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源

内容提要 中国古代的文化创新表现为思想学术、制度机制与文化传播技术的创新。这些创新离不开中国古代社会在发展进程中不断生成的创新生态。中国古代的文化创新生态由时代与社会的需求、政治环境和文化政策与创新主体的广泛参与构成，对中国古代社会文化的创新、经济的繁荣、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历史贡献。

关键词 文化创新生态 思想学术 制度机制 文化传播技术历史贡献

[中图分类号]1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21）01—0059—11

创新是推动民族进步、国家富强和社会发展的不竭动力。在各种创新中，文化是创新的母体，文化构成了各项创新的基本前提。但文化创新并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有着自己独特的创新环境或创新生态。文化创新生态不仅关系到创新主体特定的思维习惯，也关系到一个民族文化创新的基本方向和基本规律。创新生态同样也构成了一个国家或民族重要的文化遗产，并同时对民族文化未来的发展发挥重要的影响作用。深入全面地审视并探讨中国古代的文化创新生态，不仅有利于探讨我国古代文化创新独特的发展规律，也有利于辨析我国人文心理在创新方面所形成的集体无意识，通过历史经验探讨我国文化未来可能的创新方向。正因如此，本文尝试辨明阐述中国古代文化创新的表现，文化创新生态的基本构成及其历史贡献，以期为明晰我国文化创新的独特规律，在坚持文化自信的前提下促进我国当代文化创新提供一些理论层面的参考。

一、文化创新生态概述

近年来，围绕“创新生态系统”（innovation eeo-system）理论，中西方学者展开了大量丰富的、多角度多层面的研究。涉及到文化创新相关的研究亦有不少，例如Wallner和Menrad认为，创新文化是创新生态系统中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开放系统范式的原理与创新文化的价值是一致的。创新生态系统理论认为文化虽然不可能被凭空创造出来，但可以由有目的的行动而发生改变或者衍化。文化创新生态是指在文化在创新或发展的过程中，文化创新主体的外在环境。本文所探讨的是文化创新的整体环境与整体规律，因而将之称为创新生态环境。

如何评价环境各因素对文化创新的影响？许多学者曾从多个角度和层面提出不同的环境影响要素。比如兰德利认为影响文化创新的最大要素是创新者生活于其中的生活圈，一些与创新者有联系的关键大众的思维模式、观念及大众组织在一起的形式构成了文化创新生态。另有许多社会学学者与经济学家都指出了环境与文化创新之间的关系。尽管他们着眼于不同的研究目的，但都对文化创新所需要的环境进行了总结。概而言之，由于文化创新者生活在特定历史时期与特定地理空间中，其创新的活力、创新的方式和方向，都会受到某个特定文化体的影响。而这一文化体的思想观念必然也会对后来的创新者构成一种前在的观念或一种特定的历史遗产，从在使得某个文化体的文化创新带有特定的方向。

创新生态相关理论大多带有明显的经济学特点，其目的是为了促进创意经济的发展，但揭示出了创新及其环境的一般规律，对我国古代的创新生态研究也有一定的启示。中国古代农耕文明的基本特点决定了作为一个稳定的社会结构，农耕文明并不格外追求创新所带来的经济效应，而是更看重创新对人类观念和社会的影响。中国古代的创新，目的是建构古代社会的人文观念、制度环境与物质文明。这三个方面，不仅构成了中国古代文化创新的核心领域，作为一种文化遗产，其观念也影响了中国古代文化创新的大致方向与基本规律。因此，只有具体分析我国精神文化、制度文化与物质文化的基本特点，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中国文化创新的实质。囿于篇幅，全面系统地阐述中国古代文化创新的基本条件和创新路径是不现实的，本文选取了在中国古代文化创新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关键性创新生态构成，以点带面，剖析中國古代文化创新生态的基本特点、生成机制和历史贡献。

二、中国古代文化创新的主要表现及其文化交流影响

国内文化理论界较为一致的共识是，文化结构可分为三个层面，即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和物质文化。与此相对应，本文将中国古代文化创新分为三个主要方面，分别是思想学术的创新、体制机制的创新和文化传播技术的创新，并选取中国几千年历史进程中较有代表性的创新关键点尝试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

