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锐 谢朝武 李勇泉

[摘    要]文旅融合是旅游產业发展的重要基础，但学界对既有政策体系对文化旅游产业的作用机制却一直缺乏应有的理论关注和实证检验。该研究对2009—2018年文化旅游产业的109条相关政策进行了系统梳理，总结出文化旅游产业政策的工具类型、发布部门、阶段性力度演进等特征，同时结合42家文化旅游上市企业财务报表中的资产总额、营业收入和投资现金流等数据，基于时间序列分析中的VAR模型，利用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等方法，对文化旅游产业政策力度对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有效性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1）政策力度与文旅产业发展规模水平、收益水平和投资建设水平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并且与发展规模水平、投资建设水平存在单向因果关系，与收益水平存在双向因果关系。（2）政策力度对文旅产业规模扩大具有显著的短期促进作用，但其长期促进作用逐渐减弱。政策力度对产业收益的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但在后期较不稳定。政策力度对文旅产业投资水平具有短期刺激作用，机遇期结束后刺激作用放缓。（3）政策力度是文旅产业规模增长的主要因素，国内旅游总花费是文旅产业收益增长的主要因素，政策力度和国内旅游总花费对文旅产业投资水平有影响，但非主要影响因素。

[关键词]文化旅游产业;政策演进;政策有效性;上市企业;中国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21）01-0027-14

Doi： 10.19765/j.cnki.1002-5006.2021.01.008

引言

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产业是当前我国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需求和提升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抓手。从十八大“建设文化强国”到十九大“坚定文化自信”，充分彰显了文化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突出地位，而旅游与文化有着天然的关联性和耦合性，文旅融合发展一直是旅游产业发展的重要基石之一。近年来，基于文旅融合所构建的文化旅游产业，既得益于中国旅游市场规模的驱动，也得益于长期以来政府政策体系的支持。自2009年颁布的《文化产业振兴规划》提出要开发文化和旅游结合的服务性消费，此后近10年时间国家先后颁布100多项与文化旅游产业相关的政策，201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宣布组建文化和旅游部，在“宜融则融，能融尽融，以文促旅，以旅彰文”政策指导意见的统筹引领下，文化旅游产业迈入发展新阶段[1]。在我国旅游产业结构性转型的趋势背景下，面向规模性的文旅产业政策展开相关议题的实证研究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尽管国家对文化旅游产业政策的支持密度和力度在不断增强，学界对于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机制一直缺乏制度层面的理论探索和实证检验。现有文献研究多从市场主体视角探讨文化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2-4]、文化旅游产业竞争力评价[5-6]和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模式[7-8]等研究问题，而较少基于政府主体视角分析政府对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宏观调控机制，对于政府产业政策的演进趋势和引导路径缺乏系统梳理。现代经济是依赖于各类预见性的规则和秩序支撑的复杂演化系统，政策制度作为一种生产性资产和社会资本是调动经济要素和释放市场活力的关键[9]，而文化旅游产业涵盖旅游和文化双重业态，涉及综合性产业要素众多，对政府宏观协调依赖度更高[10]。在中国情境下，政策是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主要驱动力量，对中国既有的文化旅游产业政策的演进过程以及成效进行系统的实证分析，有利于探明“政府之手”在文化旅游产业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机制，为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在下一阶段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有效政策支撑，对于加强文旅融合的战略进程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1 文献综述

