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高中三类历史课程是基本关联的，高一学段的必修课程采用通史方式，旨在让学生掌握中外历史发展大势，高二开始的文科班要完成历史选择性必修和选修课程学习，它们应该是对必修课程的递进和拓展。选择性必修的三个模块由若干学习专题构成，各专题下具体内容依照时序表述，呈现中外历史多方面的重要内容。高二文科班在进行选择性必修教学时，必须强调知识的联系和能力的突破。教学中可以对高一必修中的部分专题进行再“加工”。这种再“加工”是整合、提升、拓展的过程。本文以明朝对外关系为例，谈谈如何区分高一、高二不同的教学侧重，提升文科班历史教学的层次。

关键词 必修课，文科班，选修课，明朝对外关系

中图分类号 G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21）01-0053-11

《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2017年版）》（以下简称“课标”）指出了高中三类历史课程的基本关联，必修课程采用通史方式，旨在让学生掌握中外历史发展大势;历史选择性必修和选修课程是对必修课程的递进和拓展，采取专题史方式，旨在让学生从多角度认识历史的发展与变迁，强化学生的史学专业基础。①这些要求具体落实到教学中，高二与高一的历史学习，无论是知识体系还是能力要求都是不同的。本文以明朝对外关系为例，谈谈如何区分高一、高二不同的教学侧重，提升文科班历史教学的层次。

高一历史必修课程设《中外历史纲要》模块，内容包含了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和世界史三个部分，在时序的框架下，每个部分的内容分为若干学习专题。每一课的时间跨度都很大，学习要求是“通”和“清”，即通晓历史发展的脉络和厘清重要历史事件、人物和现象。课标的“教学提示”中，建议教师在进行本模块的教学设计时，要在分析的基础上选择和确定教学的重点和难点，这样，教学中使学生通过对重点内容、核心概念、关键问题的理解，带动对整个学习单元以及单元与单元之间的探讨和认识，进而“理解历史进程中的变化与延续、继承与发展、原因与结果，构建历史发展的联系，认识历史发展的总体趋势”。②在实际的教学中，许多高一教师没有很好地把握这一尺度，重点不清，线索不明，把整节课的内容上得七零八落。

高二文科班学生要在高一的基础上，进行更专题、更系统的学习。根据课标要求，理论上文科班的学生要进行选择性必修课程和选修课程的学习，选择性必修课程是学生根据兴趣、升学需求去选择修习的课程，有三个可选的学习模块;选修课程是进一步拓展、提高、整合性课程，课标为其提供了两个模块，但也可以是各校自主开发。实际操作中，高考升学的需求使学生几乎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从高二开始，文科班学生必须完成对选择性必修课程三个模块的学习。

选择性必修的三个模块由若干学习专题构成，各专题下具体内容依照时序表述，呈现中外历史多方面的重要内容，引领学生从政治、经济与生活、文化等不同视角深入认识历史。由此，可以看出文科班教学中，必须强调知识的联系和能力的突破。例如，在课标的模块1“国家制度和社会治理”的“教学提示”中，建议教师可通过“情境—问题”的设置，引导学生从多个角度进行探讨，综合考察历史现象;在模块2“经济与社会生活”部分，“教学提示”建议要注意引导学生认识经济与社会生活是一个逐步发展、不断进步的过程，这一过程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充满延续与变迁、偶然与必然、局部与整体的互动，让学生尝试从宏观和微观的不同角度认识历史问题。也就是说，高二文科班的学习要求强调的是“变”和“整”，变化角度，调整认识历史的不同侧面，整合内容，更客观、更全面地理解和阐释。它无论是知识体系还是能力要求，都是在高一基础上延伸和拓展。

所以，高二文科班在进行选择性必修教学时，可以对高一必修中的部分专题进行再加工。这种再加工显然是整合、提升、拓展的过程。

一、分析不同的知识侧重，转换认知视角，引导学生探寻历史事件的内在关联

课标中，《中外历史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的内容按照历史时序分为24个专题，其中与教材第四单元第13课对应的是第6个专题，其主题是“明至清中叶中国版图的奠定、封建专制的发展与社会变动”，从中，我们可以抓住本专题的两大主体内容：民族关系的发展和专制政治的加强与社会变动。课标的目标要求是：通过了解明清时期统一全国和经略边疆的相关举措，知道南海诸岛、台湾及其包括钓鱼岛在内的附属岛屿是中国版图一部分，认识这一时期统一多民族国家版图奠定的重要意义;了解明清时期经济、思想文化的重要变化;通过了解明清时期封建专制的发展、世界的变化对中国的影响，认识中国社会面临的危机。①教学的重點应该放在两个“认识”上。其中的主线索是“版图的奠定”、专制加强中的“危机”。“版图的奠定”应该包括内陆边疆和沿海岛屿，分别指向明朝北部、西北民族关系的发展，以及清朝前期疆域的奠定。

