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 岁 平

(陕西理工大学 汉水文化研究中心， 陕西 汉中 723000)

西北联大考古委员会抢救性清理了张骞墓前之石兽、东墓道，前后的系主任为许寿裳、李季谷与陆懋德，具体主持者则是何士骥先生。除1940—1941年得张扶万之助任陕西政治学院国文教授一年外，何士骥曾在汉中从事文物考古教学与考察有四年多时间，期间不仅积极参加续修《城固县志》工作，承担“古物古迹志”的部分编纂工作，而且主持清理了张骞墓、汉王城及勉县的古墓，还发现了宋《杨从仪墓志铭》，首先提出了南郑龙岗旧石器时代遗址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与师生一起广泛考察汉中众多的文物古迹，并交流相关文物的心得体会。在今天看来，何士骥在国难当头、民族危难时期积极推动西北联大考古委员会的成立，而且躬行实践，为日后的西北大学播撒了考古学的种子，连同后来的著名学者王子云先生，一起成为西北大学考古学科的拓荒者。

一、水木清华之良材

何士骥先生，字乐夫，浙江诸暨人。1898年生(1)1927年吴其昌编《清华学校研究院同学录》云何士骥“现年二十九岁”，1938年度国立西北联大教员表也记载何士骥当时41岁，签发时间为1939年2月，故推算他的生年为1898年，并非时下所言的1893年。，1984年卒(2)曹述敬《抗日战争时期西北联大师生对张骞墓的发掘》云何士骥卒于1985年夏，误，当为1984年。。1927年吴其昌编《清华学校研究院同学录》记载：何士骥毕业于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及北京大学，曾历任北京孔德中学国文教员、浙江省教育会文牍干事、上海澄衷学校国文教员。后考入清华国学院，师从王国维、梁启超先生，学习考古学与文字学。1926年毕业后又申请留校，跟随王国维先生一起从事研究(3)1927年6月2日王国维在北京颐和园昆明湖自沉，何士骥料理后事多矣，可见师生二人关系甚密。见方遥《何士骥：西北考古半生缘》，《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5月7日。，从而打下了坚实的研究基础。此后任中国大学中法大学教授、国立北平研究院考古所研究人员[1]511。

1933年10月底，何士骥随徐炳昶(旭生)先生来陕西，“先行考察，并与陕省军政教育当局暨古物保管委员会及有关方面接洽一切，俟考察得到结果，并征集各方面意见后，再行发掘。会此考察和发掘古物，完全为作史本之研究，使地域文化不致湮没，史料掘出之后，仍在当地保存，凡对即有兴趣者，辄可共同研究。”[2]不久，陕西省政府与国立北平研究院合作，成立陕西考古会。截止1937年底，主要集中在调查各县古迹与接收各处发现的古物、发掘所得的古物及出版相关书刊。其中发掘方面，主要有省民政厅后院所得北宋吕大防的《唐宫图》，对宝鸡斗鸡台两次大规模的发掘，苏秉琦负责沟东，他负责沟西，出土了大量珍贵的文物，尤其是新石器时代遗物。[3]根据实地调查时所拓，何士骥与刘厚同合编了《南北响堂寺及其附近石刻目录》(4)徐炳昶序言：“余虽亦亲预斯役，而编校考订之工，实以何君为最勤。”《南北响堂寺及其附近石刻目录》，石刻史料新编第3辑第36册，第329页。，曾出版《唐大明、兴庆及太极宫图残石发掘报告》。此外还付梓了《古本道德经校刊》[4]260等，所以何士骥堪称一位名副其实的考古学家。

