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谷丰

一

我从中学语文课本中的左联五烈士到进入冯铿的精神世界的时间距离是四十八年。鲁迅先生在语文课本上以教材的方式，在《为了忘却的纪念》中，告诉一个不在革命现场的懵懂中学生：

两年前的此时，即一九三一年的二月七日夜或八日晨，是我们的五个青年作家同时遇害的时候。当时上海的报章都不敢载这件事，或者也许是不愿，或不屑载这件事，只在《文艺新闻》上有一点隐约其辞的文章。

……他说的并不是空话，真也在从新学起来了，其时他曾经带了一个朋友来访我，那就是冯铿女士。谈了一些天，我对于她终于很隔膜，我疑心她有點罗曼蒂克，急于事功;我又疑心柔石的近来要做大部的小说，是发源于她的主张的。但我又疑心我自己，也许是柔石的先前的斩钉截铁的回答，正中了我那其实是偷懒的主张的伤疤，所以不自觉地迁怒到她身上去了。——我其实也并不比我所怕见的神经过敏而自尊的文学青年高明。

大革命时期的烈士，都是一些骨头坚硬宁死不屈的人，冯铿这个名字，和一个就义者的形象吻合，但是，冯铿的性别身份，却颠覆了我对女性这个词的认识。

一般来说，一个人的名字，都会包含一定的性别特征，即使是笔名，也会让须眉和巾帼两个词隔在楚河汉界之外，极少有须眉大汉用花草装饰自己的名字，也少见小鸟依人的女性用山、石、强、力等汉字作为符号。冯铿用一个代表了硬度和力量的象声词为自己命名，始于1930年3月2日的左联成立大会，她觉得，应该用一个全新的名字，成为自己革命者身份转变的标志。

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为标志，以更改名字表明个人革命者身份的，除了冯铿，还有一个用“许峨”名世的许美勋，一个和冯铿相同籍贯，一道从遥远的广东汕头来到上海的青年男子，他是冯铿事业和爱情的组成部分。

二

如果不进入一个人的精神世界，后人很难从“冯铿”这个中性化的名字中看到一个左联烈士的乡土原貌。

刘文菊女士编的《冯铿简谱》，用“活泼多动，故作小名‘阿蟹。长兄引‘十月先开岭上梅诗句，为其取名‘岭梅”作了简略的说明，而在许美勋（许峨）写的《冯铿烈士》一书中，则有更详细生动的描述：

冯铿是汕头友联中学高级部的一年级生，全班只有她一人是女生;但她在班内却是著名的一个强悍者，从来不示弱。在家里的绰号是“严兰贞”，在校里的绰号是“母夜叉”。

许美勋用绰号作了《冯铿简谱》的补充，他在后人认识冯铿的过程中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绰号，常常是姓名的补充和说明，它是一个人内心最生动的表情，是一个人性格最准确的刻画。

冯铿的父母和同学，无意中用姓名和绰号，作了一个未来革命者和左联烈士的命运铺垫。出生在1907年农历十月十日的广东潮州的冯铿，无可选择地遇上了一个革命的时代。帝国列强侵略中国，反帝爱国斗争风起云涌。

五卅惨案发生的时候，冯铿刚刚进入汕头友联中学读书。18岁的冯岭梅不在流血死人的现场，她通过报纸，看到了工人顾正红倒在英国巡捕的枪口之下，看到了那些死伤的工人和学生。

一个热血学生的行动无法出现在血腥的上海，冯岭梅想到了舞台，想到了话剧，她决心自编自导一台话剧，用公演的方式为支援上海五卅罢工运动募捐。

后人无法看到1925年汕头友联中学的话剧上演，只能在文字中感受冯岭梅的努力和汗水：

我们没有道具，没有剧本，没有演员……那末，就没有办法吗？我们这些青年，活泼泼地，就只会吃饭吗？一碰到真正的爱国运动，难道就像乌龟一般缩了头吗？……缺少一切都不要紧，只要心头还是热的，只要血不会干，什么困难都可以打破！……当她听到另一部分同学的怯弱畏缩，借口种种理由的时候，她不禁睁着大眼睛，红着脸气忿地说。

……剧演完了，群众散了，海滨正弥漫着午夜的雾，凉爽的空气在人群散后就泛进这个广场。他独自最后留在这里一霎那，虽然周围已没有人，但她的怒号的声音和悲愤的表情却像永久停留在这个广场上，——不，是深深地留在所有观众的脑子里，尤其深入到他的脑子里，终生不会磨灭。

这是引自《冯铿烈士》中的一段文字，许美勋从观众和情人的角度，真实记录了冯岭梅的意志、才华和自己的深刻感受。

凭着一腔爱国热情，冯岭梅完成了一个中学生不可能胜任的任务，十八岁时的意志和毅力，为她日后进入左联，承担更困难更艰巨的革命任务，作了坚实的奠基。

话剧公演的成功，让冯岭梅得到了极大的鼓舞。面对革命军撤离潮汕，反动势力甚嚣尘上，新文艺被攻击、污蔑的不利形势，她对许美勋说：“应该像鲁迅所说的打落水狗的办法，彻底消灭他们！”

冯岭梅用写作开始了对黑暗势力的战斗。诗歌、小品文、短篇小说、随笔，这些耗费时间不多的文体，迅速地出现在她的笔下。中学，不是文学创作的最好时间，冯岭梅每天在黑暗中起床，读英语，接着练习数学、理化等科目。上午上课，课间休息看报，修改作品。她的学习生涯中，没有“午休”这个词。下午的时间，除了上课之外，还有学联会、妇女会和其他临时的会议，上印刷厂接洽期刊，参加演剧小组排演。