教材的第四单元前言与课标直接呼应，也强调了两个“认识”。在知识体系上，本单元共分为三课，明、清的政治统治史各占一课，明清的经济、文化综合为一课。其中第13课“从明朝建立到清军入关”陈述了明朝政治史，设置了三个小专题，分别是政治制度、对外交往与民族关系。其中“明朝政治制度的变化”“内陆边疆与明清易代”两个专题紧扣单元的主线索。所以，这两部分内容应该是高一教学的主要知识线索和知识重点。“海上交通和沿海形势”专题陈述了明朝对外关系的三件大事，相对而言，不能体现单元主线索，加上高一课时紧张，必修教学中，教师无须对此细致地一一展开，可以借初中的基础，以师生问答的方式加以处理，引导学生构建明朝整体历史框架。

高二文科班教学则不然。从知识属性上看，明朝对外关系涉及中国东南沿海的领土主权、中国古代对外经济交往的朝贡贸易、明朝的海禁政策、明朝对外交通与交流以及社会转型中东西方的冲突与交流等知识体系。这些知识体系是选择性必修教材的重要主题线索。例如：选择性必修1《国家制度与社会治理》中，有“中国古代的民族关系与对外交往”专题;选择性必修2《经济与社会生活》中，有“古代的商业贸易”和“水陆交通的变迁”专题;选择性必修3《文化交流与传播》中，有“古代的商路、贸易与文化交流”专题。这些专题中都包含了明朝对外交往的内容。因此，文科班教学对必修教材再“加工”时，可以选择与选择性必修教材相契合的一些内容，调整认知视角，进行通史下的“专题教学”。

“明朝对外关系”这一主题，可以明朝“对外关系发展史”，或者明朝“对外贸易发展史”“对外交通发展史”“对外文化交流史”等主题，展开学习和讨论。

从目标要求来看，不同的知识侧重，培养的目标也不同。如果从“海上交通和沿海形势”的角度来分析的话，学生必须了解明朝经营东南沿海的举措，了解世界形势变化对中国海防的影响。如果从“民族关系与国家关系”角度来分析，课标在选择性必修1中，要求学生“认识中国古代处理对外关系的体制”。显然后者强调的认知视角要高得多。简言之，高二文科班教学要从“明朝对外关系体制”来分析“明朝的对外关系”。这样的认知角度直接影响到对明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分析的高度。其中，教学的关键是要加强同时代历史的联系：包括基于时序框架的纵向联系，基于空间框架的横向联系。联系的过程就是对不同时间的事物进行纵向梳理，寻找历史发展规律的过程;同时，也是对同一时间不同历史事件横向分析，发现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的过程。文科班教学，就是要引导学生在纵横分析中，探寻其内在的逻辑关系。

如何寻找明朝对外关系专题中三大事件的逻辑呢？笔者在阅读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料和探寻明朝对外关系发展中的因果时，发现了一些关键词：“贡藩”“天朝体制”“朝贡”“中华秩序”等，说法不一，概念与概念之间的界线不明，给笔者启发最大的是选择性必修1教材的表述：明朝“对外关系体制”是“朝贡体制和朝贡贸易体系”，①什么是朝贡体制呢？要解释这一概念还得从“朝贡制度”着手。“朝贡制度”一词出自西方学者，即“tributary system”或“tribute system”，通常有“朝贡制度”“朝贡体制”“朝贡体系”等译法，西方学者使用的这一概念，其内涵包括朝贡关系及其相关制度在内的一个体系。朝贡制度建立于双向交往、沟通之基础上，包括朝贡一方的“称臣纳贡”和宗主一方的“册封赏赐”双重内容，故称“朝贡—封赏制度”或“封贡制度”。②选择性必修教材将明朝的对外关系体制，从政治和经济两方面侧重分别阐释为“朝贡体制”和“朝贡贸易体系”，这正是我们寻找的这一主题的主体线索。

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朝并推翻了元朝统治后，急需争取“万国来朝”以树立真命天子的形象，从而稳定新朝建立后的人心不稳局面。洪武二年（1369年）九月，专门制订了详细的外国国王和使节来华的“朝贡”礼仪，“万国来朝进贡，仰贺圣明主，一统华夷，普天下八方四海，南北东西。迁圣德，胜尧王，保护家国太平，天下都归一”。③“朝贡体制”以“怀德”和“怀柔”为核心理念。然而这是理想的交往模式，明初，随着东南沿海倭寇侵掠的加剧，明政府只能推行“海禁”政策，限制民间贸易，导致私人走私的发展，为此也影响到了中日关系的发展;明成祖时，积极发展“朝贡体制”下的海外关系，派郑和船队下西洋，保证官方“朝贡贸易”的同时，推行严格限制民间海上贸易的“海禁”政策;至嘉靖年间，东南沿海在海禁之下走私更猖獗，与倭患混杂，造成巨大破坏，这样就有了戚继光等人的抗倭斗争;明中后期，随着新航路的开辟，西方殖民势力的觊觎，明政府仍然坚持“朝贡体制”的思想，消极对待西方势力，导致澳门、台湾遭到葡萄牙、荷兰、西班牙的入侵。

