介变量（PQ）的回归结果，模型3是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中介变量（PQ）后对因变量（Y）的回归结果。

结合回归分析结果，具体分析如下：

1. 由模型1的回归结果可知，自我参照（〖RD〗_1）、熟人参照（〖RD〗_2）和生人参照（〖RD〗_3）对农户扶贫政策满意度（Y）的回归系数分别为1.300、0.636和0.356，表明变量之间两两正相关，且分别在0.01、0.01和0.05水平上显著，研究假说H_1～H_3得到证实。优势比（OR值）的大小排序为：〖RD〗_1（3.670）>〖RD〗_2（1.890）>〖RD〗_3（1.428），即〖RD〗_1、〖RD〗_2、〖RD〗_3每增加1单位，Y的变化幅度分别是3.670倍、1.890倍和1.428倍，表明在扶贫政策实施过程中，相较于和其他农户的状况比较，农户更愿意从自身角度出发进行权衡，其次是与同村其他农户进行比较，最后才是参考通过媒体渠道了解到的其他地区扶贫效果。

2. 由模型2的回归结果可知，自我参照（〖RD〗_1）、熟人参照（〖RD〗_2）和生人参照（〖RD〗_3）对农户脱贫质量感知（PQ）的回归系数分别为1.254、0.587和-0.044，其中自我参照（〖RD〗_1）和熟人参照（〖RD〗_2）的参数估计结果均在0.01水平上显著，但生人参照（〖RD〗_3）的参数估计结果不显著，表明自我参照（〖RD〗_1）和熟人参照（〖RD〗_2）与农户脱贫质量感知（PQ）正相关。优势比（OR值）的大小排序为：〖RD〗_1（3.504）>〖RD〗_2（1.799），即〖RD〗_1和〖RD〗_2每增加1单位，PQ的变化幅度分别是3.504倍和1.799倍，表明在扶贫政策实施效果方面，农户首先会基于自身预期对脱贫质量予以评价，然后会和同村其他农户进行对比，而与陌生人之间比较对农户脱贫质量感知的影响不显著。

3. 由模型3的回归结果可知，脱贫质量感知（PQ）、自我参照（〖RD〗_1）、熟人参照（〖RD〗_2）和生人参照（〖RD〗_3）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597、1.116、0.552和0.388，其中脱贫质量感知（PQ）、自我参照（〖RD〗_1）和熟人参照（〖RD〗_2）的参数估计结果均在0.01水平上显著，生人参照（〖RD〗_3）的参数估计结果在0.05水平上显著。优势比（OR值）结果显示，脱贫质量感知（PQ）每增加1单位，农户扶贫政策满意度（Y）会随之变化1.816倍;而自我参照（〖RD〗_1）、熟人参照（〖RD〗_2）和生人参照（〖RD〗_3）的OR值排序为〖RD〗_1（3.053）>〖RD〗_2（1.737）>〖RD〗_3（1.475），说明模型3中变量的影响效应相对大小与模型1中相同，这符合农村社会“差序格局”结构的既有认知。

4. 控制变量主要采用模型3的回归结果进行效应分析：所有控制变量中，人力资本（X_4）与农户扶贫政策满意度（Y）在0.05水平上负相关，生活态度（X_9）和政策依赖（X_10）与农户扶贫政策滿意度（Y）在0.05水平上正相关，其背后的现实逻辑可能是：家庭劳动力比例越高，贫困户自食其力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对扶贫政策的依赖性就越低，导致其享受政策红利不够充分，进而影响其扶贫政策满意度。此外，生活态度更积极的农户家庭，在精准扶贫政策的号召下，能够更有效地参与农村基层社区的扶贫工作互动，进而对扶贫政策形成更加全面的认知，从而提升其扶贫政策满意度。

