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勇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于史料学的贡献，近30年来，学界业已取得一定研究成果。这些成果或从时段上着眼(1)张越《试析20世纪4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史料和历史考证方法的重视》，《史学集刊》2006年第2期；叶建《20世纪前半期的马克思主义史料学》，《学术研究》2009年第1期；窦禄军《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界的史料学建设》，华东师范大学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刘萍《建国以来史料学的理论探讨》，《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或聚焦郭沫若(2)周九香《郭沫若的史料学》，《史学史研究》1993年第4期；程学玲《郭沫若史料观初探》，《档案学研究》1997年第1期。、吕振羽(3)陈峰《吕振羽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的构建》，《史学理论研究》2018年第1期；李勇《吕振羽史料学理论与实践》，《历史教学问题》2021年第1期。、翦伯赞(4)刘国华《翦伯赞档案史料观探析》，《档案学研究》2001年第1期；李勇《作为史学双翼的史料与理论——重读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史料与史学〉》，《淮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荣孟源(5)赵庆云《荣孟源与近代资料搜集与整理》，《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年6月23日，第7版；朱兰兰《略论荣孟源的档案文献鉴别理论与实践》，《档案管理》2009年第3期。等史学家，或讨论《史料和历史科学》(6)祁龙威《30年史料工作的结晶——读荣孟源〈史料和历史科学〉》，《史学情报》1988年第2期。、《中国古代史史料学》(7)卢心铭《史料学的入门指南——评介〈中国古代史史料学〉》，《史学月刊》1987年第2期。、《史料学五讲》(8)瞿林东《讲史料 论治学——读齐世荣先生〈史料五讲〉书后》，《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陈其泰《史料价值与辩证分析——读齐世荣教授著〈史料五讲〉》，《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朱露川《博览善择 举重明轻——读齐世荣先生著〈史料五讲〉的几点启示》，《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李凯《史料扩充与历史认识——读齐世荣先生〈史料五讲〉的一点认识》，《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陈凤姑、杨共乐《史料学研究的经典之作——读〈史料五讲〉》，《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14年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王姝《史料与学风——齐世荣〈史料五讲〉的理论启示》，《黑龙江社会科学》2015年第1期。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史料学著作，都是有意义的尝试，表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形成了新领域，呈现出新趋势。然而，现有成果却未对如下问题给予足够的论说：为什么民国时期吕振羽要批评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特别说它具有实验主义特征？那时郭沫若、吕振羽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是如何处理古史，特别是殷代以前历史研究中的史料匮乏问题的？他们的这些处理措施尤其是吕振羽批评郭沫若的古史研究在史料学上有什么意义？本文拟就这些问题加以探讨，敬请方家指正。

一 吕振羽批判郭沫若古史研究有实验主义特征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出版以后，吕振羽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多次加以批评，说它具有实验主义特征。

关于殷代兄终弟及问题。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发现殷代王位有“兄终弟及”的事实，类似“常常专为先妣特祭”的现象，尤其看见有类于所谓“多父多母”现象的存在，便毫不犹疑地断定殷代是母系为中心的社会，那时候的家庭是彭那鲁亚家庭。对此，吕振羽批评道：“这已完全在追随着实验主义者，郭先生自己或者还不知道哩！”(9)吕振羽《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不二书店1936年版，第8页。

关于殷代畜牧业繁荣问题。《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依据甲骨文等史料，描述殷代畜牧业，但是畜牧业在殷代处于什么样的地位，郭沫若的观点前后不自洽。吕振羽认为郭沫若缺乏辩证分析，“把畜牧的繁盛这一现象固定化之实验主义的说明，自不能不陷于这样不能解决的矛盾中”(10)吕振羽《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第54页。。

