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进 康芳

[摘要]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既是推进农民职业化进程和农业现代化进程的基本要求，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增强农业、农村发展后劲的有力举措。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事业虽然已经逐步取得显著成效，但是依然面临队伍发展不均衡不稳定、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职业教育培训体系不完善、管理体制机制不顺畅、培育精准程度不够高等系列现实挑战。立足新时代，落实政策扶持、完善职业教育培训体系、甄选培训对象、强化保障措施和能力，成为乡村振兴战略推进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基本路径。

[关键词]新型职业农民;乡村振兴;新时代;农民职业化;农业现代化

[作者简介]徐进（1982- ），男，山东淄博人，甘肃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云南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在读博士。（甘肃  兰州  730070）康芳（1994- ），女，甘肃天水人，长安大学人文学院在读硕士。（陕西  西安  710064）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8年甘肃省高等学校科学研究项目“幸福美好新甘肃建设进程中的社会保障责任研究”（项目编号：2018A—66）和2020年长安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实践项目“农村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精准化供给研究”（项目编号：30010370308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G7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21）01-0083-07

2018年出台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高度重视人力资本培育，切实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进入新时代，“农民”这一职业身份逐渐摆脱传统的农耕和自给自足角色，开始融入现代工业社会职业体系，逐步得到国家与社会各个阶层的广泛认同和高度重视。与此同时，农业现代化的推进赋予了广大农民更重要的社会责任和更大的历史使命，培育“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新型职业农民成为农村人才队伍建设的主攻方向。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既是推进农民职业化进程和农业现代化进程的基本要求，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增强农业、农村发展后劲的有力举措。我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事业尚处于起始阶段，与当今世界农业强国相比，仍存有很大差距，可谓任重道远。因此，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契机，明确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所面临的系列现实挑战，找到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系列有效路径，对破解“三农”问题，助力“三农”工作朝着农民职业化、农业农村现代化这一未来图景扎实推进，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一、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必要性

为彰显和强化人力资本对现代农业、现代农村发展的支撑保障作用，需要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不断提高农业从业者的科技素养、经营能力和职业技能;需要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和农村实用人才，把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提上议事日程;需要把职业农民培养成建设现代农业的主导力量;需要把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作为乡村人才振兴的重点;需要加快构建高素质农民教育培训体系，补齐农村人才短板;需要从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加强农村專业人才队伍建设、鼓励社会人才投身乡村建设三个方面入手，强化乡村振兴人才支撑。

（一）破解“谁来种地”困局，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需要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近年来，我国农业产量持续增长，主要农产品供应充足，农村贫困人口大规模锐减，农民人均收入不断提高，“三农”工作取得显著成绩。与此同时，农村空心化、农民老龄化、农业边缘化等问题也日益突出。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化的持续推进，大量青壮年劳动力转移至城市，导致农村常住人口大幅度减少。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9年我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9077万人，比2018年增加241万人，增长率达到0.8%，而且与本地农民工相比，外出农民工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此外，留守农业人群呈现出明显的老龄化趋势，如2013年我国农业从业者中50岁以上的比重超过40%;新生代农民工乡土情结淡化，与从事农业生产经营工作相比，外出务工获得的经济收益更可观，致使此类群体返乡回流的意愿不强。未来“谁来种地”，已成为国家和社会不得不慎思的重大课题。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确保粮食安全，才能稳定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之大局，而农业劳动者是实现国家粮食安全的首要人力资源保障。新型职业农民是以农业为长久职业、以追求市场利润最大化为目标，有组织、懂文化、精技术、会经营、善管理、重情感、亲农村、爱创新的高素质农业生产经营者。因此，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不仅是破解“谁来种地”困局的关键，而且是应对“怎么种地、如何种地”难题的对症良方。