这些数倍于常人的努力，冯岭梅坚持了整个学生时代。

三

冯岭梅的爱情，是雏鸟的初鸣，青翠欲滴。

冯岭梅在汕头友联中学的校园里勤奋创作，自编自导话剧募捐的时候，正是她同许美勋爱情萌芽长叶的时候。

冯岭梅和许美勋相识于1923年，那一年，她只有十六岁。许美勋是冯岭梅父亲冯孝庚的学生，是冯岭梅的二哥冯瘦菊的好友，年长冯岭梅五岁。火焰文学社，是冯岭梅和许美勋友谊的桥梁。

成立于1923年的火焰文学社，是汕头地区众多文学社中最有影响的一个文学组织，它主要由喜爱文艺的中学师生、大学生和青年记者组成，成员分布广泛，除了潮汕各县之外，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武汉、广州等城市以及南洋和印度等国家，都活跃着许多积极分子。许美勋和冯瘦菊轮流主编《大岭东报》的文学副刊《火焰周刊》。

火焰文学社的活动，超越潮汕地区影响到了大半个中国，《火焰周刊》作为文学社的刊物，它插上翅膀，沟通了浅草社、创造社、语丝社、未名社、文学研究会的联系。

冯岭梅不是火焰文学社的成员，但她同火焰文学社具有一种天然的关系。她与冯瘦菊的兄妹亲缘，她与许美勋的异性情感，通过文学的桥梁，走到了顶峰。文学社的活动，有她的身影，《火焰周刊》上，有她的名字。

1923年，是冯岭梅文思泉涌的一年：“岭梅在《火焰周刊》上发表的作品，除了翻译，也几乎什么样式都有，初生牛犊不怕虎，五花八门，什么都大胆地试一试。主导思想却分明只有一个：反对封建礼教，反对丧权卖国，反对军阀混战，提倡个性解放，男女平权，鼓吹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这些也正是火焰全体成员共同的思想倾向。”

远在上海的鲁迅，接到过冯岭梅寄来的《友中月刊》，看完了冯岭梅那些充满了朝气的作品之后，鲁迅用回信的方式，热情鼓励，并且记住了这个千里之外的陌生名字。几年之后，当冯岭梅来到上海，第一次登门拜访的时候，鲁迅先生依然记得起她曾经寄来的杂志和文章。

在所有看到的资料文献中，都沒有发现冯岭梅和许美勋一见钟情的记录。冯岭梅的外貌和性格，也不具备那种可以让异性浮想联翩的魅力。冯岭梅和许美勋的爱情，必须用时光来酝酿和发酵。从相识、相爱到同居，冯岭梅和许美勋，用了三年多的时间。

冯岭梅一生中爱过两个男人，但是，她一生中的足迹，却始终没有到过洞房花烛的现场，革命者的爱情，总是要冲破封建礼教的篱笆才能结果。所以，在所有的文字中，“同居”这个词，张扬了新青年和革命者的个性和态度，“婚礼”“媒妁之言”“出嫁”等传统词语，都无法为冯岭梅的爱情做证。

即使如此，“父母之命”，也是冯岭梅和许美勋爱情道路上的沟壑与天堑。姐姐冯素秋的自由恋爱，无意中为妹妹树立了一个榜样。那一场轰动了整个潮州城的爱情，在强大的封建势力下成了悲歌。那个时候的冯岭梅对爱情一知半解，她没有理由地同情姐姐，站在自由一边。当她想探究爱情的深层秘密时，姐姐总是以她年纪小不懂事为由推托。姐姐语重心长地希望妹妹长大后“更大胆些，做红线，勿做莺莺，这个世界确实够苦人……”时，冯岭梅却说要学秋瑾。

当爱情来到冯岭梅身边的时候，她真正深刻地体会到了悲欣交集。她和许美勋在崎碌区的海滩上散步的时候，吐露了自己的心扉。

数十年之后，许美勋在回忆这段经历的时候，依然记忆如新：

那个高鼻子的小流氓，经常送东西，还有姓陈的那个，用各种无耻的技术，使得妈妈不断赞美他，说比自己儿子还亲切……他们的目的何在？……我好几次对妈坚决表示过，可是她总是放不下这个幻想。……他们暗中怎样布置，我不知道，我只是觉得家庭里好似陷阱四伏，随时随地都可堕下去。……我这几年含泪吞下爹妈给我的饭，我如何焦迫地想独立，想飞。我有这样的看法：所谓“爱”，如果建立在报应、买卖、条件上面，那么这种爱便无价值了。父母爱子是好的，但如果把儿子当作商品，那就是不可容忍的了。

在冯岭梅的心目中，爱情，应该是自由的，应该是自己选择的结果，包办的，只是婚姻，而不是爱情。

四

1925年，广东革命军队对盘踞在广东东部的军阀陈炯明部队两次征讨。冯岭梅和许美勋的平静生活，结束在了战火中。那些美好的日子，犹如草叶上的露珠，晶莹而短暂。

两个热血青年，迎来了革命的军队。受够了军阀争战社会混乱的冯岭梅和许美勋，以满腔的热情，投入到了新的工作中。冯岭梅带着学生慰劳小队，来到了市郊的金砂乡，她在这里看到了从未见过的一幕，东征军的士兵，犹如老百姓的亲人和朋友，他们有的帮老乡挑水，有的帮老乡打扫卫生，有的在打草团，还有的帮着抱小孩。还有些士兵帮着老乡掏粪，一担一担地挑到地里。过去军阀的军队，都是穷人眼里的虎狼，如今东征的军队，却是老百姓拥护的亲人。“革命”这个名词，第一次以具体形象的方式进入到了冯岭梅的脑海。

