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则臣，1978年生于江苏东海，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为《人民文学》杂志副主编。著有《北上》《耶路撒冷》《王城如海》《青云谷童话》《北京西郊故事集》等。曾获庄重文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小说家奖、冯牧文学奖，被《南方人物周刊》评为"2015年度中国青年领袖"。《如果大雪封门》获第六届鲁迅文學奖短篇小说奖，同名短篇小说集获CCTV"2016中国好书"奖。长篇小说《北上》获CCTV"2018中国好书"奖、全国"五个一工程"奖、第十届茅盾文学奖。长篇小说《耶路撒冷》获第五届老舍文学奖。部分作品被翻译成英、法、德等十余种语言。

随着生活发展进步，城乡二元结构被打破以来，城市文学也就逐渐被搬演阐释，不同的城市文化也就自然而然地在叙事场域中占据了极大比重。

事实上，最早期的城市文学在今天依然具有极深刻的烙印，那就是以张爱玲等人为主导的海派文学以及老舍等人主导的京派文学。这两大流派一南一北，时至今日都仍然影响着读者对城市的认知，而整体叙事下的城市场域，也常由于其深刻的氛围为叙事张本。

但不可否认的是，到今天，我们的城市文学却远远没有跟上城市发展的步伐，一方面，城市发展水平加快的今天，大部分城市的写作者并不来自城市，很难对城市抱有归属感，自然也就写不出对城市更深入的阐释;另一方面，信息时代的爆炸反而令人失去了对市民日常生活图景的观照，从而也就很难得到正确的书写路径。

在徐则臣的小说集《北京西郊故事集》中，他展露了大量或淡漠、或虚空的人物形象，这些主人公面容模糊，脱离了所谓人生的准则和义务，详尽地书写了这些人的荒唐意志。他们既幻想，又颓唐，既失落，又尖锐。不攀配的俯就和模棱两可的揶揄，共同渗透到小说的社会争论中，讨论了深刻的哲学思想。

一.特定叙事空间构成谱系化符号对照

相较于别的城市，徐则臣所书写的“北京西郊”天然地带有一定的戏剧性色彩。从“北漂”这个词被不断提起以来，“北京”，无论是地理上的还是文学意象，都导向了一种先天形势所构建的内在乌托邦。在这个庞大而流离的城市，个体的存在意义被迫丧失了，人们很难在这座城市中获得对本体的认知;但与此同时的是，这座城市包罗万象且自我完善，它具备完美的秩序和乌托邦式的距离感。

叙事的本质实际上是对特定世界中的事件命题，事件又可以被定义为状态，阐释一个状态性的事件或是行动性的事件，而大多数人都会选择以一个行动性的事件来讲述故事，以求得到更多的生动性和起承转合。

但《北京西郊故事集》里的小说所呈现的无疑是一个状态性的事件，它所涉及到的诸多叙事体系实际上都致力于打造一个独属于“北京西郊”这一地点的文本状态，所以我们能够在小说中看到大段的描写而非叙述，作者不断地描述着人们的生活场景以及生活状态，但对于真正的行动性事件都刻意地克制了笔触，始终保持着特定叙事语境下的叙事聚合。

依据人物这一核心，他们的动作要么来源于其行动的界定，要么则由情感区分，短篇小说中从始至终的单一叙述者——“我”，也就是辍学的木鱼，以情感关系牵连起了北京西郊下的所有人。

事实上，这一群人从某种程度上而言，都可以说是面容模糊的。与小叶交往的行健，大多数时候都是糊涂的，甚至连和小叶做爱时都如同糨糊;在一场酒后肇事的咸明亮，从始至终都是一个有些超现实的存在。

小说似乎有意地将他们设置称为浓缩却混乱的一团，在北京西郊，每一个人都因为其命运的不可抗力而来到了这里，并且在这个世界中充分地感受到了社会的严酷与颓唐，他们被迫构成一个总体，同时也从自身出发去不断地塑造完整的生活形态，以求构建一个隐蔽的客观生活和谐。

城市在这种叙事立场下成为了一种破碎的陷阱，北京、西郊、这两个意象的基本概念化为了这群人的心理状态。无论是木鱼、行健、咸明亮等直接出场的主要人物，还是小叶这些被缠绕到这些主体之中的次要人物，都代表着城市目标下的探索者，日常现实的灰败暗淡之下，希望的迷乱更成为“无家可归”的客体化象征。

