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东皇+沈坤荣

〔摘要〕 劳动收入占比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机理主要是通过影响国民收入在居民部门分配的比例进而影响居民的消费能力（可支配收入水平），通过影响社会的消费倾向进而影响居民的消费需求；同样的，主要通过影响居民消费规模和GDP（经济增长）进而影响居民消费率。由于居民消费和GDP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关系，劳动收入占比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会有不同。若劳动收入占比对居民消费规模表现出正向影响，且劳动收入占比对GDP的影响不显著，则劳动收入占比对居民消费率一定表现出正向的影响。中国经验数据的实证检验发现：劳动收入占比上升是近年来中国居民消费率提升的一大重要因素。劳动收入占比上升对中国居民消费率的促进效应不是因为劳动收入占比对居民消费的正向推动，中国的劳动收入占比与居民消费率正相关关系显著是由劳动收入占比对GDP表现出负向影响引致的。在推进功能性分配结构优化的同时应有效地发挥劳动收入占比对中国居民消费率的促进效应。

〔关键词〕 劳动收入占比；居民消费率；居民消費规模；经济增长；中国经验；影响机理

〔中图分类号〕F244；F1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7）01-0015-07

一、引言与文献回顾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赢得了高速增长，市场化的收入分配变革也带来了收入分配结构的巨变，其中功能性分配领域劳动收入占比（也称劳动者报酬率）的“U型”变化（李稻葵等，2009）是分配格局演化的一个重要特征。〔1〕经济转型期劳动收入占比的变化一方面直接和间接地决定着中国居民的消费规模〔2〕（储德银和闫伟，2011），另一方面也对总产出（总需求）产生了影响。

关于劳动收入占比的研究成果中有著名的“卡尔多事实”，即劳动收入占比是恒定的。但Hofman（2001）和Rahul等（2005）的研究发现，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甚至一些发达国家（如澳大利亚），劳动收入占比却呈现持续下降趋势。〔3〕而关于劳动收入占比变动的经济效应分析，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主要集中在如下三大方面：第一，劳动收入占比对私人（居民）消费的影响。马克思《资本论》中有关社会再生产的理论其实暗含着劳动收入占比与消费关系的论证，但卡莱茨基（Kalecki，1971）最早明确研究了劳动收入占比与消费的关系〔4〕，Marglin和Bhaduri（1990）构造的后凯恩斯消费函数则将劳动收入占比与消费关系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5〕我国学者武小欣（2007）、刘社建等（2010）认为，劳动者报酬过低是导致我国居民消费不足的重要原因。〔6〕基于后凯恩斯消费函数，储德银和闫伟（2011）运用1993-2009年省级面板数据进行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短期提高劳动收入占比对刺激居民消费的效果不明显，但长期却是显著的。〔7〕第二，劳动收入占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经济增长的需求层面，国外学者（Hofer等，2005；Stockhammer等，2008）积极探索了劳动收入占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然而此类研究几乎都是基于卡莱茨基的开创性研究在进行不断的完善。〔8〕我国学者（黄乾和魏下海，2010；沈坤荣和刘东皇，2011）基于后卡莱茨基模型（The Post-Kalecki Model）运用中国的经验数据实证分析了劳动收入占比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但其研究结论有差异。〔9〕第三，劳动收入占比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这方面的研究目前相对较少，相关研究文献主要是揭示劳动收入占比和居民消费率之间的量化关系。刘东皇和沈坤荣（2012）采用1992-2012年中国31个省区的面板数据证明，提升劳动收入占比是提高居民消费率的有效途径〔10〕，高帆（2014）则基于逻辑推演实证研究了劳动收入占比和居民消费率之间量的关系，得出了劳动收入占比提升1%，居民消费率约提升0.2658%的研究结论。〔11〕

客观而言，现有的研究文献对劳动收入占比、居民消费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做了大量基础性工作，这为本文的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但通过梳理相关文献我们也发现，对劳动收入占比与居民消费率的关系研究较少，且仅在于揭示经济变量之间量的关系。分析劳动收入占比与居民消费率之间的量化关系固然重要，但若能进一步揭示劳动收入占比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机理，这对于理解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从而适应和引领经济新常态或许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基于此考虑，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本文拟基于后卡莱茨基模型的研究框架进一步深入揭示劳动收入占比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并用中国的经验数据进行检验。