在金砂乡的一处屋场里，冯岭梅看到了东征军士兵教孩子们做游戏和唱歌的情景。冯岭梅眼中的场面，多年之后，出现在图书和电影里，我是那个复制场面的读者和观众：“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齐欢唱，齐欢唱！”

东征军第二次进入汕头，《冯铿简谱》用一句话概括了冯岭梅和许美勋在此过程中的所有故事和情节：“革命军第二次东征进入汕头，冯岭梅和许美勋一起参加十月革命纪念及军民联欢大会，见到了周恩来和加仑将军。”

如果拂去岁月的尘埃深入历史的深处，后人可以看到更多更生动的场景。

冯岭梅和许美勋见到周恩来是在汕头外马路东征军总政治部的中楼。周恩来办公的地点，并不森严，“各色人等，进进出出，匆匆忙忙，闹闹哄哄。有的衣冠楚楚，有的衫裤褴褛，有的长袍马褂，有的西装领带，有的全副武装，还有妇女、学生。有的大声招呼，有的细声耳语，有的激烈争吵。有的喜形于色，有的兴奋异常，有的却忧心忡忡。有的人成群结伙，好像一窝野蜂，有的却孑然面壁，向隅而坐，像一只孤独的野猫。”冯岭梅和许美勋眼中的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东江行政委员周恩来，潇洒倜傥，英气逼人。他在办公桌前会见来访者，经常站起来，来回走动。数十年之后，已经进入了老年的许美勋回忆起那次会见，心中涌起阵阵暖意：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一位知名的代表人物，作为共产党执政的苏联的亲密同志的周恩来，却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就站在你面前，用温暖的大手紧握着你的手掌，用诚恳和专注的眼神注视着你的眼睛，倾听着你的声音，用开朗的微笑应答着你，用柔和的略带江浙腔的普通话与你对谈。

除了周恩来之外，冯岭梅和许美勋还见到过东征军总指挥蒋介石，还有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何应钦。蒋介石以革命者的面目出现在汕头的书店里，他脱去了军服，只带了几个卫兵，颇有几分平易近人。何应钦则用发表在《岭东民国日报》文艺副刊上的文章《革命与戏剧——血花剧社周年祝词》，让冯岭梅和许美勋知道了这个军人的名字。

《岭东民国日报》由《平报》改名而来，它是那个时代潮汕第一张革命的报纸，许美勋是《岭东民国日报》副刊主编，冯岭梅的短篇小说《开学日》《夏夜的玫瑰》《觉悟》和抒情诗《听，听这夜雨》《和心影说的》《凄凉的黄昏》《斜阳里》《暗红的小花》《隐约里一阵幽香》《你赠我白烛一枝》等，都通过这张革命的报纸传播。

五

1927年4月12日，是一个黑暗的日子。冯岭梅和许美勋都没有想到，在汕头的书店里满脸微笑的蒋介石，会在上海露出狰狞的面孔，向共产党人举起罪恶的屠刀。

我在中学课堂上接触到的历史教科书和冯岭梅、许美勋亲历的现实，都用“反革命政变”定性了这个血腥的日子。“四一二”，是国共两党关系的分水岭，也是冯岭梅、许美勋人生命运的楚河汉界。

“四一二”屠杀共产党人的血腥，一夜之间蔓延到了武汉，汪精卫用“七一五”政变，为蒋介石的残暴作了呼应。两场反革命政变是传染性最强最持久的病毒，远离上海、武汉的冯岭梅和许美勋，立刻卷入到了斗争的血雨腥风中。

许美勋以许峨的笔名出版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人物传记《冯铿烈士》，用大篇幅详细地描述了白色恐怖以及两个人到处躲避的艰难经历。

在被残忍屠杀的人当中，有冯岭梅和许美勋的同学、朋友、亲戚，那些熟悉的面孔，突然消失。冯岭梅的长兄冯印月被捕，生死不明。

春涛死了，给他们用麻袋装着用刺刀活活刺死，然后把尸首丢到海里！……老梁，被砍断了头和双臂，埋在石炮台下的海滩上，隔天却给野狗把尸首拖出来。……那个‘小铃兰，歌声怪嘹亮的，你当然记得缆石山中那一夜。她被枪杀，然后，你想，他们怎样摆布，把她的衣服脱去，割掉乳头，用小旗子插在她的……上面还写着……唉。血一样的深仇，唉，真是血海一样呵！

这是许美勋写给冯岭梅的一段文字。这个时候的冯岭梅，已经用冯铿的名字，成为了左联五烈士中的一员。

为了躲避搜捕，冯岭梅和许美勋开始了流亡，每一座僻静的深山，每一个人烟寥落的村庄，都是他们暂时落脚的安全岛。

从金砂乡转移到桑浦山里的路上，冯岭梅想到了一个掩人耳目的办法。她穿上许美勋的衣裤，用一顶破旧的毡帽，将女性的头发掩盖得严严实实。一个女人的性别，被一套男人的衣服彻底遮盖。一路上，没有人发现冯岭梅的花木兰身份。