“朝贡体制”直接影响到了明朝“朝贡贸易体系”，使明朝对外贸易包含了三种形式：朝贡贸易、民间贸易和走私贸易。不同时段，这三种贸易受明朝对外政策的影响有强弱、盛衰交替，反过来又作用于明朝对外政策的调整。文科班教学要引导学生认识“朝贡体制”下对外政策的主动与被动;“海禁”政策的紧与松，官方贸易与私人贸易的发展与紧缩等，隐含的几条线索，分析这些线索的变化及导致变化的原因，促使学生融会贯通。

二、分析不同的能力侧重，调整能力目标，引导学生进行多侧面、高层次的探究

高一是高中基础性学习，在能力要求上，要求具备初步的唯物史观、史料实证、历史解释、家国情怀等核心素养。高二文科班教学承接高中基础教学与大学专业学习，课标对三本选择性必修的“教学建议”中，几次提到多渠道、多层面、多侧重、跨学科的探究。所以，文科班教学更要重视能力突破。怎样找到适宜文科班教学的能力层次，笔者觉得可以参考课标中设置的“学业质量水平”，水平3～4应该是针对面向高考的文科班学生的要求。

可将“明朝对外关系”专题的教学目标设置为：能够结合明朝前期的内外形势，对郑和下西洋的目的、特征等方面进行探究;能够结合明清的形势综合分析下西洋的客观影响;能够比较、分析不同来源、不同观点的史料，分析是倭患引發海禁还是海禁引起倭患，在独立探究的过程中，能够恰当地运用史料对所探究问题进行论述，做出自己的历史解释;在评述郑和下西洋时，能够对郑和宝船尺寸的相关史料进行科学的考证、适当的评判，在尽可能占有史料的基础上，尝试验证以往的说法或提出新的解释;能够在正确的历史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全面、客观地论述明朝中日关系以及当今对历史人物王直的客观认识和科学评价。

1. 以恰当的时空尺度分析“朝贡贸易”的典型事件——郑和下西洋，提高学生综合分析和论述的能力。

受传统的对外关系史视角影响，许多教师对郑和下西洋的分析大都侧重于政治层面，对经济因素的分析会相对弱化，教学中会突出下西洋的政治性目的和影响。例如，利用《郑和航海路线图》，以及郑和7次远航访问30多个亚非国家和地区，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和红海沿岸的史实，分析打开中国与亚非国家交往的新局面。如果高中文科班还这样教，就与初中简单重合，学生会感觉寡淡无味。事实上，“下西洋”是“朝贡体制”下明朝对外政治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明朝前期的对外经济关系中“朝贡贸易体系”的表现，它造成了巨大的经济影响。所以，文科班教学时，对学生已经熟知的政治影响无须过多着力，而应从经济的角度拓展。

首先从引导学生理解“朝贡体制”入手，探寻郑和下西洋的根本原因，分析事件的性质。

呈现材料：

材料1：中国古代文献中“朝”“贡”常常合在一起使用，“修奉朝贡，各以其职”。①“朝贡制度”在我国起源很早，最早系统记载这项制度的是《尚书》中的“禹贡”，即所谓“禹别九州，随山峻川，任土作贡”。

——摘编自《汉书》

明成祖在其《皇帝敕谕》中有：“朕奉天命君主天下，一体上帝之心，施恩布德……尔等祇顺天道，恪守朕言，循理安分，勿得违越，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庶几共享太平之福。”……（1431年）郑和《天妃之神灵应记》碑文中有：若诲外诸番，实为遐壤，皆捧琛执贽，重译来朝。皇上嘉其忠诚，命和等统率官校、旗军数万人，乘巨舶百余艘，赍币往赉之，所以宣德化而柔远人也。

——《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中册）》②

材料2：夫贡者，夷王之所遣，有定期、有金叶勘合表文为验，使其来也以时，其验也无伪。……（明代设立司船司在于）通华夷之情，迁有无之利，减戍守之费，又禁海贾，抑奸商，使利权在上。

——《续文献通考》③

材料3：朝廷岁令天下有司铸铜钱，遣内官赉往外蕃及西北买马，收货所出常数十万，而所获取曾不及其一二。且钱出外国，自昔有禁，今乃竭天下之所有以与之，可谓失其宜矣。

——《明史》④

阅读材料思考：（1）传统的“朝贡体制”的主要特征是什么？结合明初形势分析明成祖的“朝贡体制”。（2）材料1中郑和下西洋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它对传统的“朝贡体制”有什么作用？（3）结合材料3分析材料2中对明朝“朝贡贸易”的评议是否正确？结合所学分析郑和下西洋的影响。