关于殷、周制度不同问题。《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把平王东迁作为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标志。吕振羽在1933年的《中国上古及中世经济史》中批评说：“在我们的‘唯物论’历史学家的血液中的实验主义的成分……在西周和东周之际那一连续发展的进程中，反又认为是历史的一大变革期。”(11)吕振羽《吕振羽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8页。按：据桂遵义、张传玺《编印说明》，《中国上古及中世经济史》又名《中国经济史》，是吕振羽1933-1936年在中国大学任教时讲义，由北平聚奎堂装订、讲义局印行。全集编辑者以聚奎堂讲义局1933年版为底本，整理编校，校对引文，并补充了个别引文缺字，更正了原讲义中的个别错讹，内容和观点均保持原貌。这里未能见到聚奎堂本，故而引用全集本。这又是不点名地批评了郭沫若的实验主义做法。

关于井田制存在问题。《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因没有可靠材料，作出周代没有井田制的结论。对此，吕振羽批评道：“郭沫若也认为金文中无井田制度的存在，无条件的又作了实验主义的追寻者。”(12)吕振羽《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第185页。

尤其是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以殷代为“开幕期”，1937年，吕振羽在《世界文化》杂志上发表《〈中国先阶级社会史〉序》，认为资产阶级实验主义史学家“固然一致认为中国社会系开始于有甲骨文字可征的殷代”，而“一些新兴的史学家，也一同在此种错误的影响之下，认中国社会从殷代开幕”(13)吕振羽《〈中国先阶级社会史〉序》，《世界文化》1937年第1卷第9期，第510页。。这一批评是包含郭沫若在内的。1940年，吕振羽又在《理论与现实》期刊上发表《关于中国社会史的诸问题》一文，指出顾颉刚、钱玄同等人从实验主义出发断定中国史的开幕时代是殷代，对学界影响巨大。吕振羽在这篇文章中不止一处批评郭沫若的实验主义观点，“连郭沫若也没有完全摆脱实验主义的影响，例如他也袭取‘疑古’派的成见，断定殷代为中国史的‘开幕’期”，“对中国新史学研究有相当贡献的郭沫若，也同样把中国史截去一长节，以文化发展到相当程度的殷代为‘开幕期’……这正是郭氏历史理论中之实验主义的成分在作祟”(14)吕振羽《关于中国社会史的诸问题》，《理论与现实》(重庆)1940年第2卷第1期，第52、60页。。在这里，吕振羽毫不客气地直接点了郭沫若的名。

吕振羽之所以如此批评郭沫若史学，确有事实依据。无论从治学理念还是实践上看，郭沫若史学有实验主义特征，这毋庸讳言。1921年，胡适在《“研究国故”的方法》一文中宣称：“宁可疑而错，不可信而错。”(15)胡适演讲、枕薪笔记《“研究国故”的方法——在东南大学演讲》，《东方杂志》1921年第16期，第115页。1936年5月22日，郭沫若给金祖同《甲骨文辨证》一书写序，并发表在1940年10月《说文月刊》第2卷第6、7期合刊上，其中有段文字非常有意思，他说：“怀疑辨伪乃为学之基阶，为学与失之过信，宁取乎多疑；子舆氏云：‘尽信书不如无书，’此终古不刊之论也。”(16)郭沫若《〈甲骨文辨证〉序》，《说文月刊》1940年第2卷第6、7期合刊，第15页。其中“失之过信，宁取乎多疑”，与胡适的“宁可疑而错，不可信而错”，是多么相似！在提倡怀疑这点上，郭沫若与胡适完全无异。1928年，胡适在谈治学时说：“科学的方法，说来其实很简单，只不过‘尊重事实，尊重证据’”，“史家若没有史料，便没有历史”(17)胡适《治学的方法与材料》，《新月》1928年第9期，第1、8页。。1946年，他又说：“‘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五分证据，只可说五分的话，有十分证据，才可说十分的话。”(18)胡适《“文史”的引子》，《大公报·文史周刊》(上海)1946年10月16日，第10版。在这个问题上，郭沫若与胡适也没有差别。1942年，他就说过：“要把一切真实的史料搜集起来。若是没有材料而谈社会史，简直笑话。”(19)郭沫若《今昔集·论古代社会》，东方书社1943年版，第210-211页。

