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菲菲，汪 涛

(武汉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一、 引 言

在经济全球化和市场开放化的时代背景下，中国企业的成长路径和管理实践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了西方主流管理理论。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呼吁建立东方管理体系，开展中国本土的管理研究[1-2]。其中开展本土管理研究的关键在于把握中西方文化的差异[3]，洞悉中国管理现象背后的文化基因[4]。Tsui(2004)[5]对“本土研究”的定义也在很大程度上突出了本土文化的重要性。甚至有学者指出，任何人类活动的原因都可以追溯到文化[6-7]。忽视中国管理实践的文化特殊性，在解释中国企业的管理问题和经济活动时简单复制或套用西方理论，可能会得出脱离实践甚至是有违事实的错误结论[4]。

近年来，学界就如何开展本土管理研究这一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讨论[3-4,8]，对文化路径的实现方式、方法论和研究范式展开了积极的探讨[1,3,9]。探究中国文化与组织行为间关系的论文数量也呈现增长趋势。这些文章大多从情境视角出发，考察了中国独特的文化情境对组织中个体、群体或组织自身行为的影响作用。但本土管理研究仍旧处于起步阶段，其原因主要在于以下三点：其一，文化定义不一、维度多样、分析层次多元，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进一步加大了文化核心要素的识别和提取难度。其二，文化理论相对匮乏，文化影响组织行为的作用逻辑缺乏系统性梳理和总结。其三，文化研究路径缺乏科学性和规范性，这使得研究成果难以建立学术合理性，更难以实现中西方管理理论的对话和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