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 红

（湖州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 浙江湖州 313000）

《千只鹤》问世后至今在学界饱受争议，争议的核心是作品展现了作家独特的伦理道德思想。

基于此，表现人性与道德伦理思想的佳作《千只鹤》更应该值得国内外学者从文学伦理学视角出发不断地去挖掘和研究其新的价值。

一、错位的伦理身份导致复杂的人物伦理关系

（一）菊治与太田夫人的伦理关系。父亲过世后的一次茶会上，菊治偶遇了太田夫人及其女儿文子二人。菊治对父亲的情人-太田夫人的相遇感到十分意外，但在茶会上菊治并没有过多去关注太田夫人及其女儿。反而太田夫人看到菊治的那一刹那间，仿佛回到了与菊治父亲朝夕相处的从前，在菊治身上找到了菊治父亲的影子，因此茶会一结束，太田夫人就借机找到菊治，并给菊治详细讲述其父亲和自己女儿文子的往事。此时的菊治在聆听太田夫人追忆往事的过程中，本应该在心理上对太田夫人相当排斥与痛恨的，但菊治在见到太田夫人的一刹那便“觉得没有丝毫敌视和恶意。倒显得着实亲切。”这种感觉菊治自己也相当意外，不过，此时的菊治并没有放下所有的芥蒂，因为他非常清楚让母亲忧伤的近子和太田夫人是破坏自己幸福家庭的罪魁祸首，所以在离开茶会时，菊治“一想到这两个女人如今还活着，并且在谈论父亲，而母亲却已辞世，菊治不免感到一股怒火涌上心头”。

之后太田夫人的举动又令菊治措手不及。茶会结束后，太田夫人刻意等菊治，并迫不及待地想再见见菊治，对太田夫人再聚的请求。菊治并没有太大的兴趣，但出于礼节，菊治答应了太田夫人的请求。也许太田夫人思念菊治父亲心切，在不知不觉中将酷似其父的菊治当作了其父亲，太田夫人抑制不住内心的“呼唤”最终与菊治坠入乱伦之渊。文学作品中，伦理混乱表现为理性的缺乏以及对禁忌的漠视或破坏。在大多数文学文本中，所有的伦理结是在伦理混乱中形成的。伦理混乱无法归于秩序或者秩序重构，则形成悲剧文本。[1]（P21）菊治与太田夫人的乱伦关系使他们俩都陷入伦理身份危机之中，对菊治来说，“（乱伦事件）假使说后悔，那无疑是因为觉得丑恶。就算相亲一事另作别论，她（太田夫人）到底是父亲的女人。不过，直到此时，菊治既不后悔，也不觉得丑恶”。此后，菊治打电话给太田夫人打算再次相见，由此看出，菊治在发生乱伦事件之后，并没有从根本上斩断这份“一夜孽情”，他还是不由自主地想与太田夫人联系、见面，此时的菊治不仅出卖了自己的父亲，背负了不孝和背叛的罪名，更严重的是让太田夫人对菊治产生幻想，从太田夫人接到菊治电话时的兴奋和激动中可以看出，当时双方对乱伦事件没有过多的忏悔或反思。后由于女儿文子的阻挠，使得太田夫人对乱伦事件开始真正的思考，后瞒着女儿偷跑出来见菊治，此时太田夫人在这种畸形的情爱与道德的纠葛中痛苦不堪，相比菊治而言，太田夫人身上的悖德枷锁更为沉重。

对与太田夫人发生的一夜情之事，在菊治的自我认知中，父亲茶道弟子近子是父亲的女人，太田夫人的伦理身份则是“家父的最后的女人”。其次，与太田夫人发生乱伦之事，给菊治带来的伦理道德的谴责远不如太田夫人那么强烈，但菊治还是理性意志战胜了非理性意志，重新回归于太田夫人是父亲的女人这一定位上，这也是菊治进行伦理选择的结果。

