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全球化及带来的流动社会催生了边疆人类学的诞生，开创了边疆研究的新途径。边疆人类学无论研究视角还是研究内容，都提供了新思维与新知识，多角度、全方位地拓展了边疆研究，形成了人类学视野下与众不同、斑斓多彩的边疆观，继而彰显了自身独特的学科性质和研究取向。从人类学视角出发，由边疆看世界，梳理全球化时代的边疆观形成过程，既能够理解流动社会中“边疆”这一概念发展的历史进程和内涵演变，也有助于全面认识边疆问题的时代特征以及相应的治理安排。

【关键词】边疆;边疆观;全球化;边疆人类学

【作 者】何修良，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北京，100081。

【中图分类号】C958.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21）06-0109-0008

一、边疆人类学的出场

二十世纪中叶以降，全球化时代浪潮带来了人类社会巨大的转变。作为受现代性影响的特殊场域，边疆社会与文化正处于一个错综复杂的巨变过程之中。全球化视域下人类社会行为方式和生活模式从观念性的“封闭世界”走向了功能性的“流动世界”，与之暗藏的“流动的现代性”瓦解了边疆原有封闭性和阻断性功能，边疆区域两侧的社会紧密相连，边疆逐步成为文化对话交流、经济往来与社会发展的多元互动的重要场域并具备特有规则、运行逻辑和治理模式。与之反思，传统边疆研究中的单一性与封闭性思维、叙事内容和话语体系，难以予以回应与阐释，旧边疆理论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思维挑战，难以正确合理地概括出新时期所呈现的诸种边疆现象与问题，也难以形成新的思维认知和深层逻辑提供出全球化时代与边疆相关的诸种问题的有效理论方案和制度安排。从边疆看世界，可以很好地反思全球化背景下“世界的边疆”与“边疆的世界”之间的联系与走向，审视全球化时代在国家边疆周围乃至由边疆渗透到两侧更远的地方不断涌现出各种新政治、文化与社会现象，边疆叙述方式与视界领域亟需及时转换跟进，以动态的眼光看待边疆两侧的互动、博弈与协调。

全球化在带来边疆地位和意义凸显的同时，也使得边疆研究主题日益多样性与分殊化，其显著特征表现为越来越多的边疆民族志成果不断涌现，“位于东欧、非洲、南亚、东南亚、中亚、北美和南美区域，涵盖殖民时期、前殖民时期、本土、前社会主义和后社会主义边疆的案例研究正在铺开”[1]。与传统边疆研究“民族—国家”内在性考量和边疆分类叙述思路不同，边疆研究越来越具有“总体性”，文化交流、族群身份、边疆区域的社会生活与实践等跨界视点和议题成了观察、认识边疆形态的重要内容，这为倡导多样性文化研究的人类学提供了特定研究对象和叙事指向。

“边疆人类学研究学派”最早大致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出现在英国的曼彻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Manchester），但随后就销声匿迹了。[1]随着全球化推进，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一大批人类学家重新观察、认识和描述边疆，旨在从全球化的宏大背景中重构边疆理论，掀起了新的边疆人类学研究高潮。

二、边疆人类学的研究内容与进程

边疆并非天然受人类学家所青睐，最早边疆叙事基于“国家有机体”理论，“疆界沦为一把锋利的剃刀……生存还是死亡，均悬在刀锋的两边”[2]153～191，维持着“加强本国与邻国间的相互区隔，而非促进与邻国之间的联系”[3]32。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随着民族—国家发展与全球化兴起，边疆逐渐走进人类学者的视野，才逐渐成为认识现代世界的一条途径。流动空间与变化世界使得边疆不仅是区分国家主权的标志，如何通过边疆实现国家、区域以及各种组织之间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桥梁”与“贯通”的功能，既关注边疆“空间性”的区域特征，也关注所形成的“网络关系”的社会性，这是早期人类学家尝试探索的研究思路与内容。