第（1）小问比较容易，学生阅读材料1就可以得出答案：传统的“朝贡体制”政治依附色彩明显，“朝”与“贡”是一种双向政治关系，它是中央王朝与各地诸侯保持君臣贡藩关系。

这种贡藩关系中的秩序观也就是后来中原王朝的“朝贡体制”。明太祖面对新王朝的巩固压力，试图树立中原汉王朝一统天下的秩序观来讨旧元势力，巩固内陆和海防。到明成祖时期，国力强盛，材料1中的“敕谕”表明了朱棣极力构建华夷秩序观，为了“共享太平”，继续推行“德化柔远”的“朝贡贸易体系”。

第（2）问是从政治角度的分析。学生首先会关注材料引注中的时间，从中推算这是郑和下西洋时期（1431年应该是郑和第七次下西洋），在福建长乐驻泊期间，于长乐南山的天妃行宫命人雕刻的碑文，材料中的“德化而柔远”体现了郑和下西洋的政治目的，旨在威震四方的同时，令藩外之国四方来朝、和平共处。

教学中，引导学生阅读材料加以分析。也可以适当让学生回顾性地讲一讲初中教材补充的郑和下西洋的盛况，说明下西洋“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的目的。然后教师进行总结：正是这“扬国威”的政治目的，明朝将这传统的“朝贡体制”的对外政策推广到海域世界。从结果上看，郑和下西洋的“扬国威”目的确实实现了，每次“郑和还，西洋诸国皆遣使者随（郑）和入朝”。①郑和下西洋既是传统“朝贡体制”的表现，同时也是明朝前期社会经济政治形势使然，它进一步发展了传统的“朝贡”和“册封”的政治关系。

第（3）小问是从经济角度设问的。问题中包含因果的分析，要求学生必须读懂两段材料中“朝贡贸易”的不同评论才能抓住问题的中心。这是高考中经常出现的一类题型。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对材料进行分段，将材料2分为前后两段，前半段是对“朝贡贸易”的严格管理，后半段指出管理的目的为“使利权在上”。材料的中心在后半段，指出了“朝贡体制”的经济目的。学生读懂材料，就能理解“朝贡贸易”的“厚往薄来”的特征，造成实际的结果是远方的物产远远抵不上巨大开销，所以，经济不能作为“朝贡贸易”的主要目的。由此可以看出材料2的评议是不正确的。

教师接下来沿着历史的逻辑分析：“朝贡贸易”既然不是以经济为目的，它会造成怎样的经济影响呢？

教学中如果直接说出结论——会造成严重的经济负担，学生会以此生疑：不是以经济为目的的行为就一定会造成很大的经济负担吗？显然没有说服力，历史教学中还得以事实说话。“朝贡贸易”带来的经济影响可以从其管理和经营来分析。

朝贡贸易形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外国使节带来送给明朝皇帝的贡品（或方物），在入京朝贡时上交，明朝皇帝以赏赐的形式给予价值抵偿。另一种是私货，是外国使节成员带来的私人贸易货物，一般在市舶司港口与京师同会馆与中国商人进行贸易。从材料2中可以看出明朝对“朝贡贸易”是控制的。“定期”表明有时间限制，明朝的朝贡贸易有二年一期，有三年一贡或五年一期，或十年一贡。还有对朝贡船只与人员的数目以及入贡港口（地点）的限制。例如：宁波通日本，泉州通琉球，广州通占城，暹罗通西洋诸国。明朝时，在京师有礼部之主客司，兵部之会同馆，在地方有市舶司机构来管理。但是，这种管理不是为了达到利用“朝贡贸易”来增加财政收入的目的。为什么呢？再来看一看明朝朝贡贸易的货物种类：

材料4：《明会典》中记载了明前期的进口货物，详见表1、表2。

教师呈现材料，引导学生思考：观察两张表格，分析明朝进口货物有哪些特征？说明了什么？

教学中引导学生区分表格中引进货物的种类，通过了解货物属性，分析商品可能的去向。表1中明朝进口货物种类繁多，大多是军需品和奇珍异宝等奢侈品，甚至还有很多没有实际用途的物品，是为满足军事或战争所需以及为贵族享乐服务的。对表2的数据进行解读，可以看出各国间朝贡规定价格与实际收买价格间存在巨大差异，往往为十倍或二十倍不等，甚至高达数十倍，而且同一物品，對不同国家也执行不同价格，这种差距和差异表明，朝贡贸易完全是一种政治性的制度，虽然密切了与亚非国家的政治关系，加强了文化交流，但是，它对明朝政府财政来说，不但没有经济价值，反而造成严重的负担。这正是以郑和下西洋为代表的朝贡贸易成为历史绝唱的重要原因。通过引导学生对表格纵横对比解读，对郑和下西洋的政治影响、经济影响和文化交流等方面内容进行辩证地分析。

