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博康 孔令明 林丽梅

摘 要：农村环境治理要充分发挥农村居民的主体作用。基于社会资本理论，研究分析了村域社会资本对农村居民参与环境治理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现代农村社会原始性村域社会资本流失严重，新型村域社会资本尚不成熟;村域社会资本3个基本内涵社会信任、社会网络、社会规范通过不同机制影响农村居民参与环境治理，其中社会信任促使形成多元主体的合作机制，社会网络助推搭建主体利益表达与沟通机制，社会规范推动形成环境规范约束机制。因此，建议发掘并重塑原始性村域社会资本、培育业缘为基础的新型村域社会资本，以建设现代村域社会资本、提高农村居民参与村域环境治理的水平。

关键词：村域社会资本;农村环境治理;农村居民;影响机理

中图分类号 F323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7-7731（2021）01-0006-05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求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以解决农村人居环境脏、乱、差等问题。2018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为具体农村环境治理提供了行动指导。2020年是农村人居环境整治3年行动的收官之年，在过去的3年中，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取得了显著成效，农村人居环境得到明显改善，但同时也出现了治理绩效不高、农村居民参与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的积极性不高、行为较被动等问题[1]。习近平总书记对于农村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都强调了“农民性”，要以农民的利益为出发点、以农民为主体开展工作、以农民获得感作为工作评价标准[2]，即需重视从微观层面动员农村居民参与到环境治理中，始终把农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借助村域社会资本激发农村居民的主体意识，能够发挥农村居民的主体作用，保持现有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成果，提升农村人居环境，建设令群众满意的农村人居环境。因此，笔者聚焦社会资本，分析其对农村居民参与环境治理的影响机理，以期改善环境治理的效果。

1 研究进展

目前对于村域社会资本对农村居民参与环境治理影响机理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3个方面。（1）社会资本内容的相关研究。社会资本理论最早由布迪厄明确提出。布迪厄将资本的基本形态分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其中社会资本以“体制化的关系网络”为连接点[3]。社会资本理论最早应用于政治学领域是帕特南在《使民主运转起来》中运用社会资本理论来比较分析意大利南部和北部地区的公共部门绩效与两地地域性差异的联系[4]。帕特南将社会资本的应用从个人层面上升到集体层面，认为社会资本的主要表征为信任、规范和网络[5]。（2）原始性村域社会资本的流失与现代村域社会资本的构建。郑艾林[6]指出，我国转型时期的农村社会资本变迁趋势为由原始性社会资本转向现代社会资本。经相关学者研究发现，农村经济发展专业化是导致农村社会资本变迁的内在原因[7]，农村土地冲突导致原始性农村社会资本的丧失[8]，城镇化导致原始性社会资本迅速流失，但现代社会资本尚未构建成型[9]。原始性农村社会资本和现代社会资本的“双不足”对农村环境治理造成了负面影响。姚志友等[10]通过研究发现农村传统社会资本衰减使农村环境治理失去根基，农村现代社会资本微弱导致农村环境治理失去依托。（3）不同类型村域社会资本对农村居民参与环境治理的影响。何培培等[11]通过构建模型证实认知型社会资本对于农村环境参与行为具有正向影响。刘晓峰[12]通过研究发现组织层面的社会资本与环境治理绩效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个体层面的社会资本与环境治理绩效的关系不显著。彭小霞[13]提出重构农村社会资本，建立现代社会资本，可以改善农村环境治理。但祁毓等[14]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不同类型社会资本环境治理效应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由各种类型社会资本的特征及其与环境治理公共事务的耦合度所决定。

由此可见，现有研究多数聚焦通过实证方法测量社会资本对环境治理绩效的影响，较少关注社会资本对农村居民参与环境治理的影响机理，而当前关注社会资本影响机制的研究较少聚焦于农村环境治理问题。鉴于当前农村半熟人社会的条件有利于社会资本发挥作用，研究村域社会资本在农村环境治理中的作用具有现实意义。基于此，笔者通过逻辑推导分析村域社会资本对农村环境治理的影响机制，提炼对农村环境治理产生影响的村域社会资本关键内涵，以提升农村的环境治理。

