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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外资企业碳足迹的追踪与溯源

2021-02-09闫云凤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21年8期
关键词:外资企业

摘要跨国公司是对外贸易和跨境投资的重要力量,也是贸易和投资碳排放转移的主体。文章构建反映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异质性的世界投入产出模型,测度和分析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国外资企业的碳足迹。结果表明,从趋势上来看,外资企业碳足迹变化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05—2007年),外资企业碳足迹和占中国碳排放的比重同时上升,碳足迹从2005年的1 067. 20 Mt上升到2007年的1 428. 98 Mt,占比从19. 97%上升到22. 08%;第二阶段(2007—2014年),外资企业碳足迹上升,但占中国碳排放的比重下降,到2014年碳足迹达到1 827. 28 Mt,占比为20. 02%;第三段(2014—2016年),外资企业碳足迹下降,占中国碳排放的比重也下降,2016年碳足迹达到1 677. 91 Mt,占比为18. 51%。规模效应是促进外资企业碳足迹增长的主要因素,技术效应是驱动碳足迹减少的主要因素,结构效应的影响非常小。从国际比较来看,2005年外资企业在美国的碳足迹最大,但随着外资企业在中国碳足迹的快速增长,2016年中国已超过美国成为外资企业碳足迹最大的东道国。虽然近年来中国的碳排放强度下降很快,但这一减少碳足迹增长的技术效应还不足以抵消中国FDI快速增长的规模效应,因此,2017—2020年中国仍为外资企业碳足迹最大东道国。中国香港地区是在华外资企业碳足迹的最大来源地,其次是日本和美国、中国台湾地区紧随其后。在华外资企业的碳足迹主要集中在碳排放系数高、为企业生产提供原材料和能源供应的行业。基于以上结论,建议中国继续降低碳排放强度、完善低碳产业发展政策、鼓励外资企业投资低碳技术和产业,从而减少外资企业碳足迹。

关键词 外资企业;碳足迹;投资碳转移;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

中图分类号F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21)08-0032-11DOI:10. 12062/cpre. 20210112

基金项目:北京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京津冀产业转移的影响与升级路径研究”(批准号:18YJB012);全国统计科学研究项目“我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核算问题研究”(批准号:2020LY084);“NVC与GVC双嵌入视角下中国省域碳排放责任界定研究”(批准号:2019LZ05);北京市教委科研计划一般项目“北京市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嵌入模式、嵌入程度和升级路径研究”(批准号:SM202010038013);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北京市属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尽管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各国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锐减,但外资企业在中国的生产和贸易中仍然发挥重要作用。2019年中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约4. 1万家,实际使用外资1 412亿美元,增长2. 1%,连续多年为全球第二大FDI目的国[1]。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报告显示,2020年中国FDI增长4%,达到1 630亿美元,成为全球最大外资流入国。外资企业通过对外贸易和跨境投资对全球价值链产生重要影响,但他们对其产业链带来的社会和环境影响知之甚少[2]。许多外资企业生产对东道国的碳排放等环境问题产生很大影响,但其贸易投资和生产经营决策却是在母公司做出的,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外资企业的环境影响不仅超越其公司内部,而且超越国界对东道国乃至全球的气候变化都产生影响。多数外资企业都是大型跨国公司,他们在全球进行生产布局,各公司的减排行动和决策相互影响,是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力量。碳排放核算和排放责任界定是减少全球碳排放的基础,但跨国公司的对外贸易和投资活动给碳排放核算带来了很大挑战,因为外资企业的对外贸易和跨境投资相互作用,都会产生国际碳转移[3]。

1文献综述

在国际贸易对碳排放的影响方面,由于国际贸易使得生产和消费在地理位置上分离,一国可以通过从其他国家进口商品而减少本国领域内的碳排放,从而产生碳泄露[4-5],所以涌现了众多测度贸易隐含碳的文章[6-7],并引发了生产碳排放和消费碳排放责任界定的争论。这些研究发现国际贸易隐含碳占全球碳排放的20%多,明确消费碳排放责任有助于减少全球碳泄露,生产者和消费者分担碳排放责任有助于达成全球气候协定[8]。就中国而言,出口隐含碳占到其生产碳排放的20%以上[9-13],这对中国人的健康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14]。发达国家通过国际贸易将碳排放转移到发展中国家,阻碍了全球减排的努力[15-18]。国家间的生产转移和贸易抵消了减排政策的部分效果,并可能否定经济增长的表面成就,将碳足迹指标纳入国家可持续发展力评价有助于实现联合国制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19]。