2. 对“抗倭”和“海禁”中人和事进行客观的分析，提高学生史论评析和历史解释能力。

同样，历史事件中的人和事也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分析。

历史上，对海禁与抗倭斗争之间的因果关系存在很大分歧：是倭患引起海禁？还是海禁导致倭患？因果的倒置直接影响对明朝抗倭历史中的人物评价。每一种评论中，评论者都会提供一定的史料依据，似乎都是可信的，关键是找到问题的症结。

教学中，教师先呈现矛盾性观点，然后再引导学生思考矛盾的焦点是什么？学生在讨论中会把视线逐渐集中到是先有倭患再有海禁，还是先有海禁才有倭患？这时，教师再补充史料：

材料5：早在元代时倭寇已经开始在大陆沿岸进行劫掠活动，如武宗至大元年（1308年）“日本商船焚掠庆元官军不能敌”……洪武二年四月，“先是，倭寇出没海岛中，数侵略苏州崇明，杀伤居民，夺财货，沿海之地皆患之”。①

明太祖几次遣使日本南朝政府（当时日本分裂，倭寇的聚焦地在日本南朝），“修书特报正统之事，兼谕倭兵越海之由。诏书到日，如臣，奉表来庭;不臣，则循兵自固，永安境土，以应天休。如必为寇盗，朕当命舟师扬帆诸岛，捕绝其徒，直抵其国，缚其王，岂不代天伐不仁者载？！惟王图之”。到洪武二十年左右，明太祖下令断绝与日本的一切关系，停止其朝贡，同时加强海防，抵御倭寇侵掠。为了防止“奸民”与倭寇勾结，明太祖下令严禁沿海居民及守卫官军“私通海外诸国”，禁止私自出海与贸易，实行海禁。①

从材料中可以看出，元朝时中国东南沿海就出现了倭寇，明初开始倭患不断加重。明太祖对日本的态度反映了“天朝体制”下的和平外交，在倭患加重的情况下，明太祖才下令海禁，而且海禁的内容是单向的，是禁止中国沿海居民及官军私自出海贸易。

在中国古代的对外关系史中，明代以前中国并没有海禁传统，唐、宋、元都鼓励发展对外贸易。明代以前，日本武士、商人、海盗对中国沿海虽有骚扰，但未成大患。倭患是因日本国内因素和中国海防形势变化而逐渐加剧的。随着日本国内政权更替、战争频繁，武士地位下降，大量沦为“浪人”，一些大名组织浪人、商人到中国沿海地区走私、抢掠。此时，元朝社会也处于矛盾激化状态。元政府的禁寇政策被人利用加剧了社会矛盾，出现了中国一些流民与倭寇勾结侵扰中国和朝鲜半岛沿海地区的情况，直至元军在山东蓬莱打败倭寇。明代倭患是元代倭寇侵扰的继续与发展，因倭患而导致明朝实行海禁的因果关系很清楚。虽然倭患形成及加重的原因十分复杂，但倭患的源头在日本，这是新教材强调的，需明确。

到了嘉靖年间，倭寇对中国东南沿海的侵掠异常猖獗，酿成了严重的海防危机。这一时期，明朝任用戚继光、俞大猷等名将平定倭寇。著名的“戚家军”“俞家军”英勇杀敌，荡平广东、福建等地的倭寇。至此，元末明初以来侵掠中国东部沿海的倭寇之患基本平息。

教师在简单陈述后，进一步反问和追问：为了海防而禁止民间贸易当然不是最好的办法，但是，没有海防，没有抗倭的胜利，开放民间贸易如何保证东南沿海和平安定？以“倭寇”自称的中国人王直，②是因从商不成而成倭寇，还是他要借倭寇之名来从事海盗行为的呢？

像这样有争议的历史问题，正是引导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切入点。本课教学中，可以进一步结合“王直新论”展开讨论。

材料6：复旦大学的樊树志教授认为：“不应该完全否定他（王直，明朝时被政府捕杀的倭寇首领）”，③其依据是，王直曾要求明政府放弃海禁政策，使私人贸易合法化。樊教授认为：“真正解决‘倭患的关键之举，并非戚继光、俞大猷的平倭战争，而是朝廷政策的转换，即隆庆元年（1567年），政府宣布取消海禁，允许人民下海前往西洋、东洋贸易，既然民间海上贸易合法化了，所谓‘倭患也就烟消云散了。”

——《国史十六讲》④

其中涉及对“倭寇”首领王直的重新评价，这就是所谓的“王直新论”，并由此产生了对王直该不该重新评价的“王直问题”。事实上，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这样的评论并不少见。可以引导学生从评论者的立场出发分析不同的评论。