2 村域社会资本内涵

鉴于本研究以农村环境治理集体行动为主要研究问题，更多关注集体层面的农村居民行为，所以依照帕特南关于社会资本的定义，将村域社会资本分为社会信任、社会网络、社会规范3个维度。

2.1 社会信任 社会信任是人们在日常生产生活中对社会成员和社会组织产生的信任。在农村社会中，社会信任主要指人际交往信任和组织制度信任。人际交往信任可分为2种：一种是以血缘为基础，对家人、亲人、族人等的信任;另一种是以业缘为基础，对朋友、经济活动合作者等的信任。组织制度信任主要指对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村两委或村干部的信任。人际交往信任和组织制度信任的并集构成了村域社会信任。

2.2 社会网络 社会网络是以一些社会关系（如家庭关系、同事关系、朋友关系等）为纽带形成社会各主体的关系网络。村域社会网络联结着各个农村居民主体，促进农村居民交往和参与集体行动。村域网络可分为正式村域网络和非正式村域网络。正式村域网络是指农村居民参加专业合作社、兴趣协会等农村合作组织所形成的社会网络，非正式村域网絡是指以血缘、亲缘和地缘为纽带形成的社会网络[15]。村域社会网络联结农村社会各个主体，拉近社会关系。

2.3 社会规范 社会规范是村域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农村社会中，社会规范可分为非正式社会规范和正式社会规范。非正式社会规范主要体现为约定俗成的风俗习惯等，农村居民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总结和形成了这些风俗习惯。农村居民在这些非正式社会规范下能更好地参与农村集体行动和促进日常生活的运转。正式社会规范主要体现为村规民约等。村规民约作为村域集体意志的体现，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全体农村居民的利益诉求，合理运用可促进农村居民参与环境治理。

3 当前我国村域社会资本存在的问题

现代村域社会资本由2部分组成，一部分源自原始性村域社会资本，另一部分为新型村域社会资本。原始性社会资本的现代遗留部分是村域社会资本的核心，受社会、经济、政治条件转变影响小。新型村域社会资本的产生则是受因社会发展出现的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农业合作组织、村规民约经济生产活动专业化、小家庭模式等新兴事物的影响，两者共同构成了现代社会资本。相较于以血缘为主要依据的原始性社会资本，现代社会资本则以业缘为主要依据。随着社会进步，经济合作进一步专业化，社会分工进一步细化，传统农村社会结构转变，导致农村村域社会资本发生变化。当前，原始性社会资本逐渐衰弱，现代社会资本逐渐崛起但尚不成熟。

3.1 社会信任方面

3.1.1 农村社会异质性程度加深导致社会信任减弱 改革开放后的快速城市化加剧了“城市文明”入侵“农村文明”，农村社会由熟人社会转向半熟人社会，农村人口结构多元化，农村社会异质性程度呈逐步加深趋势。改革开放不仅导致村域劳动力人口外流，也使村域外其他地区的人口流入农村地区，越是经济发达的农村地区，流入的村域外其他地区人口越多。这些人口有些是持有资本的投资者，有些是响应国家号召到农村创业的青年，还有向往田园生活的城市人口等。这部分人口与原住民共同组成了现代农村人口结构，他们流入村域内最显著的影响就是农村地区人与人之间的人际关系变得较陌生。这种陌生的人际关系导致农村居民间的社会信任减弱，基于业缘的现代社会资本未建立。

3.1.2 政府部门沟通机制不畅导致社会信任减弱 全能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型期间，政府部门与社会公众，特别是与农村居民之间的通畅沟通机制尚未建立。政府部门没有主动向农村居民公开信息，对农村居民的宣传力度和范围均不足，导致农村居民普遍对政府政策不了解，政府部门与农村居民之间产生隔阂，农村居民对政府部门普遍产生不信任心理，导致社会信任减弱。