胡适认为，夏、商史事证据不足，信史只能从周开始。他说：“大概我的古史观是：现在先把古史缩短二三千年，从《诗三百篇》做起。”(20)顾颉刚等《古史辨》第1册，朴社1926年版，第22页。因此，他的《中国哲学史》空白夏、商而直接从孔子写起，因为没有证据，故对于夏代历史要存疑。在这一点上，郭沫若与胡适看法也是一致的。他研究中国古代社会从商代做起，一直到写《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时还延续这一看法：“夏代渺茫得很，我们现在还不好多谈。”(21)郭沫若《十批判书》，群益出版社1946年版，第10页。胡适否定井田制，说：“战国以前从来没有人提及古代的井田制……没有证据证明井田制的存在。”(22)胡适《寄廖仲恺先生的信》，朱执信等《井田制有无之研究》，上海华通书局1931年版，第3页。郭沫若最初也否定井田制，他说：“最好是拿事实来证明，便在是周金中有不少赐土田或以土田为赔偿抵债的记录，我们这里却寻不出有井田制的丝毫的痕迹。”(23)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上海新新书店1930年第3版，第299页。他们当时否定井田制的存在，其原因是找不到证据，从本质上说是默证的体现，同时也表明他们对证据的倚重。

当然，问题并不这么简单，随着整个学术的进步和他们个人治学的进展，他们的观点也在发生变化。胡适后来也承认夏、商历史，郭沫若承认夏代是奴隶社会，后来还承认井田制的存在。这个问题不是这里要讨论的重点，恕不赘述。

无论如何，胡适和郭沫若都强调证据的重要。所以，胡适研究《水经注》，一旦发现更好的本子，就主动推翻之前依据较差的本子得出的结论。郭沫若也是这样，关于殷、周历史，一旦弄清《周易》、《诗》的时代，就主动修改之前的意见。这都是信奉实验主义的学者在实践中的表现。正是由于在这些方面，郭沫若太像胡适，因此，吕振羽批评郭沫若有些观点是实验主义的。从以上所述来看，吕振羽这样评价郭沫若，一点也不冤枉他。然而，郭沫若毕竟不同于胡适。从学理上说，郭沫若使用甲骨文、金文研究殷、周历史，这是完全依据传世文献的胡适所不可比拟的。这还不是最重要的，两人最关键的区别是：胡适主张“我们没有什么共同的历史观”(24)胡适《“文史”的引子》，《大公报·文史周刊》(上海)1946年10月16日，第10版。；郭沫若则说“没有唯物(辩)证论的观念，连‘国故’都不好让你轻谈”(25)郭沫若《序》，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第6页。按：括号里的“辩”为引者所加，本书原文为“没有唯物证论的观念”，1932年现代书局版改成“没有唯物辩证论的观念”。，通过使用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解读中国古史，郭沫若终于跟以胡适为代表的实验主义划界分野。无论如何，在吕振羽看来，郭沫若关于中国古史的观点是实验主义处理史料的结果，所以要受到批判。

二 吕振羽因批判胡适和秋泽修二而批评郭沫若

吕振羽为什么要批判郭沫若史学中的实验主义特征，这个问题很值得探讨。通过分析，大致可以归结为两点：一是要批判胡适史学的实验主义而指摘郭沫若古史研究的实验主义特征，二是要批判秋泽修二史学的法西斯主义而涉及郭沫若古史研究的实验主义特征。