补充以下两段评论，提示学生结合材料5、材料7、材料8、材料9，以及明朝社会形势分析材料6的观点是否正确。

材料7：倭寇队伍中有为数不少的中国人，像王直之流在倭伍中还占有一定的地位……在日本领主支持下组织起来，初以日本萨摩等岛为据点，采用日本的武器装备来看，都说明倭患是日本海盗勾结丧失民族立场的中国奸商等，侵扰中国的侵略行为，因此，平定倭寇是完全正义的。王直等人是民族的败类，戚继光等人才是民族英雄，值得后人敬仰。

——《明代的海禁与倭寇》⑤

材料8：16世纪中叶东亚海域武装林立、秩序混乱，除了明朝官方的武装力量外，还有葡萄牙武装，以劫掠为生的海贼武装，各路亦商亦盗的混合武装以及真正的倭寇，等等。为维持海上贸易秩序就不得不推举出一名有公信力、有实力的领袖。这些商人……今天不能容忍的恶行，恰恰是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国际贸易发展所必需的。①

材料9：而（王直）“曾威望大著，人共奔走之。或馈时鲜、或馈酒米、或献子女”。……朱纨等官军打着“除寇”的旗号，将沿海各路海商一网打尽。各路海商虽然反抗或逃逋，始终敌不过强大的朝廷武装，最终惨遭屠杀和囚禁。朱纨最后的结局也是以“滥屠”被治罪。

——《开栏寄语》②

材料8是站在所谓的全球化的角度，为王直等人不法行为辩护。材料9是站在明朝东南沿海商人的立场评析的。以朱纨等官军打着“除寇”的旗号滥杀和囚禁商人，甚至欺压百姓为由，认为部分居民（其主体应是商人）称王直等人为英雄是合理的。其实，类此的“新论”网上还有很多。一些日本人崇拜、纪念王直，为其修建神庙“明人堂”，还举行“王直节”。其理由是因为王直促进了日本的海外贸易，推动了日本造船技术、火药及火器技术的进步，对日本颇有贡献。日本福江市派人到安徽歙县寻访王直祖墓，是因为王直在日本的后代現在福江市。

王直为首的势力在明朝的实际影响还有哪些呢？从史料中可以看出，评价王直是“倭寇”的“证据”为：①王直的确和日本人进行商业活动，包括雇佣日本人。②王直本人在进行贸易活动中，不在意官府和民众将其视为“倭寇”。③与王直有过直接或间接接触的沿海武装，的确有过类似于“倭寇”的劫掠行为。④王直的武装与明朝官军有过交锋的记录，王直拥有一支称霸东亚海域的武装力量。这些是从王直勾结外国人侵扰中国海疆，严重扰乱了东南沿海的社会秩序的视角评判王直的。所以说，在中国土地上为王直歌功颂德，显然刺痛中国人的自尊心和民族感情。无论王直对日本是否有贡献，面对中国他还是千古罪人。

学生学习历史，需要对史料（材料）进行分析和理解，但是，即使是对基本事实的陈述也包含了陈述者的主观认识，评论者本身由于受到时代、经验、理念、材料充足程度等限制，会按照自己的需要来选择历史材料，在解释历史时难免会发生偏差。但是有些涉及国家利益、民族关系的关键问题，还是要引导学生彻底辨别。

例如，分析海禁与倭患关系时，要引导学生最后总结出：由倭患加重导致明朝政府推行海禁，而且海禁政策在东南沿海实施，主要针对日本，没有断绝与东南亚其他地区和国家的朝贡关系。

教师在此基础上适时延伸，在平倭战争胜利后，明朝放弃海禁政策但仍然禁止与日本通商，说明倭患给当时明朝政府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后的一段时间，明政府实际放弃海禁，倭患并未因此而缓解，反而加剧。所以，认为只要政府放弃“海禁”，就可以平倭，不仅抹杀了戚继光等民族英雄的历史功绩，也将中日民族矛盾，倭患中日本的责任完全归结到明朝统治者一方，这是偏激的历史解释。

3. 利用课外探究对下西洋宝船进行辨析和考证，提升学生的史料实证意识和论证能力。

“史料实证”是历史学科五大核心素养之一，在史料实证素养的培养中，基础的要求是区分史料，获取史料，搜集信息，运用史料作为证据论证自己的观点。高层次的要求不仅是教学中大量运用史料，而是要能够辨别史料，并学会运用不同类型的史料为证据，对所探究的问题进行互证，形成对问题更全面、更丰富的解释。

郑和下西洋是“朝贡贸易”的典型事件，也是我们引导学生认识“朝贡贸易体系”及明朝对外关系的重要史实。所以，了解并探讨其航海规模，是十分必要的。而这其中，郑和宝船的大小是典型表现。教学中，若能结合“宝船”模型讲解，图文并茂有利于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但是，在实际教学中，由于宝船的尺寸争议很大，这恰是老师想讲而不敢讲的。笔者参加过一次初中教学研讨，听过一位老教师绘声绘色地讲述郑和下西洋过程中的故事，特别隆重地介绍郑和7次远航的规模，详细地解读《郑和航海路线图》上所到的地点。但是郑和宝船（模型）在PPT中却一闪而过，教师没有做任何介绍。课后研讨中，这位教师很难为情地解释：有争议的问题不敢讲。笔者在想，对这些有争议的历史问题，高中教学中能不能讲呢？答案是肯定的，关键是怎么讲。高中文科班更应呈现这些争议，开阔学生的眼界，激发学生探究的热情，培养学生的求证意识。