3.2 社会网络方面 农村大家族模式消亡导致社会网络减弱。传统农村社会以家族为核心单位、血缘关系为联结纽带。传统农村治理中家族是重要主体，家族享有很大的自治权力。新中国成立后，家族对于农村管理的重要性有所下降，再加上工业化社会发展，大家族已不能适应现有发展而逐渐消亡。传统村落规模不大，只有少数几个家族在同一村落定居，这些家族世代通婚，同村居民之间都具有血缘关系，都具有极强的集体意识。强集体意识使得农村居民之间的社会网络保持在较高水平，但现代农村社会大家族模式消亡，同村居民社会网络减弱。

3.3 社会规范方面

3.3.1 基层自治组织的社会规范流于形式 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中国特色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村民委员会是宪法确定的农村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行使公权力。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愈加完善。村规民约作为现代农村社会由村委会制定的主要成文社会规范，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如村规民约的内容不具有可执行性、效力低等，导致基层自治组织的社会规范流于形式，难以发挥约束农村居民的作用。

3.3.2 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社会规范尚不完善 改革开放解放了生产力，大量农村居民选择进城务工，农村地区的劳动力人口锐减，导致农村个体间的经济合作活动迅速减少。经济合作是社会规范的主要目的，因此社会规范会为适应经济合作而改变。由于我国国情特殊，虽然改革开放后农村地区个体间经济合作迅速减少，但我国农村地区的农业合作组织发展趋势却大为不同。在国家的引导和大力支持下，农业经济合作组织发展迅速，使得农村地区的经济合作仍然保持在一定水平，這对培育村域社会资本至关重要。相较于传统农村社会主要通过个体间经济合作培育原始性社会资本，现代社会资本主要受农业合作组织间经济合作影响较大，这是现代社会资本具体表征与原始性社会资本具体表征的显著不同。但当前农业经济合作组织内部的社会规范尚不完善，没有跟上经济发展的步伐。另外，农业经济合作组织内部的社会规范覆盖范围还不够广泛，不能约束绝大部分农村居民。

4 村域社会资本对农村居民参与环境治理行为的影响机理

在现实农村环境治理中，并不是单维度的村域社会资本独立对农村环境治理产生影响，而是各个维度的社会资本交叉作用于农村环境治理，这是由于社会信任、社会网络与社会规范3个维度之间相互促进、相互联系[15]。社会信任会促进农村居民之间的交流沟通进而形成社会网络，同时社会信任也会提升社会规范的效力，可以说社会信任是村域社会资本的基础。社会网络是村域社会资本的必备条件，布迪厄描述中的社会资本以“体制化的关系网络”为连接点。如果不存在社会交往网络，那么社会信任和社会规范就没有实现的条件。社会规范是社会信任和社会网络的保障，对社会信任和社会网络具有反作用。约定俗成的社会规范具有一定效力，保障并增进社会信任和社会网络。由于社会资本的复杂性，3个维度的社会资本都不会独立产生作用，而是共同对农村环境治理的具体行为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我国广大农村地区蕴藏着大量可利用的社会资本，应加以开发利用。村域社会资本对农村居民参与环境治理行为的影响机理主要为社会信任通过合作机制影响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社会网络通过沟通机制表达利益诉求，社会规范通过约束机制形成环境规范，最终对农村环境治理发挥应有效应（图1）。虽然3个维度的社会资本内涵相互作用于农村环境治理具体行为，但每个社会资本基本内涵都有其对应的发挥主要作用的对象，社会资本基本内涵对不与其对应的对象发挥的作用相对较小。