二、在汉中的考古活动

1938年3月，作为北平研究院一员，何士骥并未随徐炳昶、苏秉琦南下云南，而是越过秦岭，南至汉中，并在后来的西北联大兼课。现藏陕西省政协的张扶万《在山草堂日记》记载：3月19日，“何乐夫赴汉中送眷并就临时大学教员职。往送别，殷殷以时避稍定仍望回西安任考古事，并以西北史地学会秘书事嘱际儿代办，学会图章四颗、文稿均交存余。去冬借乐夫四十元，今送还，坚不肯受，其情可感。乐夫以眷属屡次迁移，去夏由归德来西安，其妇有幼子女四口，小者在抱，往来耗费如此，而假贷于余，知贫窭也。奉余以师礼，友人中之恭而有礼者也。”[5]464据1939年2月《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教员一览》：何士骥为国文系讲师，讲授文字形义沿革、甲骨金石文字研究和中国考古史，时年41岁[6]631。1940年初曾北上西安，任陕西政治学院国文教授，期间又代理陕西考古会，1941年初又返回城固，继续从事考古教学与研究工作，直到1943年8月，随西北师范学院迁往甘肃兰州[7]5，何士骥在汉中生活了将近四年半时间。正如张扶万所说：“乐夫来信，愿从我游，终身为西北史地学会事业。”(5)参见张扶万《在山草堂日记》(未刊稿)，该书现藏于陕西省政协，1939年。何士骥在汉中这一段时间里，做了以下文物考古工作：

第一，积极促成西北联大考古委员会，并主持清理了张骞墓前石兽与东墓道。

前文已述，西北联大更名之后即成立考古委员会，委员有黎锦熙、许寿裳、李季谷、陆懋德和何士骥，又成立了考古室，而何士骥“以担任考古学功课关系，对于工作方面，遂多负其责。”[8]13所以首先提出了这个清理计划：“预定计画，拟将陕南各县古迹古物，作一有系统之考查，除为同人讲授时搜求实证史料、学生练习实地考古以外，并为提起一般民众对于乡土历史之注意。但以陕南范围过大，将先从城固着手。而骥又谓城固之汉博望侯墓，实为一县古迹之冠。且博望一生之精神事业，虽已昭垂史册，中外共仰(外人曾尊之为东方之哥仑布)。然在此抗建时间，尤宜力事表彰，以为提高民族意识，唤醒民族精神之提倡。爰将此意及私人调查所得，提议于考古委员会，得予通过。”1938年5月20日联大师生考察张骞墓，在确定计划与办法之后，7月3日清理了张骞墓前两个石兽，后又“建筑砖台，展列墓前”；8月24—31日抢救性“修理”了东墓道，且“墓已修葺，倍加封固，较前益为壮观。”不仅确定此墓乃张骞墓无疑，而且对出土的文物进行分类、编号，并于1939年1月在校内展出。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考古活动，而且对于后来张骞墓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起到了关键作用，当载入陕西乃至中国考古史册之中。

第二，积极参加续修《城固县志》，对城固文物古迹作了系统考察，并多有收获。

按照黎锦熙《城固县志续修工作方案》，何士骥承担文化方面的古迹古物志，分设冢墓，城堡坊井等古建筑物及传说所在处，石刻，铜器、陶瓦、砖片等古物、艺术品等四个子目[9]73-74。对于墓葬，何士骥曾随工清理了汉王城汉墓，其“建筑形式，与张骞墓相似。墓内发见博山炉盖一，上有云山、珍禽、兽类，状极生动，色为银绿釉。铜盘一，有游丝草花纹。又有五铢钱、带银釉蚊首陶勺、带绿釉兽首衔环残陶钟、残铁剑头、绳纹陶片及硃色绘纹陶片等，在清理前破乡民窃去者，有带釉陶灶、陶仓及灰绳纹陶罐等。”[8]14-15对于胡城之调查，“曾于城外发见汉墓两区，已被文川河所冲毁，砖砌拱门，已大半呈露。砖纹均为绳纹及几何纹。又发见残破之灰色兽鼋衔环汉陶钟一，及汉陶片、硃红土等，惜未完全清理，恐尚有可参考之史料存焉。”而且还指出萧何墓、李固墓等真伪。对于石刻，黎锦熙说：“年前城固尽拓邑碑得三百通”[10]144，应该是何士骥所作。在实地调查中，何士骥还发现了原公唐代乾符六年(879)经幢、杨填堰南宋杨从仪墓志铭。对于其他古物的考察与收集，也卓有成果。因此，何士骥《西北考古记略》与《陕南考古记》中的城固部分，可以看作是这次续修《城固县志》“古物古迹志”的缩写本。