二、劳动收入占比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机理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劳动收入占比和居民消费率存在相类似的演化轨迹（图1）。从劳动收入占比看，1979-1990年劳动收入占比在51.01%-54.45%之间波动，1991年后劳动收入占比呈现“U型”变化趋势：由1991年的51.10%下降到2006年的40.61%，之后又回升，到2014年上升到50.05%，目前处于“U型”上升区域；相类似，1979-1990年居民消费率在48.85%-52.47%之间波动，1991年后居民消费率也呈现“U型”变化趋势：由1991年的47.53%下降到2009年的35.11%，之后回升到2014年的37.92%，目前也处于“U型”上升区域。中国劳动收入占比和居民消费率相似的演化趋势直观上表明劳动收入占比和居民消费率之间似乎存在紧密的相关关系。

然而，学术界对劳动收入占比与居民消费率的关系研究仍然相对不足〔12〕（邹红和喻开志，2011）。由于居民消费率是居民消费和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值，劳动收入占比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主要有两个渠道，劳动收入占比通过影响居民消费规模和GDP进而影响居民消费率。

（一）劳动收入占比对居民消费的影响

1.劳动收入占比通过收入水平对消费产生影响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认为，生产相对过剩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生产无限扩大和人们有效需求相对缩小的矛盾。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一定程度上揭示出劳动收入占比通过收入水平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无偿占有后，资本家为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必然将所获得的绝大部分剩余价值用于再生产，造成整个社会的消费需求不足，从而导致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劳动所得和资本所得分别是资本所有者和劳动所有者参与分配的形式，假设资本家的资本所得全部用于再生产，劳动所得直接决定着居民收入水平；劳动收入占比的变化，比如工资增长的快慢（或劳动时间的长短或劳动强度的大小），则直接决定着广大劳动者（居民）的收入水平进而决定着居民的消费能力。

纵观西方主流消费理论的演进过程，无论是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还是弗里德曼的“永久性收入假说”，或是摩迪里安尼的“生命周期假说”等，都认为收入对解释（居民）消费具有绝对的重要性。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是居民消费的基础，在假设政府税负不变条件下，要素分配（初次分配）后的劳动收入占比不仅直接决定着居民部门的收入水平，也决定着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水平，从而决定着居民可以消费的能力，且最终形成了劳动收入占比—居民部门收入—居民可支配收入—消费的链条关系。劳动收入占比走低（工资增长相对缓慢或劳动时间延长或劳动强度加大）无疑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相对过剩经济危机提前到来的“助推器”。

2.劳动收入占比通过消费倾向对消费产生的影响

凯恩斯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揭示了收入水平与消费倾向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基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收入从低收入者手中转移到高收入者手中無疑降低了两者的总消费需求。若是将居民划分为劳动所有者和资本所有者，一般而言，劳动所有者多属于收入相对较低的阶层，资本所有者多属于收入相对较高的阶层。因此劳动所有者的消费倾向相对较高，资本所有者的消费倾向相对较低。若劳动收入占比提高，即分配更有利于劳动所有者，由于劳动所有者的消费倾向高于资本所有者，整个社会的消费倾向会有所提升。

考虑到经典的凯恩斯宏观国民收入模型里并没有考虑劳动收入占比变化对消费的影响，基于凯恩斯的消费函数，Marglin and Bhaduri（1990）构造了一个反映劳动收入占比变化对消费影响的函数（后凯恩斯消费函数）：C=C（R，W），其中R为利润性收入、W为工资性收入。〔13〕对该函数求微分后可以得到：dC/dW=C/R-C/W，则劳动收入占比变化对消费的影响取决于工资性收入和利润性收入边际消费倾向的大小。

综合而言，劳动收入占比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机理主要表现在：第一，劳动收入占比通过影响国民收入在居民部门分配的比例，进而影响居民的消费能力（可支配收入水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劳动收入占比持续下降，劳动收入占比目前偏低〔14〕（李清华，2013），由此可以发现，在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中，居民部门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也持续走低。第二，劳动收入占比通过影响社会的消费倾向，进而影响居民的消费需求。劳动收入占比的变化会影响资本所有者和劳动所有者等要素所有者的收入比例关系，由于消费倾向的差异性进而影响到整个社会的消费倾向。

（二）劳动收入占比对GDP的影响

经济增长是供给和需求共同作用的结果，根据宏观经济理论，GDP的核算方程为：GDP=C+G+I+NX，其中，C是消费，G是政府支出，I是私人投资，NX是净出口。根据Stockhammer-Ederer（2008）的研究思路〔15〕，分析劳动收入占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以将劳动收入占比纳入该核算方程：GDP=C（GDP，W）+G（GDP）+I（GDP，W）+NX（GDP，W）在Stockhammer-Ederer（2008）的研究模型里，劳动收入占比对政府支出的影响是通过GDP间接影响的。，劳动收入占比是通过消费、政府支出、投资和净出口进而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的。进一步的，经过一系列推导后，可以将劳动收入占比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表示如下：dGDP/dΩ=h2/（1-h1），其中，h2=C/Ω+I/Ω+NX/Ω，h1=C/GDP+I/GDP+NX/GDP+G/GDP。由于1/（1-h1）的值为正，因此，劳动收入占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方向取决于h2。一般而言，RC/Ω>0，I/Ω<0，NX/Ω<0，因此劳动收入占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方向取决于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对劳动收入占比的反应系数的大小。

