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团结， 陈 曦

(陕西理工大学 人文学院， 陕西 汉中 723000)

作为中国当代著名的散文家，李汉荣的散文不同于那些妄称文学的平庸或粗糙文字，是耐读的，甚至百读不厌。阅读李汉荣的散文，每每为它精致、优美的语言所吸引，更为它独特、深沉的忧思所感叹。李汉荣散文表达的情思是别致的，切入时代现实脉搏的，因此更能感人至深。那么，李汉荣散文的情思是什么呢？可以借用英国学者齐格蒙特·鲍曼近年出版的一本著作的题名——“怀旧的乌托邦”来概括。是的，李汉荣散文是怀旧的，并构建了一个怀旧的乌托邦。“乌托邦”，即乌有之乡，现实中没有的地方，一般用来指称在想象中构建的理想社会或生活理想。李汉荣散文是如何怀旧的？它构建了一个怎样的理想社会？作为受人尊敬的著名作家，李汉荣为何要怀旧并构建这一乌托邦理想呢？下面主要围绕这些问题，对李汉荣散文做一简析，试图概括出李汉荣散文创作的一个重要特色。

一

李汉荣散文是如何怀旧的呢？这不能不谈到李汉荣散文的结构。但在论及李汉荣散文结构之前，先来谈谈“怀旧”一词。怀旧，作为英语词语写作nostalgia，它源于两个希腊语词根nostos和algia，前者是回家、返乡的意思，后者指一种痛苦的状态，两者合起来表达的就是渴望回家或思念家乡的痛苦之情。美国学者博伊姆指出：“怀旧是一种丧失和位移，但也是个人与自己的想象的浪漫纠葛。怀旧式的爱只能够存在于距离遥远的关系之中。怀旧的电影形象是双重的曝光，或者两个形象的某种重叠——家园与在外漂泊。过去与现在、梦景与日常生活的双重形象。”[1]2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怀旧实际上存在于两种不同时空形象的比照关系之中。李汉荣的散文，其大多数篇章都存在着这样一种二元对照的结构形式。所谓二元，一个是指自然、山水、动物、植物、乡土、田园、过去、古代、诗意等，另一个则指人类、城市、汽车、高楼、商业、消费、现在、现代、无诗意等。在李汉荣的散文中，这两方面呈现出对照、比较的意味。即使有的散文中只出现了二元中的一元，但仔细体味，文章中往往暗含着另一元参照、比较的眼光。通过相互比较，李汉荣显而易见地是肯定、赞美前者的。不仅如此，在过往的自然山水和故土田园中，李汉荣还寄托了自己的理想。

在李汉荣笔下，过去的田园不仅是生长植物、粮食地方，也是生长诗意的地方，但遗憾的是现在我们已经失去和正在失去田园，只能在城市的钢筋混凝土铸成的单元里、在噪音的轰击中、在尘埃的包围里忆念田园。在这篇题名为“远去的田园”的散文中，李汉荣不仅仅只是追忆远去的田园，他其实是把田园作为精神家园看待的，以此拯救身陷城市牢笼的我们。在《田埂上的野花芳草》一文中，田园中的野花芳草这些植物们，“它们完好地保存了大地的景色，维护着田园的诗意。它们是大自然的忠诚卫道士，是田园诗的坚贞传人。即使时间走到现代，文明已经离不开钢筋塑料水泥，它们断然拒绝向非诗的生活方式投降，在僵硬的逻辑之外，依然坚持着温婉的情思和纯真的古典品质”[2]92。在此，李汉荣仍然把充满诗意的古典田园与非诗的现代城市生活相对照，充满了对田园诗意的渴望和对失去它的忧虑之情。除了野花芳草等植物们，田园中还有许多动物们，如有着诚实、美丽眼睛的牛，水边的白鹤，慢的蜗牛，乡村鸟儿，等等。李汉荣在描写这些动物们时，也经常是通过与现代和城市生活的比较，对这些动物们所隐喻或象征的美好的乡土传统品性和生活方式给予热情的赞美。《国贸大厦48楼的七星将军》一文，在标题中就存在着高高屹立的现代都市的国贸大厦与来自乡土自然的七星瓢虫的对比，作者的爱憎之情和思想倾向性虽不能从题目得到了解，但读者进入文本后很快就一清二楚了。