早期，作为国家领土的特殊区域，人们逐渐感知到边疆因流动性不再被认为是铁板的均质一块，边疆所折射的内涵差异性越来越突出并成为考察其关系、结构化问题的关键指向。简·布鲁克（Jan O.M. Broek）早在1963年就认识到这一点，他认为国界与其他类型边界不重合的现象很普遍，边疆区域之间往往呈一种犬牙交错的复杂状况，边疆周围分布着不同类型现象的混杂区。[4]博安南（Paul Bohannan）等人在1967年论述了文化边界与政治边界之间的不一致现象，并对跨越国界的文化景观（cultural landscapes）进行了相关分析。[5]而全球化的兴起加剧了边疆流动与非均质化变化，在跨界流动时代，边疆原有特征消失，身份认同与归属的不确定性而具有了“模糊边疆”（ fuzzyfrontiers）[6]25的特征，这一点随着边疆城镇数量增加、边疆人口不断增长与流动加速更为凸显。在人类学视野中，在“时空压缩”的流动世界里，边疆的描述转向了“跨界空间”的“流动性图景”，逐步成为“一种主体性的而非客体性的东西”[7]。边疆逐步进入到了以全球的、世界的视野、意识予以审视的范畴内，边疆力量辐射到周边区域，最终镶嵌到其附近的文化结构之中。[8]早期人类学视野中边疆认知及其研究特征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

第一点，在驱动力上，流动性社会的到来促进了边疆人类学的发展。全球化带来的“去地域化”深深地影响着边疆，边疆不再是静止不变的，也不再是隔离与阻碍的象征，“好像变成了一层渗透性极强的薄膜”[9]。移民社区和跨界社会的流动加速了边疆空间特征的消失，甚至有学者极端地认为边疆始终“依偎在我们身边”（all around us）[10]33～35，边疆在实践中从“控制”性行为走向了“生产”性行动，边疆区域延伸和扩展到某一侧国家内部甚至更远的地方。边疆在不同的时空中“涌现”与“弥散”，像一个“潮标”（ tidemark）[11]7一样起伏不定，“边疆也被视为无数互动的交点或是毗邻边界线所背离或集成的各样各式的地点”[1]。邊疆因流动而不再局限于地理划分而具有了多重空间关系的分野，人与物的流动进而带动了边疆文化的变迁，在暗合人类学研究旨趣的同时也构成了人类学家努力探索的目标。

第二点，在内容上，转向了对边疆的主体性与能动性的研究。随着全球化进一步发展，新兴技术、世界组织的兴起等使得国家之间相互依赖凸显，促进了边疆秩序变革和社会变迁，“国界的能动属性受到重视”[12]。人类学家埃尔温·斯托达德（Ellwyn Stoddard）基于美墨边疆的研究，提出了与“国家系统”（state system）相对的“边疆系统”（frontier systems）[13]，他认为“边疆系统”动力来源于跨境行为与流动性的驱动，边疆区域逐渐成为一个单独的功能性空间。还有学者为了强调边疆能动性结果的复杂性和偶然性，提出了“边疆效应”[14]（frontier effect），认为边疆区域存在三类效应，直接效应主要指边疆区域对于周边的影响;间接效应主要指边疆的划分使得边疆区域隶属于两个民族国家辖制之下，其所做出的不同决策会对边疆区域带来相互影响;诱导效应源自边疆对于经济机会和社会发展的影响进而边疆区域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经济互动和社会交往模式。人类学视野里，在流动性世界中，边疆是一个独立的社会体系，[15]边疆不再被作为是民族国家治理的本质化对象，不仅仅是由诸种政治理念与权力实践所框定的“被动性”产物，而是被视为一块能动性区域，也关注自身潜在问题的过滤、识别与治理，“边疆就像植物或动物的表皮——是抵御有害因素的保护层，然而对于有益的投入却具有渗透性”[9]。人类学视野下的边疆展示了边疆在如何成为一块可辨识的异质性区域的同时，也因能动性也显示了自身社会的多样性特征。