值得一提的是，以何士骥为代表的联大师生，对城固的古砖及其图案、铭文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还在调查霸王寨、汉王城时，“遗址中各有汉砖、陶瓦片、残瓦之服牛乘马花纹砖，即在汉王城麓所获得，亦为同人友朋招寻汉砖之先声。”(6)参见何士骥《陕南考古记》，西北文化(报),1945年第14辑。在汉中期间，联大知名学者如赵擎寰、冒兴汉、刘朴、徐褐夫、杜学知等访得并拓制了400多种古砖，以汉代为多，有100多种不同图案。1942年2月27日，何士骥与马雅堂一起谒见侨居城固的宋联奎，宋氏《南行日记》记载：“雅堂偕何乐夫来，何为考古家，出示所拓城固所得花纹砖多种，谈甚洽。”3月6日，宋氏与马雅堂同访何士骥：“雅堂来，同访何乐夫处谈，观汉砖、瓦器等古物，内有破碎玉简，有字如钟鼎文，出河南温县土中，似三代物。又霸陵吕氏瓦(字瓦似涂墨点处，笔字精)共二件。吴愙庵曾得之，谓瓦为建瓴之瓴，作簷，前接水器砚，据乐夫考《说文》，则谓瓰，为冶橐，确有瓰字。乐夫又言上年在宝鸡城外十五里祀鸡台发掘一小部分露出古城遗址，土基宽厚似是秦城。因其上有一汉坟发现，有女环佩及五铢钱之类，疑时尚不知其下有城，故断为秦城无疑，特以工钜费绌，仅掘至数尺即止，今因抗战停工，仍以土掩藏之，俟后再继续搜索耳。张骞墓中有一寸二三分方块陶片，篆书四字，似是‘博望囗铭’，第三字模糊不易辨，陶片亦不知是何器，相传为泥封否，再考。不过‘博望’二字可释明，审墓而已。”“总计骥及冒兴汉、刘朴、赵擎寰、徐褐夫、杜学知诸氏所藏所拓，花纹已多至四百余种(但多数为大同小异之几何纹)，拟将来合出一《城固砖录》云。”只是直到抗战胜利之后，何士骥的这个计划最终未能实现。

