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颖，林晓伟，黄小英

（闽南师范大学商学院，福建 漳州 363000）

商业银行作为金融体系的核心，对我国市场经济建设与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发生在1997年、2008年的两次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发展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自此商业银行风险控制成为各界关注的重要课题。部分学者从公司治理的角度对商业银行风险控制进行研究，认为金融危机的部分原因在于商业银行缺乏良好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并提出全面的公司治理机制能够从根本上减少商业银行面临的风险[1-2]。近三十年来，我国商业银行经历了系列的渐进式市场改革，其公司治理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过程。其中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推动商业银行建立了专业多元的董事会制度，搭建起较为健全的内部控制和治理机制。研究表明，商业银行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对其风险规避具有正面促进作用，银行治理结构和风险防范长期存在显著的相互作用关系[3-5]。而在当前经济结构转型、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的背景下，健全的公司治理机制更是商业银行提升运营安全与稳健性水平，保持核心竞争能力的关键。

关于公司治理与银行风险的相关成果已较为丰富，但少有研究同时从股权结构、董事会和高管激励三个维度全面思考商业银行内部治理和风险水平之间的影响关系，在研究的整体性方面稍显不足。同时大多研究数据时效性较差，难以反映银行风险承担现况。本文以全国31家上市商业银行为研究对象，基于2016—2020年财务数据，通过以上三个维度客观评价银行治理结构对经营风险水平的影响效果，探究其对银行经营风险的作用机理，以进一步推动商业银行健全公司治理机制，增强风险防控意识，助力监管机构完善监管体系，协同推进银行业稳定、健康发展。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股权结构对商业银行风险的影响

股权集中度是衡量股权持有集中和分散程度的量化指标，反映了企业间股权结构中持有比例的差异。在股权较集中的公司中，往往只有少数股东可以对企业的日常经营活动实现控制。而在股权较分散的公司中，即便是持股比例靠前的大股东，也难以对企业运营施加重要影响。根据利益协调假说，大股东对管理层的监督动机更强，股权集中对管理层的监督效果更佳。对商业银行而言，股权集中有助于抑制管理层业绩目标下追逐高风险资产的行为，降低股东支付的监管及约束成本，从而有效防范经营风险[6]。Shehzad等人在全球范围内筛选526家商业银行样本，对其财务数据和风险水平进行测度，证实了股权集中度对提升贷款质量、降低信贷风险的正向影响，并且发现该影响程度受所在国或地区投资者保护机制、监管能力的调节作用[7]。因此，股权集中度越大，对银行资产质量提升越有利，银行规避风险的能力也更强。

股权性质方面，相较于私有和混合所有制银行，国有控股银行履行的社会责任更多，对资产经营的安全性和稳健性要求更高，因此其管理层往往被要求制定更加谨慎的经营策略，以进一步防范战略及决策风险。栾天虹、吴灵玲通过实证研究发现，股权集中度是影响风险承担水平高低的重要变量，前三大股东的持股比例、第一大股东性质、国有股比例对银行风险控制起正向作用[8]。牛丽娟同样发现股权结构对银行风险存在显著影响，当政府或国有法人作为最大股东时，商业银行的风险水平随其持股比例的增加而降低[9]。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H1：股权集中度对商业银行风险具有正向影响作用，即股权集中度越高风险越低。

H2：最大股东股权性质为国有的情况下，股权性质对商业银行风险具有正向影响。

（二）董事会对商业银行风险的影响

探究董事会对银行风险的影响机制，可以从董事会规模与独立性两个方面。在商业银行公司治理中，董事会是主要核心，其通过重大决策制定和管理层监督两方面影响风险控制。尽管有学者指出，过大的董事会规模可能增加沟通协调成本，使得董事会决策和监督效率降低[10]。但对商业银行而言，较大的董事会规模有利于董事在经营知识、管理经验等方面互动交流、集思广益，同时集体决策中多元化的思想有利于抑制大股东“一股独大”的现象，进而有助于银行规避决策风险。曹廷求、王营运用面板模型对34家商业银行进行分析，验证了董事会规模对上市银行风险控制存在正向影响，并且董事会能否充分发挥监督职能是其规模效应产生作用的关键[11]。王倩、曹艳华的实证研究也获得了相似结论[12-13]。

理论上独立董事数量的增加有助于减缓委托—代理问题[14]。由于独立董事在经营权益、产生程序等方面具有“独立性”，因此其更能顾及相关者利益，客观公允地为企业经营决策发表意见和建议。但实践中上市公司操纵股票市场、大股东霸权的现象十分普遍，反映出我国独立董事制度仍存在严重缺陷。当前我国独立董事制度的理论建构仍不成熟，该制度存在的漏洞可能使其无法发挥制度优势，甚至起反向作用。因此，更高的独董比例可能进一步加剧独立董事的“搭便车”行为，从而削弱其监督作用，放任银行从事高风险逐利的业务活动[15]。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H3：董事会规模对商业银行风险具有正向影响，即规模越大风险越小。