1.1 文化旅游产业的概念界定

文化和旅游产业的融合发展在实践上已经有长期的历史，但业界和学界对于文化旅游产业的概念内涵却并无定论。国外学者Khalid较早提出“文化旅游产业”（cultural tourism industry）这一名词[11]，但此后鲜有学者沿用并界定这一概念。国内早期学者认为文化旅游产业是旅游产业的一个分支，张春香和刘志学提出文化旅游产业是旅游业的组成部分，涉及旅游地文化内容创新和项目开发[12]。龚绍方认为文化旅游产业从属于旅游产业，是由人文旅游资源开发出来的产业[13]。随着研究不断深入和产业发展边界的清晰，更多学者认为文化旅游产业并非单一的文化产业或旅游产业，而是两者相互融合渗透的产物[14]，包括影视传媒业、演艺业和休闲娱乐业等产业与旅游业的融合[15]，基于文旅融合所构建的文化旅游产业类型含盖主题公园、大型实景演出、会展节事业、文创产业园等新型业态[16-17]。本质而言，文化旅游产业是在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各要素相互耦合基础上形成的多层次、多要素的创新系统[18]，它是以文化创意内容为核心、以观光旅游活动为载体、注重文化场景营造的综合性产业[8]，多数学者对这一本质特征表示赞同。参考文化旅游产业的本质定义，本文中的文化旅游产业政策是指国家相关部门颁布的、以促进文化旅游产业发展为目标的政策文本，其规制对象同时包括文化企业和旅游企业。本文在实证分析中对文化旅游产业及政策类型的选取时也沿用上述操作化定义。

1.2 文化旅游产业政策研究回顾

20世纪70年代，国际休闲旅游的兴起催生了文化旅游热潮，20世纪80—90年代文化旅游已成为新兴利基市场中的重要标签，遗产旅游、影视旅游和艺术旅游等文化旅游产业不断涌现，美国、日本、韩国等国相继出台相关政策发展文化旅游产业[19]。在此背景下，国外学者较早关注到本国文旅产业的政策议题，Tomljenovic等对克罗地亚文化旅游业发展的五大政策措施进行分析，明确了地方投资、组织合作和区域营销等政策的战略地位[20]。Kouri分析了希腊政府文化和旅游产业体制融合政策对国家社会经济的影响[21]，Kim以韩国区域经济振兴政策为研究对象，探索其对提升地方文化旅游产业水平的影响效果[22]。相比之下，中国文化旅游产业起步较晚，伴随着大众旅游消费结构升级，个性化、品质化旅游方式促使了文化旅游产业兴起[23]，自2009年后我国颁布的一系列文旅相关政策主导了文旅产业发展[24]。而目前国内鲜有学者针对文化旅游产业政策开展研究，既有文献多将文化旅游产业政策作为文化或旅游产业政策的一部分进行分析[25-26]，研究内容多集中于政策文本分析和有效性评估。王凤荣等揭示了属地化管理政策导致重复建设、产业结构趋同，文化产业园出现无序竞争的现象[27]，Shan分析了在政策利好条件下中国主题公园盲目扩建、亏损严重的现状，并对政策效益的局限性进行了深入探索[28]。苏卉提出政府文化旅游产业政策规制要灵活，要对过时的、相互强制的政策进行整合，保障政策运行的有效性[29]。

综上所述，政府政策对于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这在国内外政策有效性研究中均得到充分体现。而在中国情境下，政府更是文化旅游产业推行的主导力量，政府积极干预无疑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政策环境，但现有文献也反映出了政府在推行文化旅游产业政策中存在的有效性问题，政府整体政策在文化旅游产业发展中究竟发挥多大效果仍缺乏量化方法检验。因此，本文以文化旅游产业政策为研究主体，在系统梳理政策发展演化路径的基础上，采用VAR模型等时间序列方法对政策力度的有效性及其作用机制进行实证分析，以期为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及其政策制定提供理论和实践参考。

2 研究设计

2.1 变量选取及其数据来源

2.1.1    解释变量

针对不同时期政策作用强度的计量是政策有效性研究的难点，彭纪生等最早在技术创新政策研究中构建了包含政策效力、政策措施和政策目标在内的三维度政策力度评估模型[30]，随后该模型迅速被应用到知识产权[31]、节能减排[32]和旅游[25]等政策评估领域，成为政策量化研究的主流方法，本文采用政策力度值作为衡量当期文化旅游产业政策的作用强度指标。由于自2009年《文化产业振兴规划》颁布后，文化产业被作为国家战略性产业，文旅产业相关政策才陆续出台，因此将政策力度计量的窗口期定为2009年1月—2018年12月10年周期内，政策样本来源于“中国政府网”“文化和旅游部官网”和“中国产业政策网”等网站，共搜集10年期间109条与文化旅游产业相关政策，政策筛选以是否包含文化旅游产业要素、是否对文化旅游产业发展产生影响、是否提及文化旅游发展政策目标或政策措施为标准。对这些政策按照发布时间、发布单位、政策类型、内容摘要等进行编号整理，形成政策样本库，方便研究人员进行后期政策力度计量。