4.1 社会信任促使形成多元主体合作机制 治理的基本要求是多元主体合作参与，社会信任是合作参与的充分条件。农村居民与村域内其他农村居民保持良好的社会信任，可以减少农村居民在集体行动时的“搭便车”行为。因为农村居民决定“搭便车”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农村居民在参与村域环境治理时不信任参与治理的其他农村居民，认为他们会选择“搭便车”，即认为其他农村居民会不会通过参与村域环境治理而坐享自己的治理成果，认为其他农村居民都会选择侵占他人利益，那么农村居民就会选择不参与村域环境治理，这样自己就不至于被侵占利益。这种个体心理不加以引导控制，就会演变成为一种社会心理。少数农村居民不信任其他农村居民，导致少数农村居民不参与村域环境治理，部分有不信任心理但是参与了村域环境治理的农村居民也会不再参与治理，因为他们的忧虑心理成为了现实。如此，更多的农村居民也就不再参与治理，最终导致具有信任心理的农村居民也不再信任其他农村居民，合作机制消失，治理的农村居民主体不复存在。更为糟糕的是，社会信任一旦消失，重构极其困难，社会资本会迅速减少，极不利于村域环境治理。相反，农村居民间存在社会信任，都认为彼此不会“搭便车”，都认为彼此会参与到村域环境治理中，农村居民间才会开展合作，才会形成环境治理的多元主体。

4.2 社会网络助推搭建利益表达与沟通机制 农村居民间的社会网络是社会资本的重要条件。亚里士多德在2000多年前的著作《政治学》中提到“人类是天生的社会（政治）动物”[16]。没有了社会网络，大家脱离社会各自过个体生活，社会资本也就失去存在的意义。农村居民通过社会交往与其他农村居民进行沟通，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达成利益一致，减少自身的怀疑心理，农村居民间相互熟识，增进了解，建立信任关系，减少不利影响。农村社会网络拓展了农村与外界的沟通途径，加强了农村与外界的交流合作，加速农村社会资源的整合利用，增强了农村社会的整体性。社会网络对于促进农村居民参与村域环境治理的作用是间接的，社会网络主要通过规范社会信任和社会规范的形式提升社会资本，从而达到促进农村居民参与村域环境治理的效果。

4.3 社会规范推动形成环境规范约束机制 社会规范是一种约束机制，通过直接和间接的方式约束农村居民行为，促使农村居民参与环境治理。社会规范中很重要的一环即为村规民约。村规民约中一般都包括保护村域环境的内容，也有村落专门制定了关于环境治理的村规民约。这些成文的社会规范对农村居民参与环境治理具有直接作用，这种针对性的社会规范直接约束农村居民行为。当农村居民按照村规民约上的要求行动后，会形成一种思维惯性，加深对村规民约的认同，增强社会规范的效力。除与村域环境治理直接相关的社会规范外，其他的社会规范都对农村居民参与村域环境治理具有间接作用。其他的社会规范主要作用机制是通过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农村居民形成对所有社会规范的服从心理，增强农村居民服从社会规范参与环境治理的内生动力。同时，当社会规范要求农村居民参与村域环境治理时，未参与的农村居民会产生一种愧疚或焦虑心理，担心由于自己没有参与村域环境治理而受到村域内其他农村居民的嘲笑，这种愧疚或焦虑心理会使其参与到下一次的环境治理集体行动中。

5 村域社会资本视角下提升农村居民环境治理参与的对策建议

鉴于现代村域社会资本对于提高农村居民环境治理参与水平具有正向影响，笔者提出培育现代村域社会资本以提高农村居民环境治理参与水平。现代村域社会资本以原始性村域社会资本和新型村域社会资本为基础，从发掘并重塑原始性村域社会资本、培育业缘为基础的新型村域社会资本2个方面入手，培育现代村域社会资本，促进农村居民参与村域环境治理。

5.1 发掘并重塑原始性村域社会资本 发掘并重塑原始性村域社会资本不是溯古，也不是要把由于社会变迁而流失的原始性村域社会资本重新强加于农村社会，而是要发掘原始性社会资本的核心内涵并加以现代化重塑，使之重新焕发生命力。