第三点，在性质上，由“固定”转向“流动”。很长时间边疆作为地缘政治的“缓冲区”（buffer zones）对待，指向特殊的物理性区域存在，而不具有空间的整全性以及相对应功能的发挥。随着全球化推进，在人类学视野下，边疆犹如缝隙[16]难以隔绝，在跨国商务、移民劳工、跨界民族、社会救助与公益活动等方面交流渐隆，边疆区域经济、文化社会联系日益频繁，以此形成了边疆的混杂性、流动性及在地化等特征，“边疆地区的公共性成为一种多元的公共性”[17]，边疆人类学开始关注边疆怎样影响生活于其周边地区人们的政治观念、经济关系、生活样态等方面[18]议题。边疆区域在民族—国家视域下的固定性、僵化的边疆观开始复苏，并在观念上助推了对“划定”边疆的超越，转向了“逾越”与“流动”视角的边疆塑造，边疆区域逐渐摆脱了主权博弈范式，成为具有标志性的政治、文化互动空间。

早期，边疆作为一种全球化的表述对象，沿着局部逐渐铺展开来，被人类学家描述成为一种流动的、活泛的和各种网络关系的动态实践，成为各种物质与文化相遇的地域。但“边疆人类学的第一代研究在很大意义上是以地方的、特定的及聚焦于领土的边疆概念为中心”，“尤其是涉及民族国家政治边界的研究，并未能系统发展有关理论”。[19]随着全球化推进，人类学对边疆的描述与型构以多面向的内容和多样化的方式逐次铺展开来。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随着全球化加速，国家间的相互依赖日益增强，区域一体化昌盛，跨界行为日益频繁，边疆区域受到了更多持续性关注，边疆人类学进入到了快速发展的新阶段。边疆研究在人类学“文化转向”兴起和“主体转向”确定的影响下，边疆人类学从身份认同多元性和主体行为多样性两个纬度将全球化的边疆观阐释引向了深入，边疆研究议题从“空间性问题”转向了“主体性问题”，其内容“从关注边疆包含什么转向边疆本身以及他们所参与其中的边疆过程”，进而“通过那些在边疆生活并跨越边境的行动者的能动性去追问边疆如何、为什么以及在什么时候被塑造、维持和消逝”[1]。埃曼（Heyman）较早敏锐地捕捉到这一转向，他主张通过两种路径关注边疆，政策问题路径以政策为基础的研究，内容涉及诸如来自墨西哥的合法和非法毒品走私、无证件移民、当地商业、经济发展和环境问题方面的边疆工业化、跨国界政府合作等问题;而边界意象路径则注重对美墨关系文化和权力方法进行分析。[20]与之类似，阿瓦拉兹（R.R.Alvarez）将边疆人类学明确划分为“写实主义者”（literalists）和“反写实主义者”（a-literalists），前者关注移民、政策、定居、环境、身份认同、劳工以及健康议题等现实问题，后者则关注地缘政治边界的社会界线以及行为中的矛盾、冲突及身份转变问题。[21]总体上，人类学开始阐述边疆是如何“在多元主体共同作用下形成了一个具有弹性、冲突和角逐的生产性过程”[22]并描述了不同人群社会关系网络中“结构距离”的变化以及相应身份认同的选择，进而形成了“一个不同主体之间各种企图和行为的共同作用下编织的不稳定的、个体化的边疆体制”[23]。在研究内容上，黑斯廷斯·唐南（Hastings Donnan）的研究更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他将边疆人类学分为文化边疆、领土和政治边疆、社会和象征边疆三方面。文化边疆蕴含着不同边疆内涵与身份认同差异的联系、碰撞等结构性张力。政治意义边疆从时空视角记录地方社群与国家之间关系，而象征性边疆强调社会边疆主体的关系性本质，这三个方面“强调关注边疆如何被建构、协商和从‘下往上看，这三个研究方向相互汇聚，成为评价和区分边疆人类学的基础”[1]。总之，全球化推动了人类学视野下的边疆观“再发现”，完成了对于边疆地区知识空间的叙述与归类，逐步形成了边疆文化与知识的多重指向与意义的复合性议题，边疆概念在得到抽象化的同时也得到了不同场域中的具体化认知，逐步构建出具有特定学科的观察视角与叙述方式的知识空间。