事实上，北京西郊这一特定的叙事空间，在小说中有效地构建出了某种魔幻现实的想象空间，小说似乎有意地给其中生活的人们设置了一个“无家可归”的意象，借此去展现其对人类秩序的逃脱以及在超个人价值体系中的荒谬与颓唐。在北京西郊这一叙事场域下，一事无成、无所事事的可能性是作为基本的事实被坦然接受的，并且，这种看似悲观的自我放弃也被消解为了某种自在的荒谬，但由于其总体的目的存在，这些人物仍然在符号化的外观下构建了一种感性的绝对规律。

就真正的实体而言，小说实际上有意忽视了人个体的本质力量，转而将目光投至在一些永恒的瞬间。我们刚刚提到，小说中大部分人物的面容是模糊的，事实上，小说正是借助这种面容的模糊，去展现心灵瞬间的明亮。当他们的孤独被肯定，当一切都无选择地逝去，北京西郊的这些人们反而产生了一种绝对的与自我心灵对话的共情和平息。尽管是以剥夺自我独立生命意义的符号表达为代价。

就叙事的场域而言，还有一点是必须要提及的。作为城市，与乡村的本质不同，城市是人为的聚合。它与乡村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自然聚合不同，城市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完全地依赖人为制造，因此，这种发展对象即便成为了人类的唯一家园，也很难在人们的心中获得纯表达化的、心灵深处的凝聚力量，因此，为了强化这种凝聚，小说必须选择一种盲目的强力来构建城市的奥义，也就是从心灵深处的面貌中去竭尽全力地收集和发现城市的符号化定义。

北京西郊所具备的就是这样一种价值体系。小说中的每一个人，在一开始几乎都是在阴差阳错中抵达了这里，可以说，他们是灵魂中孤独的迷路者，也是琐碎生活因果下的承载者。而当他们的内心被赋予无限丰富生活、并且同样的孤独者聚集到一起之后，这个叙事场域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中心联系，统一地过渡为了纯粹的心灵乌托邦。

小说的叙事在大部分时候都是抽象的，我们今天所塑造的信念要素所表达的是抽象的渴望，而艺术作品的编排也往往可以有效地将情感从这种抽象当中解救出来，尤其在特定的叙事场域之下，人和事件的氛围都深刻地影响了所处世界的情绪特性，主观上的自我认识影响所处场域的状态，这一状态又反哺外来者，共同把我全新的生活观点，化解了深入的内在经验，从而形成有效的符号化对照。

二.社会学概念下的世界轮廓边界构建

既然提到了城市文学，那就必须应当在社会学的概念下对其加以阐释。城市，是一个客观的概念，它真实地存在于客观世界之中，但同时，又不可避免地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被塑造。

因此，当城市被运用到叙事之中，成为小说背景的一部分时，它同时具备了生活与艺术的双重考量。城市的内容是由人物所构建的，它的氛围始终来源于生活本身，因此，这种细节塑造的艺术信念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对生活的架构和回归，因此，在这样一种半艺术的逻辑之下，城市文学具有相当程度的赋形姿态，并具备了伦理性的隐蔽与调节功能。

必须承认的是，北京西郊这一叙事场域，与其说是城市概念，倒不如说是社会意象，由于其地理位置乃至状态要素，它天然地带有了抽象的文学概念，并不属于纯粹的生活领域。尽管它的存在本身是完全的现实主义，但它却可以在小说范畴中获得巨大而基本的重要主观意义。

在这种城市与艺术共同的产物之中，北京西郊显然已经脱离了其地理位置的要素，转而成为了某种生活的主观层面，即搭建了独属于《北京西郊故事集》的普世轮廓。它绝非生活的主体，但它却真实地被塑造为了可接受的客观对象，这种对生活的隐晦观照，令世界的二元统一性得以持久存在。

于北京西郊的人们而言，这片土地是脆弱的、易碎的。与惯常小说中的地理意义不同，北京西郊的人们实际上并不受这一整体控制，而是诸多部分共同连接，才产生了这一主体。而此后人们在这其中的一系列行为，虽然具有小说的事件性，但却不同于稳定关系，而是一个异质状态下的偶然离散性差异。正是由于这种偶然性，小说所呈现的故事是更加独立的编排结构，也就成为了客观化的一目了然。