冯岭梅和许美勋乔装成一对兄弟，在几个农民的带领下，翻山越岭，在朦胧的月色下，到达了目的地。

这种女扮男装的奇思妙想，属于思维活跃的知识女性，冯岭梅似乎知道自己圆脸短发的中性特征，所以，一路上无人看出她的破绽。

许美勋用文字描述了桑浦山的闭塞和静美：“桑浦山分成东西两列。东列从沙溪头起伸向鮀浦直到汕头海口为止，约近百里远近;这一列山峰中以玉简峰最高，邻近本有一石塔叫‘牛屎塔，从清代末年便给雷电震倒;岭的西面山麓是一片山沟平地，有田园、溪流、村落，新寮村便是其中的一个;此外还有‘田心‘大郎等小村落;‘田心村前有一小湖，附近并有温泉，曾有牛跌下被烫得半熟。西列又是一系列连接的高峰峻岭，过岭便是揭阳地界，那方面最高的是青蓝嶂，和玉简峰东西相望，像二位天神高高在上，共同监视着脚下许多小山，它们紊乱糊涂得像一群妖魔似的。”

美丽的田园风光，隔绝了山外的血雨腥风，一夕之间回到了从前。那天，一个牵着牛走过的农民突然停住脚步，看着冯岭梅和许美勋说，他们兄弟为何长得不像？

许美勋猝不及防，一下愣住了。

冯岭梅反应机敏，她很自然地回答，我们是同父异母的兄弟。

旁边的女人恍然大悟，说，怪不得一个肥一个瘦。

时间长了，冯岭梅厌烦了女扮男装，又觉得远离了白色恐怖，没有必要戴着面具了。那天傍晚，她拿了一套内衣裤，来到了村里那处女人们洗澡的地方。那个地方在土地庙后面的旷地里，只有三堵土墙，另外一面用茅草遮掩着。冯岭梅闯进去的时候，所有洗澡的女人都吓了一跳，同时惊叫起来。冯岭梅脱去衣服，露出了女儿真身，才平息了一场惊吓。

六

冯铿和许峨这两个名字，不属于潮汕的土地，只有在上海这个城市里，这两个名字才能生长。

冯岭梅和许美勋第一次以冯铿、许峨的名字标明身份，是在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的那个日子，选择这个日子，应该是一个自觉行为，因为那天是两个人人生的最好纪念。从此以后，冯铿和许峨，这两个来自广东汕头的青年作家，以两张朝气蓬勃的面孔，出现在了中国左翼作家的队伍里。

冯铿和许峨到达上海的时间，是1929年的春天，这个没有具体日期的春天，只能以他们离开家乡的时间来推断。在文献的记载中，1929年2月24日，冯岭梅和许美勋一起乘船去上海。这个日子与元宵节意外相遇，让激荡的生活增加了一丝戏剧性的波澜。冯岭梅选择了元宵节与故乡告别，她没有想到，这是她与汕头的最后一次拥抱。

船是一种缓慢的交通工具，但是对于海边的汕头来说，却是冯岭梅和许美勋前往上海最好的方式。一路上，只有海水和波涛，历史已经淡忘了他们乘坐的那艘船的名字以及他们到达上海的日期。幸好，许美勋用文字，记录下了历史的片段：“當海湾里白浪如沸之时，猛烈晃荡着的只是那些木船，一艘艘轮船照样平稳地停泊在港面上，顶多轻轻地，舒畅地摇摆着;而眼下航行在大海上的巨轮，竟像一片小小的树叶，任由海的巨掌蹂躏着，时而被高高地抛上波峰，时而深深地跌进浪谷。船处峰巅时，俯着看，只见那浪谷深如山谷;船居峰下时，仰头观，只见那浪峰高如山峰;纵目远眺，大海就像一片一望无际而又起伏不平的丘陵。”

在冯岭梅和许美勋的眼里，上海呈现了一种与汕头截然不同的气象。在吴淞口港换乘小火轮，然后慢慢驶进黄浦江十六铺码头的水面上，他们看到的巨轮，一律飘扬着外国国旗，所有的军舰和商船，都属于那些异国的旗帜。

九十年之后，已经没有人关注两个青年人踏上十里洋场之后的行动选择了，也许，上海最繁华的外滩，会是异乡人眼里最有魅力的地方。可是，冯岭梅和许美勋的脚步，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他们来到了南京路上的老闸捕房，来到了“五卅”血案的现场。地上的血，极容易冲洗干净，但是内心的仇恨，却是播下的种子。

南京路上的霓虹灯，成双结队的摩登男女，珠光宝气的太太小姐，苏州河口拥塞的小木船，腰间系着绳索，趴在船沿，伸手在乌黑的水面上捞着漂浮垃圾的饥饿孩子，骨瘦如柴双目失神的贫穷妇女，在两个革命的青年眼里，形成了极大的反差。畸形繁华的大上海，既是富人的天堂，也是穷人的地狱。

组成上海这个陌生城市的，还有那些西装笔挺、高鼻深目的洋绅士，大腹便便，穿着洋装或长衫马褂的富商巨贾，制服花哨，穿着考究的外籍巡捕;包青头巾，留大胡子的印度守门人;行人如织，却无不行色匆匆，表情淡漠。冯岭梅感到这个城市是那么地遥远，那么地虚幻。

上海北四川路公益坊38号的南强书局，用一份编辑的工作，安顿了许美勋。南强书局楼上狭小的亭子间，成了冯岭梅和许美勋的家。冯岭梅成为一个革命者的起点，是进入持志大学英语系读书，后来又转到复旦大学。他们和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的距离，越来越近了。

七

冯岭梅和许美勋成为职业革命者的时间，以1929年5月为界。那是一个非常重要非常清晰的时间节点，这个日子可以让身入其境的人终生记住。

杜国庠和柯柏年，是这个时间节点上的重要人物。这两个广东同乡，成了冯岭梅和许美勋的入党介绍人。

所有的文献资料，都忽略了冯岭梅、许美勋入党的那个日期，也遗忘了他们宣誓的地点，后人只是知道，宣誓过后，他们的组织关系转入闸北区委第三街道支部。这个支部的绝大多数党员，都是知识分子和文艺家，所以大家为支部取了一个文雅的代号：贾珊小姐。