首先，人类学对边疆主体转向进行不同维度的揭示并诠释了边疆主体的社会化进程。近些年，人类学者聚焦“移民过程”调查与追踪研究，他们研究指出流动世界的边疆就是不同群体所遭遇的规训与过滤的身份治理过程，人口流动既是一个针对个体的塑造性装置，也被视为根据不同群体的筛选、区分和治理的过程。[24]但个体身份又表现出多面向，在不同的空间情景中视机而动地理性抉择，“他们在对权力和服从的闪转腾挪中，不但变换和重建身份认同，并且往往运用多元身份”[25]。边疆区域治理过程中主体生产所凸显的政治策略，国家与个体很难再用单方面的规训与惩罚去框定，而是寓意了不同主体关系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大量民族志显示跨越边界的人员流动不断形成了跨界地方性关系，“在边境地区，移民既是界定边界的外国人，也是默认的（尽管处于阶级结构的底层）内部人士”[20]。相反，那些无法被“共同体化”，由社会机构、资本、官僚所利用法律作为治理之术对移民“非法性”再生产，“人”与“地”相分离而陷入了“例外状态”（state of exception）而成为边疆区域所要过滤与治理对象。同时学者认为边疆是可视为一个身份可以转换和交叠的地方，所指向的社会关系随时都可能被调动与唤醒，边疆主体认识到自身能力有限性并约束自身的行为从而重塑我者与他者、个体与群体的关系，进而通过“多种认同、社会网络、正式与非正式、合法与非法的关系网络把周边边界线两边的人们联系在一起”[26]6～10，最终形成了一种按照群体差异而非空间融合的全球“流动体制”（mobility regime）[27]。總之，不同身份的多元主体互动以及背后包含着自身的利益诉求，边疆日益成为一个空间意义不断变化的人的关系场域。因此人类学视角中的边疆本质上是人的政治与差异化政策的体现。

再者，随着研究视域扩大，边疆人类学研究视角从地方性走向了全球性。非洲、欧盟、中东、美墨边疆等逐步进入了人类学家视野，逐步“洞察边疆和更广阔的空间之间政治想象的关系”[28]。比较有典型性意义的是，被称之为“第一热边”的美墨边疆是全世界边疆研究和边疆类型刻化的样本，边疆、边境及其跨界行为的观念因素等相关论述都来源于对该边疆的研究，可以说没有其他任何边疆像美墨边疆一样能够展现出权力、经济及人类境况际遇上的不平衡与复杂性，美墨边疆是民族国家如何谈判、排斥并影响不断变化的地方行为的最好例子，[21]在人类学中被视为用来研究不平等、权力、全球经济及文化和社会联系的代称[20]，等等。美墨边疆的多重认知表明，学者对边疆理解的想象更为活态，不仅呈现出边疆区域化意义，也逐步显现出世界性内涵，其显著的表现特征为，边疆越来越表现出“高度流动的、延展性的和扩散性的”[29]455～472，边疆不断地位移和游离，尤其是在族群以及社群的边界上人们需要进行生产和再创造，常常延伸到很远的地方，例如在瓦哈卡（Oaxaca）、墨西哥城和洛杉矶之间;中墨西哥（Central Mexico）和芝加哥之间;海地（Haiti）与纽约之间，可谓是“处处是边疆”[30]。萨林斯则以“社区”阐释了虚拟边疆的渗透性，他认为，当今阶段的流动移民正在创造一个崭新的文化模式，建设了一个没有实体的虚拟社区，甚至在第三世界的一个乡下村庄，跨文化之地也能够常常跨国界地延伸到大都市的“国外的家”（homes abroad），而这个虚拟社区通过商品、思维和人来人往而聚集起来，其结果是“一个地理空间很小的偏僻村庄，但其社会意义的村庄则拓伸到千里之外”[31]，日益消解了“国家主义”在场。