在中国鼓噪实验主义最积极和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是胡适，而胡适却是明确排斥马克思主义的。早在1919年，胡适在《新青年》第6卷第4期发表《实验主义》，在《新青年》第7卷第1期发表《新思潮的意义》(26)此文又见于《新陇》1920年第1卷第1期，后又重刊于《文化杂志》1942年第2卷第2期和《训练与服务》1943年第1卷第2期。，之后又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三论问题与主义》、《四论问题与主义》二文，这些文章皆流露出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排斥态度。在《实验主义》中，胡适强调相对真理观，明确表示达尔文的进化论超越了黑格尔(27)胡适《实验主义》，《新青年》1919年第6卷第4期，第342-358页。。

胡适在《三论问题与主义》中说：“一切主义，一切学理，都该研究，但是只可认作一些假设的见解，不可认作天经地义的信条；只可认作参考印证的材料，不可奉为金科玉律的宗教；只可用作启发心思的工具，切不可用作蒙蔽聪明、停止思想的绝对真理。”(28)胡适《三论问题与主义》，《每周评论》1919年8月24日第36期，第2版。假如这段话所指尚可理解为针对一般性主义，那么他《四论问题与主义》则直指马克思主义，说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那个时代、家庭和个人行为的产物，输入学理要考虑到这些因素，否则“当作有永久价值的真理，那就上了古人的当了”；还说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带着海智儿臭味的历史哲学”，特别是其阶级学说“无形中养成一种阶级的仇视心……这种仇视心的结果，使社会上本来应该互助而且可以互助的两种大势力，成为两座对垒的敌营，使许多建设的救济方法成为不可能，使历史上演出许多本不须有的惨剧”(29)胡适《四论问题与主义》，《每周评论》1919年8月31日第37期，第1-2版。。在《新思潮的意义》中，他又提出：“现今的人爱谈‘解放与改造’，须知解放不是笼统解放，改造也不是笼统改造……是一点一滴的解放……是一点一滴的改造。”(30)胡适《新思潮的意义》，《新青年》1919年第7卷第1期，第11-12页。假如把这几篇文章联系起来通盘考察，则胡适的观点昭然若揭。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是已经过时的黑格尔哲学的后学，不是永久的真理，表达出强烈反马克思阶级学说的情绪，主张一点一滴变革的社会主张。这些文章收入《胡适文存》第一卷，由亚东图书馆1924年出版，后又多次再版，因而影响广泛。

胡适的这些反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言论，有时也许并非出于故意，而只是出于一般性的学理分析，但放在当时历史语境中却在有意无意间否定了以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历史、改造中国社会的价值与意义。按理说，像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不可能不注意到胡适这一学术和政治倾向并加以批判。

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的《序》中，郭沫若评胡适等人整理国故为“社会的来源既未弄清，思想的发生自无从说起”(31)郭沫若《序》，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第3页。。翦伯赞批评实验主义史学，说“中国历史也和世界其他文化民族的历史一样，经过了一系列之发展诸阶段”，可是在胡适那里，“中国历史只存在着一个封建社会的时代”(32)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生活书店1938年版，第227、278页。。吴泽批评实验主义史学，“把各种各样的史料看做互相脱离、互相孤立、互相没有联系和依存的偶然堆集”(33)吴泽《怎样运用中国历史的史料——历史唯物论与中国历史史料的实际运用》，《读书月报》1940年第2卷第3期，第127页。。华岗批判胡适等人的实验主义，“落入唯心论中主观主义的窠臼，并以陈腐的进化论为中心，来否认社会历史发展中有任何质的突变”，“运用其‘自由意志’，观念地创造适合于其自身脾胃的中国历史”，“又以长于考证自夸，可是他们只能看到个别的零碎的现象，而在现象与现象之间，却无力建立联系，更无力理解社会历史发展之内在的规律”(34)华岗《历史为什么是科学和怎样变成科学(续)》，《群众》1945年第7卷第15期，第378页。。出于同样的考虑，吕振羽最初也是因为要批判胡适的实验主义，发现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也有实验主义特征，因此吕振羽提出这个问题并加以批判。