1.精神文化的创新

（1）百家争鸣

中国古代思想学术的创新，首推百家争鸣。纵观中国思想史的发展，便是始于“百家争鸣”的先秦诸子学，进而至汉代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清代实学，其间“精神气质和价值取向”的脉络，“自始至终一以贯之”。

春秋末期，宗法制度逐渐瓦解至分崩离析，各国国君为富国强兵礼贤下士，养士之风盛行，为思想观念的多元化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由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就是其中颇受瞩目的典型代表。至战国时期，诸子蜂起、学派林立，除孔墨显学之外，还有道法、阴阳、名辩等家。不同学术派别之间既相互辩论、相互驳难、相互竞争，又相互借鉴、相互渗透、相互融通，形成了“百家争鸣”的繁盛局面，大大促进了思想学术的活跃和繁荣。诸子各派虽有社会地位和学术承继上的差异，但均个性鲜明，各具特色。儒家以孔子为师，得孟子承继，崇尚“仁、义、礼、智”，以“中庸”辩证为思想方法，重视道德伦理的教化和人的自身修为养成。以老子、庄子等为代表的道家主张虚无为本，很多观点都与儒家形成对立面，二者在思想观念上相反相成。墨家在战国也是显学之一，主张兼爱、非攻、尚贤、尚同，经济上主张强本节用，思想上提出尊天事鬼。法家以齐国的管仲为代表，主张强化法律，以法治国。诸子百家不仅开门授徒讲学、质疑辩难，还广泛著书立说。诸子百家编纂、修订的《春秋》《周易》《韩非子》《道德经》等“元典性”著作历经始皇焚书，连年战乱，至汉代百年之久仍获审慎保全。百家争鸣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无可置疑。诸子百家的思想，奠定了中国文化的理论和精神基础，对当时和其后社会的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因此，有文化史学者借用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概念，将春秋战国时期视为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诸子百家的思想成果，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中亦是熠熠生辉，有诸多研究表明，西方思想文化史中的多位显赫人物，如德国哲学家、数学家莱布尼茨、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美国意象派作家庞德等，都从中国诸子百家的思想理论中汲取过灵感或进行过深入研究，裨益于自身的思想及创作。

（2）宋明理学

宋明理学，就是宋明时期的儒学，是中国思想史上又一次不容小觑的创新，其观念的继承发展经清代一直延续至近现代，成为现代中国人所承继的传统文化思想体系的基础构成要素，影响可谓至深至巨。一方面，理学是儒学与释、道二教长期争论和融合发展的理论成果。隋唐以来，受道教以及外来佛教的冲击，儒学逐渐走向没落，理学正是对这种文化挑战的积极回应。宋代理学家们借鉴参考道家和佛学在哲学本体论方面的思想观点，将其融合到传统儒学中，从气学到理学，再到心学，理学逐渐演变成为一个精致完备的哲学理念体系。另一方面，理学从方法论的根本性创新人手，对经学治学的局限性进行了全面突破。“汉代治经追求名物训诂‘疏不破注，唐承汉法，而宋代理学家敢于‘疑经‘改经，打破陈陈相因的状态”，“实现了由汉唐训诂之学向宋明义理之学的转变”。理学的建构可谓是中国乃至世界哲学思想史中的一次关键性的创新发展。

程朱陆王是宋明理学最核心的人物。按其基本观点和影响来分，宋明理学主要有两大派别：一是以二程、朱熹为代表的程朱理学;二是以陆九渊、王守仁为代表的陆王心学。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其理论体系的核心范畴是“理”。朱熹所谓的理，是宇宙万物发展的规律，也是伦理道德的基本准则。朱熹的思想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主敬涵养”和“格物穷理”，即发展德性和学习知识。理学进一步发展，就出现了心学。王阳明是心学的集大成者，他的主要学说是“知行合一”与“致良知”。王阳明泯合了朱熹偏于外物、陆九渊偏于内心的片面性，把心与物、知与行统一起来，使人的道德主体性进一步发展。

理学强调个人心性修养，主张通过道德的不断自我规范逐步达成理想人格的建树，并试图由此人手建立和谐的世间秩序，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学的崇尚道德、忧患意识及身体力行，对中华民族精神的构建和塑造产生了积极且关键性的影响。“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内圣外王”，这些理学所推崇的精神价值、道德理想与家国信念，几百年来激励和感召无数仁人志士舍生取义，前仆后继。自南宋末期经元明直至清代，理学成为官方显学，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体系的建构和不断完善中，具有关键性的影响力和极其深入内里的渗透力。在中外文化的思想碰撞和交流中，宋明理学也发挥了不容忽视的影响作用，例如在日本，宋明理学就有十分明确的思想传播途径和脉络，并在其哲学史中占有重要地位。