2.1.2    被解释变量

本文选取文旅上市企业的整合数据作为政策有效性的被解释变量样本，用总资产总额（total gross assets，TGA）来代表文旅产业发展规模水平，用总营业收入（total operating revenue，TOR）代表文旅产业的整体收益水平，用总投资现金流（total cash flow of investment，TCFI）代表文旅产业发展的投资建设水平，筛选的42家企业是主营业务中包含文化旅游产业及相关产业的全样本上市企业，参考上文中文化旅游产业概念界定，借鉴前人研究对文化旅游产业类型的归纳[16]，并结合《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2018）》和《国家旅游及相关产业统计分类（2018）》中对于文化与旅游交叉产业划分，将现有的上市公司分为主题游乐型、表演演艺型等8种类型，既包括从事文化资源的开发经营活动的旅游企业，也包括从事游客接待业务文化企业，根据各上市公司的主导业务类型，将其分为旅游主导类、文化主导类和文旅综合类（表1），各指标数据来源于“网易财经”“巨潮资讯网”等网站公布的上市企业财务报表信息。

2.1.3    控制变量

为了增加研究模型的解释度，更加清晰地分析文化旅游政策对文旅产业的作用关系，选择国内旅游总花费（domestic tourism expenditure，DTE）作为控制变量，代表国民旅游消费变化给文旅企业带来的趋势性影响，来排除旅游业内部发展因素对本研究的干扰。控制变量指标为2009年1月—2018年12年40个季度旅游样本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旅游统计年鉴》和文化和旅游部网站公布的旅游经济报告。

2.2 研究方法与模型构建

2.2.1    政策力度计量模型及量化步骤

借鉴主流政策力度评估模型[30-32]，在进行政策力度（policy power）计量前先构建政策效力、政策目标和政策措施三维评分指标体系（表2）。政策效力（policy force）代表政策的权威性和影响力大小，即政策所体现的权重，本文依据政策发布的权力机构以及政策公文的法律、行政效力级别来判断各政策的效力权重;在政策赋值中发现级别越高的政府机关其政策相对宏观，对经济主体的实际约束力偏弱，若赋值较高则难以测量到真实的政策力度值。因此，引入政策目标（policy goal）来考虑政策预期达成结果的明确性和可度量性，引入政策措施（policy method）指标考虑政策具体实施方案的可操作性和可执行性。为确保量化结果客观性，本研究严格按照政策量化评估程序进行操作：第一，组建由6名研究人员组成的政策打分团队。第二，参考现有政策评估文献中各指标判定标准，制定文旅产业政策评分细则，向打分人员详细介绍打分标准，对其反馈的存疑条目进行修改，确保目标、措施等指标间具有较高区分度，避免指标内相关。第三，采用三角检定法，将6名打分人员分为3组对109项政策的各项指标进行打分，检验分值一致性，并确定超限閾值范围，对于小组间相互冲突的某一政策评分进行讨论，总结差异原因，对量化标准进行进一步修改。第四，经过三轮修改使得小组打分差异性控制在一定范围，并取小组评分算术平均数作为量化结果。最终根据政策力度评估模型计算各期的政策力度分值。模型如下：

模型（1）中，i表示季度，由于研究窗口期为2009年1月—2018年12月，因此i∈[1，40]，N表示第i个季度颁布的政策数目;Pij表示第i个季度颁布的第j项政策，j∈[1，N]。PFij表示第i个季度颁布的第j项政策的效力值。POij表示第i个季度颁布的第j项政策的目标值，PMij表示第i个季度颁布的第j项政策的措施值，PPij表示该项政策的力度值。TPPi表示第i个季度下的该政策的总体政策力度值。而在现实情境下，只要一项政策没有被废除就会一直对文化旅游业发展产生影响，因此发挥作用不仅是该年该季度下颁布的政策，而是截止期限为止所有生效政策的存量值，因此利用模型（2）中的NTPP指标计算第i个季度下政策力度的累积值（值得注意的是，当一项政策到期或被废除时，需对政策值进行调整）。

