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玉平

在晚清民国诗歌史上，陈寅恪的《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 （下文简称《挽词并序》）①是当之无愧的名篇。与陈寅恪有戚谊且曾在哈佛大学、柏林大学同学七年的俞大维即把陈寅恪此诗誉为“我们这一代最好的诗篇之一”②。而在高阳看来，陈寅恪“之得有诗名，始于一首《王观堂先生挽词》”③，也点明了挽词在陈寅恪诗歌中的特殊地位。

陈寅恪《挽词并序》被公认为是哀挽王国维诸诗词的冠冕之作。罗振玉赞“为哀挽诸作之冠”④。吴宓也认为：“哀挽之作，应以义宁陈寅恪君之《王观堂先生挽词》为第一。”⑤也有将陈寅恪此诗与杨钟羲哀悼静安之五古并列者，认为此二诗“最能道出静安心事”⑥。这些评价背后的立场各异，但对《挽词并序》的高度赞赏则一。

《挽词并序》不仅对研究王国维或陈寅恪具有重要的思想意义，而且因其用典、用事密集，引起诸多注家之注意，如吴宓、蒋天枢、高阳、胡文辉、刘季伦等对此诗先后进行笺注、疏证，不断彰显此诗的深层内涵⑦。但围绕这首诗歌，还有很多问题尚未解决，有的重要问题甚至长期未受到关注，如陈寅恪创作此诗的具体时间，挽词与序的撰写先后及其结构关系，陈寅恪对此诗的“自传播”及报刊的“他传播”，挽词与陈寅恪为王国维撰写的挽联、七律挽诗的呼应与差异以及贯穿在其中的“殉清”与“殉文化”二说的关系，小序的基本精神与王国维《殷周制度论》一文之思想渊源，挽词所体现的清末掌故与王国维自述、陈寅恪家世的关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