2.制度文化的创新

（1）科举制度

科举是中国古代的人才选拔考试，科即科目，举谓举士，即采用分科取士的办法，为国家政治管理体系选拔官吏。科举制度以客观标准挑选人才，对于促进政治统一、消融社会阶级、增强文化凝聚和促进学术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自宋元以后，我国的科举制度在中西方文化交流中东渐西传，被很多国家效仿。钱穆就曾指出：“西方在其选举政治领袖之外，还得参酌采用中国的考试制度来建立他们的所谓文官任用法。”孙中山也曾在考察欧美各国考试制度后指出：“现在各国的考试制度差不多都是学英国的。穷流溯源，英国的考试制度原来还是从我们中国学过去的。所以中国的考试制度，就是世界中最古最好的制度。”

科举制是从汉朝到魏晋南北朝的选官制度演变而来，选官制度在汉为选举附带考试，在魏晋为九品中正制。科举制在隋唐正式确立，“隋文帝废九品中正制度，由州郡岁贡士人，隋炀帝始设进士等科考试取士”，以考试代替了前朝的选举方式。唐代科举完全面向社会公开，即所谓“怀牒自列”，无须地方官员察举，亦无须中央九品中正评定，任何人均可自由报考;自由报考的唯一限制是必须身家清白，即报名者不得为出身商贾之人和作奸犯科者。科举制度的内在精神在于开放政权，公开竞选，使寒门子弟也有机会参与国家治理，“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科举制度彻底打破贵族政治以“血缘”“门望”“任子制”等为基础的制度，开启了官僚集團的平民化、世俗化进程，是中国古代人才选拔制度的一大创新。孙中山曾盛赞隋唐时期科举制度创立在中国乃至世界史中的重要意义：“朝为平民，一试得第，暮登台省;世家贵族秘不能得，平民一举而得之。谓非民主国之人民极端平等政治，不可得也！”“此于酌古酌今;为吾国独有;而世界所无也。”

与唐代相比，宋代更为重视科举，考试制度由原有的两级制增加为三级制，录取范围与人数更加宽泛，考试规则也日趋严密，有效防范徇私舞弊。因国家经历了五代时期的长期黑暗，宋代朝廷刻意尚文轻武，极其重视养士。唐代录取进士，每次不过二三十人，少则几人、十几人。宋代每次录取多达二三百人，甚至五六百人，而且只要及第，未经切实历练即可进入仕途。宋代的科举制度已成为一个相当严密的人才选拔体系，在国家政治、社会发展领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直接促成一大批有才之士得以进入官方视野，施展抱负，有所作为，在历史长卷中占据一席之地。

至明清两代，科举应试文章的写作逐渐演变成一种固定的格式，即八股文。客观看，八股文是一种便于检测的标准化的论说文体，“这种标准化正是为了选拔人才的某种公正的‘客观性”，同时也是封建官吏必需的职业训练手段，其出现顺应了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也为职业化的公文写作理念及规范奠定了一定基础。八股文本身并无好坏之分，但后来由于科举考试规定应试必须采用这种格式与文体，对内容的要求也必须是朱子一家之言，否则考生便无录取之可能，其形式僵化、思想禁锢的弊端逐渐远大于其正面积极的意义。但明代的科举制度也有创新，即进士入翰林制。进士及第后，留在中央政府读书，读满三年参加考试，通过者可人翰林院，继续读书修学，培养学识。进士制与翰林制相结合，在一定程度上为国家养贤储才，明清两代许多优秀的政治家、思想家，都出身于翰林院，受益于翰林院专业的、全国最高层次的教育、培养和思想启发。

（2）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是指起始于中国，联接亚洲、欧洲和非洲的古代陆上商业贸易路线，因最初用于丝绸贸易而得名，后来逐渐成为东西方之间在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方面进行积极有效交流的主要途径。丝绸之路为中西方文明互相借鉴、互相影响提供了历史舞台，在中外文化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丝绸之路从广义上讲又分为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陆上丝绸之路，是以西汉时期首都长安为起点（东汉时为洛阳），经甘肃河西走廊至新疆，再经过中亚通往南亚、西亚以及欧洲、北非的陆上贸易通道。这是一条联结亚欧大陆的、古代东西方文明交汇的重要路径。海上丝绸之路形成于秦汉时期，发展于三国至隋朝时期，兴盛于唐宋，转变于明清，是已知的最为古老的海上航线。