2.2.2    向量自回归模型

向量自回归模型（vector autoregression， VAR）是分析事先不带有约束条件的联合内生变量动态关系的常用模型[33]，对预测相互联系的时间序列系统及分析随机扰动对变量系统的动态冲击具有突出效果[34]，考虑到VAR模型不受先验经济理论的限制，本文借助其探索政策变动与文旅产业间互相传导的动态路径，VAR一般形式为：

其中，Yt是（n×1）阶向量组成的同方差平稳的线性随机过程，βi是（n×n）阶的系数矩阵，Yt-i是Yt向量的i阶滞后变量，t是随机干扰项。VAR模型分析一般包括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等方面。

3 实证分析

3.1 中国文化旅游产业政策演进特征分析

3.1.1    文化旅游产业政策工具类型及演变

政策工具是实现政策目标的具体方式，在政策研究中常被用于区分不同政策的实施路径。借鉴Rothwell和Zegveld[35]的政策工具理论以及唐晓云、蒋园园和杨秀云[25，36]对旅游政策的划分，将近10年文化旅游产业政策主要分为环境型、供给型和需求型三大政策工具类型。其中，供给型政策是文旅产业发展的推力因素，包括政府为文旅企业发展中提供人才、基础设施、资金和土地等要素的政策支持。需求型政策工具是文旅产业发展的拉动因素，包括政府对相关文旅产业专项培育、公共采购和对外贸易出口等刺激性生产政策。环境型政策工具是政府为文旅企业投资、生产和经营创造利好环境的政策，对文旅企业发展起到间接影响的作用，包括制定产业目标规划、为企业提供宽松的金融和税收环境、制定法律法规和行政监管条例规范企业市场行为、加强政府文化管理体制改革、推动企业间协同发展和奖励补贴紧缺型文旅产业等政策。

从统计结果来看（表3），文旅政策以环境型政策工具为主，占比55.1%，需求型政策工具占比为18.3%，供给型政策占比20.2%，其他政策占比6.4%。从政策类别数量来看，在环境型政策中，目标规划类政策高达26条。需求型政策中，专项产业培育政策达到16条。供给型政策中，资金投入政策达到8条。通过对各政策工具类型的历史累计增长统计进一步发现，环境型政策数量在2009—2015年稳步增长，2015年后出现较大增幅，而需求政策和供给政策在2009—2014年增长幅度较慢，自2014起增长幅度有所提高。长期来看，环境型政策出台的数量要始终高于供给和需求型政策，且与二者间的数量差距在逐渐拉大，供给型政策推力和需求型政策的拉力需要进一步增强。

3.1.2    文化旅游产业政策部门演变

文旅产业作为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的综合性产业，对于政府政策制定的协同度要求更高。如图1所示，随着文化旅游产业的深入发展，至2018年12月份已经有28个机构参与文旅产业的政策制定，同一政策由两个或两个以上机构联合颁布的比例为30.2%，政策协同力度在不断加大。其中，主导文化旅游产业政策颁布的部门是文化部（2018年后与国家旅游局合并），在所有机构中政策数占比39.6%。其次，国务院办公厅自2009年开始共颁布与文旅产业相关的政策高达28条，反映了国家在宏观层面对于发展文化和旅游产业的高度重视。原国家旅游局（包含并入文化和旅游部）共颁布政策25条，其中，单独发布或主导发布的政策占比较高，是文旅产业政策制定的核心机构。财政部政策为19条，但真正主导政策颁布的仅6条政策，大部分为配合其他部门政策实施而联合颁布。国家发展改革委颁布政策也涉及8條，包括4条主导政策。此外，自2014年以来农业部、科学技术部、工信部、商务部等业外部门也纷纷推出政策措施，为文旅产业融入更多产业要素，体现了多部门在文化旅游产业发展上的协同配合。