（二）破解乡村人才发展瓶颈，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需要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推进并实现乡村人才振兴，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性核心工作，“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需要人才去创建。为此，必须抓住“乡村人才”这个关键少数，将乡村人力资源培育放在重要位置，尤其是要助力农民向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新型职业农民转变，进而产生辐射带动效应。《2019年全国高素质农民发展报告》显示，2018年84.37%的新型职业农民对周边农户起到辐射带动作用，比2017年提高了9.49%。截至2018年，我国已培养新型职业农民1500万人。然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所需人才的总量依旧不足，结构也不尽合理，现代青年农场主、高素质农业经营主体依然匮乏。《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报告》显示，35岁及以下农业生产经营者仅占19.2%，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占比仅为9.3%，只有10.3%的农民接受过农业技术培训。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是破解乡村人才需求瓶颈的关键举措，不但可以带动乡村人口生产技能、经营能力、综合素养的不断提升，而且可以推动乡村实现组织、产业、生活、文明、生态的全面振兴。

（四）管理体制机制不健全

目前，我国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管理体制机制不健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相关法律制度规范缺失。从世界农业发达国家的农业技术培训发展经验来看，制度建设是规范政府内部、政府与市场和其他社会主体之间权责关系的基础，如早在1961年日本就颁布了《农业基本法》，美国也在1963年颁布了《职业教育法》。在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方面，尽管我国政府做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工作，但是制度建设依然不足甚至缺位，致使对职业农民的认定管理、信息管理、培育管理等工作均未纳入规范化轨道。二是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涉及农业、教育、财政、社会保障等众多政府管理部门，在培训政策制定和培训方案执行的过程中，部门之间存在利益博弈，不能统筹协作和有效利用资源。三是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扶持政策激励性较弱。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背景下，政府主导全过程管理是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呈现强劲发展势头的关键因素，然而目前市场和社会力量等培育主体的参与度不高，扶持政策激励性不强，市场培训主体享受贴息贷款、减税补贴的难度较大等问题，使得“一主多元”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管理体制机制构建之路崎岖难行。

（五）培育精准程度不高

《“十三五”全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发展规划》指出培育新型职业农民须遵循“精准培育”原则，“着眼构建新型职业农民队伍，科学遴选培育对象，分产业、分类型、分层级、分模块实施教育培训，强化规范管理、政策支持和跟踪服务，把职业农民培养成建设现代农业的主导力量”。但是从发展实际来看，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针对性、有效性、精准度亟待提高。一是培育对象的遴选不精准。如前文所言，乡村振兴战略强力推动下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项目具有较强的行政性，基层政府往往以完成上级政府指标作为选择培育对象的基本准则，往往对农民的内心意愿和真实需求置若罔闻，从而降低了培育的针对性。二是培训内容设置精准度不高。扎实有效地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需要培育综合性农业生产经营人才，因此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训内容设置也应多样化、综合化。然而，从职业培训实际来看，培育内容设置单一，仍以传统技能培训为主，缺乏对适应市场经济需求的创新创业管理能力和经营管理能力的培训，与分类分层细化培训内容，通过“因材施教”提高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精准度的培训内容设置目标相去甚远。三是培训方式陈旧，不能适应信息时代农业从业者学习的需要。新生代农民对培训形式的需求越来越个性化，目前仍以线下集中培训为主要的培训途径和方式，已经不能精准对接培训需求，极大地降低了培训的有效性。

三、乡村振兴战略推进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基本路径

以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为总纲，落实政策扶持以缓解后顾之忧，完善职业教育培训体系以提升培育质量，甄选培训对象以优化农业人才队伍，强化保障措施和能力以营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成为新时代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系列基本路径。