李汉荣在散文中也不吝对自然山水的赞美。比如南山，李汉荣在《又见南山》《每天的仪式：凝望》《我的神山》等多篇散文中写到南山。在李汉荣笔下，南山与城市相对，与知识、学问相对，与名枷利锁的生活相对，它那么高古、那么超然，不仅是“我”，也是现代人的精神家园所在。李汉荣在文中引用了陶渊明的诗句——“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这是陶渊明《饮酒》其五中的两句诗，另外两句虽未引用却暗含其中的诗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可见，李汉荣所面对、描写的南山不仅仅是具体的南山，也是跨越千年的永恒的南山。从陶渊明到李汉荣，有多少诗人和作家都曾写过南山。南山，其实已成为中国历史中永恒的文学文化原型，它不仅是隐居生活、田园生活的象征，更是文人作家们的精神家园之所在。李汉荣不仅礼赞了南山等山脉，更是不惜以一部散文集、百余篇作品来描写和赞美河流，这就是他的散文集《河流记——大地伦理与河流美学》。以散文集命题的这篇获得第十七届百花文学奖的作品来说，在李汉荣笔下，河流是一位阅历无限丰富、内心有着无尽藏纳的长者和先知，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一位博大精深的百科全书式的学问家和具有无穷原创力的创造者，一位慈悲为怀、乐善好施的慈善家，一位将浪漫情怀和写实手法完美统一于一身的天才美学家、文学家、诗人、艺术家、音乐家，一位不倦的旅行者，一位历史人事的见证者，一位母亲或女神，作者不吝赞美之词，对河流满含情感和敬意。但是，当古老的生活禁忌和大地伦理遭遇现代的物质主义、消费主义和金钱拜物教的迷狂，山水诗意和田园已然失去。作者在文章末尾表达了自己深深的现实忧虑和对自然诗意的强烈渴求。

李汉荣散文以乡村与城市、自然与人类、过去与现在的鲜明对照，对城市生活与人类的所谓进步进行了批判，而对大自然和乡土世界却给予了礼赞。需要注意的是，李汉荣笔下的对照、比较，不仅是地理空间的，也是历史时间的。过去、古代、昔年、以前、童年、小时候、今天、如今、现在、现代，等等，这些是李汉荣散文中经常出现的表示时间、表示时代变迁的词语。与现在、现代相对照，他更看重的是过去，是历史，是已经消逝的仅存留于记忆中的生活和世界。李汉荣散文是怀旧文学，在某种意义上说大部分也是记忆文学或回忆文学。仅从时间维度说，“现代性”强调历史时间的断裂，从而形成一种更注重当下、未来的新的时间意识和历史观，李汉荣却更关注历史和传统的延续性，他的创作显然是一种反现代性的写作。李汉荣散文不仅仅是不同时空的对照，他还赋予这不同时空以不同的价值，因此时空的对照也是两种不同价值观的比较。前文提到的“诗意”一词，这是李汉荣散文经常运用的词语。他把诗意赋予过去的乡土田园和自然山水，与此相对的是现代的城市生活无诗意。在李汉荣看来，无诗意即无意义、无价值，而有诗意，则是一种有意义、有价值的生活(《诗意地栖居》)。