3.1.3    文化旅游产业政策力度演进及相关节点政策分析

通过对累计政策力度值NTPP的计量，并结合具体政策内容，分析2009—2018年10年间政府对文化旅游产业的支持力度情况。如图2所示，根据政策力度值的变化趋势以及重要节点政策颁布时间，将其大致分为初始增长期、稳步增长期和快速增长期3个阶段。

初始增长期从研究期初至2011年9月，其中，2009年7月国家颁布的《文化产业振兴规划》是初始增长期正式开始的标志性政策，国务院首次将文化产业上升为国家战略性产业，并将主题公园、文化创意、演艺娱乐、文化会展等文旅产业类型定位为重点发展对象。随后，原文化部和国家旅游局高度重视，先后颁布《关于促进文化与旅游结合发展的指导意见》等12条与文旅产业发展相关的政策，奠定了文旅产业发展的基础;稳步增长期开始的里程碑政策是2011年10月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该政策将建设“文化强国”作为国家长远发展战略，并将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业融合发展摆在突出位置。在此基础上文旅政策力度值呈阶梯状稳步提升，更多规划、资金、土地和管理政策向文化旅游产业倾斜，政策目标和措施也更加明确具体;进入国家“十三五”规划期，文旅政策力度步入快速增长期，2016年12月国务院和原国家旅游局颁布的《“十三五”旅游业发展规划》为关键节点政策，其将文旅产品开发和品牌功能区打造作为新时期国家层面的重点发展领域。随后，国家发改委等七部委迅速响应出台了《“十三五”时期文化旅游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提出文旅产业发展系统建设任务和工程方案。总体来看，这一阶段政策颁布的密度大、范围广、专项性强，文旅产业与城镇建设、休闲农业、体育健康、创意设计等产业合作向纵深发展。特别是2018年3月国家颁布《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将国家旅游局和文化部合并后，文旅产业政策力度出现爆发性增长，这体现国家对于发展文旅产业愈加重视。

3.2 基于VAR模型的政策有效性分析

3.2.1    CensusX12季节调整和ADF检验

本研究中的国内旅游收入指标和文旅上市企业营业收入指标受旅游活动淡旺季因素影响，呈现出季节性波动规律，同时上市企业投资现金流受企业生产周期变化也会在一个会计期的期初和期末呈现出波动特征。这些周期性的变化往往会遮盖或混淆经济发展中其他因素对其影响的客观变化规律[37]，因此，在进行模型检验前利用CensusX12季节调整法将季节因素从上述指标的时间序列中分离并重新调整，使原序列能反映出潜在发展趋势[38]。为消除研究序列中异方差的可能性，对所有序列进一步进行自然对数化处理，变换后的变量用LNNTPP，LNDTE，LNTGA，LNTOR和LNTCFI表示，分别代表政策力度、国内旅游总花费、总资产总额、总营业收入和总投资现金流。为了防止序列出现“伪回归”问题，需利用ADF单位根检验法考察数据的平稳性（表4）。如果在检验时，若ADF均大于1%～10%的临界值，则序列非平稳，需要对时间序列进行差分处理。最终，所有序列经过一阶差分处理均通过了临界水平为为5%的ADF单位根检验，说明5个时间序列皆为一阶单整，因此可以构建VAR模型。

3.2.2    Johansen协整检验

Johansen协整检验是判断多个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的重要方法，若协整方程中估计残差序列平稳，则说明变量间具有协整关系[39]。由单位根检验可知变量均为一阶单整，满足协整检验的前提条件，故采用Johansen特征根迹检验法对变量间的协整关系进行检验。由表5可知，在5%的顯著水平下，总资产总额与政策力度、国内旅游花费相互之间存在协整关系。总营业收入与政策力度和国内旅游收入之间至少存在两种协整关系。总投资现金流与政策力度、国内旅游收入之间至少存在两种协整关系。因此，所有变量间均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可以构建VAR模型。