吕振羽《关于中国社会史的诸问题》之所以又一次毫不客气地批评郭沫若，则跟批判秋泽修二的法西斯史学有关。1937年，原来具有左的倾向的日本学者秋泽修二出版《东方哲学史》，其中主要论述印度和中国哲学史，又概论了日本哲学作为附录。该书的汉译本，由王耀三、刘执之合译，并于1939年由生活书店出版。后来，邬由又把书中的中国哲学史部分单独抽出，题名为《中国哲学史》，由三通书局于1941年出版。秋泽修二论中国哲学史，第一章就是《中国的社会及科学》，认为商殷是氏族社会末期，周到秦是奴隶社会，秦汉到唐是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唐到清中期是封建社会，之后是封建社会崩溃和资本主义的发展。秋泽修二把商殷看成是氏族社会末期，周是奴隶制开始，并在注释里标明“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史》”，显然是接受了郭沫若的观点。关键是秋泽修二把周代看成是殷的敌人征服了殷，而不是殷人下属的反叛；唐朝封建制的建立，是南北朝时期胡人入侵的结果；中国社会史上的商人资本和土地所有制的结合，造成了“亚细亚”的长期停滞性，中国没有产生像欧洲那样的科学，正像他在《中国哲学的特质》里所说的中国哲学也是停滞的。在这里，秋泽修二虽然朦胧流露出异族征服或者入侵对于中国的推动作用的观点，但是尚未到公然为日本法西斯侵华作鼓吹的地步。

1939年，秋泽修二出版《中国社会构成》一书，系统而公开地提出关于中国历史的法西斯观点。在这本书里，秋泽修二顺着《东方哲学史》的思路往下讲：一是系统分析中国社会长期停滞性的表现和原因，指出奴隶制和封建制在中国历史上因敌对势力的征服而交替反复，其中原因是农村共同体下的父系家长制、人工灌溉所决定的中央政府的相关经济职能以及敌对社会的存在；二是强调外力对于中国社会制度转化的推动作用，明确提出日本与中国的停滞性截然对立，是打破中国社会停滞和循环的动力。对此，吕振羽《日本法西斯蒂的中国历史观与三民主义的中国革命》(35)吕振羽《日本法西斯蒂的中国历史观与三民主义的中国革命》，《中苏文化》1940年3月专号《中山先生逝世五十周年纪念特刊》，第63-71页。和叶蠖生《抗战以来的历史学》(36)叶蠖生《抗战以来的历史学》，《中国文化》1941年第3卷第2-3期，第51-62页。，出于批判的需要，都对秋泽修二著作中的观点作了提要。秋泽修二在《中国社会构成》一书里的中国社会停滞论，系为日本侵华寻求历史借口。在该书《序文》里，他露骨地宣称：当前中日之间的战争，即他所谓的“现在的事态”是“日本和中国社会性格相违背的结果”，即“前进自立的日本和停滞、依附欧美的中国之间的对立”；中国最大的不幸是成为“欧美资本的殖民地”，而“今次事变可以帮助中国走向光明”，并与自立的日本“结合成东亚协同体”(37)秋澤修二《序文》，秋澤修二《支那社會構成》，白揚社1939年版，第3-4頁。。后来，秋泽修二另有《中国社会与日本社会性质的差异》一文，发表在《东方文化》1942年第1卷第4期上，差不多是该书的提纲，没有了序言里明显鼓吹侵华的字样。

按说在中日关系和平或者良性发展时期，像《东方哲学史》和《中国社会与日本社会性质的差异》那样一般性论述中国社会，作为一种学术观点是没有问题的。可是，这本书出版在日本全面侵华之际，文章发表在中国抗战艰难时期，这一书、一文虽然没有明言日本侵华对于推动中国进步的意义之类的话，但其言说则未免阴阳怪气。到了《中国社会构成》一书这里，作者内心的丑陋与邪恶完全暴露了出来。