以其中的一篇《看不见的城市》为例，很显然，小说从天釉的死亡起笔，逐渐回望，从叙述者“我”的反应去铺陈开属于天釉平淡的一生。不难看出，《北京西郊故事集》中的人物，大多带有强烈的偶然性和征兆性，在他们的生活状况中，始终被不确定性围绕。如同从始至终的叙述者“我”所感受到的：“好长时间我都转不过来这个弯：落榜生、游手好闲、赌钱鬼、游魂，然后是拿掉了眼镜的生产队长，现在成了在北京西郊盖楼的建筑工，他是如何做到的呢？”

这样的事态必然是存在于真实生活的，但是，在艺术的编排之下，某种有机的关系映像却掩盖了这种外在关系，而是以一个传记般的阐释手段达到了对个体生命典范意义的塑造。天釉的生活是一个又一个偶然的堆叠，将它表述为生活的价值承担即能塑造真实的社会性系统。

就天釉这一人物而言，被塑造的个体无法全面地控制生活，但生活系统却可以全然控制个体。诸多偶然所构建的问题与社会表象共同制约了现实。必须承认的是，如果生活已然实现了一些现实目标，那么对个体的障碍仅仅只会是困苦，绝不会造成内心的严重危机。但是，北京西郊这一环境并不能根据理念来建设，相反，它成为了一个近乎理想化的状态，被设定成为了不可达到的目标和非现实性的问题，这些理念就被破坏和击碎了。与此同时，存在的现实与理想主义出现了不可逾越的鸿沟，也就由此构成了外部世界的本质——也就是北京西郊的脆弱概念。

小说中对于北京西郊这一场域的构建是由模糊到明晰的，小说不断地通过构建人物的生活场域，再将这些人物从生活场域中剥离扬弃，来推动生活内在意义的给出，这一过程包括了人们的生活形式，也在无限性中构建了社会性的有机价值。

小说中的非现实主义因素远不止于此，《狗叫了一天》中，那只绝望的同自己较量的小狗越出了院子，却由此意外地令傻子小川车祸身亡。开端与结尾都是生活抉择下被推动的偶然，然而，在小川死亡时所呈现出来的混乱却被生成了绝对的非本质性。“张大川气急败坏地说，“这下咱们正好可以再要一个孩儿了！胳膊腿儿都好使儿的，脑子也好使儿的！你不用担心对不起他了！你也不用担心咱们养活儿不了了！李小红，我让你别哭了你听见儿沒！”该用儿化音和不该用儿化音的地方他全用上了。”

狗的发疯和傻子小川的死亡，本身可以看作是两件离散的事件，但小说的创作就是不断地将这些异质的成分融合凝聚成抽象的有机关系，因此，在不摆脱主观价值的情绪下，小说有效地构建了一种内容的自我修正，即讽刺并塑造了赋形的统一。这种对反思的需要以及填充的生活碎片必然地只想了永远失去的天堂，因此，对于北京西郊的探寻也就失去了一切光辉灿烂的信仰，转而成为了概念化的想象和牺牲，共同指向痛苦的社会边界。

三.艺术驱逐生活承载戏剧性行为

小说创作在很多时候都具备对客观世界的读解功能，尤其是在城市文学之中，由于其现实与艺术的相互作用，往往会呈现出标准信念下的复杂性结构。小说本身是一个由内容所决定的修正形式，在这一复杂的结构之下，理念的命运会成为现实中辩证反思的对象。理念和现实之间的关系由于城市的存在，不再需要特定的描述来填充虚空，《北京西郊故事集》中，作者就借助了“我”这样一个纯粹却又参与其中的角色，来创造个体的反思。

事实上，创造性个体的反思首先必须向生活中的理想命运所深思假设，在北京西郊中的人们，他们面临的是一个内在的纯粹关联。这一场域之中，“北京”已然成为一个文学意象，是一个主观的理想假设，也面临着一种存在于个体生命中的全然陌生的现实命运。但纯粹的深思之下，他们的忧虑产生于内心分裂后的斗争与无望。