第三，首先提出了龙岗的旧石器时代遗址问题。

对于汉江上游旧石器时代的关注，一直是中国考古学界的一个重要课题。对龙岗旧石器时代遗址，皆谓由著名学者陆懋德教授发现[11]18，实则由何士骥首先提出，再经陆懋德、黄文弼、殷祖英及王德基等人的先后考察，从而确定下来的。何士骥对之记载甚详：“民国三十二年二月，教部令师院派员赴城、洋诸县辅导各中学教课，余亦为彼派辅导国文之课。至三月二十五日，为黄花岗烈士纪念日，汉中各校停课，余遂赴南郑西关外十二里之龙岗寺作考古之调查。同行者有邹豹君、李玉涵两先生及学生丁峥嵘君一人。及至，地处汉、濂两水之间，灰土遍地，一望即知为古人居住之遗址也。石器之多，俯拾即是。仰韶陶片，到处可见。石器制作方法，约可分为三期：第一为打制石器，第二为琢磨石器，第三是磨光石器。余深喜第一种石器时代之早，有旧石器同时之可能。至为亦当为真正新石器时代之物也，在华西各地虽略有发见，而在汉水流域如此大量发见，则尚为第一次(据石璋如先生来信所云)。五月初旬，陆懋德先生率学生在休学旅行亦往观之，亦深信有旧石器遗物之可能云。至于陶片，则红、灰色粗绳纹陶片外，有细泥质之红陶片、简单黑彩之红陶片、深黑色之薄陶片等，用器则有鹿角器等，化石则有蚌类化石，土人称之为龙鳞云。而据以后王德基先生之调查，则谓尚有冰川遗迹之发见。据黄仲良、殷伯西两先生继续调查，则谓此遗址发现之价值极大，并嘱余为西大史学系学生作一发掘之实习。余以来兰，未克举。至龙岗寺之西数里，即连接褒城之梁山山脉，而梁山固为出大量古生代化石者，如寒武纪之三叶虫、奥陶纪之石燕、直角石，志留纪之笔石，二叠纪之囗刺贝等甚多。期龙岗寺之有旧石器时代人类遗址之发见，非全无可能也。”(7)参见何士骥《陕南考古记》，西北文化(报),1945年第14辑。尽管陆懋德发表了《汉中区的史前文化》，但何士骥首先发现，并得到石璋如先生的认证，所以填补了汉水上游旧石器时代遗址的空白，其意义同样非凡。

当然，1940—1941年何士骥曾在陕西政治学院执教国文，还写成了颇具功力的《莽镜考》一文。1941年2月14日，教部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团长王子云与何正璜前往拜访何士骥：“云、姚君、我三人再同去政治学院访何乐夫先生，乃本应筹委会龚君所介绍者，持片后何君欣然出迎，白发之老教授也，而精神健朗，又有如年轻人，曾任职城固西北联大，现任政治学院国文教授，新旧书籍几占其时(室)之半，而床上被薄褥单，一切陈设俱无。除桌椅、笔墨而外，所属于其私人者，仅一半黑面巾与半瓶黑人牙膏而已。衣着亦极俭朴，一灰布棉衣，一黑棉鞋。是房并无茶来、火盆、烟匣之类。如此情景，令人为至肃敬，且甚感慨。富贾硕儒，享受未免过于悬殊，学士清寒，千古为之一叹。”[5]4671943年8月之后，何士骥西迁兰州，继续着他的考古调查与研究，曾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与明万历十年(1582)《深沟儿墩军碑》，并提出了中国文化起源于西北等考古学理论。他后来又担任甘肃省博物馆馆长，为甘肃乃至西北地区的文物考古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应是一位名载史册的著名考古学家。

三、何士骥的考古情怀

作为近代中国考古学的重要参与者，何士骥先生有着强烈的爱国情怀和思想。在抗战危难时期，何士骥也颠沛流离，连续在中原各地奔波。及至随徐炳昶来陕西，继续从事文物考古工作。怀着赤子之心，他时刻关心家乡与国家的抗敌与复兴。“卅一年，吾浙既遭水灾、病疫各灾，复受敌寇兵灾，流离死亡之惨，为向所未有。渝、陕同乡，各设赈会以救之。予亦参加其事，愧力有未逮也”，他作《汉江桥畔怀浙灾》一诗：“巴山屼屹等龙蟠，汉水粼粼照影寒。独坐桥边残照里，一片烽火忆江南”[12]27，表达他对家乡赈灾的关切。而对于张骞墓的清理，更是秉持弘扬民族英雄之精神而认真为之。而对重新发现的杨从仪墓志铭，何士骥撰写长文以论之，且亲受其精神之感染：“骥自民二十三，调查和尚原、大散关，谒益门镇吴公(玠)祠，读《宝鸡县志》，已深慕杨公(从仪)之为人。迄去年来城固，时阅五载，续修《城固县志》(骥担任古迹部分)，始知公之墓在此，为之欣慰不置。然因工作繁剧，未暇调查。迄于前周始克与同人徐君峨艇、饶君德昌、子乐乐、女春春往访，并谒其祠像，藉谓吾人此次自宝鸡西南来，于辛苦万机中，过益门镇得谒民族抗战英雄吴忠烈公之祠，于城固得谒民族抗战英雄张博望侯、杨开国侯之祠与墓，亦可以发吾人深省矣！”[13]“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何士骥先生的家国情怀，早已成为我们心目中学习的楷模。