最后，人类学视野下的边疆观阐释更为多样具体。全球化时代的人类学视野从主体性问题视角反思，边疆观不再是简单的复述与承继，有了更多比较观、反思性和建构性特征，被多方面的概念化抽象和观念化塑造。比如，格林（Green）指出，随着全球化进程加速，“边疆性”（borderness）[10]127特征明显，学者不再一味关注边疆的稳定性和持续性的研究思路，开始注重边疆暂时性状态和非持续性特征，他指出边疆塑造不能视为一劳永逸的，而是经由不同主体的权力/话语、社会/实践等社会建构的产物;大卫·纽曼（David Newman）讨论了边疆的“混杂性文化空间”（mixed culture place）[32]，以此观察跨界合作中“两个群体”能直观地感受到不同的文化认同，进而形成一种混杂性、过渡性的文化仪式与身份上的“阈限空间”（liminal space）;马蒂纳·塔齐奥利（Martina Tazzioli）引进了“竞争性边疆”（contest borders）[33]这一概念，他阐释到，在国家治理的边疆政策中，边疆民众有着自身的主动性而不是一味地被动接受政府政策，政府的治理之策需要有民众参与的身影和对抗式话语的吸取，等等。总之，人类学在描述边疆在全球化整体性框架的同时，也分述了这种框架下的区域性与特殊性，揭示了边疆观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原有的内涵性流变及在演变过程中的内在性张力。

综上，人类学叙事下的边疆观，呈现出三个鲜明特点。

第一，“边疆不边”。传统研究上人们常把边疆视为地理的边缘，忽略了边疆所具有的对外开放性、联系性和主体性的特征。人类学家很早就注意到边疆流动特性以及自我能动性，随着全球化加速则理解的更为透彻，边疆社会“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区域认同和自治机制，能够比较清晰地表达自身需求并能够主动维护自身的利益”[34]。自主性的联结、沟通与连续性功能给边疆“区域性”（locality）灌注了无限张力，逐步生成某种“中心”特质的社会关系网络，所承载的意义也在发生改变，不在于治理边疆（policing boundary），而在于生产边疆（producing boundary）。[35]

第二，對边疆差异性描述形成了多样的“世界边疆”。人类学视角下的边疆像一个棱镜，衍射出摇曳多姿的时空想象和关系隐喻。这种差异性既有不同地域边疆在人类学中呈现的不同状态，比如对美墨边疆政治地位悬殊的描写、对欧洲边疆移民社群拼绘的马赛克图式的“无边界流动”叙述和对非洲边疆边民行为的书写。也有同一个区域中边疆内容研究的差异性表现，比如政治性边疆观描述了边疆的渗透性特征，文化性边疆观立足当地人感受与想象来解读边疆，社会性边疆观则注重边疆区域地方性实践和知识的发现与描绘。[36]这些差异性描述型构了边疆发展的多样性而显得更加分殊奇异，形成了重叠式和互嵌式的多样化的世界边疆概貌。

第三，对边疆主体性的描述形成了丰富的“边疆世界”。边疆人类学是以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对边疆与边疆世界的实地考察与研究，对边疆的描写沿着从主体实践和主体性塑造角度来分析边疆社会的整体性和文化多样性，其结果是民族国家在边疆区域的权力空间范围的“主权”问题逐步转化为主体间性空间范围的“人”的问题，其逻辑是人类学更多地注重不同主体在边疆区域具体情景的行为表现及其在集体行动中的逻辑，重释了边疆空间所承载的社会内涵、公共意义以及相关的治理技艺进而塑造了内涵丰富的“边疆世界”。

概言之，全球化时代的人类学边疆观形成，事实上是一部边疆从静态到动态卷入全球体系的历史进程画卷，通过“边疆/边疆”将“国家/国家”“国家/区域”，乃至将全球世界勾连和弥合起来，进而获得了在更大政治架构、更广阔的社会与文化变迁进程中的观察与思忖。