5.1.1 发掘并重塑家庭社会资本 以血缘为基础的原始性社会资本中，家庭社会资本占有很大比例，然而现代农村社会中大家庭模式已经消逝，家庭社会资本存量大不如前。大家庭只是家庭社会资本的载体，应当将当前小家庭模式作为家族社会资本、家庭社会资本的新载体。加大对和谐家庭的宣传，设立和谐家庭奖项评比并给予物质、精神奖励，将宣传和谐家庭榜样的工作落到实处，用新媒体等工具扩大受众面和感染力。利用家庭成员之间的信任、网络、规范，使家庭成员之间互相影响。当一位家庭成员接受了环境治理的理念后，他将主动且迅速地传递给其他家庭成员，使所有家庭形成集体行动来减少环境污染行为，在家庭社會资本的助力下提高农村居民环境治理参与水平。

5.1.2 发掘并重塑家族社会资本 在以血缘为基础的原始性社会资本中，家族社会资本也是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大家族在农村地区消失，家族社会资本存量基本耗尽。大家族为家族成员提供了天然的社会信任、社会网络、社会规范场所，这是大家族蕴藏大量社会资本的实质。因此建议为家族成员之间的社会交往提供新场所，如为村域内祠堂的建设提供支持，在传统节日期间支持祭祖活动，增强家族成员的认同感和熟悉程度，达到重塑家族社会资本的目的。将更多村域内同姓居民凝聚起来，部分家族成员接受宣传开始治理环境后，将带动其他家族成员一起治理环境，减少动员农村居民的成本，达到提高农村居民环境治理参与水平的效果。

5.2 培育业缘为基础的新型村域社会资本 业缘为基础的新型村域社会资本是伴随着现代农村社会发展而出现的。目前农村社会发展处于转型期，新型村域社会资本发展不成熟，需要加以引导。

5.2.1 加强对农业经济合作组织成员的引导和规范 在现代农村社会，农业经济合作组织已经成为农村居民进行社会交往的重要场所，也是当前农村居民获取社会资本的主要途径。农村居民在农业经济合作组织中与其他农村居民开展经济合作，由于涉及经济利益，农村居民较愿意接受农业经济合作组织内部规范的约束，可以为农业经济生产活动中有关村域环境治理的部分制定农业经济合作组织内部规范，促进农村居民参与环境治理。

5.2.2 完善村规民约 村规民约作为现代农村社会的主要规范，具有最强效力。现有的村规民约中都或多或少涉及环境治理方面，但专项针对农村居民参与村域环境治理的村规民约尚少，建议由村干部、村民代表、村域内有威望的村民共同制定村域环境治理专项村规民约，再以村民集体投票方式表决，将需修改的部分进行修改，制定既能发挥农村居民主体地位、参与村域环境治理，又具有可执行性的专项村规民约。

5.2.3 建设与环境治理相关的民间性组织 民间性组织曾经活跃于传统农村社会，发挥了重要作用。历史证明，民间性组织对村域社会资本具有积极影响。由于农村社会民间性组织的基础是业缘，因此重建民间性组织有利于培育新型村域社会资本，建设环境保护相关的民间性组织则直接对农村居民参与环境治理产生影响。通过民间性组织向农村居民传授环境治理知识、培育农村居民环境治理主体地位意识、建立环境治理社会规范，以改善农村居民参与村域环境治理现状。

5.2.4 加强沟通机制建设 现代社会资本中，农村居民对政府或村两委的信任是重要组成部分。农村居民对于参与环境治理不够积极，很大程度是由于农村居民不了解环境治理的重要性和具体内容，因此推进政府和村两委信息公开有助于农村居民理解村域环境治理。同时，消除公权力组织和农村居民之间的信息壁垒，有效增进两者间的社会信任，使农村居民更容易理解政策，增强认同感，主动参与到村域环境治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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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徐世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