《中国社会构成》一书主要依据中国学者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陶希圣《中国封建社会史》《中国社会史讲话》、曾謇《中国古代社会》、万国鼎《中国田制史》、鞠清远《唐宋官私工业》、全汉昇《中国行会制度史》、刘道元《两宋田赋制度》以及日本学者田清、加藤繁、森谷克己、佐野袈裟美、桔朴等人关于中国历史的著作中摘录的材料和观点拼成一盘大杂烩，再从黑格尔《历史哲学》、马克思《资本论》中摘录一些词句来给自己的著作披上一层圣衣，构建出关于中国社会特质的宏大叙事，在中国全面抗战的节骨眼上替日本侵华“正当性”帮腔。所以，吕振羽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他的法西斯主义史学展开了批判。正如有论者所言：吕振羽等人的批判，“使人们更加认清了日本帝国主义法西斯文化走卒的真实面目，对于动员人民群众积极投入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起了宣传教育和推动作用”(38)桂遵义《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修订本)》，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235页。。

秋泽修二与郭沫若的关联，在于《东方哲学史》《中国社会构成》都把《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作为重要参考文献。秋泽修二以殷代为氏族社会末期、周代是奴隶制、春秋至秦为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这些提法，都是抄袭自《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在吕振羽看来，讳谈夏史、以殷为原始社会、以周为奴隶制社会，是实验主义研究方法的结果，特别是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以周平王东迁作为向封建社会转变的节点，而东迁却与犬戎侵扰有关，这恰好符合秋泽修二的异族征服推动社会转变的论调。因此，吕振羽就此对郭沫若提出批评。

关于郭沫若依据安阳出土文物中有石器而断定殷代还没有进入奴隶制时期，吕振羽批评道：“无可隐讳，这正是郭氏历史理论中之实验主义的成份在作祟。”关于郭沫若把周代的“小人”、“农人”、“庶民”解为奴隶，吕振羽批评说：“那正由于郭氏对西周社会的历史现象或事象，没有从其运动的发展的变化的观点上去把握，也没有从其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的联系性上为综合的考察。”关于郭沫若以公元前770年平王东迁作为由奴隶制到封建制转化的界线，吕振羽再批评说：“如果说外族的入侵，能担当社会形势之转变的革命的任务，那是和史的唯物论的理论及世界史具体内容不能相容的。”总之，吕振羽认为：“郭氏的这种意见，对目前国内外的中国史研究者还是有相当的影响，所以指出其这些错误仍是必要的。”(39)以上引文，均见：吕振羽《关于中国社会史的诸问题》，《理论与现实》(重庆)1940年第2卷第1期，第52-65页。看来，秋泽修二的法西斯主义论调，跟以实验主义研究历史脱不了干系。

三 吕振羽的批评在史料学上实现了对实验主义的再突破

吕振羽对郭沫若古代研究的批评，除了他所说对于唯物史观运用的问题外，在技术和思想方法上还涉及他们之间对于史料的理解和运用，其实就是史料学的问题。

应该说，郭沫若作《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已经有意识地要跟胡适划清界线，并且这种意识很强烈，在史料学上首次突破了实验主义，否则没法理解他的《自序》对胡适的批评和高标自己与胡适及其“整理国故”的不同，说到底就是向世人昭示自己对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解和运用，具体说就是对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理论的理解和运用。在这个问题上，吕振羽赞同郭沫若的“中国人不是神，也不是猴子”的说法，认为“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当然也不能在这个共同的法则之外，另有一个途径”(40)吕振羽《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北平人文书店1934年版，第6页。。郭沫若把“亚细亚生产方式”说成是原始共产社会，吕振羽则吸纳普列汉诺夫《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问题》的说法，并认为郭沫若使用历史唯物主义“完全是正确的，而且这才是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精神”(41)吕振羽《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第14页。。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对郭沫若的做法也持肯定态度：“旧来的历史理论之能进到真正的科学阶段，是由马克思恩格斯的史的唯物论之建立”，“在中国开始以史的唯物论把历史来作系统研究的，要算是郭沫若……他在中国历史的研究上有其相当贡献的一个人”(42)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生活书店1939年版，第22、29页。。