西汉时期，汉武帝派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形成丝绸之路的基本干道。丝绸之路真正得以畅通和逐渐繁荣，应归功于西汉政府对匈奴的有效反击、压制，并在今新疆轮台地区设立西域都护府，确保丝绸之路的畅通。丝绸之路上的东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促进了汉朝的兴盛。唐代国富民强，军事强悍，同亚洲各国经济文化交流不断扩大，丝绸之路的繁荣达到顶峰。唐代对外文化交流的国家遍布欧、亚、非大陆，交往领域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方方面面。除了官方外交往来、互派使者，民间文化交流也十分活跃。沿丝绸之路从域外传到中国的文化，最为突出的代表是宗教。佛教自西汉哀帝时传入中国，逐渐融人中国本土文化之中，隋唐时达到鼎盛，这其中丝绸之路功不可没。安史之乱之后，唐朝的疆域范围从中亚退出，陆上丝绸之路基本中断。

北宋时期，商品经济萌芽并日渐勃兴，贸易繁荣，对外航运的发展也突飞猛进。东南沿海的广州、杭州、明州（今宁波）、泉州、秀州（今上海松江）等城市，都是北宋对外贸易的重要通商口岸。北宋政府在这些城市先后设立了市舶司或市舶场，专门管理对于进出口船舶的货物检查、抽税、国家专买专卖商品的运输以及特定物资的强制性收购。所征税款和实物，是北宋政府的一项重要财政收入，也是维护其政治统治稳定的重要物质基础构成。宋元明时代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最为繁荣的时期。中国船队在南中国海和印度洋上非常活跃，因此这一时期涌现出一批富有远航经验的中国航海家，如元朝的汪大渊、明朝的鄭和等，进一步增加了中外在多个领域的深层次交流。

丝绸之路，不但沟通了古代东西方之间的贸易往来，增进了各民族之间的了解、互动和友谊，而且也切实推进了东西方经济、文化、政治等多方位的交流。各种文化在丝绸之路上交汇、融通，经由这条路径，中国既把自身的大国实力和魅力辐射到世界各地，也以开放的心态接纳、吸收世界文明的精华优长，同时参与并推动了全球化市场格局的初步构建。

3.文化传播技术的创新

如果说，精神文化与制度文化是我国古代文化创新的“上层建筑”层面，那么，文化传播技术就是我国古代文化创新的物质层面。文化传播技术为我国古代文化创新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与条件保证。

东汉时期，蔡伦总结之前的造纸经验，革新造纸工艺，发明了纸。在造纸术发明以前，古代人用来记载信息、书写思想观点的材料主要是甲骨、竹简和绢帛。甲骨、竹简都比较笨重，且书写方式较为费时费力，而绢帛的成本又十分高昂。至汉代，西汉经济、文化迅速发展，促使了书写材料的改进，纸应运而生。纸张便于携带，取材广泛，很快得以广泛应用。中国的造纸术作为一项杰出的发明创造，以其技术的先进性被逐渐传播到世界各地，极为有效地促进了文化的传播交流和教育的推广普及，可以说深刻影响并加速了世界文明的发展进程。

早在西汉时期，就出现了图书生产和交易，专门有人负责抄书、卖书。隋唐时期，文化极大繁荣，读书识字的人数大幅度增长，仅仅依靠抄写书本已经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人们从刻印章中得到启发，发明了雕版印刷术。这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在长期实践之中不断探索出的文化创新。雕版印刷术早期主要用于民间印刷神像、历书等，唐朝中后期印刷术已获得普遍应用。雕版印刷术自唐代中期出现后，对于文化的传播、普及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并沿丝绸之路逐渐传播到全世界，开启了世界文化的新纪元。宋朝庆历年间，刻工毕昇在工作实践中总结前人的经验和不足，发明了泥活字印刷术，这是中国最早的活字印刷术，之后在其基础上，又陆续出现了木活字、陶土活字、陶瓷活字、铜活字等创新改进。但是活字的手工雕刻，在制作初期费力费时，且受到印刷从业工匠的文化知识水平所限，在选字、排版、拆版、储字过程中难免多有讹谬，终未获得大范围推广与普及，雕版印刷一直在中国历史上占据主导地位。直到1839年西式铅字印刷传入中国，历经千年的中国古老的雕版印刷术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三、中国古代文化创新生态的基本构成