何士骥承担西北联大考古教学，肩负着培养考古人才的重任，于汉中文物古迹的考察可谓一以贯之，终始有成。“近数年内，各学院学生留心考古者渐多，有暇每到各县城郊外旅行调查，时常检得破碎石器及陶片”[8]。这种野外考察，无论是计划之列公费还是藉节假日私费，在当时西北联大已蔚为一时之风。如公费考察，1938年12月4日，历史学会迎新大会上通过赴沔县考察案，并于次年3月19日成行，20日从南郑至沔县定军山下武侯墓，21日上午考察武侯祠、阳平关、诸葛亮读书台、沔县故城、马超祠墓，午后则赴褒城石门，晚宿汉中，至22日返回城固，始完成了这次考察任务，学生杨其超作了考察总结[14]，而以道教史研究见长的教员周国亭也有调查论述[15]。再如私费调查，何士骥于1942年“春假日，余复率西大史系学生朱端伦、刘磊、阎蕙涵、王瑞明、朱洪涛、李廷举、唐承庆等，西北师院国文系、史地系学生曹述敬、古德敷、李式岳、陈鸿秋、李武身、王维民、赵汇泽等作私费之调查，曾于胡城外发见汉墓两区，已被文川河所冲毁，砖砌拱门，已大半呈露。砖纹均为绳纹及几何纹。又发见残破之灰色兽鼋衔环汉陶钟一，及汉陶片、硃红土等。惜未完全清理，恐尚有可参考之史料存焉。”此年5月，洋县开明寺附近发现一座宋墓，“由西大史系学生刘磊、李廷举、阎蕙涵等自费前往调查，明确无误，略得宋瓷片、残匋器片等数件。”[8]这种公私兼济的办法还颇得其便，从而发现了不少汉中文物，并得其实，获益良丰。特别是让高年级学生直接参与，如本书所收的曹述敬、唐承庆，均可谓一代之良材。即便1943年8月以后，何士骥西赴兰州在西北师范学院任教，始终秉承师生一起考察的做法，从而发现了不少重要的遗址，提出了许多考古学的思考。这种做法也一直成为后来西北大学考古学的重要方法，当然值得我们今天不断去彰扬。

何士骥恪守着职业道德，从不收藏，也从不介入其商业活动。据方遥说：何士骥搜购了不少古物，但生活拮据，所以同学们好奇地说是否发财去开古董铺？他严肃地讲：“这些都是我们祖先留下的珍宝，应该好好收藏，去研究它，钻研它，如果让它流散，太可惜了！假使说你们今后看到我以此去谋私利，可以敲碎我的脑袋。”[16]他所发表的论文，常常特别加以说明，如汉王城清理的汉代文物，“闻此项古物现存西北大学考古室云”[17]。即便是在陕南各地考察“至所有重要之采集物，则均存于西大考古室内”(8)参见何士骥《陕南考古记》，西北文化(报),1945年第14辑。。忆往昔，中国现代田野考古第一人李济与徐炳昶约定：“考古人不许自己收藏任何古董，不许和古董方面的任何交易沾边。”[18]222这个优良传统始终弥漫在我国文物考古学界，自然弥足珍贵。

1939年5月7日，何士骥曾在城固举办的钱玄同先生追悼会上，挽诗云：“呜呼先生，儒林所宗。学冠古今，道协中庸。世屯时难，遽损音容。而今而后，请益何从？”[9]41何士骥先生1984年已经骑鹤西行，此挽诗岂非先生之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