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琳

(黎明职业大学 工会，福建 泉州 362000)

近年来，国家大力推进职业教育现代化进程，现代治理能力是职业教育现代化的标志。国家“双高计划”中明确提出职业院校要形成学校自主管理、自我约束的体制机制，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1]的目标。从高等教育的学术性角度来看，作为理性系统组织[2]的公办高职院校和普通本科都具有学术机构和权力机构双重性质的特征。在职业教育现代化的背景下，在高职院校现代化改革过程中，调适好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之间的关系，实现政府、社会和高职以及高职内部各利益主体多元共治[3]，对于提高治理能力，从而促进国家职业教育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将从公办高职院校的权力内容、范围、特征和结构等方面来探究“双高计划”背景下多元共治的公办高职院校治理模式，寻找现代化治理能力提升的有效路径。

一、公办高职院校权力结构类型、特征及运行方式

(一)公办高职院校权力类型

在权力结构中，公办高职院校与本科高校的权力类型有着相似之处，但同时也有着自身鲜明的特色。高职教育是一个涵括政府、企业、行业、社会等主体共同参与的生态系统[4]。作为行政机构的附属，高职院校权力结构存在政治权和行政权；作为学术组织和学术机构，其权力结构存在学术权。与本科高校不同之处在于，公办高职院校与市场结合密切，学术(专业)必须与产业发展紧密结合，并与企业成为校企命运共同体的关系。因此，在公办高职院校的权力结构中还存在市场权。综上所述，公办高职院校的权力类型包括政治权、行政权、学术权和市场权。

(二)公办高职院校权力结构特征

公办高职院校的政治权、行政权、学术权和市场权有着鲜明的特征。

一是统一性。从目标属性来看，四种权力运行与协同的总目标都是为了学校有序、高效、安全、平稳发展。同时，各个权力子系统的内容设置和评价目的与总目标呈现一致性。例如，公办高职院校学术评价和市场评价的落脚点是一致的。

二是多元性。一方面，从整个权力类型来看，公办高职院校有四种权力类型；另一方面，从每个权力类型的内部结构来看，其呈现出多元性的特征。例如，学术权力有学术评价权、学术决策权、学术自由权等等，行政权可以分为党系统的权力和行政系统的权力、个人权力和团队权力、校级权力和院级权力等。

三是层次性。受科层制文化的影响，四种权力内部都有很清晰的层次。例如，行政权分成校级、院级和系三个层次，学校职能部门还分成了校、处、科、员四个层次；学术权力分为校级学术委员会和理科学术委员会、文科学术委员会两个层次；等等。

四是依存性。四种权力之间相互制约、相互关联，彼此关联依附性比较高。例如，学校许多双肩挑教师，既是职能部门领导，履行一定的行政权力；还是学术委员会成员，履行学术权力。公办高职院校还聘请了许多企业技术专家担任学校实践教学导师，他们既履行学术权力，又代表企业履行市场权力。

(三)公办高职院校权力运行方式

公办高职院校是按照政治伦理、学术逻辑和市场供需进行制度设计、组织架构和权力安排而形成的一套规范运作的系统。四种权力的运行方式各不相同，具有自身鲜明特点。

公办高职院校在行政管理体制下，政治权力是核心，党委行使政治权力，全面领导学校工作，引领其他三种权力的方向，即主要依托党组织坚定政治理想，履行对高职院校的政治领导与管理。行政权力是抓手，主要依靠行政机关运用行政手段，对高职院校进行治理。学术权力是基础，主要依托由教师组成的学术机构并依靠教师的学术修养和专业素养，对高职院校学术能力进行提升。市场权力是补充，主要依托由技术技能人才组成的校企合作机构，秉持产学研用相结合的理念，依靠企业和产业参与人才培养的过程，促进政产学研的良性互动，提高高职院校的办学水平。

二、公办高职院校权力结构面临的问题

(一)政治权力与行政权力边界模糊

现在，公办高职院校都是由政府举办，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在公办高职院校中由于职能的交叉，极易造成党政权力边界模糊。政府是高职院校办学经费的主要提供者[5]，政治权力与行政权力不可避免地交织在一起，政治权力行政化，行政权力政治化，党委的决策权力和行政的执行权力之间相互制衡不足，没有完全形成党委统一领导、党政分工合作、协调运行的工作机制[6]。而且，随着政治组织的行政机构化、政治工作的行政事务化、政治工作人员的行政身份化，更加强化了大学行政化的程度[7]。大学行政化色彩较重，形成权力强势，掌握控制学校行政、学术运行，呈现权力一元化特征，与现代大学制度不相符。

(二)行政权力干预学术权力

《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第二十四条明确规定，高等职业学校可以结合自身特点，确定学术委员会的组成及职责，制定学术委员会章程[8]。和本科高校相比，公办高职院校的发展历程比较短，学术强校的思想尚未取得共识，学术权力根基较浅，学术氛围不浓。有的公办高职院校学术委员会刚刚成立，学术组织运行机制也不完善，仅仅是咨询机构；行政部门掌握各种资源，学术委员会不能真正对学术资源进行占有与分配，学术权力式微。有的公办高职院校甚至没有成立学术委员会，完全按照行政化思维进行学术管理，行政权力取代学术权力，行政管理取代学术事务管理。学术事务的独特性和学术权力的独立性缺失，造成学术权力缺位。

(三)市场权力依附于行政权力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是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契合融通的重要标志，是科学办学和“双高计划”建设的生命线和落脚点。产教融合模式需要学校、企业和市场三方力量充分参与才能发挥最有效的作用。