这种充满诗意、意义和价值的生活世界，只存留于过去时、记忆中，是一种想象的理想的世界，也可以说是一个乌托邦世界。在李汉荣散文中，这种对乌托邦理想世界的描绘时时可见。比如，河湾那片盛开的野菊花，“它们出现的地方，就是它们的天堂和净土”(《河边野菊花》)；“星光下的河流，是超现实的梦幻河流，此岸和彼岸，尘世与天上，已失去界限，而纯然是一个由幻象组成的天国”(《鱼》)；在秋夜苇花飘曳的河滩，“月光落下来，一层层落在苇花上，天上的雪与地上的雪相遇了，尘世的梦与天国的梦汇合了，……我在大地的一隅邂逅了天堂”(《芦苇，激荡人心的大美》)；而那记忆深处的绿色的芦苇荡，虽无葡萄和蛇，却是“我们的伊甸园”(《记忆深处的芦苇荡》)；春天行走在山花盛开、河水淙淙的秦岭深处，“闻着花香，听着水声，看着山色，我恍然已走进古代，走进了那‘拈花微笑’的仙境”(《转身》)。不管是天堂、天国、伊甸园，还是净土、仙境，都是乌托邦或理想的另一种表述。李汉荣的整个散文创作，可以说都致力于这种乌托邦或理想表述。李汉荣在回忆他在20世纪80年代的诗歌创作时，谈及他的创作意图，他说：“我们希望用自己纯真的热血和辛劳的汗水，建设一个地上的天国。……我们相信：一切诗意的图景和美好的理想，只要是心灵确认的，都将像此时白雪降临一样，也会在大地上一一出现。”[3]272他后来虽然由诗歌转向了散文创作，但这种创作意图或创作思想似乎保持下来了。与当代许多商业化、市场化的文学写作不同，李汉荣显然属于有理想的作家。但他的理想显然在过去、在古代，在过往的自然山水和乡土田园。这是曾经真实存在过而现在已彻底失落的美好诗意世界，因此，李汉荣散文在怀旧追忆中不能不充满浓厚的挽悼之情。

二

李汉荣为什么要在散文创作中构建一个怀旧的乌托邦呢？究其原因，我们觉得这既与时代现实的强烈刺激有关，也与生活环境的深刻影响有关。当然，作家某种创作特色的形成，往往是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李汉荣散文创作特征的形成也不例外，但诸多因素中上面两个原因似乎更为突出或重要。

首先，我们不能不注意到李汉荣怀旧性散文创作的时代背景。李汉荣的散文创作基本上与我国现代化、城市化建设同步。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我国又重新开始了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社会逐渐进入市场经济的时代，进入现代化、城市化高速发展的时期。我国现代化、城市化发展的成就有目共睹、举世公认。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空气污染、环境破坏、社会不公、两极分化、唯利是从、金钱崇拜、道德沦丧、信仰缺失等诸多问题。人们的道德、精神问题尤为突出。正像李汉荣所批评的，现代人越来越注重肉身欲望的满足，越来越轻淡灵魂的到场，以至于许多人变成了行尸走肉，人生毫无意义(《点亮灵魂的灯》)。改革开放初期人们对现代化那种强烈的欢迎、呼吁和追求，到了新旧世纪交替之际逐渐演变为冷静的历史反思和全面的经验总结。至此，一股怀旧的社会思潮也很自然地应时而生。如老照片的纷纷出版，红色歌曲和文艺作品的再度流行，传统的民俗文化、饮食文化等的挖掘和保护，历史题材创作的热衷，国学热，等等。学者赵静蓉曾指出，怀旧作为人类一种心理机制和情绪功能，虽然古已有之，但是怀旧能够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文化现象，却与人类的现代化发展和现代文化转型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怀旧正是现代文化的转型带给人类社会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后果”，怀旧问题“首先和主要的表征为现代社会或现代性视域下的怀旧”[4]2。我们考察李汉荣的散文创作，发现那种执着地建构乌托邦理想的怀旧，正是作家应对现代化发展所带来的现实问题的虽痛苦却必然的选择。李汉荣说自己是不合时宜、水土不服的“现代的古人”[5]202，又宣称自己向着时代的反方向运动，“与时间背道而驰，向远古进发，在人迹罕至的高寒地带，孤独地寻找那静静燃烧的古老烛光”[3]263。这种心理坦白和主体定位，既表明了作家对当下社会现实否定的决绝态度，也表明了作家一种清醒、自觉的不无保守和复古倾向的文化选择。李汉荣那些怀旧性散文创作，正是他的社会文化态度和选择的结果。