从木鱼的眼中看出去，小说中的每个人似乎都带有强烈的宿命感和无力感，他们在必不可少的青年时代里都经历过大大小小的信仰磨灭——咸明亮肇事、天釉复读数年、行健与小叶的交往等等，他们的斗争是无望的，尽管他们企图掌控现实，但却遭遇到了可怜的失败。而精巧的是，小说也并未把成功就归结于生活，生活的本质也并未取得最终的胜利。

北京西郊年轻的主人公们不断地被指引也被打压，他们的道路尽头几乎预示着显而易见的没落，更甚之，可能意味着全然盲目的迷途，就像那个憨厚的、最后却因为见义勇为而被打傻的宝来一样，踉跄着掉进粗野的现实中。

在这种解读之下，北京西郊几乎成为了一个近似于“道场”的存在，被驱逐的神灵和强有力的现实不断斗争，唯一本质的形而上学领域之下，道场中的一切都被穿透限制，它把时间和事件都聚集并限制起来，同时又展开了空间，处理掉生活中的狂热与混乱。

对于小说而言，再多戏剧情境都是可以被容忍的，而命运本身所含带的悲剧效应则超越了现实本身，这种现实因为城市这一客观主体的存在不会瓦解为虚无的本质，正相反，它标榜的瞬间发展为了成熟独特的丰富内质。在北京西郊的人们都不探险，大多是随波逐流，被推动着走，而心灵的痛苦瞬间却是不断间隔并重塑的，所有形成了他们命运的事件都只是象征性的外化，以一种超现实的姿态来消解掉原本深刻的风格仪式。

小说的内容从此出发，他们迅速经历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冒险活动，然而，他们在内心和外部世界的作用领域中，却始终标志着被动的深刻倾向。如果人们没有被强力所推动，如果他们在被离弃的瓦解中暴露为了紧密性和可穿透性的混合，那么曾经坚不可摧的东西都将会被轻易地摧毁。正如北京西郊中每一个在偶然性命运中逝去的生命一样。

从范畴到本质、从谈论到沉默，小说所造就的一直以来都是一个类似于道场般的根基，人们来自五湖四海，每个人身上都带有一定的原罪，或是说劣根性，他们在北京西郊这一道场中坠落又悬垂。创造现实的内在是空洞的，它仅仅在掩盖裂痕，但总体的小说结构却包含了心灵的不和谐，远比主观世界要来得宽广。

就这种阐释而言，小说中的城市是一个心灵行为的基础，同样也就会变成一个比其实际要更狭隘的世界，然而，生活的本身却不会因为这些心灵行为的诉说而加以改变，换句话说，他们并不触及外部世界的真正中心，而且，由于其本能主观的态度，也仅仅只是令世界处于被歪曲的写照中，并不会真正碰撞。

北京西郊的情绪感是远远高于其事件的，也正是因为这种情绪感的强调，小说从一开始就呈现出一种非现实性的缠绕感，生活脱离了人群的根基，狂欢化的胡同屋顶、在小说中似乎来得极为轻松和偶然的做爱和死亡，都令小说蒙上了一层强烈的不真实感。但有趣的是，这些在看似“普通正常”的生活里看来不合时宜也太不协调的事件，在独属于北京西郊的叙事情境中，都来得那样鲜明且合理。这些场面大多是由北京西郊其狂欢式的艺术范畴所决定的，在这奇幻的环境中，每一个非现实性的、看似狗血的故事都不能够成为焦点，取而代之的是那些边界。生与死的边界、爱与恨的边界、理智与疯狂的边界等等，这些边界共同构成了北京西郊这一“道场”的搭建，也就超脱了生活本身，构成危机压抑下的哲理想象。这也就是作者所希冀通过北京西郊来表达的时空世界观，人们不断地超越表面的理智，却获得了更多经验的真实。

徐则臣在他的小说集《北京西郊故事集》中，却挖掘出了城市写作的另一重可能性。城市不再是氛围主题的塑造，他所描述的城市生活乍一看也不够立体丰满，但他笔下的“文學北京”，却呈现出一种尘世道场般的宿命感和厚重感，使得“北京”这一意义符号在众多城市的符号中巧妙展示，连缀为了普世与梦想的特定指向。

冯祉艾，生于1995年，湖南长沙人，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作品散见于《文艺评论》《百家评论》《名作欣赏》《中国文艺评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东吴学术》《艺术广角》《中国作家》《青年作家》《野草》《文艺报》《文学报》等报刊。现供职于湖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