一个带有谐音的代号，看似轻松的背后，却是艰难和危险。和平时代的共产党员，体验不了大革命时期从事地下工作的人头和鲜血。将一颗头颅系在裤腰带上，是一种比喻。而冯岭梅和许美勋每天清晨在亭子间里，都用接吻作为告别，两个人有一种共同的担心和隐忧，那就是晚上能否再见。

冯岭梅的工作，从街头写标语贴传单开始，这些在和平时代轻而易举的行为，在1929年的上海繁华闹市却是风险重重，困难百倍。写标语贴传单，必须躲避那些幽灵一般出没的警察、巡捕和包打听，还有那些脸上没有标记的便衣特务。冯岭梅眼睛高度近视，行动也不敏捷，她觉得上街贴一张标语比在家里写一篇小说艰难百倍。

冯岭梅在四川路一带用粉笔在电线杆上书写标语，高度近视的眼睛成了她致命的障碍，她几乎将眼睛贴到了电线杆上，总会引起为她望风的同志事后嘲笑。她并不气馁，每一次行动，她都全心投入，并在冒着坐牢杀头危险的地下斗争过程中迅速成长。

许美勋的回忆，是最为可信的历史记录：

她终于学会了这种“职业”，面对危急的情况，她也能处之泰然，应付裕如了。甩“尾巴”，“捉迷藏”成了她的拿手好戏。在她活动的区域，哪间商店有后门，哪条小路有岔道，她了如指掌。暮色苍茫，路人匆匆，这正是活动了一天的人们注意力较难集中、视线容易模糊的时候，她抓紧这一有利时间，来到工厂区，与三三两两散工的工友擦肩而过，一份份五颜六色的传单便这样神速地塞到工人们手上。

地下工作，没有人可以预测到随时可能出现的危险。有的时候，急中生智，随机应变，往往是化解危险渡过难关的最有效手段。有一次，冯岭梅挟着一大包苏区识字课本的插图原稿去印刷厂制版，路上突然遇到了巡捕和包探的检查。如果突然折回，肯定会让敌人生疑，关键时刻，冯岭梅灵机一动，目不旁视，装出匆忙赶路的样子，挤进人群，终于蒙混过关。

有一天，老大哥杜国庠来到了冯岭梅和许美勋住的亭子间里。西装革履的杜国庠，脱下了西装外衣，从他那个暖胃护腹的肚兜里掏出了一份《红旗日报》，冯岭梅一边展开那份带着体温的秘密党报，一边惊叹老大哥的智慧。大家都知道杜国庠患有胃病，随身总是戴着一个暖胃的肚兜，却无人想到，他会将文件藏在肚兜的夹层里。冯岭梅终于知道，老大哥的笑容、笔挺的西装、锃亮的皮鞋、黑色的毡帽和鼻梁上的眼镜，掩护了多少革命的秘密。

三个人一边喝着家乡的功夫茶，一边用亲切的潮汕方言聊起了《红旗日报》。冯岭梅突然想起，前几天在报纸上读到的《潮汕通信》，带来了许多来自家乡的消息，令她振奋和鼓舞，这么好的文章，却不知道作者是谁。冯岭梅沉浸在《潮汕通信》的兴奋中，却没有注意，杜国庠和许美勋正在默默地用眼神交流和会意。冯岭梅始终不知道，让她激动了好多天的《潮汕通信》，是许美勋用化名发表在《红旗日报》上的作品。那些烈火一般的文字，在更深人静的时候，流淌在许美勋的笔下，然后交给李伟森。

地下斗争的纪律和秘密，已经远离了我们近百年，我很难想象，一对革命的情侣，同床共梦，却从不越过各自内心的雷池。

八

在光怪陆离的上海，冯岭梅迅速地成长为一个职业革命家，虽生活拮据，但她却拒绝领取地下工作人员每月二十元的生活津贴，自己的稿费和许美勋的工资，成了她日常生活的来源。

鲁迅先生第一次见到冯岭梅的时候，是在自己家中的书房里。鲁迅先生目光炯炯，他迅速地将眼前的革命者同八年前寄《友中月刊》求教的中学生联系起来，并在她们之间画上了等号。

这是左聯成立的前夕，也是冯岭梅文学创作的丰收期。诗歌《春宵》《这帘纤的雨儿》《晨光辐辏的曙天时分》《高举杯儿》《秋千》《离愁》和小说《遇合》《C女士的日记》《女学生的苦闷》等，分别在《白露月刊》《北新》《女作家杂志》发表。

冯岭梅送诗稿向鲁迅先生请教是在12月里的一个日子，几天之后，鲁迅先生回复并寄回了冯岭梅的诗稿。《鲁迅日记》载：12月31日，上午寄还岭梅诗稿。在鲁迅的印象中，“她的体质是弱的，也并不美丽”。

左联成立之前，鲁迅先生还没有以组织的形式，正式成为青年作家们的旗帜。在冯岭梅的印象中，1930年3月2日，是历史的一道分水岭，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标志着在中国共产觉的领导之下，“革命的思想文化战线崛起，个人的文化活动，也将随着左联的成立而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进入一个更有组织的，更强大的，更艰巨的，目的性更加明确的阶段”（许其武：《十月先开岭上梅——冯铿传奇》，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5月出版）。