除了时代现实的强烈刺激和影响以外，李汉荣所生长生活的地理环境的影响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李汉荣生长于陕南汉中，一直工作生活于汉中。汉中地处秦岭巴山之间，这里常年气候温暖，雨量充沛，植被良好，山清水秀，物产丰富，被誉为西北的小江南。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汉中的地域文化尤其是地理环境，对李汉荣散文创作的影响既是潜移默化的，也是巨大、深远的。关于这一点，李汉荣是清醒的、自觉的，这集中体现在《河流在血脉里蜿蜒》一文的论述中。他先是泛泛而论：“一个人在什么地方生长，也就是在接受那里的教育。那里的地势、气候、景物、风情，都是向他心灵展开的课本，这最初的启蒙和熏陶，影响着甚至左右着一个人的气质、胸襟和一生的命运。”[5]80因此，李汉荣提出了“一个人就是他生长环境的手抄本”的独特看法。就李汉荣自己来说，他说：“我是在小河边长大的，那清澈、蜿蜒、妩媚的河流已经变成我身体和血脉的一部分，我的眼神里有她的波光，我的口音里有她的水声。”[5]81故乡的山河不仅影响了他的性情，也影响了他的写作：“而我，是河流的子孙，是山地的后裔，河与山，起伏于我的身体，蜿蜒成我的语言，即使把海洋一样辽阔的稿纸铺展在我的面前，我也只能在上面写上我对河的记忆对山的印象。从我降生在河边的那一刻，就注定了我的语境、语调、语法和语感，就注定了我只能以河流的语言与自己交谈，与相遇的一切交谈。”[5]82故乡的山河不仅给李汉荣提供了创作的素材，也逐渐形成了他创作的风格特点。

故乡的“河与山”，相对来说，河流对李汉荣的影响似乎更为深入。面对故乡的河流，他不仅写出了一部《河流记》，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形成了一种比较独特的自然文学观念。他在《河流记》这篇文章的副标题中鲜明地提出了“大地伦理与河流美学”。他说：“那些饱含深情和深意的古老禁忌和大地伦理，那些关于水、关于河流的禁忌和仪式，不仅使一代代的先人们，生活得有操守，有敬畏，有生命意境，有伦理深度，而且也保护了大地的贞操、生灵的繁育和山河的完好。”[5]257李汉荣的大地伦理思想似乎来源于美国自然文学作家李奥帕德，他的散文创作也似乎受到了美国自然文学的影响。在2019年2月举行的“首届中国自然文学论坛”的演讲中，李汉荣认为：“真正的文学都自然地带着自然文学的品格。……文学的自然元素和对自然的关怀，几乎就是文学的自然现象。”[6]69他在演讲中提到了李奥帕德、威廉斯、奥尔森等美国自然文学的代表作家。2019年4月他在汉中本地一次文化讲座上所列举的书目中也列出了李奥帕德的《沙郡年记》、卡逊的《寂静的春天》、梭罗的《瓦尔登湖》、缪尔的《夏日走过山间》、威廉斯的《心灵的慰藉》、巴勒斯的《醒来的森林》等美国自然文学的经典作品。其中李奥帕德在《沙郡年记》中提出了土地伦理、生态良心和保护自然环境的思想，影响深远。从文化观念和文学传统来说，李汉荣受到了美国自然文学的影响，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我觉得对李汉荣更为重要的影响还是其故乡的山水自然。李汉荣在上述演讲第二部分专门讲述了故乡山水自然对自己情感的培育和心灵的熏陶，也激发自己后来创作出了《山中访友》等山水文章。不只是这篇演讲，李汉荣许多散文中也写到了故乡山水对自己性情和创作的影响。