综上所述，模型1和模型3的回归结果证明了参照依赖对农户扶贫政策满意度的直接正向影响，而通过对比模型1和模型3的回归结果，不难发现当计量模型中加入中介变量脱贫质量感知（PQ）后，在各核心自变量参数估计结果、OR值和显著性水平均保持相对稳定的前提下，模型的McFadden R方由0.293提高到0.315，且模型2的回归结果也说明了自我参照（〖RD〗_1）和熟人参照（〖RD〗_2）对脱贫质量感知（PQ）的影响显著，说明脱贫质量感知（PQ）具有明显的中介效应，研究假说H_4得到证实。至此，本文提出的四个研究假说全部得到验证，结合前文理论分析，总结得到农户扶贫政策满意度的决策路径如下：参照依赖能够对农户扶贫政策满意度产生直接影响，其中自我参照和熟人参照还能通过影响脱贫质量感知，对农户扶贫政策满意度产生间接影响。在农户扶贫政策满意度的认知过程中，自我预期是农户最为主要的参照点，而熟人依赖和生人依赖的影响效应则会由于作用路径不同而存在差异。

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模型参数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采用Probit模型重新估计参数，结果表明：除个别控制变量外，模型1、模型2和模型3中各变量回归系数的正负号、相对大小和显著性水平与本文所采用的模型相比未见明显差异，说明该模型的估计结果较为稳健。由于篇幅限制，文中未报告Probit模型的估计结果。

结论与政策建议

主要结论

本研究基于前景理论的分析框架，提出了“参照依赖→脱贫质量感知→农户扶贫政策满意度”的路径范式，以湖北省宜昌市兴山县昭君镇滩坪村171个“摘帽贫困户”作为典型样本，运用Spearman秩相关分析和中介效应模型对“自我参照（〖RD〗_1）→农户扶贫政策满意度（Y）”、“熟人参照（〖RD〗_2）→农户扶贫政策满意度（Y）”、“生人参照（〖RD〗_3）→农户扶贫政策满意度（Y）”以及“参照依赖（RD）→脱贫质量感知（PQ）→农户扶贫政策满意度（Y）”共四个理论假说进行了验证，结合前文分析结果，得到如下主要结论：

1.理论分析和假设检验结果表明，农户扶贫政策满意度受到参照依赖和脱贫质量感知的直接和间接影响，自我参照、熟人参照和生人参照与农户扶贫政策满意度呈正相关，且自我参照是最主要的影响因子，然后依次是熟人参照和生人参照。而在农户脱贫质量感知方面，仅自我参照和熟人参照对这一认知过程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生人参照的影响效应不再显著。这说明农户对脱贫质量感知和扶贫政策满意度有着并不完全相同的决策逻辑，扶贫政策满意度受到自我参照、熟人参照和生人参照的综合影响，脱贫质量感知主要受到自我参照和熟人参照的影响。

2.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虽然参照依赖对农户脱贫质量感知和扶贫政策满意度的影响路径存在一定差异，但都基本符合“差序格局”的认知规律，即由近及远呈“波纹状”依次寻找参照点，且从优势比（OR值）的大小不难看出：在农户扶贫政策满意度的决策过程中，自我参照的因子贡献率远大于熟人参照和生人参照;而在农户脱贫质量感知中自我参照的因子贡献率也远大于熟人参照，这说明自我参照始终是最重要的认知参照点，扶贫效果是否达到农户预期是衡量扶贫政策绩效的重要指标。与此同时，参照依赖除了会对农户扶贫政策满意度产生直接影响外，还能通过作用于农户脱贫质量感知对扶贫政策满意度产生间接影响，脱贫质量感知是农户扶贫政策满意度决策过程中的关键中介变量，这说明对于农户而言，对扶贫政策的主要预期就是实现脱贫，而且是基于自身和熟人社会条件下的脱贫（生人参照影响不显著），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农户的认知局限性。