《馮铿简谱》中，有多次冯岭梅和许美勋拜访鲁迅的记录，那些难忘的时刻，也留在了鲁迅的日记里。

除了上门拜访求教之外，左联的各种会议，是见到鲁迅先生最自然的场合。在许美勋的回忆中，鲁迅的身影，经常出现在左联的青年作家群中：

凡是左联的重要会议，鲁迅总是主要的主持人，很早就出席，散会后好久才离开。凡是鲁迅出现着的任何场合，总被青年们所包围、缠绕着。外表严冷内心火热而镇定深思的鲁迅，永远穿着长衫，脸庞被香烟的雾缭绕着，屹然坐在少年们中间……冯铿对于鲁迅亦是抱着非常崇敬的态度，自从读了《新青年》 《语丝》 《呐喊》，她便从心坎上领会了鲁迅的文学精神和对人生的态度。

在鲁迅的日记和冯铿的年谱中，均有冯铿与柔石一起去鲁迅住处聊天的记载，在鲁迅日记中多次出现的平甫和密斯冯，就是柔石和冯铿工作和生活的轨迹。许美勋的文章，也有与此相关的记录：“她和柔石，也频等同时代表左联参加中国共产党中央在上海所主持的全国苏维埃中央政府准备会的宣传工作，她因工作关系和他俩更接近，更从柔石方面熟悉鲁迅的生活，后来常到鲁迅家里，在文学上受到他深刻的影响。”

一般读者，难以从许美勋的这段回忆中，发现爱情的蛛丝马迹，更无法联想，革命者的人性中，潜藏着超越婚姻的异性情感。

四十多年前我在中学受到的所有教育，都排除了爱情，甚至“婚姻”“情感”这些美好的词语，都严严实实地隔在教材的铁丝网之外，一个中学生理解的正面人物，只有革命，只有流血牺牲，他们的人生中，没有爱情，更不用说超越了家庭和婚姻的婚外恋情。

《冯铿简谱》中的“写信给柔石，表达爱慕之情”“柔石写信给许峨，坦承他与冯铿在一个月前已相爱”的简略记录，惜墨如金，无法让我看到革命者们内心的情感和真实的人性。

九

三十七年前，我在王瑶先生的著作《中国新文学史稿》中，看到了文学革命和革命文学的漫长过程，在《鲁迅领导的方向》这个重要章节中，读到了白色恐怖下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同国民党反动势力进行的艰苦斗争：

自从一九二七年蒋介石背叛革命以后，国民党反动派建立了反动的黑暗统治，在文化方面也同样发动了残酷的反革命“围剿”，人民大众的文化战线就不能不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用种种迂回曲折的形式来进行斗争;左翼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坚持进行并在全国人民中发生了广泛深刻的影响的。

教科书上的陈述隐去了故事和情节，也省略了人物活动的过程，所有的历史，只有通过人物行动和性格命运，才能看到时代的惊心动魄。

1930年3月2日，上海窦乐安路中华艺术大学的一间教室。没有人会认为这里是一个会场，台上一张讲桌，墙壁上一块黑板，台下破旧的长条靠背木椅，然而，这是一个以教室形式出现的会场，是一个没有会议横幅和标语的秘密会议室。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在这间简陋寒碜的教室里。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的发起人大约五十人。我在黄脆的史料中，找到了那些发起者的名字：冯乃超、华汉（阳翰笙）、龚冰庐、沈叶沉（沈西苓）、孟超、愈怀（莞尔）、丘韵铎、夏衍（沉端先）、王洁予、冯润璋、顾凤城、彭康、许峨（许美勋）、冯铿（冯岭梅）、王任叔（巴人）、潘汉年、周全平、洪灵菲、戴平万、阿英（钱杏邨）、冯宪章、鲁迅、杜衡、姚蓬子、柔石、韩侍桁、冯雪峰（画室）、吴贯中、黄素、郑伯奇、侯鲁史、朱镜我、田汉、王一榴、蒋光慈、刘锡五、叶灵凤、郁达夫、陶晶孙、戴望舒、杜国庠（林伯修）、殷夫（徐殷夫）、徐迅雷、程少怀、陈正道、许幸之、郭沫若、沈启予等。名单中的这些发起者，有的并未到会。出席成立会的，实际上只有四十多人。后来大名鼎鼎的郭沫若和茅盾，当时皆在日本。

九十年之后，我已经无法在如今的想象中还原1930年3月2日的会场了，没有标示出席者姓名的座签，到会者随意入座，迟到的人悄悄地进入教室，坐到后排。“参差不齐”这个成语，是如今大小会议无法再现的场景。

冯雪峰和柔石，承担了一个会议出席者额外的任务，他们坐在鲁迅旁边，警惕地观察四周，如有意外，他们将护送鲁迅，立即从后门撤退。冯铿留意到了，从北四川路底至窦乐安路和中华艺术大学大门口，散布着数十位便衣人员，他们不露声色地负担着会议的保卫和警戒任务。

在左联成立的会上，冯岭梅和许美勋第一次用冯铿和许峨的名字亮相，“冯铿”和“许峨”这两个简单普通的符号，让两个革命者从此进入了脱胎换骨的人生。这两个并非通过文章发表诞生的姓名，无意中经过一个细节得到了最好的发布：“冯乃超宣读发起人名单，碰到疑点，便高声发问。岭梅忽然听到台上问道：‘许峨，许峨是不是许美勋？冯铿，冯铿是不是冯岭梅呀？起用新名，除了别有新意，本来还包含着保密的意思，被乃超这么大声一问，岭梅一时懵了，不知道如何回答才好，全场注目，她的脸竟一阵飞红。左联会员中原先有很多人并不认识冯铿，这一次大概就是她的亮相吧。”