三、边疆人类学的研究对象、本质与未来发展面向

传统研究中人类学家很少关注边疆，“过去人类学处于边疆研究的边缘，但现在我们处于新的边疆研究类型的前沿”[21]。人类学在一种流动边疆的时空场域中考察不同社会与人群的互动，从而触发和生成一种新的边疆社会运行思维和逻辑，为解读地方性的文化和边缘族群的边疆思想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这是其他学科所不能比拟的，“人类学聚焦国际边疆区域地方性社会，分析其文化的物理与象征过程。关注平常实践生活文化建构，重释了边疆各社区之间和国际之间界线的内涵，这是此时期其他社会科学中该观察视角所不具备的”[37]。边疆人类学鲜明的学科特质也促使了边疆研究从“自在”走向“自觉”，最为典型的是边疆人类学已经进入到了人才培养的课程设计与课堂教学中，比如伦敦经济学院开设了“边疆与边界人类学”课程。[19]

在研究对象上，一般认为“边疆人类学以国家边界及其相关活动为研究对象”[19]。但这种界定显然有些单薄和片面，威尔逊（T.M.Wilson）和唐南（Hastings Donnan）则全面探讨了研究的主体与客体，他们认为边疆人类学研究的主体既是边疆社会中的特殊群体，也是民族国家的公民，而不应该是被媒体和人类学家所建构的“形象的人”[38]9。在客体上，他们认为边疆人类学是以文化研究为起点带动边疆社会研究，关注文化认识、地方社区和边缘地域，特别强调立足于对国家边界线的区域进行长时间的田野调查，分析边疆社区的地方性，进而通过以文化来充实推进民族—国家框架制度和宏观层面的研究。[37]阿瓦拉兹（R.R.Alvarez）则基于对美墨边疆研究的梳理，认为边疆人类学研究主题至少有三方面，“其一人类学家形成了对过程，尤其是对墨西哥人向美国移民这一过程的早期关注。其二人类学家注意到了民俗在理解身份、不平等以及文化冲突这些地方概念上的重要性。最后本土人类学家对主体/客体、内部/外部的人类学观念形成了认识论上的挑战”[21]，其核心的关键词则至少应该包括“跨越边界和人类适应性在众多维度上的变化，表明了人类学标准中最重要的因素——社群、文化、性别、认同、权力以及支配”[21]，这些因素要么内生于文化肌体中，要么外化为文化的相关元素。两者所认为的框架与研究对象大致相同，边疆人类学因边疆的特殊性，呈现出“国家/社区”“文化/社会”“田野/文本”等结构分析与层叠视角，边疆研究融合贯通的综合性特点彰显，“人类学所带来的不拘一格和跨学科的田野作业，使边疆研究成为日渐具有将问题、观念和比较研究路径三者融会特征的研究”[1]。

本质上，边疆人类学上是由世界不同边疆区域的地方性知识汇聚构建而成，融合和丰富起了各种特殊主义的边疆知识谱系而渐成理论规模和学科意蕴。微观上关注边界民族研究，“强调少数民族的研究而非主体民族的研究”[39]。中观上认为当前研究已经进入到一个过渡期，从边疆政治观转向了边疆文化观、边疆社会观，“已经转向了对行为和身份的游移以及文化实践的机制性空隙中的社会类型的重组的关注”[21]。宏观上注重边疆、国家与民族之间关系，边疆人类学揭示了“‘民族与国家的互相影响，及边疆在‘民族与国家的历史、‘当下与未来中所担负的角色”[38]9。人类学视野的边疆研究在微观与中观上较多关注边疆社会中少数民族主体性的研究，洞观边界两侧特定社会空间中行为内容与方式以及群体之间的相互影响。宏观上把国家、民族、边疆这些要素放在了多重空间中进行考量，重新论述了边疆空间所承载的社会内涵与公共意义，边疆的知识议题愈来愈具有跨区域性乃至全球性意义，“边疆人类学在其他学科和跨学科研究中，凸显了全球性特点，国内或国外的边界、界线及边疆是全球化世界中不可缺少的内容”[40]538。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特别是区域化边疆交流交往不断深入，人类学的边疆探索与努力仍旧是一个未完的、漫长的持续性进程。