在跨境投资对环境的影响方面,国内学者们围绕“污染天堂”假说展开了一系列争论。“污染天堂”假说认为发达国家企业将产业链中高污染、高能耗部分转移至发展中国家,造成了其环境质量恶化[20],一国通过FDI可以减少本国领土内的碳排放,从而产生投资碳转移[21]。有些经验研究支持“污染天堂”假说,如Wagner等[22]研究发现德国化学化工行业对外直接投资带来东道国环境的恶化;López等[3]的研究结果表明2009年美国跨国公司的海外碳足迹比英国的生产碳排放还多,美国在欧洲以外国家和地区的投资均支持“污染天堂”假说。也有研究表明FDI通过技术溢出效应提升了东道国环境质量,即“污染光环”假说,如Wheeler[23]指出那些吸引世界FDI最多的国家(如中国、巴西和墨西哥等),其城市空气污染水平都呈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盛斌和吕越[24]的研究结果表明FDI进入反而减少了中国的行业污染排放。还有些折中观点,如李金凯等[25]认为FDI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会随着经济发展和自身累积阶段的不同而呈现非对称特征;杨子晖和田磊[26]认为“污染天堂”假说只在中国的部分省份存在。解決碳泄露的主要市场工具是碳关税和碳交易市场[27]:Reinaud[28]认为如果国家间实行碳交易市场,可以使碳泄漏率下降50%左右;但邱薇等[29]、Antimiani等[30]的研究表明碳关税对避免碳泄露的作用有限。

以上研究表明,国际碳转移(碳泄露)的途径有两条:短期内通过国际贸易,中长期则是通过跨国投资[31]。关于国际贸易引起碳转移的研究已经非常丰富,但现有关于跨国投资对环境影响的研究多集中在对“污染天堂”和“污染光环”假说的实证分析和检验上,且得出的结论差别也很大。文章采用多区域投入产出(MRIO)模型和结构分解分析(SDA)的方法,追溯中国外资企业碳足迹的变化及驱动因素,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①构建区分内资和外资企业的世界投入产出模型,既能体现外资企业生产和碳排放活动的异质性特征,又能体现外资企业与国内外企业的产业关联,从而更加科学的测度外资企业碳足迹;②构建全球MRIO模型,不仅能将外资企业的碳足迹分解到产业层面,又能将其追溯到其来源地,而且还能与其他国家外资企业的碳足迹变化趋势进行对比,从而更加全面的了解中国外资企业碳足迹的变化特征;③采用SDA方法,将外资企业碳足迹变动分解为技术效应、结构效应和规模效应,全面了解碳足迹变动的驱动因素,从而为外资企业节能减排提供科学的参考依据。

2模型和数据说明

2. 1区分内资和外资企业的世界投入产出模型构建

为了客观描述外资企业在东道国的经济活动和碳排放情况,文章构建区分内资和外资企业的世界投入产出表(表1)。假设全球有G个国家或地区,每个国家或地区有N个行业部门,每个行业分为内资(D)和外资(F)两种类型的企业。

(2)区分内资和外资企业的全球投入产出表。OECD的跨国公司活动分析(AMNE)数据库提供了跨国公司在全球经济活动中的基本信息,该数据库将官方的AMNE数据库与OECD的TiVA相结合,按照企业所有制性质(内资和外资)将各国(地区)的生产、增加值和贸易进行了区分。该数据库包含了2005—2016年60个国家(地区)34个产业部门的数据,文章采用其区分内资和外资企业的国家(地区)间投入产出表。

3结果分析和讨论

3. 1中国外资企业碳足迹的变化趋势与驱动因素

从图1外资企业碳足迹的趋势图可以看出,2014年外资企业的碳足迹达到峰值1 827. 28 Mt,占中国碳排放的比重为20. 02%,但这一比重的峰值出现在2007年,是22. 08%。从趋势上来看,外资企业碳足迹变化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05—2007年),外资企业碳足迹和占中国碳排放的比重同时上升,碳足迹从2005年的1 067. 20 Mt上升到2007年的1 428. 98 Mt,占比从19. 97%上升到22. 08%,这与此期间外资企业在中国的投资增加直接相关,2005—2007年中国FDI流入从1 041亿美元增加到1 562亿美元(表2);第二阶段(2007—2014年),外资企业碳足迹上升,但占中国碳排放的比重下降,到2014年碳足迹达到1 827. 28 Mt,占比为20. 02%;第三段(2014—2016年),外资企业碳足迹下降,占中国碳排放的比重也下降,2016年碳足迹达到1 677. 91 Mt,占比为18. 51%,主要是受到美國等主要发达国家制造业回流政策的影响,中国的外资企业出现撤资或转移到其他国家的现象[39-40],从而导致外资企业在中国的碳足迹量和占比均下降。