（二）菊治父亲的婚外情。菊治父亲是一位家境殷实的茶道师匠，在外人看来，菊治一家既有社会地位又家庭美满幸福，但现实生活中，菊治父亲有着数位与之不伦的女性。

首先，菊治父亲与茶道弟子近子曾发生过男女关系。菊治父亲与近子的关系无非就是当时日本社会具有普遍性的一夜情的肉体关系而已。但在近子心目中，菊治父亲不仅是自己的茶道师匠，更愿意把他看成自己的精神领袖或精神信仰，对于一直独身的近子而言，菊治父亲或许就是自己的全部。因此，菊治父亲与太田夫人存续的不伦关系令近子羡慕嫉妒恨到极点，以至于会经常在菊治母亲面前提及甚至告发太田夫人的种种虚伪和恶意。由此可见，近子的身与心安全给予了菊治父亲，而在菊治父亲看来，近子只是茶道徒弟之一这一固有的伦理身份。

其次，菊治父亲与太田夫人的不伦关系。太田夫人是菊治父亲的已故茶友太田之妻。太田过世之后，菊治父亲与太田夫人保持不伦关系时间较长，一直维系到菊治父亲去世。菊治父亲与太田夫人俩人不仅仅是生理上的相互需求，精神上也产生了高度的共鸣。太田过世后菊治父亲帮太田夫人处理太田遗留下来的事情，因此交往渐渐增多，失去家庭顶梁柱之后的太田夫人很快投入了菊治父亲的怀抱。菊治父亲对太田夫人也从一开始的“同情”演变成了所谓的“爱情”，直至一发不可收拾。因此，菊治父亲太田夫人的伦理关系是长期的灵与肉的关系，他俩的关系是双向型的不伦的伦理关系。

类似菊治父亲的婚外情事件在当时的日本社会中并非罕见，具有广泛性和普遍性。从家庭伦理关系来看，菊治父亲的伦理身份即是菊治的父亲也是菊治母亲的丈夫，但他没有并洁身自好，并没有维系好为夫为父的伦理身份。从社会层面来说，“和敬清寂”构成了日本茶道精神，而“清”的含义代表的是一颗纯净无垢的心，菊治父亲的茶道师职业只是一份能赚钱又有光鲜亮丽身份加持的工作而已，他内心并未真正去领悟茶道的精髓。由此可见，菊治父亲的行为与社会地位——茶道师身份背道而驰，其伦理身份的缺失与错位，给菊治母亲与菊治带来的伤害不言而喻是巨大的，遗憾的是，直至去世之前从未停止过对家庭的背叛。因此可以认为，菊治父亲在错乱的伦理身份中没有选择自我救赎，也根本谈不上有任何伦理选择。

二、太田夫人的伦理意识和伦理选择

《千只鹤》是一部厚重的伦理禁忌之佳作，因为太田夫人先后与一对父子发生关系，使得人物的伦理身份错综复杂。

太田夫人是伦理社会中见不得阳光的“第三者”，但太田夫人一味享受着这份“独特的不伦之爱”，丝毫没有羞涩和愧疚感，她与菊治父亲长期保持的不伦关系中，她的非理性意志一直胜于理性意志，令她忘却了社会和家庭的道德与责任，一味追求感官的享受和情感的慰藉，之后她把对菊治父亲的爱又转移到了菊治身上。可以说，是太田夫人主动挑起这场乱伦事件的实施，正是她的“情不自禁”导致菊治父子俩的父子伦理身份演变成了与太田夫人发生过关系的同辈身份。

事后太田夫人在得知菊治是要和千金小姐雪子相亲，对自己迫不及待地诱惑情人之子，并且与其发生乱伦关系之事有所伤心和后悔，此处的伤心：其一是觉得年轻的菊治与年龄相仿的大户千金小姐才是门当户对；其二也是对自己丧失社会伦理道德之丑陋行为感到后悔，她清楚地认识到自己与菊治的乱伦是对既定伦理秩序的破坏，这种被世人所唾的丧失理性所为令她理深陷伦理困境之中。虽然太田夫人有一定的伦理意识和内心的罪恶感，但当菊治打来电话邀见面时，她确实又高兴起来。内心深处对菊治还是有所期待的，其非理性意识战胜了理性意识才会有再次想与菊治相见的动力，她遵循了内心的呼唤和渴望。她深知把菊治看做是菊治父亲的代替品是一件“可怕”的事，但她还是让这“可怕”的事顺理成章地发生了，由此她想到了死，但是她觉得在深爱的人的面前死亡是一件幸福的事，虽然菊治只是替代其父亲，但她还是做好了死亡的思想准备。