李汉荣对故乡的山水自然似乎怀有一种极为深厚的情感。借用美国学者段义孚一本人文主义地理学著作的标题来说，就是“恋地情结”(topophilia)——人对于环境、地方的依恋之情。段义孚主要通过人对环境的感知、态度、价值观的分析来研究恋地情结，但正像他所指出的，“也许人类对环境的体验是从审美开始的”[7]136。普通人对环境的体验、感知是这样的，作家对环境就更是如此了。以李汉荣来说，他在许多散文中都写到了山水自然之美。自然之美，给人的不仅是情感的感动，也是审美的教育。他写道：河边草滩，浅草如染，河水哗哗，飞鸟、游鱼、石头，青山、草木、庄稼，共同构成了一个露天的有关自然美学的美育课堂(《听河流讲授孟子的美学和精神现象学》)。他说：“我把自然对人的教育视为上苍对人实施的一种诗教，风花雪月，白云流水，等等，都是诗教之教材。”[5]245美育即诗教，诗教也是美育。由审美而审美创造，李汉荣以他丰厚的美的散文不断回馈着故乡美的山水自然，抒发着他对故乡深沉、炽热的爱情。诗人艾青曾有两句著名诗句：“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对于李汉荣来说，这“土地”首先是故乡的土地。

三

在一个唯发展、进步是从的时代，李汉荣散文所建构、所孜孜以求的怀旧的乌托邦到底有何价值和意义呢？从一般的文学创作情形来看，凡是严肃的、优秀的作家，其在创作时总是怀抱有一定的社会或人生理想，并借助文学意象或人物故事把这一理想抱负表现出来，给读者以激励和启迪。李汉荣的怀旧性散文无疑属于这种理想性的写作，对读者的激励和启迪作用不用多说。但我们觉得李汉荣的怀旧性散文更重要的作用在于批判现实、警示现实，并以山水自然和乡土田园来救世。他在散文中对过去或古代的乡土生活、山水自然大加赞美和不断忆念，实际上表达了他对当下现实生活强烈的不满和批判。尽管李汉荣对他所批判的现代城市生活在描写上未免空泛，不如他写乡土事物和自然山水那么生动、感人，但他其实采用了一种间接的、迂回的批判写作策略。具体来说，他主要不是通过大量描写城市景象而批判城市，大量描写现代生活而批判现代，而是通过大量细致地、充满深情地描写过去或古代的乡土田园和自然山水，间接地似乎不言自明地批判现代和城市。即使如此，李汉荣的现实批判锋芒仍然是犀利的，经常切中时代社会的脉搏，并抵达人的内心深处。比如《一个古老村庄消失的前夜》一文，开头虽然写到了当代中国城市化的迅猛发展，但文章主体部分主要描写古老村庄的老井、小溪、屋后的竹林、门前的桃树、耕牛和鸡，以及村民的生活方式、情感和心理，写出了传统的乡土田园生活的温情、美好和诗意。乡村生活美则美矣，但这一切都即将消亡于城市化的机械洪流之中，在浓重的依恋、惋惜、感叹之中，作者也表达了对当今城市化潮流的反思和批判。《采药人》一篇主要描写、赞美深山采药人，与此同时也写了山下被农药、化肥和从城市里、工厂里弥漫来的废气尘埃严重污染而害病的“我们”。文中“害病”“药”等词语显然都具有隐喻色彩。李汉荣在另一篇题名为“生病”的文章中更是直言不讳地说“医院是个小社会，社会是个大医院”。李汉荣一针见血地指出：在社会这个大医院中，我们每个人都生病了，都是病人。他的描写无疑是深刻的，揭露批判无疑也是振聋发聩的。