3. 控制变量回归结果显示，个体特征和政策期望程度对农户扶贫政策满意度的影响并不显著。农户扶贫政策满意度主要受到人力资本、生活态度和政策依赖的影响：一方面，家庭劳动力比例越高的农户家庭，可能越倾向于自食其力，在其脱贫的过程中，扶贫政策的边际贡献率可能会相对较低，导致这部分农户对扶贫政策依赖性不强，从而降低其满意度水平;另一方面，积极的生活态度往往意味着农户脱贫的强大内驱力，对现状的不满和对未来的期待都可能转化为具体的脱贫行动，而扶贫政策具有对农户主动脱贫行为的催化效应。在此过程中，贫困户、村集体和扶贫工作队三方更易形成良性互动，从而促进农户扶贫政策满意度的提升。

政策建议

基于上述分析，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有效衔接乡村振兴建设，从参照依赖、脱贫质量感知和农户扶贫政策满意度的视角，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 掌握认知规律，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摘帽贫困户”，即客观上已经实现脱贫的贫困户，但在主观上，他们对脱贫质量的感知和对扶贫政策的满意度会受到参照依赖的显著影响，且影响机制存在一定差异：虽然两者均表现出由近及远的“差序格局”特征，但农户扶贫政策满意度的决策机制是“自我→熟人→生人”的分布式认知过程，而农户对脱贫质量的感知（“自我→熟人”）则表现出“熟人社会”下的认知局限性。这说明政府对扶贫政策的宣传工作比较到位，农户对其他地区的扶贫工作成效有一定认知，但这种认知更多作用于对扶贫政策的主观评价，而不是对自身脱贫质量的审视，基于地域环境限制的“本地脱贫”成为其主要政策预期。为了更好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对于当前全国统一的“一收入两不愁三保障”脱贫标准，应结合本地实际科学看待：一方面，农村基层社区工作人员应积极完善后期帮扶机制，进一步缩小“摘帽贫困户”与本地其他农户之间的生活水平差距，避免出现“相对贫困”问题;另一方面，脱贫质量还需进一步巩固提升，一方面要保障資金供给，解决好“低保户”和“特困供养户”的问题，另一方面要灵活使用政策手段，引导辖区贫困户实现本地高质量就业，建立可持续生计。

2. 主动查缺补漏，打牢乡村振兴基石。本文的理论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参照依赖会显著影响农户的脱贫质量感知和扶贫政策满意度，且脱贫质量感知具有明显的中介效应。这说明农户的脱贫质量感知和扶贫政策满意度决策机制是以自我参照为中心向外逐步发散的，农户认知始终受制于“差序格局”的局限，处于“不完全理性”的心理状态。与此同时，通过对样本特征的分析可知，受教育水平和身体健康状况这类禀赋特征仍是贫困农户难以改变的现实困境。贫困、扶贫和脱贫都是动态的，脱贫摘帽并不意味着彻底告别“返贫风险”，乡村振兴就是脱贫攻坚的延续和提升。一方面，要求“摘帽贫困户”建立积极心态，发挥主观能动性，争取与下一阶段的乡村振兴政策良性互动;另一方面，也要求农村基层社区的工作人员和“摘帽贫困户”一起进行梳理总结，识别、诊断各类“返贫风险”，厘清责任清单，突破个体认知局限，共同致力于实现脱贫质量的提升。

参考文献：

[1] 陈浩天.认知差异、信息分化与国家扶贫政策清单执行绩效——基于全国20省（区、市）3513个贫困农户的调查[J].东南学术，2017，（6）：87-93.

[2] 李文明，滕玉成.企业化政府理论及其对中国政府改革的启示[J].理论学刊，2005，（6）：17-20.

[3]孟志华，李晓冬.精准扶贫绩效的第三方评估：理论溯源、作用机理与优化路径[J].当代经济管理，2018，40（3）：46-52.

[4]肖云，严茉.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对扶贫政策满意度影响因素研究[J].贵州社会科学，2012，（5）：107-112.

[5]刘小珉.农户满意度视角的民族地区农村扶贫开发绩效评价研究——基于2014年民族地区大调查数据的分析[J].民族研究，2016，（2）：29-41.

[6]曹军会，何得桂，朱玉春.农民对精准扶贫政策的满意度及影响因素分析[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7（4）：16-23.