[方案一]课堂探究。教学中可以呈现材料，引导学生讨论后回答问题：

材料9：（南宋）海商之舰，大小不等。大者五千料，可载五六百人。中等二千料至一千料，亦可载二三百人。余者谓之“钻风”，大小八橹或六橹，每船可载百余人。

——《梦梁录》①

《明史·郑和传》和明钞本《瀛涯胜览》中有：“宝舡63号长四十四丈四尺，阔一十八丈，中者长三十七丈，阔一十五丈”的记载，但是郑和宝船到底有多少至今乃是历史之谜。因为其中“丈”的折算难以确定。如果按现今计量单位折算，一丈=3米，则宝船长132米，宽54米。若按明尺（这里是工部尺）计算，可知郑和宝船的最大长度为123米，宽约50.3米。这两种古今的折算，宝船的长度远远超出120米，宽50米……在研究中，有人就造船业而论，明初不可能造出长度在100米以上的宝船，人们逐渐对用什么尺来换算产生了怀疑。近代著名的史学家梁启超认为马欢记录的宝船尺寸所用是工部尺。②还有人提出用元尺、淮尺、福州墓尺、河北的汉墓尺等，计算出来的郑和宝船大小相差很大……

2010年6月，在南京祖堂山发现随郑和船队出使西洋各国的太监洪保之墓。出土的石碑铭文中有“乘大福等号五千料巨舶，赍捧招敕使西洋各番国，抚谕远人”之语。③

思考：从材料中可以看出古代船只大小的度量單位有哪几种？目前史载中最可信的你认为是哪一种？请说明理由。

在历史考证中，最佳的史料选择是实物的，或者当时人或当事人记录的一手文字史料，在史料不足的情况下，可以选择一些后人转载的文献资料。关于郑和下西洋的官方档案和资料不足。张廷玉编撰《明史》中记叙郑和的内容很少，明代社会上流传最多的是关于郑和下西洋这一壮举的小说故事、戏剧，这就为后人研究郑和下西洋增加了许多困难，包括对郑和下西洋的船只尺寸的研究。《明史·郑和传》中有关于郑和宝船记载，它与马欢的《瀛涯胜览》的记录对应，人们相信数据的真实性，因为马欢的特殊身份，他是郑和下西洋的亲历者。据史载：马欢在永乐十一年（1418年）、十九年和宣德六年（1431年），3次随郑和船队远航“西洋”（第4次、第6次、第7次），任翻译，先后到过天方（今阿拉伯半岛）等20余国，归国后写成《瀛涯胜览》，④记叙各国政治、人文、物产、风俗等。因为马欢的当事人身份，所以史学研究中往往以此作为一手史料。

教学中可以选择这两则材料，阐释中必须进行折算后解读，现在学生生活中接触到的度量单位是米，所以，对宝船的大小也最好要以“米”来折算。问题就在当时的1尺究竟是多少米？

通过呈现史学界围绕马欢笔下的“丈”的度量单位问题的分歧，引导学生关注史料来源，从中认识应该对史料的真实性进行更严谨的考证，激发学生课后继续探究的热情。

事实上，关于郑和宝船的考证资料并不难找，因为它一直是史家关注的焦点问题。

中科院院士、著名造船专家杨槱等先生，从造船和航海的角度出发，多次撰文指出这样的尺度不合实际。①杨宗英根据南京发掘的大舵杆，估计宝船为长18丈（61.56米），广4.4丈（15米），排水量为1200吨左右的沙船。傅朗、龙村倪将此尺度与明清的册封舟、太和殿、现代的足球场等做比较研究，认为宝船尺度大得离奇。张箭先生认为用木材造不出万吨帆船。