通过采用公式(11)对外资企业碳足迹的三个阶段变化进行结构分解分析,可以了解其变化的驱动因素和原因。从图2可以看出,第一阶段(2005—2007年)外资企业碳足迹从2005年的1 067. 20 Mt上升到2007年的1 428. 98 Mt,增加了33. 90%,主要驱动因素是规模效应,外资企业生产的增加使其碳足迹增加了54. 78%,由表2可知,此期间外资企业的总产出从4 595亿美元增加到7 475亿美元,增加了62. 68%;其次是结构效应,外资企业生产结构的变化使其碳足迹增加16. 68%;但外资企业碳排放强度的改善(技术效应)使其碳足迹下降了37. 56%,此期间外资企业碳排放强度从0. 65 kg/美元下降到0. 51 kg/美元。第二阶段(2007—2014年)外资企业碳足迹从2007年的1 428. 98 Mt上升到2014年的1 827. 28 Mt,增加了27. 87%,增速放缓的主要原因是碳排放强度的下降,技术效应使这一阶段外资企业碳足迹下降了88. 01%,但规模效应使之上升了94. 60%,结构效应使之上升了21. 28%,主要原因是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营商环境的改善,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大幅增加,FDI流入从2007年的1 563亿美元增加到2014年的2 681亿美元,同期外资企业总产出从7 475亿美元增加到19 284亿美元,但由于中国相继出台了《“十二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2014—2020)》等多项能源政策和产业政策,并制定了明确的节能减排目标[41],使得碳排放强度从0. 51 kg/美元下降到0. 22 kg/美元(表2)。第三阶段(2014—2016年)外资企业的碳足迹从2014年的1 827. 28 Mt下降到2016年的1 677. 91 Mt,下降了8. 17%,其中技术效应使之下降2. 43%,结构效应使之下降0. 49%,规模效应使之下降5. 26%,此期间FDI流入下降到1 748亿美元,外资企业总产出下降到1 777亿美元,碳排放强度下降到0. 21 kg/美元(表2)。由此可见,规模效应是外资企业碳足迹变化的主要因素,技术效应是减少碳足迹的主要驱动力,而结构效应的影响较小。

3. 2各个国家和地区外资企业碳足迹的国际比较

将60个国家和地区外资企业的碳足迹进行国际比较(表3)可以看出,2005年和2016年外资企业碳足迹超过1 000 Mt的只有美国和中国,2005年美国是外资企业碳足迹最大的东道国,其外资企业碳足迹为1 217. 38 Mt,占全球的19. 20%,2016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外资企业碳足迹最大的东道国,一方面因为外资企业在中国的直接投资量大,中国连续多年成为全球第二大FDI吸收国,另一方面因为中国以煤炭为基础的能源结构造成了外资企业供应链的能源密集度和碳排放强度相对较高[42]。近年来,中国FDI流入量与美国的差距大幅缩小,2020年已超过美国成为最大的FDI流入国。同时,虽然中国的碳排放强度下降很快,仍旧远高于美国的碳强度,即碳排放强度下降引起的减排效应不足以抵消FDI增长带来的规模效应,据此判断2017—2020年,中国依旧是外资企业碳足迹最大的东道国。从表3可知,外资企业碳足迹较大的国家和地区主要是北美(美国、加拿大、墨西哥)、欧洲(德国、英国、法国)等发达国家和印度、南非等发展中国家,还有俄罗斯、澳大利亚等资源密集型国家。总体而言,外资企业碳足迹主要分布在经济发展水平高、自然资源丰富等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较多的国家和地区。