就史料学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即史料解读来说，郭沫若在思想方法上与胡适的实验主义严格区别开来，这一点吕振羽和翦伯赞都是承认的。在史料范围的确定、历史上限划定等方面，翦伯赞指出，郭沫若超越胡适的另外一条，就是郭沫若除了根据胡适认为可信的《诗经》之外，还应用了胡适认为“无哲学史料可说”的“卜筮之书”、“没有信史价值”的《尚书》以及胡适无力应用的甲骨金石文字，把中国历史研究提到殷代，并承认中国也有一个奴隶制的时代，从而“冲破‘历史怀疑主义’的迷魂阵”(43)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第273页。。翦伯赞此论，若说郭沫若在这些方面超越了胡适，大体可以说得过去，但是由于顾颉刚和傅斯年也批判地使用《书》《诗》《易》，也在征引甲骨金石文字以考史，甚至傅斯年并没有放弃殷商史的研究，可以说他们在这些方面是与郭沫若类似的。另外，郭沫若虽然较之胡适把“开幕期”从周提前到殷，但是在观念上并无本质区别，因此要说郭沫若在这些方面超越实验主义则有点言过其实。

在史料学上再次超越实验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还是吕振羽。吕振羽在《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一书《自序》中写道：“深深的感觉一般中国史研究者自为所谓辩证论的‘历史家’们，大抵不是如实的在履行着实验主义的方法论，便又走入了机械论的歧途。”(44)吕振羽《自序》，吕振羽《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第2页。于是，他探索了解决之道。他在此书《序幕》开篇就提出史前史研究存在的“历史材料的不充分”和“既有材料之难以正确引用”问题，那么商代以前的历史还能加以研究吗？他认为商代以前历史是可以研究的，关键是解决史料问题，为此首先要解决方法论问题。

吕振羽提出方法论中要坚持的第一条是历史发展的一般性，那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一般性的论述，或者可以理解为与罗马、日本、埃及、希伯来、巴比伦、腓尼基和波斯各国进行参照；方法论中第二条是两个吻合，这是吕振羽非常自得的，那就是“出土的一些新石器和金石时代的实物，所能指出的时代，和神话传说所暗示的，竟能吻合”，“出土的主要地方，亦竟能和神话传说所寄托的主要区域相当”(45)吕振羽《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第35页。。

按照这个方法论的两条，就可以克服一些史料不足的难题。关于夏代有不少启继承禹的传说，这些标志着家天下的确立。吕振羽指出，这些传说所揭示的历史现象，与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论述社会发展的一般性相一致。同时，这些传说主要流传于渑池地区，而现代考古在辛店、沙井、寺漥等地发现的铜器，与传说中夏能够铸鼎相一致，而且可以判定夏处于金石并用时期。这样，传说中的夏代不仅可以认定为可信的，更为重要的是古史上限从郭沫若的殷代推到夏代，从而实现了一大突破。因此，翦伯赞评论吕振羽的这一贡献时说：“把中国历史研究的领域，突破了‘阶级社会’的界限，从殷代再提前到先阶级的原始时代，因而把‘历史怀疑主义者’在中国历史上所设定的封锁线，也彻底地毁灭了。”(46)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第274页。