目前，企业参与学校办学，主要是在行政权力主导下实现，行政权力关注点主要集中在企业的关键性资源(钱财物)投入方面，对于技术技能、专业实践、产业需求等软性资源关注不够。只有在获取关键性资源基础上，职业院校才会转让一部分学术权力给企业，形成市场权力。因此，市场权力完全依附于行政权力之下，力量薄弱，形成不了影响力，无法成为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有效补充。

三、公办高职院校加强治理能力的有效途径

“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多元共治、二级管理、民主监督”的现代化治理模式，是公办高职院校政治权、行政权、学术权和市场权调适与优化的目标。公办高职院校应当坚持政治权力为方向和核心，淡化行政色彩、调整行政权力，突出学术地位、加强学术权力，建立多元共治的权力结构。

(一)调整政治权力和行政权力

公办高职院校在提升治理能力时，要进一步厘清政治权力和行政权力之间，及其各自内部的关系和边界，为学术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和提供坚强的保障。一是厘清党政权力关系，在坚持政治价值的导向下，发挥党委在政治权力的核心和引领作用，降低政治权力行政化的趋势，减少交叉，划清边界，建立更加明晰的党政权力关系、运行机制和方式；二是坚持民主集中制，正确处理好个人权力与团队权力的关系，加强行政团队建设，提高行政团队能力，发挥行政团队的作用；三是正确处理校院两级行政权力关系，实施校院两级管理体制改革，破解高度集权的倾向，管理重心向学院、系下沉，扩大学院的办学自主权，调动学院办学积极性。

(二)重构学术权力

一是加快建立健全学术组织和制度，建立院校一级的学术委员会、教学委员会和专业委员会等；制定和完善各类学术制度，特别是对学术权力职责、内容、行使途径和效力进行明确的规定。积极探寻学术组织发展规律和学术权力的运行规则，建立健全科学有效的公办高职院校学术权力体制机制。

二是培育学术权力的基础，提高教师专业能力和学术水平，引导教师积极参与科学研究，提升研究水平，为学术权力运行奠定基础；鼓励教师积极参与学术组织，在学术组织中提升专业能力和科研能力；引导市场权力与学术能力相结合，支持教师参与行业、企业技术创新，以提升学术创新能力。

三是落实教授治学，落实民主监督，完善学术委员会章程，拓宽教授参与学校重大决策的渠道；提升学术权力在学术决策、学术资源配置上的话语权；促使教师积极参与党务、行政管理、专业建设、校企合作等四种权力运行的全过程。

(三)完善“政行企学”四权共治机制

在坚持党委领导、校长负责制的前提下，进一步优化治理主体，完善“政行企校”共治机制，探索试行联合党组织领导下法人代表负责制，建立起多元利益共同体之间的共容利益[9]，详见图1。

图1 高职院校“政行企学”四权共治机制

一是完善“政行企校”共治机制，强化党委管党治党、办学治校主体责任；固化“政行企学”长效运行机制；完善董事会、校友会、战略理事会、发展委员会章程，择选优秀政治家、企业家、校友成为董事会新成员，发挥董事、校友合作办学作用，推动生成一批董事、校友校企合作共同体。

二是探索党组织领导下法人代表负责制，聚焦产教融合国家试点城市建设，深化混合所有制产业学院、股份制职教集团改革。扩大合作企业和行业协会在审议培养方案、课程标准等学校重大事项的话语权，打造一批产教融合型企业，形成校企命运共同体样本[10]。

(四)以质量为抓手，建立良性及数据治理模式

高职院校应建立四种权力相互促进的良性治理模式，建立“数据决策”[11]的治理结构。

一是打造公办高职院校办学质量标准体系，建设标准链和制度链。制订完善教师发展、学生发展、专业建设、课程建设等标准链和质量建设、运行、监督、保障及自我诊断改进等质量保证制度链；梳理标注办学质量质控点和数据画像集，建立包括学生发展、教师发展和办学成效在内的三维质量控制点体系，完善教学班、课程组、专业群、二级单位、学校五层级运行质量数据画像集；立足全域数据中心，驱动数据服务治理，优化升级智慧校园环境，实现教师发展、学生发展、人才培养等质量标准可视化，推进以学与教质量持续改善为目标的大数据决策系统的应用。

二是对接国际标准，增强第三方评价，建立数据治理模式。制定开展第三方评估办法，评估结果运用于改进办学目标、方案及过程；完善以学生为中心、多元主体的满意度调查机制，与具备全球范围公信力的第三方评价机构开展深入合作；全球范围内公开选聘权威“外部质量审查官”，对学校质量保证体系运作情况进行定期审查和元评估，增强质量数据公信力(详见图2)。

图2 数据治理模式

三是建立质量反馈自我调适良性运行机制。通过质量监督、质量反馈和质量作用，判断四种权力运行效率的高低，预防四种权力的失衡，并对四种权力运行过程进行自我调适和修正。

总之，在“双高计划”建设任务下，应坚持党委的领导，优化现代法人治理结构，理顺高校与政府、社会的关系；厘清学术权与行政权、政治权与市场权等关系，充分发挥教代会、学术委员会、教授委员会的作用；厘清学校与学院的关系，放权强“院”，充分调动二级学院办学积极性；在“管办分离”、依法治理、全面监督、高度自治的法定机构治理模式下，创新和规范办学多种监督机制等等，推进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