综上所述，劳动收入占比主要通过影响居民消费规模和GDP（经济增长）进而影响居民消费率，由于居民消费和GDP之间也存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关系，劳动收入占比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可以如下图所示（图2）。根据该图示，劳动收入占比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有正、负和影响不显著三种情况，劳动收入占比对GDP的影响也有正、负和影响不显著三个情况。若劳动收入占比对居民消费规模表现出正向影响，与此同时劳动收入占比对GDP的影响如果不显著，则劳动收入占比对居民消费率一定表现出正向的影响。而其他类型的情况也可以做相似的推演。

三、劳动收入占比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中国经验

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基于后卡莱茨基模型的研究框架，本文运用中国的经验数据实证分析劳动收入占比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研究思路如下：分别以居民消费规模、经济增长规模和居民消费率等为因变量，以经济增长、居民消费和劳动收入占比的相应交叉项等为调节变量，并控制相关重要变量，继而通过构建一组线性回归模型估计各变量间的数量关系。

（一）模型构建

对于模型的构建，本文在估测劳动收入占比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时将经济增长规模和劳动收入占比的交叉项作为调节变量，在估测劳动收入占比对经济增长影响时再将居民消费规模和劳动收入占比的交叉项作为调节变量。设置这样的交叉项作为调节变量是因为它不仅能有效地排除内生性问题，还可以反映出劳动收入占比对居民消费和经济增长的传递关系，揭示具有传递关系的变量对因变量的共同影响。在估测劳动收入占比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时则直接将劳动收入占比作为调节变量。为使模型估计更为稳健，需要控制其他相关重要指标作为控制变量。本文使用被解释变量的前期项作为控制变量。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对居民消费等绝对量的指标取对数。又考虑到涉及多变量的相互关系，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本文设计了一组待回归模型：

其中，Ln为对数化形式，C表示居民消费，W代表劳动收入占比，GDP为经济增长（总产出），C/GDP为居民消费率，X为控制变量，t为时间标记，α0为常数项，α1和λ均为回归系数，εt为残差项。

（二）变量与数据说明

根据前文的实证研究思路，本文采用的变量如下：

1.居民消费（Residents Consumption）。居民消费指标包括居民消费总量及其增长率、人均居民消费及其增长率等。本文使用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GDP）中的居民消费支出（C）作为衡量居民消费的指标，单位为亿元。

2.经济增长（Economic Growth）。由于经济增长指标可以有支出法、收入法和产出法三种核算方式，本文使用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单位为亿元。

3.居民消费率（Residents Consumption Rate）。居民消费率是居民消费占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本文用C/ GDP表示。

4.劳动收入占比（Labor Share）。劳动收入占比用W表示，1978-2006年的W数据转引自白重恩和钱震杰〔16〕（2009），之后的数据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进行测算得到。

本文研究的樣本区间为1978-2014年，以1978年为基期的定基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剔除了变量的价格影响。除上述特殊说明的数据外，其余变量的原始数据皆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国家统计局网站数据库。本文主要经济变量的统计描述见表1。

（三）实证分析

1.单位根检验

对各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表2）后发现，变量C/GDP、W、lnGDP、lnC、W*LnGDP和W*LnC均在10%显著性水平下不平稳。进一步对变量C/GDP、W、lnGDP、lnC、W*LnGDP和W*LnC的一阶差分项进行平稳性检验，所有变量均平稳。在上述三个基本模型中，对其进行线性回归并将残差项进行单位根检验后发现，模型是平稳的（表3），因而三个基本模型的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避免了伪回归现象。

2.实证结果

首先，从拟合优度来看，表3所示三个模型的AD-R2值分别为0.9991、0.9989和0.9771，这些数据表明模型拟合效果优良，各变量能够绝大部分解释被解释变量的变化。其次，从自相关检验方面来看，表2所示三个模型的D-W值分别为1.9884、2.0695和2.0905，这些数据表明，各模型能够有效地拒绝存在自相关的原假设，也就是说，各模型在设置上是非自相关的。最后，从回归系数的显著性水平看，各模型中变量的回归系数T检验值除模型1中的劳动收入占比与经济增长规模的交叉项W*LnGDP的回归系数不显著外，其他系数均能通过10%显著水平以内的T值检验。因此，各模型表现出较高的线性相关关系。