著名的左联七常委，也诞生于这个成立会议，鲁迅的名字，排在首位，沈端先、冯乃超、钱杏邨、田汉、郑伯奇、洪灵菲等人，围在旗手身边。

鲁迅先生用他的讲话，将会议推向了高潮。我没有想到，少年时代多次读过的《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竟然出自这次讲话：“倘若不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单关在玻璃窗内做文章，研究问题，那是无论怎样的激烈，‘左都是容易办到的，然而一碰到实际，便立刻要撞碎了，关在房子里，最容易高谈彻底主义，然而也最容易‘左倾”，“倘不明白革命的实际情形，也容易变成‘右倾”。鲁迅先生脸上保持了一贯的严肃和冷峻，但是会场却“轰然大笑，气氛活跃”。

十

冯铿就义的时候，只有二十四岁。

一个人生命短暂，所以爱情也会早熟。

冯铿的爱情萌芽于1925年，十八岁的冯铿，还是汕头友联中学的学生，她在自编自导爱国话剧的过程中，与许美勋开始了相恋。

上海，左聯，是一个革命者人生的顶峰，同时也是一个女性爱情的歧路。冯铿和许峨的爱情，起点于广东汕头一条洒满了阳光的大道，然而，左联期间的上海，却让他们的爱情偏离航线，走进了胡同。

爱情的破裂，没有时间的分水岭，但一个人的变化，却免不了蛛丝马迹。1929年，二十二岁的冯铿刚刚踏上上海的畸形繁华，秋天的时候，她同柔石去了杭州，同游了西湖。柔石去看望了魏金枝，冯铿则去看望了嫂嫂。杭州之行的过程中，有无好感和羡慕，没有任何言行可以证明，但是，与冯铿情同姐妹的刘选韵，却收到了冯铿寄自上海的一封信：

我和美不能再相爱了，你一定觉得奇怪。其实无奇，人生便是如此反复变化的，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现在另和人恋爱，但我仍爱美的，这矛盾心情叫我如何说好？

我怕他苦闷，想起你原亦是爱美的，只是因为我。可惜你已结婚了，否则你俩相爱，不是绝好吗？我早知道你是爱美的，更相信你现在仍是在心的深处爱美的。真情托你，请你代我做美的安慰者。虽然形体不能接近，精神可能互通。妹妹，你可怜我吧！我为美流了不少泪，想是前生欠泪债，今生还不清……

妹妹，你是爱我的，代我爱美吧……你经常写信给他安慰，三天一次，我哀求你，妹妹，妹妹……比亲姐妹还更亲的你的姐姐。

——岭梅于上海

在读到冯铿写给好姐妹刘选韵的信之前，冯铿内心的矛盾、纠结和许峨内心的痛苦，都被资料的一笔带过和轻描淡写所掩盖。没有人看见革命者身上的人性。冯铿和柔石之间的交往和产生爱慕之情乃至同居，都是深深插进许峨心上的一把尖刀。

对于冯铿的新爱柔石，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史稿》有客观的介绍：

柔石原名赵平复，一九二八年十二月曾以鲁迅之介，编辑《语丝》，并创设朝华社，提倡新兴艺术，特别致力于介绍东欧和北欧的文学和版画。出有《朝华周刊》二十期，旬刊十二期，及《艺苑朝华》五本。左联成立后，曾任常务委员及编辑部主任;一九三○年五月，以左联代表资格参加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毕后作《一个伟大的印象》一篇。著有小说《旧时代之死》、《三姐妹》、《二月》、《希望》等。翻译有卢那卡尔斯基的《浮斯德与城》、高尔基的《阿尔泰莫诺夫氏之事业》及《丹麦短篇小说集》等。

冯铿和柔石之间的爱情和同居，是我青少年时代所有读本的隐私和忌讳，没有一个革命者，可以遵循生活的逻辑，越过政治的雷池，革命样板戏中的正面人物，都是没有婚姻爱情的平面形象，冯铿的爱情，第一次颠覆了我对政治人物的想象。

对于真正的爱情，没有人会在离别之时心如止水，就像一件精美的陶瓷，它在碎裂之时，一定不会无声无息。只是，历史常常掩盖人类心灵的痛苦和器物碎裂之时的毁灭声音。

冯铿、许峨和柔石三个革命者之间复杂的情感变化和煎熬的内心痛苦，只是《冯铿简谱》中的三行汉字：

10月14日，写信给柔石，表达爱慕之情;

10月20日，柔石写信给许峨，坦承他与冯铿在一个月前已相爱。

10月27日，许峨回信，表示接受并支持他们相爱。

一个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的开始至结束，在短短的半个月之内完成。在这个故事中，冯铿和柔石是幸福的一方，而许峨，则是痛苦的唯一主角。我不相信，一行简单的说明性汉字，能够掩埋一个人的心碎。九十年之后，面对故纸的读者，一定会用当今的价值判断，质疑爱情、婚姻和性爱的童话。在我的理解中，冯铿之所以向好姐妹刘选韵敞开心扉，是因为刘选韵曾经爱过许峨，为了解脱自己，她甚至希望“否则你俩相爱，不是绝好吗？”

曾经坚信过的革命者没有爱情的神话，在冯铿、柔石、许峨的情感变化中彻底破灭。

远在汕头的刘选韵，尽最大的努力，给她曾经爱过的许峨一连写了四封信。一个人内心冷却了的情感，突然火山爆发。“梅姐叫我和你通信，安慰你，叫我如何做呢？地北天南，有翼难飞，而且你们已知道我已结婚了。我记得古诗：‘君知妾有夫，赠妾双明珠;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你俩相好时，我常躲在房间里哭;现在知你俩关系不好，更使我哭。”“我曾梦中遇你，在梦中你对我有时十分亲密。你不回信，难道你能使我不能梦见你吗？”