（一）落实政策扶持，缓解后顾之忧

作为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主体力量，新型职业农民队伍的发展壮大以其“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所获收益与从事其他职业收益相当”为基本前提。因此，通过落实政策补贴提高从事农业产业者的经济收益是根本所在。一是加强财政投入。在我国社会转型、发展、改革进程中，作为基础产业，农业曾为哺育工业发展、促进城镇化进程和工业化进程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之后，国家理应加大对农业产业的投入，工业也应当及时有效地反哺农业发展，推动农业现代化进程，助力实现农业农村全面振兴。二是落实扶持政策。现有系列扶持政策须逐一落实到每一个新型职业农民头上，以产生正向激励，产生并发挥好辐射带动效应，不断壮大新型职业农民队伍。此外，还应当通过税费减免、贴息贷款、直接补助等方式，落实对市场力量等参与培训各主体的相关扶持政策，刺激社会资本介入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训市场。三是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体系。作为一种有尊严的职业选择，新型职业农民理应享受到与城镇职工相对等的社会保障待遇水平，以振兴集体经济为基础，以遵循公平原则为导向，着力推动农民养老保险制度、医疗保险制度、工伤保险制度、失业保险制度和生育保险制度等社会保险制度的制定工作，消除新型职业农民长远发展的后顾之忧，不断提高其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二）完善职业教育培训体系，提升培育质量

乡村振兴战略是一个系统工程，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背景下的新型职业农民职业教育培训体系也应该是一个系统工程。因此，完善新型职业农民职业教育培训体系，提高新型职业农民的综合素质成为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必然要求。一是加强顶层设计，明确培训目标。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为指导，结合全国各地农村农业发展和农民需求的双重实际，从扶持政策、主管部门、师资队伍、培育对象、评价体系、具体措施等多个维度落实培训规划和培训措施，使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训工作有章可循，使培训新型职业农民的保障措施得当有力。二是合理设置培训内容。新型职业农民不仅“懂技术”，而且“有文化、善经营、会管理”，因此设置的培训内容应该涉及文化知识、农业技术、经营管理、领导艺术等不同层面。另外，在开展培训之前，各培训主体要深入调研农业农村实际、农民需求和市场情况，将培训工作质量放在第一位。三是拓展“一主多元”培训体系。统筹利用农业院校、农机推广机构等各类公益性培训机构，最大限度地发挥公益性培训主体在新型职业农民培训中的主导作用。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只有建立市场机制对乡村资源进行优化配置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模式，才能“自适应”农业现代化的发展需求。目前，从我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训主体来看，政府是主导力量，市场参与度极其有限，需要通过采取放宽准入条件、政府购买服务等手段，引导农业企业、农民合作社等市场主体积极参与新型职业农民培训。

（三）甄选培训对象，优化农业人才队伍

精准遴选培育对象，分类分层开展培训，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和农业現代化建设提供高质量人才保证。一是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重点将青年劳动者群体纳入培育对象。目前，我国农业劳动者年龄结构偏大，老龄化问题突出，农业后继人才储备不足，为改善优化农业劳动者结构，提高农业从业者质量，应当立足“年轻化”，将青年劳动者作为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重点群体。二是在深入调研的前提下，以“知农爱农”、扎根农村、具备“三农”情怀的人群作为优先培育对象。作为高级感情动物，社会人的情感因素在职业发展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近年来，农村素质较高人群外流现象较为普遍，除了系列客观因素外，内嵌在他们身上的“三农”情感较为淡薄也是重要原因。培育一位合格的新型职业农民需要投入很大成本，因此必须将“知农村、懂农业、爱农民”、愿意扎根农村、乐意长期从事农业生产的人群作为重点培育对象。三是立足“知识化”，将掌握一定科学文化基础和现代技术基础的人群作为重点遴选对象。返乡下乡创业者、大中专毕业生、农业企业骨干、复退军人、科技人员、农业合作带头人等拥有一定科学文化基础和现代技术基础的人群，具备掌握新知识、学习新技能、接受新理念的敏锐性、主动性和创新性，理应成为甄选、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重点对象和关键少数。

