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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诚”的经世指向

2021-02-13张云霞

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 2021年5期

刘 斌,张云霞

(太原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哲学研究所,山西 太原 030024)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书画家,苏轼受到儒、佛、道多种思想的影响,佛、道思想指导苏轼在逆境中超然自适、进退自如。苏轼一生对于政治理想的追求和对黎民百姓的关怀之心不曾停息,不论是做官还是被贬地方,苏轼始终积极践行儒家经世济民的优良传统。苏轼的这一儒家思想情怀,集中体现在他早年《中庸论》对“诚”的理解以及之后仕途生涯中对“诚”的践行。

一、《中庸论》及苏轼对“诚”的阐释

《中庸论》是苏轼嘉祐五年(1060)参加制科考试的作品,该文集中体现了苏轼儒家经世济民的思想,其中“诚”所体现的实践性原则表达了苏轼对《中庸》的独特理解。

“天人合一乃《中庸》的基本主题,它构成了《中庸》所有哲学的基础”,而“诚”恰是沟通天道与人道的桥梁,是实现天人合一的必经之路[1]。“散于万事,即所谓费,惟‘诚’之一字足以贯之。”[2]苏轼认为《中庸》本“孔氏之遗书而不完者也”,“其始论诚明之所入,其次论圣人之道所从始,推而至于其所终极,而其卒乃始内之于《中庸》”[3]1252,是传达“圣人之道”的。所以《中庸论》开篇即叹:“甚矣,道之难明。”叹“昔之儒者……相欺以为高”,“圣人之道,日以远矣”的现实,也是抓住“诚”这一关键要素进入对“圣人之道”的分析。

《中庸论》分上、中、下三篇,上篇主要是通过对“诚”“明”“性”的辨析,表明“圣人之诚”其“性”“乐之”。《记》曰:“诚则明矣,明则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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