痛苦中的许峨，内心一定百感交集，他用沉默回应刘选韵，是最理性的选择。

二十年后，许峨的儿子许其武出版了《十月先开岭上梅——冯铿传奇》一书，他没有回避革命者之间的爱情，但是却用“革命”的理由为他们之间的移情别恋作了政治升华的解说词：

一种有着空前广阔的背景的爱情展现在许峨面前。许峨幸福地感受到，他同冯铿之间的爱，正升华为这么一种坦坦荡荡的爱情。即使对“情敌”柔石，哪怕在此次事变之前，许峨也早已消除芥蒂。记得一九三○年十月，柔石曾致信许峨，坦言自己与冯铿之相爱。柔石说：“这其间，存在着我们三个的理性的真的爱情，希望兄莫责备冯君。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们所需要做的事业。恋爱，这不过是辅助事业的一种次要品。”许峨当即回信，表明了达观坦荡的态度：“你、我、她三人间都要为事业来牺牲各自的个人的利益，对于恋爱，应该不太执着无谓的苦闷、嫉妒、猜疑、占有……都要一刀两断的割弃！”自此，两个男人，两人左联战友间，都互相坦城相见。

我是爱情无私理论的怀疑者，我也不太相信超越人性的铁石心肠。许其武在此书的描写中，亦有一个生活化的情节。那个寒冷的晚上，冯铿突然来到了亭子间，许峨对冯铿担心你一人独睡太冷的关怀表示生气，他用两个人睡更冷的回应表示不满。那一夜，冯铿向隅而泣。

婚姻，可以牺牲，但爱情，却永远是自私的。

十一

冯铿的一生，实在过于短暂，她还来不及回味在柔石那里得到的甜蜜，就失去了人生的自由。

那一天是1931年1月17日，下午，冯铿在三马路220号东方旅社31号房间开会。由于叛徒告密，所有出席会议的人员都落入了敌人的魔爪。

自从两年前来到上海之后，冯铿参加了许多次秘密会议，那些紧张和危险，每时每刻都笼罩在头上，只是，这一次，却未能化险为夷。

在许峨的回忆中，这次会议，是第一大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的一次会议，和冯铿一同被捕的，还有李伟森、柔石、胡也频、殷夫等人。

出席会议的人员，虽然都精心化了装，三三两两地先后进入旅社，但是，他们都没有发觉，化了装的特务，已经暗暗地埋伏在了四周。

会议开到中途的时候，一个特务伪装的茶房进来修理电灯，当灯光亮起的时候，一群埋伏在外边的巡捕冲了进来。

所有的人都被戴上手铐，推入了囚车。冯铿很镇定，她一点都不紧张，也不害怕，也许，她早已料到，会有这么一天。

在监狱里，冯铿用坚强的意志，挺过了敌人的严刑拷打，所有摧残肉体的手段，都未能使冯铿屈服。即使是电刑，也只能使冯铿昏迷，而不能使她开口。

有一次，冯铿在米饭里发现了一个纸团，展开之后是一行铅笔字：“要求公开审判，家人正筹巨额赎金，或可脱难。”冯铿从笔迹上看到了李伟森，看到了地下党的营救。

在监狱里，冯铿第一次有了充裕的时间，她在心里默诵古人的诗歌。她以一个女性的细密，发现了历届犯人在墙壁上留下的时光痕迹，那些模糊的线条，记录了失去了自由的囚犯们的心情感受，谜语、打油诗、漫画、留言、菜谱、日历、豪言壮语，她丝毫都没有感觉到死神的临近。

与世隔绝的牢房，是一个没有自由的世界，只有那四面坚固的墙壁，记录着失去了自由的革命者的心思。冯铿就义之后的1935年，王文乔在囚禁过左联五烈士的看守所的墙壁上，写下了一首七言绝句：

龙华千古仰高风，

烈士身亡志未穷。

墙外桃花墙下血，

一般鲜艳一般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王文乔以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安徽省副省长的身份回忆了这段往事。那首名为《龙华殉难者狱中遗诗》的诗，收入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革命烈士诗抄》中，并被许多读者记住。我就是一个记住了這首诗的读者。

也许敌人闻到了宋庆龄、何香凝、杨杏佛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和济难会营救被捕作家的风声，他们加快了罪恶的速度。冯铿人生最后的日子，出现在1931年2月7日的深夜，敌人选择了用黑暗来掩盖罪恶和血腥，他们以押往南京审讯的名义，将李伟森、柔石、胡也频、殷夫、冯铿等二十三人从监狱带出，残杀于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二十四岁的冯铿，倒在了血泊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在冯铿就义的地方挖掘了她的血衣。那是一个深绿色的毛线背心，上面有九个弹孔。

许峨不在1931年1月17日东方旅社的现场，他逃过了死亡的劫难。他许多次想起与冯铿的最后一次见面，上海虹口公园，竟然成了他们永远的告别之地。活着的人，唯一能够做的，就是履行两个人许下的诺言：谁后死，谁就代写传记。

冯铿是左联五烈士中唯一的女性，是“中国新诞生的最出色的和最有希望的女作家”。八十九年之后，岁月风干，许多人事化为了尘土，我依然在冯铿的作品中，看到了一个革命者的足迹。在上个世纪的文学叙事中，听到了革命的鼓声，在左翼文学作品中，寻找到了岭南的血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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