李汉荣不仅指出了当前社会的病灶，而且像五四时代鲁迅等启蒙作家一样，他还开出了疗救的良药——这来自深山的中草药，当然是山水自然的象征。他试图以山水自然和乡土田园疗救城市现代人盲目、污浊、荒凉、丑陋的心灵。他认为：“所谓拯救世界，其实就是拯救人心。”[5]104在他看来，自然和乡土不仅具有美育的效果，还具有培育德性、净化人心的作用。李汉荣充满诗意地写道：初夏的河边，两个孩子对受伤蝴蝶的救助，出于不求回报的爱心，这丰富了他们的情感世界，成为他们最可宝贵的精神资源(《对一只蝴蝶的关怀》)；与植物相处，人会变得诚实、善良、温柔，并懂得知恩图报(《与植物相处》)；五泉山上的泉水不仅滋养许多像“我”一样的孩子，也养育了故乡的广大民众，使他们大都心地善良、性情温厚(《五泉山记》)。引申开去，李汉荣描写自然山水和乡土生活的怀旧性散文无疑也具有这些功效。他在《诗与药》一文中说：“诗或许也是一种药，尤其是古诗，似乎都像古老的中草药。不仅指诗的功能，其对人生创痛的抚摸，对生命孤独的体贴，对受难灵魂的安妥，这大约都是诗的‘药效’吧。”[2]208说的虽是诗，但散文何尝不是如此。李汉荣那些怀旧性的山水散文、乡土散文，不啻为我们这个时代一剂清凉的解毒剂。

不仅如此，李汉荣那些怀旧性的乡土和山水散文，也给我们指明了一个精神家园，成为我们诗意栖居的所在。“诗意栖居”一词也是李汉荣散文经常写到的词语，它来自海德格尔的哲学思想。这表明李汉荣也受到了海德格尔哲学思想的影响。海德格尔所说的“诗意栖居”一词最初源于诗人荷尔德林，他通过对荷尔德林诗作的细致分析，阐明了人何以能诗意地栖居。在海德格尔看来，正是因为人具有善良、纯真的德性，因而人也就具有了神性，从而能够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他说：“只要这种善良之到达持续着，人就不无欣喜，以神性度量自身。这种度量一旦发生，人便根据诗意之本质而作诗。这种诗意一旦发生，人便人性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人的生活’……就是一种‘栖居生活’。”[8]480在海德格尔看来，人是否能够诗意栖居似乎只与人的德性有关，但如果考虑到这些德性的来源，那么海德格尔似乎倾向于传统的乡土生活和自然山水，而非现代城市。海德格尔曾经解释了他为何要住在黑森林的乡下，他把乡村与城市、农民与城里人进行了一番对比，指出都市社会正面临着堕入毁灭的危险，而乡下生活那种自然、静谧、单纯、真诚等，正是自己所需要的。[9]83-86用海德格尔的话语说，乡下生活是一种“诗意栖居”的生活。另外，海德格尔所住的乡下小屋，正位于其家乡。也许正是这个原因，海德格尔认为诗人的天职是还乡，他说：“接近故乡就是接近万乐之源(接近极乐)。故乡最玄奥、最美丽之处恰恰在于这种对本源的接近，决非其他。所以，唯有在故乡才可亲近本源，这乃是命中注定的。”[9]86-87李汉荣的怀旧性散文正是一种还乡写作，因为怀旧——nostalgia，本身就有返乡、乡愁之义。尽管李汉荣所描写建构的故乡或乡土世界(也包括山水自然)，只是过去或古代曾经存在的，现在大都已经失落了，因此是一种记忆和想象中的生活，但是，他的散文毕竟给身心疲惫的现代城市人提供了一处宁静的可以诗意栖居的精神家园。这是李汉荣散文在当今时代最大的价值。