[7]陈浩天，蔡丽丽.农户认知、政策信任与教育扶贫清单执行绩效——基于河南省20村1542户贫困农户的实证调查[J].教育与经济，2020，（1）：11-18.

[8]檀学文.贫困村的内生发展研究——皖北辛村精准扶贫考察[J].中国农村经济，2018，（11）：48-63.

[9]郑瑞强.贫困群众脱贫内生动力激发：行动框架拓展与实证——以内蒙古兴安盟为例[J].贵州社会科学，2019，（1）：154-161.

[10]罗玉辉，侯亚景.中国农村多维贫困动态子群分解、分布与脱贫质量评价——基于CFPS面板数据的研究[J].贵州社会科学，2019，（1）：141-148.

[11]Kahneman D，TverskyA. Prospect Theory：An Analysis of Decision under Risk[J].Econometrica，1979，47（2）：363-391.

[12]李海军，徐富明，相鹏，等.基于预期理论的参照依赖[J].心理科学进展，2013，21（2）：317-325.

[13]张自强，高岚.异质性、参照依赖与农民对集体林权改革的评价——来自广东省的农户问卷[J].浙江社会科学，2014，（1）：87-95.

[14]张自强.广东集体林地确权的实践与反思——基于农户的满意度评价[J].江苏农业科学，2018，46（4）：272-276.

[15]庄晋财，卢文秀，李丹.前景理论视角下兼业农户的土地流转行为决策研究[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2）：136-144.

[16]朱庆莹，陈银蓉，胡伟艳，等.参照依赖、公平感知与农户农地转出满意度[J].中国土地科学，2019，33（10）：84-92.

[17]阎明.“差序格局”探源[J].社会学研究，2016，31（5）：189-214.

[18]任立，吴萌，甘臣林，陈银蓉.城市近郊区农户土地投入风险认知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分布式認知理论的微观调查实证[J].中国土地科学，2019，33（9）：66-73.

[19] DFID.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Guidance Sheets[M]. London：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1999.

[20] Banerjee，V. A.，E. Duflo. Poor Economics：A Radical Rethinking of the Way to Fight Global Poverty[M]. Noida，India：Random House Publishers，2011.

[21]谢治菊.心理扶贫论析[J].贵州社会科学，2019，（11）：145-152.

[22]温忠麟，叶宝娟.中介效应分析：方法和模型发展[J].心理科学进展，2014，22（5）：731-745.

Reference Dependence、Perception of Poverty Alleviation Quality and Farmers' Satisfaction with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ies ：A Micro-investigation Demonstration Based on Mediating Effect Model

WU Meng1， REN Li2，Zhang Bi Lian2

（1.College of Accounting， Hu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Wuhan 430205， China

2.School of Public Finance andAdministration， Hu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Wuhan 430205， China）

Abstract：The year 2020 is the final year of the battle against poverty. The survey on the quality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the farmers'satisfaction of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ies is not only an objective evaluation of the implementation effect of this round of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ies， but also a necessary guarantee for summarizing the work experience at the current stage， avoiding the risk of poor households returning to poverty， and promoting the effective connection between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In this study， 171 "poverty-stricken households" from poverty-stricken villages in Hubei Province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samples. Using the research paradigm of behavioral economics and the analysis method of mediating effect model， the cognitive basis， decision-making logic and influence path behind the satisfaction of poverty-alleviation policies of farmers were discussed in depth.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satisfaction of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y is directly and indirectly affected by reference dependence and perceived quality of poverty alleviation;（2） Farmers' perception of poverty alleviation quality and their satisfaction with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y have different decision-making logic. The satisfaction with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y is affected by self-reference， acquaintance reference and stranger reference， while farmers' perception of poverty alleviation quality is mainly affected by self-reference and acquaintance reference.（3） In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of farmers' satisfaction with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y， the order of reference points effect is： Self-reference >Acquaintances reference >Strangers reference， showing an obvious "Differential Pattern" feature.

Key Words：Reference Dependence; Perception of Poverty Alleviation Quality; Satisfaction with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ies; Prospect Theory; Mediating Effect Mod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