3.实证结果分析

（1）劳动收入占比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不显著

如表3中模型1的回归结果所示，劳动收入占比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系数没有通过T值检验，两者的相关性甚微，这和人们所认为的劳动收入占比对居民消费具有正向影响的结论有出入，探其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①在既定的收入水平下，劳动收入占比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方向取决于工资性收入和利润性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大小。由于我国地域广阔，东、中、西部经济发展差距显著，各地工资性收入和利润性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差距显著〔17〕，从而可能一定程度上限制着全国层面劳动收入占比变化所引致的收入结构消费效应；②放宽居民部门收入既定条件，劳动收入占比会通过经济增长从而对居民部门的收入水平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居民消费，即劳动收入占比变化会引致居民收入水平的消费效应，这种效应的存在也可能限制着劳动收入占比的消费效应的发挥。

从表3中模型2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劳动收入占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系数为-0.0483，该系数的T值为-1.7769，通过了10%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两者具有显著负相关性。根据前文理论分析，在RC/Ω>0的情况下，理论上很难判断劳动收入占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方向，而表2中模型1的实证研究表明劳动收入占比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不显著，这便不难理解我们的研究结论，同时也和我们以前的研究（沈坤荣和刘东皇，2011）结论相吻合。〔18〕当前中国的需求体系为“利润引导性需求”，劳动收入占比和GDP的相关关系是负向的。

（3）劳动收入占比对居民消费率表现出正向的影响

根据表3中模型3的回归结果，劳动收入占比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系数为0.2387，该系数的T值为3.7377，通过了10%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劳动收入占比每提升1%，居民消费率约提升0.2387%。根据劳动收入占比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机理，若劳动收入占比对居民消费规模影响不显著，同时劳动收入占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负向的，则劳动收入占比对居民消费率一定表现出正向的影响。在表3中模型3的回归结果进一步证明了劳动收入占比是通过影响居民消费和GDP进而影响居民消费率的。由此我们可以认为，劳动收入占比的持续下降对居民消费规模的促进效应不显著，但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

四、研究结论与政策含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劳动收入占比和居民消费率具有相似的演化轨迹，但劳动收入占比是如何影响居民消费率的呢？本文基于后卡莱茨基模型从理论上分析了劳动收入占比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并用中国1978-2014年的经验数据进行实证检验，主要研究结论和相应的政策含义如下：

1.劳动收入占比上升是近年来中国居民消费率提升的一大重要因素

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劳动收入占比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系数为0.2387，劳动收入占比每提升一个百分点，居民消费率约提升0.2387个百分点。近年来中国劳动收入占比迅速攀升，由2006年的40.61%攀升到2014年的50.05%，居民消费率也由2008年的35.12%回升到2014年的37.92%。收入分配改革领域中功能性分配结构的优化，是提升居民消费率，优化中国需求动力结构从而引领经济“新常态”的重要举措。

2.劳动收入占比上升对中国居民消费率的促进效应不是因为劳动收入占比对居民消费的正向推动

工资性收入的消费倾向一般大于利润性收入的消费倾向，劳动收入占比上升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是正向推动的。但在经济转型期中国经济的不确定性可能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劳动收入占比变化所引致的源于收入结构的消费效应。进一步，劳动收入占比会通过经济增长进而对居民部门的收入水平产生影响，即劳动收入占比变化引致的源于收入水平的消费效应。两方面效应叠加使得中国劳动收入占比对居民消费的正向推动作用不显著，且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近年来劳动收入占比上升对中国居民消费率的促进效应。由此，应在收入分配的政策层面积极推动经济发展成果的“共享性”，发挥居民收入结构的消费效应。

3.劳动收入占比上升对中国居民消费率的促进效应是由劳动收入占比对GDP的负面影响引致的

近年来中国劳动收入占比对居民消费的正向推动作用不显著，又由于劳动收入占比的提升一般对投资和净出口有负面影响，因此劳动收入占比对经济增长表现为负面效应，即我国的需求体系为“利润引导型”。过去在资本和技术稀缺条件下只能实行以劳动等要素投入为动力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因为劳动收入占比的下降恰恰契合了其增长路径，促成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度”。然而，在经济“新常态”下，传统增长模式已不可持续，因此，在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背景下，应切实转变发展方式，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构建有效供给体系，谋求速度和质量并重的增长模式。

需要指出的是，经济转型期的中国劳动收入占比上升对居民消费率具有促进效应的结论对政策的启示并不仅仅在于鼓励优化功能性分配结构，而是正确认识劳动收入占比对中国居民消费率的效应，从而在政策层面上积极发挥劳动收入占比对居民消费的促进效应，抑制劳动收入占比对GDP的负面影响，进而更有效地发挥劳动收入占比对中国居民消费率的促进效应，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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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 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