上述种种文化创新能够实现，依赖于中国古代社会为这些创新提供了根本的社会条件。这些社会条件构成了中国古代的文化创新生态，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1.时代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构成了中国古代文化创新的根本要求

唯物史观认为，上层建筑适合经济基础状况的规律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规律。文化创新从来都是时代和社会发展的需要。社会环境发生变化，文化就会相应地发生变革和创新，表现在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等各个层面。

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问此起彼伏的激烈的兼并战争打破了周朝静态化的政治格局，同时催生了对于贤士良才的迫切需要。以此为契机，原本处于贵族阶层最底层的“士”在社会身份上取得了独立的地位。诸子的兴起，具有鲜明的文化目的性，即胡适所言“忧世之乱而思有以拯济之，故其学皆应时而生”。诸子百家均热衷政治，心怀天下，为展其所长或著书论辩，或驰说奔竞，以在复杂诡谲的政治斗争中一展所能，以辅佐君王实现治国平天下之理想。多种因素的聚合为中华民族思想精神发展提供了绝佳契机，于是出现了百家争鸣的思想繁荣局面。

理学也是顺应时势而产生的。儒学在西汉取得一家独尊的社会地位，但正统儒学自汉末魏晋以降日趋衰微。自南北朝时期始，佛、道盛行，儒学陷入与外来佛教和本土道教等不同思想文化流派的观念纷争，中国传统文化伦理纲常遭到剧烈冲击。重塑华夏道统，是时代的需要。早在中唐时期，韩愈等学者就开始了早期的儒学复兴运动。他们用儒家一贯倡导的积极人世的理想来对抗佛教所标举的断绝尘缘的出世主义和道教强调的“清静无为”的避世修道，维护中国传统社会的纲常伦理，尝试稳固国家、社会“天下为公”的公共价值观念体系，重新扩大儒学的影响。北宋儒家学者在消化吸收道、佛二教思想的基础上，对传统儒学进行哲理深发，形成了凸显理性化、思辨化的思想体系——理学。理学的产生，不仅是儒家在应对魏晋玄学以及道、释两教挑战的过程中自我发展的理论需要，也是对汉代之后中国文化整体发展走向的一次深刻反省，更是以对种种社会现实问题的阐释和寻求解决之道，顺应了宋明时代国家发展图强、知识分子责任承当的迫切呼唤。

2.宽明的政治环境和文化政策构成了中国古代文化创新的社会条件

文化创新离不开包容创新的良好氛围和鼓励创新的机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德蒙·费尔普斯在其著作《大繁荣》中指出：“发明与其背后的好奇心和创造性并不是什么新东西，而激发、鼓励和支持人们大规模参与创造的那些社会变革才是历史上的新东西，才是经济起飞的深层原因。”政治宽松、文化开明，才能解放思想，人们才敢于创造创新。

百家争鸣的产生，得益于当时宽明的政治环境和文化氛围。战国时期，君主和贵族为维护统治，提高声望，刻意尊贤礼士。君主也不敢自居为最尊贵之地位，“如颜斶见齐宣王，明告以士贵王不贵，而宣王亦无如之何。又如秦昭王见范雎，乃至长跪以乞言。”上层君主和贵族为笼络人才，“不爱珍器、重宝、肥饶之地，以致天下之士”。政治环境宽松，诸子百家均得以毫无顾虑地著书讲学，直陈国事。战国之士放纵豁达，四处游说，合则留不合则去，形成了“士无常君，国无定臣”的人才流动和竞争的局面。此外，当时“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士阶层崛起，受到重用，文化教育开始普及于民间，私学与官学并盛。孔子“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孟子门人弟子“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战国中后期，齐国设立了官学稷下学宫，邀请著名学者来此讲学论政，著书立说，招徕和培养人才，“如驺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稷下学宫成为当时名噪各國的学术和教育中心。稷下学宫实行“不治而议论”“不任职而论国事”的方针，学人资治议政;同时各个学派的思想自由论辩，学术氛围浓厚，学术造诣宏富。稷下学宫“是春秋战国时期养士之风的制度化，也与齐国一直以来的尊贤尚功、兼容并包的文化风貌不无关系。”