（四）強化保障措施和能力，营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

《意见》指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村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汇聚全社会力量，强化乡村振兴人才支撑”须以“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加强农村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发挥科技人才支撑作用”“鼓励社会各界投身乡村建设”为主要抓手。总要求和主要抓手表明，只有强化保障措施，优化保障条件，营造良好保障环境，才能切实提高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保障能力。一是改善基础条件。与城市相比，目前我国农村生产生活整体环境一般，直接影响甚至决定了新型职业农民的投资决定。致力于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农村环境改善可能涉及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方面是要通过加强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基地建设、完善农业信息化教学平台等方式来改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基础设施条件;另一方面是要努力营造适度宜居的生活环境，把农村变成新型职业农民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助力美丽乡村建设和美丽中国建设。二是加强师资队伍建设。鼓励涉农院校的专业技术人员驻村指导，可将基层工作经历纳入高校教师绩效考核指标体系。此外，因为新型职业农民的职业教育直接面向实践，知识更新速度较快，也应当加大对师资队伍的培训力度。三是建立农业风险防控体系。农业产业是一个高风险行业，“自古农业靠天吃饭”指的就是农业产业极易遭遇虫害、干旱、冰冻、洪涝等各种自然灾害风险。此外，新型职业农民队伍面向的不仅是生产领域，还有经营与管理领域，农业产业链延长的同时，各类工业化、社会化风险开始增大，市场波动风险也将投射至新型职业农民队伍。近年来，为积极应对系列农业自然灾害，一些农村地区已推出针对不同作物的农业灾害保险，然而就整个农业自然灾害系统而言，开展农业商业保险事业仅仅体现了部分保障举措和能力，只有建立完善的、多层次化的农业风险防控体系，解除新型职业农民漫长职业生涯的后顾之忧，才是极为必要且刻不容缓的政策取向和重大举措。

育才兴邦，服务天下。事实上，不管是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还是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建设，乡村人才资源都是处于第一位的能动性推进力量。培育新型职业农民队伍，即推进农民职业化进程，是开发乡村人才资源的重要战略举措。因此，从一定意义上来讲，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和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是相辅相成的，既表现为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耦合关系，又体现为一种“哺育与反哺育”的辩证关系。只有二者实现共进，才能加快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才能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才能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才能助力2017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擘画的“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的美好图景早日实现，才能有效助推“美丽中国”建设。

[参考文献]

[1]樊梦瑶，张亮.改革开放四十年我国农民职业化培育的变迁与展望[J].成人教育，2019，39（10）：43-47.

[2]陈传波，阎竣，李睿.新型职业农民对接城镇职保的试点经验分析——以上海、苏州、威海和成都为例[J].农业经济问题，2019（7）：66-72.

[3]梁成艾.“职业农民”概念的历史溯源与现代扩张——基于乡村振兴战略之视角[J].农村经济，2018（12）：123-128.

[4]杨璐璐.乡村振兴视野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浙省个案[J].改革，2018（2）：132-145.

[5]杨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路径创新研究[J].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28（6）：135-140+160.

[6]白南生，何宇鹏.回乡，还是外出？——安徽四川二省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研究[J].社会学研究，2002（3）：64-78.

[7]郭剑雄.工业化、选择性就业与农民的职业化[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6，37（3）：109-117+2.

[8]童洁，李宏伟，屈锡华.我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方向与支持体系构建[J].财经问题研究，2015（4）：91-96.

[9]陈新忠，庹娟.乡村振兴背景下新型职业农民培育[J].教育与职业，2020（1）：101-107.

[10]徐进.社会保障助力乡村振兴：功能定位、现实困境、逻辑进路[J].社会福利：理论版，2020（3）：42-45.

[11]孔韬.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困境与出路[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9（6）：80-85.

[12]郝大江.我国“农民职业化培训”市场化改革研究[J].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3）：98-106.

[13]李沛莉，张金伟.新型职业农民的职业情感教育：问题指向与路径选择[J].职业技术教育，2020（4）：60-63.

[14]荆钰婷.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前提条件[J].中国成人教育，2019（21）：94-96.

[15]文茂群.做好乡村振兴人才需求侧锻造[J].人民论坛，2019（33）：60-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