郑和宝船尺度在学术上的争论不休的原因是：质疑派对其大尺度难以因史籍记载绝对否定;维护派对其木结构与工艺又难以说清，双方都难以提出确凿的证据来说服对方。但是，2018年福建省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的胡晓伟的一篇《郑和宝船尺度新考——从泉州东西塔的尺度谈起》，从侧面揭开了郑和宝船的尺寸研究的新一页。他从泉州东、西塔、当阳铁塔，三座宋塔的尺度来考证宝船的尺寸。因为在明、清史料中有宋塔的记载。三塔所用度量单位1“丈”≈2.50米、与宋、元、明采用之天文尺（1尺=24.5厘米）基本吻合。作者认为，以宋或者明、清的营造尺度去解读，与实际相差甚远。若仅以明代营造尺度去解读郑和宝船，看似合理，可能会造成讹误。同时，作者将郑和宝船与万历中荷兰人的木帆船、红夷大炮的尺度进行比较，研究推导出三者所用度量单位1“丈”≈1.6米。据此换算郑和大号宝船，长“四十四丈”为70.4米、宽“十八丈”为28.8米。同时他还对在南京祖堂山发现的，随郑和船队出使西洋各国的太监洪保的墓中，出土的文物——“大明都知监太监洪公寿藏铭”石碑铭文进行考证，认为其中洪保等人下西洋所乘坐的“五千料巨舶”，绝非长度超百米的郑和宝船。“五千料巨舶”的尺度与长“四十四丈”为70.4米、宽“十八丈”为28.8米的郑和宝船更接近。②

这些研究，为中学生的探究、考证提供了更为翔实的材料和论证视角，所以，在以能力培养为重点的文科班中，可以设计课外探究活动。

[方案二]课外探究活动

活动主题：15世纪明朝“朝贡贸易”背景下的郑和下西洋中“宝船”大小之“证”

活动目标：

1. 深入认识15世纪明朝朝贡贸易体系以及其推行的背景

2. 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搜集并综合利用各类文献、水陆考古等历史资料，了解这一时期中国航海技术和造船技术。

3. 重新认识这一历史事件，深刻理解朝贡贸易给中外带来的历史影响。

[活动过程]

1. 补充材料：呈现史学研究中的宝船尺寸大小的折算方法，设计问题：阅读下列专家对郑和“宝船”的折算，结合自己的考证，分析哪一种折算方法更接近实际？

周世德认为郑和宝船用的是淮尺，例如：1尺约为0.342米，③宝船长多少米？

王兆和认为郑和下西洋发生在明初，造船匠用元尺是可能的。并根据《中国历代尺度考》载元朝一尺约合今0.24米，④宝船长多少米？

席龙飞认为郑和宝船是福船;并根据福州黄升墓出土的一把雕花漆木尺，认为此木尺比较接近海船用尺，测量结果，每尺0.283米，⑤换算宝船长和宽多少米？

刘孔伏等以河北满城汉墓出土的一把尺子，一尺合23.5厘米，⑥推算宝船长和宽。

同时，提供考证的依据：《海交史研究》《明史》《郑和下西洋论文集》等杂志、专著。

2. 小组探究。①“颜值组”，希望从木船的形状、大小（长与宽、吨位、排水量等）展开考证;②“三围组”，想从船舵、船坞与船比例尺寸展开研究;③“旁证组”：希望从古籍、古遗中关于“丈”的度量标准的记录考证;④“原伪组”：考查历史文献记载中一手资源真伪分辨的。

3. 运用明代的历史地图、《郑和下西洋地图》和宋元明海上贸易图，了解古代中外贸易最远到达的地点，对照《新航路开辟图》，研究中外远洋航行所需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

4. 对教师提供的相关史料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可以选择教师讲授、学生主题报告会、图片展览等形式，对郑和宝船具体尺寸进行研究判断。

[活动说明]

本活动的设计旨在通过了解明朝前期朝贡贸易的情况，了解郑和下西洋背后强大的政府支撑背景，通过对比考证，迁移考证，培养学生的考证意识和分析问题、辨析历史问题的能力。

一手史料真实性的问题也早已引起人们的关注。郑和宝船的尺寸折算考证都是以马欢记录的真实性为前提的，当事人的记录是否一定真实呢？近年，由于康有为在《我史》中将“联省公车上书”放大，使后人将更广层面的“公车上书”，作为康有为组织的“聯省公车上书”的专用名词，包括康有为所述的上书遭拒等记录都加以怀疑。此类当事人叙述的史料遭质疑的不在一二，它反而激发了人们对历史关注的热情，这正是历史教育需要挖掘的价值所在。

课标对必修教学的“教学建议”中就有要求设计探究活动，但是，高一课时的紧张，加上九门学科教学的挤压，实际的教学中根本无法实施课外探究。高二文科班教学中，学生有兴趣，有精力、也有必要进行课外探究，所以，文科班教学必须好好地补上这一课。

教学中，教师无须把自己所知的最新考证的结果告诉学生，而且史学研究的成果也会不断地推陈出新，教师根本无法穷尽，而且授之以渔的方法、实际考证的过程更重要。教师可以提醒学生从什么角度去思考，去求证，提示学生从中应该得到哪些启发。这样的课堂讨论与课后探究在课时充足的文科班教学中是可行的，而学生的自主探究和合作探究更能激发学生的史证意识。

文科班的教学要研究的方面很多，无论是知识体系，还是能力层次都值得一线教师去研究、反思、改进。本文仅是一孔之见，以期为引玉之砖。

【作者简介】许春凤，中学特级教师，江苏省华罗庚中学历史教师。

【责任编辑：王湉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