从2005年与2016年60个国家和地区外资企业碳足迹的比较来看(表3),外资企业碳足迹增长较快,从2005年的1 067. 20 Mt,占中国全球外资企业碳足迹的16. 83%,增加到2016年的1 677. 91 Mt,占全球的23. 46%,占比增加了6. 62%。外资企业碳足迹明显增加的还有美国、印度、德国、巴西、日本、韩国等国家,其中美国外资企业碳足迹从1 217. 37 Mt增加到1 399. 47 Mt,这意味着美国的制造业回流政策不仅使得其美国企业回流[40],其他国家企业的投资也流入美国,2016年美国吸引FDI流入4 800亿美元,是2015年FDI流入量的4. 11倍,使得其外资企业在美国的碳足迹相应增加。此外,印度外资企业碳足迹从123. 50 Mt增加到228. 63 Mt,巴西外资企业碳足迹从88. 84 Mt增加到101. 18 Mt,这说明随着中国、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吸引FDI的增加,其外资企业的碳足迹也在相应增加,从表3可以看出,规模效应是导致这些国家外资企业碳足迹增加的主要原因。而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英国、意大利等国家的外资企业碳足迹减少,其中澳大利亚外资企业碳足迹从172. 9 Mt下降到135. 89 Mt,技术效应是主要驱动因素;加拿大外资企业碳足迹从309. 97 Mt下降到299. 52 Mt,主要原因是规模效应的影响;法国外资企业碳足迹从150. 73 Mt下降到95. 42 Mt,技术效应和规模效应的共同作用使其碳足迹下降;英国外资企业碳足迹从263. 93 Mt下降到204. 69 Mt,技术效应是主要驱动因素。因此,这些发达国家外资企业碳足迹下降的原因不尽相同,其中技术效应是主要因素,在有些国家规模效应也起到较大作用。

3. 3中国外资企业碳足迹的来源地分布

中国外资企业碳足迹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區(表4)。其中,中国香港地区是外资企业碳足迹的最大来源地,2005年为436. 50 Mt(占当年外资企业碳足迹的40. 90%),2016年上升到739. 66 Mt(占44. 08%),因为60%以上的FDI是通过中国香港地区进入国内的;其次是日本,2005年有89. 77 Mt碳足迹是由日本企业产生的,2016年上升到108. 96 Mt;美国排在第三位,2005年在华外资企业碳足迹中85. 95 Mt是美国企业产生的,2016年上升到87. 66 Mt;中国台湾地区处于第四位,2005年为70. 23 Mt,2016年上升到71. 24 Mt;此外,新加坡也是中国FDI的重要来源地,2005年外资企业碳足迹中有46. 66 Mt是新加坡企业生产的,2016年上升到74. 01 Mt。由此可见,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中国香港地区和中国台湾地区是外资企业碳足迹的主要来源地。

与2005年相比,2016年外资企业碳足迹明显增加的来源地主要有中国香港地区、日本、新加坡、加拿大,其中来自日本企业的碳足迹从89. 77 Mt增加到108. 96 Mt,来自新加坡企业的碳足迹从46. 66 Mt增加到74. 01 Mt,来自加拿大企业的碳足迹从8. 39 Mt增加到10. 41 Mt。

3. 4外资企业碳足迹的行业分布

2016年外资企业碳足迹主要集中在工业部门(表5),其中“r11基本金属制造”是碳足迹最大的行业,2016年该行业的碳足迹为458. 81 Mt,占到外资企业碳足迹的27. 34%,其次是“r7焦炭和精炼石油产品的制造”(242. 32 Mt,占14. 44%),接下来是“r19电、煤气、水的供应和污水、废物处理”(235. 51 Mt,占14. 04%)、“r8化学制品和药品的制造”(173. 95 Mt,占10. 37%)、“r2采矿和采石”(131. 96 Mt,占7. 86%),这些行业都是碳密集型行业,直接碳排放系数大,且为外资企业生产提供必要的原材料和能源供应。此外,服务业中的“r22运输和存储”由于消费大量的石油等化石能源,其碳足迹也较大,2016年的碳足迹为96. 45,占5. 75%。

与2005年相比,2016年大多数外资企业碳足迹密集行业的占比上升,如在“r11基本金属制造”行业的碳足迹占比从22. 75%上升至27. 34%,上升了4. 59%;“r8化学制品和药品的制造”占比从9. 09%上升到10. 37%;“r2采矿和采石”从7. 65%上升到7. 87%,一是因为外资企业增加了在这些行业的投资,二是因为外资企业生产扩张,这些行业的中间品和原料使用增加,从而带动了其碳足迹的增长。但“r19电、煤气、水的供应和污水、废物处理”的占比从16. 23%下降到14. 04%,说明这段时间外资企业对电、煤、气等的使用相对下降。

4结论和政策启示

一个国家和地区可以通过对外贸易和跨境投资转移其碳排放,贸易和投资相互交织在一起,使得碳排放国际转移更加复杂,科学测度跨国公司在全球的碳足迹不仅有利于国际碳排放责任的界定,而且可以通过促使跨国公司自身减排的同时,对其上下游企业起到示范效应,从而构建绿色全球价值链。通过分析中国外资企业碳足迹得到如下研究结果。