以多种跨界互动为特征的边疆社会异质特殊区域统摄了人类学发展的关键元素，关注与探索边疆使人类学从此走向了遥远边地，走向了古老民族，走向了更深层次的文化交流中，直面描述和回应真实的边疆社会，人类学的理论体系开始能够为边疆社会改善贡献知识、方法和实践技术上的可行方案与智慧思想，人类学从“走向边疆”到走入“边疆之中”，用自身学科的思维与方式去影响人们对边疆文化的新理解，追根刨地追究“在那里”文化的真实意义，动态书写边疆文化表达的新坐标逐渐树立了起来，拓宽了边疆领域中社会、文化与个人的复杂性认知。与之相应，人类学也开始走出对“社会”这一常见概念的单向维度狭隘认识，开始反思人、文化及作为整体性文明的认知，“具有批判精神的原住民（Rousseauian Native）以及意識形态化的农民已经打破了人类学的模式……随着边疆人类学的诞生，我们对于既有的人类学标准提出了挑战，并重新确立了方向”[21]。

边疆人类学从提出到深入研究，取得了很大发展，但作为一项新兴研究，毕竟有着“较长但并不深厚的历史”[19]，研究对象还不够明确，研究目标杂多而未体系化，学科的一般性、抽象性和普适化特征还不够彰显，总体上还处于探索阶段，“边疆研究如何增进我们的知识并加深对当地民众和文化实践的理解？如何将这些知识应用到我们的分析当中？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的发现对于人类学学科认识论又具有怎样的意义？”[21]一些涉及实质性内容还需要进一步廓清，“边疆人类学发展对社会和文化边缘究竟描述了什么？虽然有一些真实内容，但它们偏离了位于典型国家之间且存在较大官方结构的典型边界”[20]。如何理清与传统边疆研究中民族国家视角的关键内容，多点描述边疆图景，这是边疆人类学研究的新挑战，也是新使命。这就需要更多人参与和书写，“重新定义和设计研究，在特殊的国家边界中收割新的边疆想象”[40]538，进而“通过对世界范围内边疆的比较研究，并通过跨学科的方法实现边疆理论的普遍化”[41]20～22。这或许是边疆人类学赓续前行所应关注的新面向。

近些年，中国学者一直呼吁建设中国边疆学，并且从地理学、历史学、政治学、哲学等学科知识方面进行阐释与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通过开展多点边疆田野调研，把边疆认识理解为一个由具体场景下展开的过程进而形成一种从局部视角理解边疆的新途径，并有效地嵌入到边疆理论研究的“宏大叙事”之中，进而形成“宏观俯瞰”与“微观深描”的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路径的有效结合，或许能够为中国边疆学的发展提供有效的理论增量和知识空间。

（本文系“中央民族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专项”资助项目“边境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逻辑及优化路径研究”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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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SSENCE OF BORDERLAND ANTHROPOLOGY： NARR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BORDERLAND

VIEW IN THE GLOBAL ERA

He Xiuliang

Abstract：Globalization and the mobile society that it brings forth give birth to borderland anthropology and open up a new way to study borderlands. Borderland anthropology provides both new thinking and new knowledge no matter in research perspective or in research content， expanding borderland research with multiple perspectives and full comprehension， forming a unique and colorful borderland view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anthropology， then revealing its special disciplinary nature and research orient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nthropology， observing the world from borderlands and sorting out the forming process of borderland view in the global era not only can help us to understand the historical process and connotation evolution of the concept of borderland in the mobile society， but also help to recognize the times features about borderland issues and the corresponding governance arrangements comprehensively.

Keywords： Borderlands， borderland view， globalization， borderland anthropology

〔責任编辑：罗柳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