如果说太田夫人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见到昔日情人的儿子之时再次唤起对情人思念是出于感性层面的话，那么她内心的罪孽无法消除可以说是出于尚存的伦理意识的理性层面，在伦理困境中徘徊、挣扎，最后选择自杀的举动无疑是最后的一次的伦理选择，也是她自我救赎的一个表现。

三、违反伦理禁忌导致的悲剧

父亲的多次出轨，使菊治自幼就深刻体会到母亲心底的悲伤，所以对父亲的情人都怀着一种莫名的敌视，他用这种恨来表现对母亲绵绵的爱。其父亡故后，和菊治接触最多的是近子，他对近子只有憎恶。而面对太田夫人，菊治下意识地让太田夫人觉得自己就是其爱恋的父亲。而他自己则把太田夫人看作是自己母亲的投影，最终菊治接受了这一悖德的乱伦。菊治的这种异端行为其本质即是“恋母情结”所致，对自己的不伦表现焦虑与恐惧，这也是菊治一定伦理自觉的具体表现。

弗洛伊德认为，无意识主要由本能构成，人的基本本能有两种：自我本能和性本能。但是人的本能受到文明的压抑。其中，被压抑得最彻底的是针对亲人的性和暴力，也就是乱伦和弑亲。伦理禁忌是一种绝对服从社会制约、不可抗拒的约束力量，主要依靠社会、宗教、宗法等力量的传承的制度或准则。[2]（P18）小说中，太田夫人与菊治发生的乱伦事件，其本质上违背了社会制约，他们都是伦理混乱的产物。事后，太田夫人深感内疚，认为自己罪蘖深重而自杀，菊治也因此事件导致心理上产生了巨大的阴影。

四、茶碗的隐喻以及道德教诲

聂珍钊教授以“斯芬克斯因子”定义了人之善恶并存的本质，并指出只有将人身上的“兽性因子”置于理性的“人性因子”控制下，人才能与野兽区别开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2]（P176）那么用斯芬克斯因子理论来阐释太田夫人与菊治的畸恋，说明太田夫人的伦理意识中,“兽性因子”并没有置于“人性因子”之下，反而战胜了“人性因子”，因而导致了无法挽回的不伦结局。而后太田夫人为自己丑陋行为后悔莫及，在精神上备受道德与良知的煎熬，这种煎熬恰恰说明太田夫人具有较强的理性意志和伦理意识。菊治虽没有为此畸恋付出生命代价，但内心同样有巨大的阴影。人是从低级动物进化而来的物种，所以在很多时候或多或少表现出兽性的一面，当人性因子能完全控制兽性因子时，人具有人性，具有符合社会秩序和伦理道德的属性。

小说多次出现志野茶碗，日本茶道中茶碗是代表精美与纯洁的艺术品，作者试图通过小说来揭露当时的日本茶道人在高举“和清静寂”茶道精神旗帜之时，背后却做着苟且之事，茶道的光鲜亮丽与人的悖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与隐喻，人的背德不仅违背了社会伦理秩序，也使得社会和家庭伦理关系遭受打击和破坏，甚至走向无法回头的深渊。

《千只鹤》中，太田夫人与菊治各自在错乱想象与梦似幻觉中发生了乱伦事件，导致各自伦理身份的错位与缺失，又在深受内心煎熬中苦苦寻求伦理选择，太田夫人用自杀的方式承担了破坏公序良俗的社会伦理道德秩序之罪名，这是她一种自我救赎的方式，而菊治也因此背上一生的精神枷锁，自食其破坏社会道德伦理和家庭道德伦理之恶果。伦理大作《千只鹤》警示人类一定要自觉遵守社会伦理道德规范，切莫图一时的欢愉触碰伦理禁忌，希望人类违反伦理禁忌的类似悲剧不再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