(1)外资企业碳足迹占中国碳排放的18. 51%~ 20. 08%,碳足迹的量在2014年达到1 827. 28 Mt的峰值,但占比最高点出现在2007年。從趋势上来看,外资企业碳足迹变化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2005—2007年为第一阶段,外资企业碳足迹和占比同时上升;2007—2014年为第二阶段,外资企业碳足迹上升,但占中国碳排放的比重下降;2007—2014年为第三阶段,外资企业碳足迹下降,占比也下降。

(2)从外资企业碳足迹变动的驱动因素来看,2005—2014年规模效应是碳足迹增长的主要原因,结构效应也促进了碳足迹的增长,但技术效应抵消了部分增长。2014—2016年,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都使得外资企业碳足迹下降。其中技术效应是抑制外资企业碳足迹上升的主要因素。

(3)从外资企业碳足迹的国际比较来看,2005年美国外资企业碳足迹最大,但2016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外资企业碳足迹最大的东道国,而且中国外资企业碳足迹增长较快,从2005年占全球外资企业碳足迹的16. 83%,增加到2016年的23. 46%,占比增加了6. 62%。

(4)从外资企业的来源地分布来看,中国香港地区是外资企业碳足迹的最大来源地,其次是日本和美国。从行业分布来看,外资企业的碳足迹主要集中在碳排放系数高、为企业生产提供原材料和能源供应的行业。

基于上述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继续降低碳排放强度。建议继续降低化石能源在总能源中的比重,增加可再生能源的比重,优化中国的能源结构,从而降低碳排放强度;同时,综合利用行政和市场手段,继续逐年下调碳排放指标,配合碳市场和碳税政策,促使和激励外资企业降低碳排放。

(2)完善低碳产业发展政策。建议分行业制定促进碳排放强度下降的政策,如继续对新能源产业给予适当补贴,优先对基本金属制造业的低碳设施研发进行减税等。

(3)鼓励外资企业投资低碳技术和低碳行业。外资企业既是资金的提供者和技术的拥有者,也是二氧化碳的排放者,在节能减排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建议制定国家层面的清洁发展计划,鼓励外资企业在可再生能源发电业、环保技术产品制造业等低碳行业加大投资;同时规范外资企业的投资行为,促进低碳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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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cing the carbon footprint of foreign?owned enterprises in China

YAN Yunfeng

(School of Economics,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Beijing 100070,China)

Abstract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are an important force in foreign trade and cross?border investment,and they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carbon emission transfer embodied in trade and investment. This study constructed a global input?output model reflecting the heterogeneity of domestic?owned enterprises(DOEs)and foreign?owned enterprises(FOEs),and measured and analyzed the carbon footprint of FOEs in China.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change of its carbon footprint could be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In the first stage(2005-2007),the carbon footprint and its proportion in China?s carbon emissions increased at the same time. The carbon foot? print increased from 1 067.20 Mt in 2005 to 1 428.98 Mt in 2007,and its proportion increased from 19.97% to 22.08%. In the second stage(2007-2014),the carbon footprint increased,but its proportion decreased. In 2014,the carbon footprint reached 1 827.28 Mt,accounting for only 20.02% in China?s total carbon emissions. In the third stage(2014-2016),both the carbon footprint and its propor? tion decreased. In 2016,the carbon footprint was 1 677.91 Mt,and its proportion decreased to 18.51%. Scale effect is the main reason for the growth of the carbon footprint. Structural effect also promoted the growth of carbon footprint,but technical effect offset part of the growt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the carbon footprint of the FOEs in the United States was the largest in 2005,but in 2016,China surpassed the United States to become the largest host country of FOEs?carbon footprint because of the rapid growth of the carbon footprint of FOEs in China. Although China?s carbon intensity has declined rapidly in recent years,its technical ef? fect is not enough to offset the scale effect of the rapid growth of China?s FDI. Therefore,China still is largest host country of FOEs’car? bon footprint. Hong Kong China is the largest source of the carbon footprint,followed by Japan and the US. The carbon footprint of FOEs in China is mainly concentrated in industries with high carbon emission coefficient,which provide raw materials and energy for production. It is suggested that China continue to reduce carbon intensity,improve the industry policies of low carbon development,en? courage foreign?owned enterprises to invest in low carbon technologies and industries.

Key wordsforeign?owned enterprise;carbon footprint;carbon transfer embodied in investment;multi?regional input?output(MRIO)model

(責任编辑:王爱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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