以强盛的国力为基础，唐文化体现出无所畏惧、兼容并包的宏大气派。唐朝政治开明，奉行三教并行政策，为儒、释、道等不同思想观念的自由交锋和争鸣提供了客观条件。社会语境对于知识分子较为宽容，文人墨客大多个性张扬，少有禁忌。如白居易创作假托汉代，实写唐玄宗与杨贵妃之情事的《长恨歌》，并没有受到政治或道德方面的任何压制或约束。唐文化的开放还表现在对外域文化的大规模吸收，唐代的宏大气魄和勇于探索，不仅超越前朝，在当时世界上也是绝无仅有的。正是这种开放的文化价值观激活了人们的创新活力，促成了社会生活的全面活跃。

两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经济繁荣、科技发达、文化昌盛、艺术高超、人民生活富裕都达到了新高度的历史阶段。经历了五代时期的连年战乱，宋朝将重文轻武定为基本国策，为文化和学术的繁荣提供了宽松包容的发展环境。一是士大夫获得了较多机会参与国家治理和资政并享有较高的政治待遇。宋代以文治国，开明宽厚，历朝皇帝都较为优待知识分子，优礼文臣。宋朝立国后，几代皇帝都兴学尊儒，大力推行“右文”政策。宋太祖虽武夫出身，但却是尊儒重文之君，有“性好艺文”之称誉。宋太宗更以“锐意文史”而见著于史册，兴文教——颁布诏书修葺祠宇，塑绘先儒之像;修三馆——整修扩建昭文馆、史馆、集贤院;求典籍——对于儒家典籍十分重视和推崇：“多方收拾，抄写购募，今方及数万卷，千古治乱之道并在其中矣”;编类书——组织编纂大型类书《文苑英华》《太平御览》等，收录留存大量珍贵的前朝千代的文献资料。在这样的政治生态中，宋朝涌现出一批富有政治才华的著名文臣，如范仲淹、韩琦、富弼、包拯、蔡襄、苏轼、苏辙等。同时宋代形成政治、思想上较为自由开放的风气，为学术创新提供了有利条件。欧阳修、二程、朱熹等学者先后对传统儒家典籍提出疑问、探讨，形成了宋代疑经、改经并创新治经方法的风潮。二是重视文化教育和人才培养。宋代的官办学校以中央官学国子监为代表，地方亦兴办州学县学。宋仁宗时期，太学从国子监广文、太学、律学三馆中分出，单独建校，其入学资格不问门第，“以八品以下子弟若庶人之俊异者为之”。由此宋代各个阶层出身的子弟都有进入官学学习的机会，切实扩大了接受高等教育的人群范围，这是宋代学校教育制度的一项重要革新。除了官办学校而外，另外还开展职业教育培养能工巧匠，有专业性很强的武学、律学、算学、画学、书学、医学，可谓“学校之设遍天下”。宋代私学教育也非常兴盛，全国各地兴建书院，私人讲学授徒蔚然成风，如范仲淹在睢阳书院，孙复在泰山书院，胡瑗在苏州湖州书院，张栻在岳麓书院，朱熹、陆九渊在白鹿洞书院，一时间人才纷出。故而明人徐有贞有言：“宋有天下三百载，视汉唐疆域之广不及，而人才之盛过之。”此外，宋代大力倡导通过考试制度不拘一格选用出类拔萃的人才。进士一旦及第即可入仕，科举制度使广大庶族士人乃至寒素之家的子弟脱颖而出，如范仲淹、寇准、欧阳修、吕蒙正等，都是通过科举考试一登龙门的贫寒子弟。理学能够在宋朝兴盛与其时礼遇文人、发展教育的文化政策息息相关。