H4：独立董事占比对商业银行风险具有负向影响，即占比越大风险越大。

（三）激励机制对商业银行风险的影响

在银行治理机制中，薪酬激励是股东授予职业经理人或高管的与公司业绩相联系的报酬奖励，具有持续期长、绩效奖励与风险水平相关联的特性。研究发现，当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波动与公司业绩保持相对一致，两者形成利益捆绑，将激励高管更积极主动地实施经营管理，为银行创造更丰厚的利润。同时从风险厌恶角度，高级管理人员追求的基本目标是个人损失最小化，当从高风险行为中获得的边际收益远低于边际成本时，其风险决策将更加谨慎[16]。因此，较高的高管薪酬有助于减缓银行经营中的委托—代理问题，减少高管以权谋私的高风险行为，从而实现对风险的有效控制。

高管持股比例与银行风险同样具有较大关联性。一方面，股权激励使高管持股价值与公司价值保持一致，推动管理者更注重企业的风险管理，以便达到个人收益最大化；另一方面，由于经营的特殊性，商业银行在经营过程中常存在收益和风险错配现象，收益可能先于风险体现，股权激励机制具有较好的延期支付效果，更有利于克制管理层短期收益目标驱动下的过度风险冲动[17]。郝臣等人选取国内16家上市银行的数据，利用中国公司治理指数（CCGINK）建立面板模型，研究结果表明高管持股与银行风险水平呈反向关系[18]。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H5：高管薪酬对商业银行风险具有正向影响作用，即高管薪酬越高风险越低。

H6：管理层持股对商业银行风险具有正向影响作用，即管理层持股越高风险越低。

二、变量定义及模型构建

（一）变量定义与诠释

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以及市场风险是商业银行风险的主要内容。由于信用风险在银行整体风险中占主要地位，因此本文选用不良贷款率作为被解释变量，以较好衡量银行信用风险承担结果。解释变量方面，主要从股权结构、董事会、高管激励三个维度反映上市商业银行的企业治理架构，进一步探究其对商业银行经营风险的作用机制。为防止控制变量发生偏差而对实验结论产生负面影响，本文参考了以往学者的相关研究，选取前十大股东持股比率、资产规模、净资产收益率、总资产收益率和资本充足率，作为模型分析的主要控制变量。相关变量说明如表1所示。

表1 变量说明

（二）模型构建

表2 模型构建结果

其中，RISKit为商业银行i在t年度的风险水平，本文选用NPL代表风险承担量；α1～α6为常数项；β1～β6表示不同变量系数；ℇit为误差项。

三、实证分析

（一）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文以我国A股市场31家上市商业银行为研究对象，利用国泰安数据库、万得数据库，提取样本银行2016—2020年间财务数据进行研究。并对样本数据作如下处理：一是，由于ST企业数据不具参考价值，且可能对研究结果产生不良影响，因此剔除ST类等经营状况异常的银行样本；二是，剔除部分存在数据缺失或异常的样本。本文数据处理与回归分析均采用Stata16.0软件。

（二）描述性统计

首先对各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且对各变量近五年的平均值变化情况进行分析，如下表所示。

表3 变量描述性统计

第一，风险行为。由表4可知，随着我国银行业金融风险防范和不良资产处置能力的提升，2016—2020年间样本银行不良贷款率呈不断下降趋势。由表3可知，样本银行在研究期间不良贷款率均值为1.46%，标准差仅为0.31%，因此我国上市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整体相差不大，且控制在较低水平。

表4 变量年度平均值描述性统计

第二，股权结构。样本银行第一大股东的平均持股比例达到23.17%，总体呈现逐年上升趋势，且股权结构较为分散。31家样本银行中有67%的银行第一大股东为国家或国有法人，我国商业银行普遍为国有控股银行。

第三，董事会和高管激励。5年间样本银行董事会规模稳定在14人左右，独立董事规模保持在5人左右。年薪最高的前三名高管平均薪酬稳中有升，银行间薪酬差异幅度较大。管理层持股亦呈逐年增加态势，其中79%的样本银行存在管理层持股，说明股权激励政策在银行业中日趋广泛。

（三）回归结果分析

为避免解释变量相关性而导致有偏估计，本文首先进行变量间相关性检验，结果发现各变量的相关系数均落于（-0.4，0.4）区间内，同时进一步检验得到所有解释变量的方差膨胀系数均小于10，说明变量间并未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

本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混合回归模型，考察我国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相关变量对其风险水平的影响作用，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

表5 模型回归结果

由表5的模型回归结果可以看出，R2输出结果为0.239、0.460、0.367、0.465、0.241、0.261，模型的拟合程度一般，但P值普遍为0.0000，因此回归方程整体显著性较强。实证结果分析如下：