李汉荣怀旧性的散文在具有重要的现实批判价值和存在论价值的同时，也呈现出了一些不足或缺陷，如取材范围相对狭小、主题意蕴的单一和直露等。这里着重谈一点，这点也许最为关键。前文论及李汉荣散文在结构上主要采取了一种二元对照的方式，不仅有古今、城乡等不同时空的对照，也有不同时空所蕴含的价值的对照。这种二元对照的结构，在李汉荣散文中不止一两篇、两三篇，许多文章都采用了，因此必然出现篇章结构模式化的倾向，此其一。其二，也是更为严重的一个问题，二元对照可能会在不经意间步入二元对立的思维陷阱。二元对照，在对照的二元之间往往会形成多向度的张力和丰富、复杂的意蕴。而二元对立，往往采取本质化、绝对化、非此即彼的思路，忽视事物存在及其关系的复杂性。以李汉荣散文来说，对过去甚至古代的乡土田园和自然山水，它大多给予诗化、美化、理想化的描写，对其贫穷、苦难的一面，虽也注意到了(如《外婆的手纹》《一碗清水》《顶针：一生的戒指》等作品)，但刻画不深，往往一笔带过。如果说李汉荣对乡土生活的苦难深有感触，还略有表现的话，那么他对现代城市生活则全是否定、负面的描写。现代城市那种交通发达、资讯丰富、思想开放、生活便捷等景象，在李汉荣散文中是很难看到的。读者所能看到的城市，在李汉荣的笔下，无非就是钢筋水泥铸成的现代牢笼，或者是追名逐利的商业世界，这显然是一个毫无诗意和价值的地方。李汉荣对城乡对照以至对立的描写，往往缺乏辩证思维所具有的宽阔视域和复杂书写，不能不呈现出单一化、绝对化的缺陷。

举例来说，李汉荣写有《羊的幽默》《说羊》等散文，在李汉荣笔下，羊是害羞、胆怯、温顺的，是温和、单纯、和平的，没有一点侵略性和暴力倾向，是真善美的化身。从文本表面上看，李汉荣似乎只是“说羊”。但仔细体味，文中作为人类一员的“我”的视角无处不在，因此他其实是在做人羊对比、以羊说人，以羊的温顺、和平、没有侵略性和暴力倾向，来暗中反衬现代人类的争斗、杀戮和失却真善美。在这里，在善与恶等二元对立的思维观照下，羊只是真善美的化身，羊的形象相对来说是单一的、简单的。但实际上，羊的形象并不简单。羊岂止只有真善美，它也有贪、狠、恶的一面。《史记·项羽本纪》中描写项羽及其所率军士，说其“猛如虎，很(古同“狠”)如羊，贪如狼”。可见古人早就注意到了羊的“狠”性。当代作家杨志军曾写过青藏高原草地上的牛羊吃草，“是拥作一片挤作一堆，朝着一个方向一路吃过去，直吃得草原寸草不留，漆染了似的变成黑褐色”[10]119，从而导致草场退化，最终变成一片沙漠。就羊对草原生态环境的破坏来说，显然有其恶的一面。但在李汉荣笔下，羊是善良的，乡土、自然是美好的，过去、古代是充满诗意的；与此相对，城市、现代是不美好的，是缺乏诗意的。这种单一的思路，有时不能给人以复杂的审美体验和生命思考。

但是，瑕不掩瑜，李汉荣散文致力于建构一个怀旧的乌托邦，一种不可能实现或者准确地说已经彻底失落的理想，作家犹如追日的夸父，精神执着而悲壮，文字优美而感伤，有一种能特别打动读者的情感力量。李汉荣还要继续前行，那么他还会不时回顾“古代的天空”“记忆深处的芦苇荡”或“回忆老家那个院子”吗？我们不知道。但是，鲍曼在《怀旧的乌托邦》一书“结语”标题的那句话也许会对整装上路的作家有所启发：“为了改变，请向前看”[11]211。其实，这种启发对我们读者来说也是非常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