3.创新主体的广泛参与是中国古代文化创新的现实基础

古代文化创新之所以可能，还有赖于创新主体的广泛参与。毋庸置疑，士大夫们等文化精英是中国古代文化创新的主力军。诸子百家无不执着学问，潜心钻研，其心胸气度、学识修养皆为人称道。儒学讲究经世致用，积极入世，将参与政治活动视作实现人生理想与抱负的必然途径。所谓“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皆是为国事或公益奔波。即使如庄子、老子号称“无为”，但他们著书讲学，对政治也十分留意。诸子广收门徒，著书立说，一家成书，各家共睹，文化学术获得空前发展。宋代在理学、文学、史学等领域的思想文化成就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士大夫阶层功不可没。宋代文人墨客“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都自觉地以天下为己任，通经术，明吏事，疑经论政，针砭现实，著书撰文，阐发治国理政思想和方略，成为宋朝各级政权的智库，为宋朝的繁荣昌盛发挥了重要作用。

普罗大众同样是文化创新的主体。《大繁荣》中有一个重要结论，即国家层面的繁荣（大众的兴盛）源自民众对创新过程的普遍参与，涉及新工艺和新产品的构思、开发与普及，是深入草根阶层的自主创新。丝绸之路不断发展的各个时期，中国的人民群众在生活习俗、文化艺术和生产技术等领域与周边民族及国家的人民进行广泛的交流与学习。文化创新离不开众多默默无闻、未能青史留名的普通群众对文化技术进行的虽然微小却不断积累的改进。从根本上说，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在文化创新中体现得十分鲜明。

宋朝政府十分重视经济领域的立法，还专门设置了盐法、酒法、茶法等专卖法，规范、护卫国家经济活动，顺应商品经济的发展规律。由此得以实现国民经济飞速发展，工商业极度繁荣，生产力水平极大提高。北宋时出现了世界历史上最早的加工制造业工厂，如造船厂、火器厂、造纸厂、印刷厂、织布厂以及研究烧制陶瓷器的官窑等。发达的商贸活动，带动钱庄业蓬勃兴起，催生出世界历史上最早的银行和纸币“交子”。生产、制造和金融业的发展，直接推动城市的全面繁荣。城市古已有之，至北宋出现了新的发展转向。唐代城市以都城长安为代表，居民居住的区域为里坊，商业区则是东西两市，区域严格划分;随着商业日趋活跃，宋代城市的住宅区与商业区不再作如此区隔，商业区域和活动全面融入城市的整体格局之内。而且在中国历史上，宋代首次出现了主要以商业而不是以行政为中心的大型城市。据《宋史·地理志》，宋朝十万户以上的城市有40个，汴京、临安、长安、洛阳、南京都是人口超百万的城市。宋代商业高度发达，贯穿每日始终，出现了围绕“夜市”的夜生活，“买卖昼夜不绝，夜交三四鼓，游人始稀;五鼓钟鸣，卖早市者又开店矣”，“冬月虽大雨雪，亦有夜市盘卖”，很多餐馆、酒楼都通宵营业，具备了现代城市的雏形特点。

3.促进古代科技进步

从近代世界科技发展的历史看，世界科技中心和工业中心经历了五次大的转移，依次从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再到美国，追根溯源，实质上都与文化创新息息相关。16世纪到17世纪初，意大利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科技和经济中心，文艺复兴功不可没，其掀起的一系列反封建、反神学活动极大地促进了意大利科学的发展。17、18世纪，英国进入工业革命时代。宽松的宗教背景、勃兴的市场意识、发达的商贸活动为蒸汽机等技术发明和经济的产业化发展创造了条件。英国由此成为相当长时间里的世界科学中心、技术中心和产业中心。18世纪法国兴起启蒙运动，这是欧洲继文艺复兴后的第二次思想大解放，推动法国步入现代文明发达国家的行列。19世纪中叶，德国成为世界经济中心，这应归功于德国哲学思想的繁荣活跃，以此为基础，宗教改革以后的一系列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政策措施，催生了德国的现代大学研究开发机构，为科研和创新营造了良好的文化环境。二战之后，美国成为新的世界经济和科技中心，它的崛起得益于崇尚自由和权利的价值理念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政治和社会制度。由此可见，科学的发展、技术的突破、体制的改革，最后都归结到文化的创新，这不仅是逻辑的必然，也是历史发展的规律。