其一，股权结构对商业银行风险存在显著正向影响。根据表5，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S1在5%显著性水平下对银行风险有显著正向影响，即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提升有利于银行风险水平降低，由此假设1得证。反观与之相关的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S10的系数为正，表明商业银行第一大股东风险偏好与其他股东之间具有明显区别。股权集中有利于大股东监督管理层决策，但持股比例过于集中可能导致企业管理架构失调，并可能出现大股东个人独断企业事务或产生重大决策失误，从而增加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从股权性质对银行风险的影响来看，第一大股东性质STATE系数为负，在1%显著水平下支持假设2，说明国有股份的比重越大，商业银行的风险水平越低。

其二，董事会对商业银行风险存在显著影响。以不良贷款率评估银行经营风险时，董事规模BOARD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假设3得证，说明董事会规模较大有利于降低经营风险。与董事会规模不同，独立董事占比ID回归系数显著为正，银行风险水平随独立董事比例的增加而升高，有力验证假设4。一方面，独立董事的履职能够缓解我国上市国有银行“一股独大”的问题，相比于非独立董事更加客观公正地制定战略决策、实施管理层监督；另一方面，由于我国独立董事制度尚未完善，独立董事选聘过程中存在比较明显的独立董事“同化问题”，使得独立董事的职权行使被大股东利益取代，致使其成为“花瓶董事”“人情董事”，对管理层的监督制约作用有限。

其三，高管激励机制对商业银行风险存在显著正向影响。上市银行薪酬前三名的高层管理者的平均薪酬SALARY在1%水平下对不良贷款率呈显著负向影响，有力验证了假设5。说明激励性的高管薪酬能够将管理层与银行利益捆绑起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我国上市银行的风险承担。管理层持股MOS在1%的显著水平下对不良贷款率呈显著负影响，假设6得证。在股权激励制度下，高层管理者所持股份价值取决于公司收益，从而有利于减弱管理风险。

表6 研究假设验证结果

（四）稳健性检验

为验证实证结果的稳健性，本文补充风险加权资产占比ROW作为控制变量，对上文的六个模型进行重新估计。根据表6的稳健性检验结果可知：一是，股权集中度、董事会规模、高管薪酬、管理层持股对商业银行风险具有正向影响，有助于降低商业银行风险水平的结论仍然成立；二是，最大股东股权性质为国有的情况下，股权性质对商业银行风险具有正向影响，有助于降低商业银行风险水平的结论仍然成立；三是，独立董事占比对商业银行风险具有负向影响，即占比越大风险水平越高的结论仍然成立。因此上文实证分析结论具有一定的稳健性。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通过研究分析和实证检验，得出如下结论与建议：

第一，适当提高股权集中度有助于提升决策效率、防范战略风险。在商业银行的股权改革中，国有控股权比例的合理设置不容忽视。股权集中有助于提高银行的决策效率，减少股东间的意见冲突，但股权过度集中所导致的一股独大现象却不利于银行发展。国有股权也是如此，在一定程度上国家持股是对商业银行的一项隐性担保，有助于增加银行的信用水平。另一方面，过高的国有股权持股比例容易弱化企业管理者的风险防范意识，增加其从事高风险业务的概率。因此，建议优化商业银行股权结构，通过股权结构多元化和战略投资者引入等，建立有效的管理层监督机制，借鉴战略投资者在治理方式、风险防范等方面的先进技术和经验，使商业银行运营更加透明化、规范化。

表6 稳健性检验结果

第二，完善落实董事会监督机制有助于降低银行决策风险。董事会作为商业银行的决策机构，董事履职水平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只有履职水平高的董事才能提高运营绩效，在变化无穷的市场经济中做好市场分析和战略规划。与此同时，一些商业银行未能较好地贯彻落实独立董事制度，有效发挥独立董事制度对银行风险的识别和规避作用，并且独立董事的独立性常常受到制约，其提名与产生、薪酬与考核受大股东、董事会的控制，最终导致众多独立董事沦为摆设。因此建议，进一步从理论和实践中建构完善的董事会制度，从提升独立董事履职能力、健全独立董事考核机制、加强董事内部监督制衡，进一步提升董事会决策的权威性和独立性。

第三，稳健提高激励水平有助于降低银行管理风险。商业银行贷款审批、贷款确认、资金监管具有较强的主观性和非公开性，其“寻租”问题较一般企业更为突出。较高的薪酬水平有利于减少高管“寻租”行为，实现银行利益和高管利益最大化。但超额薪酬可能导致管理层为追求高收益而增加风险暴露，从而在经营中采取“短视”行为，反而使银行面临更大风险。相比之下，股权激励实现了管理层利益与公司利益捆绑，在管理层道德风险规避、委托—代理问题缓解等方面较薪酬激励发挥了更大作用。因此，建议商业银行实行以股权、期权形式为主的激励机制，促使管理层以所有者利益最大化为目标，主动进行风险规避，从根本上推动商业银行可持续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