其实，吕振羽这一举措的学术意义还不仅止于此，它在史料学上也为解决史料缺乏问题做出了有益示范。

现代史料学要考虑的问题之一是，历史研究碰到史料缺乏怎么办？科学主义史学家朗格诺瓦和瑟诺博斯在《史学原论》中提出，解决史料不足的的途径是“疏解推论”(47)这个术语的原文是Constructive Reasoning，李思纯译为“理想推度”。Constructive，相当于“疏通”、“解释”，本身就有“推论”含义；而Reasoning则意为“推理”，Constructive Reasoning译为“疏解推论”或者“有理性的推论”可能更好。。在他们看来，开展“疏解推论”方式的有两种。一种是消极的。就是根据某事实未见现存史料，从而推论无事实之存在。例如胡适依据战国以前从来没有人提及古代的井田制，推出井田的均产制乃是战国时代的乌托邦(48)胡适《胡适之先生寄廖仲恺先生的信》，《建设》1920年第1卷第1号。。朗格诺瓦、瑟诺博斯把类似于这种情况者称为“Argument from silence”。这个词组，李思纯在翻译《史学原论》时把它译为“缺亡之考虑”(49)朗格诺瓦、瑟诺博斯《史学原论》下册，李思纯译，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第48页。，何炳松在《历史研究法》中称之为“无言之证”(50)何炳松《历史研究法》，商务印书馆1927年版，第64页。，张荫麟则名其为“默证”(51)张荫麟《评近人对于中国古史之讨论》，《学衡》1925年第40期，第1-18页。。这种“默证”，本质上说就是以未见为未有，恰好是实验主义方法的一贯表征。另一种是积极的。按照朗格诺瓦、瑟诺博司的说法就是：“乃由史料中所已建立之事实开始，而推度出史料中未举及之他项事实，此乃历史学之根本原则之应用，即过去人类与现代人类二者间之‘类同近似’也。”(52)朗格诺瓦、瑟诺博斯《史学原论》下册，第51页。吕振羽在文献史料缺乏情况下，使用神话史料，与出土文物互证，与民族材料互证，结合世界史知识或者说参照人类社会发展一般情况，确是克服史料缺乏的积极举措，是与实验主义完全不同的对待史料的态度和方法。这一做法在翦伯赞、范文澜那里得到响应。例如翦伯赞注重远古神话的梳理，他在为《中国史纲》所写的《序》中自道：“这本书，我虽不敢说已经把殷周及其以前的古史，从神话的霉锈中洗刷出来，但至少已使这一段古史，显出了它本来的面目。一言以蔽之，从神的历史还为人的历史。”(53)翦伯赞《序》，剪伯赞《史前史殷周史》第1册，重庆五十年代出版社1944年版，第6页。范文澜同样注重解读神话，他在论史前的原始社会中说：“依一般进化规律说，人类最初过着树上生活，其后发明用火，又其后发明渔猎，又其后发明畜牧，又其后发明农业。这与有巢、燧人、庖牺、神农的次序，大体符合。……传说中人物，似乎比较可信的，有太皞、炎帝、蚩尤三人。”(54)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上海新知书店1947年版，第6页。

总之，无论是实验主义史学，还是马克思主义史学，都是中国新史学的重要分支，都强调史料对于史学的重要性，拿证据说话，这是它们在技术层面的共同特征。马克思主义史学不同于实验主义的是，从郭沫若就开始的使用唯物史观解读史料，而以胡适为代表的实验主义者则非常不情愿乃至极力反对。不仅如此，面对史料匮乏的情况，实验主义者采取了默证的消极方式，而郭沫若尽管在思想方法层面与实验主义划清了界线，但在技术方法层面实际并无不同，也是采用默证的方式，其他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郭沫若基础上再进了一步。20世纪30年代，吕振羽批评郭沫若史学，是因为要在政治上批判胡适的学术和政治主张，自然少不了批判实验主义，而郭沫若的古史研究确实有实验主义特征。40年代，吕振羽批评郭沫若史学，是因为政治上要批判秋泽修二的法西斯主义史学，而秋泽修二的学术源头之一是郭沫若的观点，郭沫若的这些观点又是实验主义方法带来的。吕振羽对郭沫若史学实验主义特征的批评，仅就学术而言，不仅只是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促进了中国古史研究的进步，更为重要的是它代表着突破史料匮乏的一种努力，实现了对实验主义方法论的进一步突破，从方法论上把史料学体系又完善了一步，这不能不说是吕振羽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一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