从中国历史来看，文化的繁荣极大地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战国时期，社会大变革促成了文化繁荣，思想活跃。同时，土地私有制逐步确立使封建经济得到初步发展，社會生产力水平进一步提高，对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了强大的推动力。这一时期，生铁冶炼技术已趋于成熟，铁器得以广泛使用，为水利工程的兴修提供日渐成熟的技术基础。秦王政元年，秦王采纳韩国人郑国建议，由其主持在关中地区修建郑国渠，以沟通泾、洛二水。郑国渠从根本上改善了关中的农业生产状况，干旱缺水的关中得到充足灌溉，秦国也因此更为富庶。秦昭王时，蜀郡太守李冰在前人基础上，利用天然地势，因势利导修建了大型水利工程——都江堰，这是世界上迄今为止年代最久的以无坝引水为特征的宏大水利工程。都江堰不仅解除了岷江水患，更使成都平原得到灌溉和通航之利，造福当代，泽被后世。与磅礴大气的唐文化相比，宋文化呈现出精致、优雅和成熟的特征，讲求对世界展开格物致知的深入严谨的研究和探索。在这样的思想文化背景中，在海上丝绸之路繁荣的条件下，古代科技在宋代亦发展至极盛。航海术、造船术、冶金术、纺织术、制瓷术、天文学、地理学、地质学、医药学等都获得了空前发展。无论是基础科学还是应用科学，宋代所获成就都达到了中国整个封建时代的顶峰。

4.促进古代社会发展

无论从文明的发展阶段还是从文明发展的形态来看，社会的进步都是建立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深刻变革以及相应的文化价值观念基础上的，都是文化创新引领的结果。丝绸之路的畅通，使得各民族文化的互相滋养、融合和多元共荣得以实现。汉唐政府实施开放的对外政策，鼓励外商来中国开展贸易，并对在国内的侨居民族宽容相待，允许他们长期居住、任官和与汉族通婚。汉代在秦代典客官职基础上设立了专门负责管理外交事务的官员大鸿胪，后北齐时设置鸿胪寺，至唐代成为“九寺”之一。唐代都城长安更是成为中外文化汇聚的中心。各国使臣、商人往来频繁、络绎不绝，来自世界各地的丰富物产和异彩纷呈的思想文化成果，都在长安汇集呈现，长安城可谓是当时世界级的大都会。中国的养蚕缫丝、制陶烧瓷、造纸、雕版印刷、烹饪、种茶、医药、炼丹等技术相继流传到世界各地。而域外的科技文化和生活习俗，如埃及的玻璃制造技术、印度熬糖法、中亚的酿酒术、阿拉伯的数学、南洋诸国的造船技术等也陆续传入中国。文化的交流互鉴促进了世界各地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不断推进人类文明的进程。

宋代重视科举制度，教育发达，活字印刷和造纸术的广泛应用使文化传播更为便捷，为社会各阶层的文化素质提高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人是生产力中居于绝对主导地位的因素，凭借生产经验、劳动技能和科学文化知识，发挥主观能动性，不断改进劳动资料，以创新推动社会不断前进。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发展是相辅相成的，而人文素质的提高，是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基础。费尔普斯认为，国家繁荣的核心是生活的兴盛：对事业的投入、迎接挑战、自我实现和个人成长。大批的手工业者、商人、小业主构成了宋代的新兴中产阶层市民阶层，他们富裕闲暇，追求价值独立，富有审美情趣。宋代经济趋向平等活泼，人人安居乐业，艺术的生活方式自上而下、潜移默化地融入民众的日常生活中，社会的整体文化艺术水平普遍提高。文化消费需求同时也带动了餐饮业、娱乐业等第三产业的发展。市民文化勃兴，瓦肆勾栏等娱乐场所遍布京城，百戏伎艺竞演，市民争相观看，“不以风雨寒暑。诸棚看人，日日如是。”宋代有《东京梦华录》《梦粱录》《都城纪胜》《武林旧事》等书以及张择端所绘《清明上河图》，以生动的文字和形象记录、呈现当年的繁华胜景，种种美好让今人叹为观止。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两宋文明所达到的高度，不但超越了之前的隋唐，也是后世元、明、清诸代所不能及的。

概言之，文化创新生态是文化创新的前提，构建一个开放、包容和进步的文化创新生态，是激发创新活力的基础，也是一个民族文化与时俱进、适应新的时代与社会环境的基础。随着社会发展对创新的需求越来越显著，人们越来越关注创新的基本规律，创新生态理论的研究正逐步深入。相信随着时问的推移，“挖掘传统文化中具有现代适应性的结构”，中国古代文化创新生态所具有的意义和价值会得到更广泛的挖掘和更深刻的认识。

责任编辑：魏策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