3.2.3    Granger因果检验

变量间长期均衡关系确定后，需要利用Granger因果检验进一步分析变量间实践上的因果关系[40]。表6表明，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1）政策力度与文旅上市企业总资产总额存在单向因果关系，即国家政策力度加大能显著推动文旅上市企业总资产总额的增加。国内旅游总花费与文旅上市企业总资产总额也存在单向因果关系，即文旅上市企业总资产总额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能推动国内旅游消费的产生。（2）政策力度与文旅上市企业的总营业收入之间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表明政策力度的加大会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文旅上市企业的营业收入，文旅上市企业营业收入的提高也会促使国家加大政策制定力度，推动文旅产业的持续繁荣发展，形成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国内旅游总花费与文旅上市企业的总营业收入之间也存在双向因果关系。一方面，国内游客旅游花费的提高会拉动文旅企业营业收入的增长，另一方面，文旅企业营收增长用于开发新的文旅产品，也会带动国内居民旅游花费的提高。（3）政策力度与文旅上市企业总投资现金流存在单向因果关系，即国家对文旅产业政策扶持力度加大，在一定程度上会推动文旅企业的投资。国内旅游总花费与总投资现金流也存在单向因果关系，即国内旅游总花费的增加会促进文旅企业的投资。

3.2.4    VAR模型滞后结构检验

最优滞后期数的选择是VAR模型估计的关键，本文以政策力度为解释变量，国内旅游总花费为控制变量，分别建立文旅上市企业总资产总额、总营业收入和投资现金流的VAR方程，通过AIC、SC、FPE、HQ、LR等信息最小准则作为判断最优滞后阶数的依据。从检验结果来看：VAR模型所有的根模倒数小于1，即均落在单位圆内，证明模型是稳定的。总资产总额VAR方程的滞后阶数P为1，总营业收入VAR方程的滞后阶数P为4，投资现金流VAR方程的滞后阶数P为3，3个方程均通过单位根检验，因此VAR模型是稳定的。

3.2.5    脉冲响应分析

利用基于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进一步刻画时间序列系统的动态变化特征，通过观察随机扰动项的一个标准差冲击对其他变量当前和未来取值的影响轨迹，分析系统中内生变量的交互作用[41]。由图3（a）中总资产总额的脉冲响应结果显示：总资产总额对于来自“政策力度”的一个标准差冲击，呈现出迅速上升的正向变化趋势，在前4期达到峰值后下降，在第11期左右降速放缓，这表明在短期范围内政策力度对文旅产业规模增长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在长期范围内这种促进作用会逐渐减弱。结合现实情况，文旅产业政策环境的改善促使投资者对文旅产业发展信心增强，短期内产业融资扩大，文旅企业无形资产升值较快，企业资产总额不断扩大，但长期来看政策力度对于文旅产业作用的持久性仍需加强，基础性政策目标仍需完善;总资产总额对于来自“国内旅游总花费”的一个标准差的冲击，在前6期作出正向响应，之后保持较为平稳下降状态，这表明国内游客消费的提高对文旅产业规模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但这种冲击相对于政策力度振幅较小，且滞后期和波动周期较长，即国内游客总花费提高的冲击作用具有持久性特征，刺激作用相较于政策力度慢。结合现实情况，随着国内旅游消费结构的升级，游客对于文化旅游产品的消费意愿和能力在不断增强，文旅消费市场的扩大带动产业规模扩张。

由图3（b）中文旅上市企业总营业收入的脉冲响应结果显示：总营业收入对于来自“政策力度”的一个标准差冲击，在1～2期内由负效应转向正效应，在第4期达到最高值后波动下降，在第10期后趋于平稳，且效应值均低于0.005。这表明政策力度对文旅产业整体收益水平的正向影响不断提升，但后期影响作用减小，且处于较低效应值。结合现实情况，政府在出台新政策的早期往往促使文旅企业调整产业结构，原先产业链受其影响，营收出现下降的状态。同时，现阶段游客文化旅游消费需求复杂多样、更新迭代较快，文旅政策对消费需求的把握和预测能力不强会导致文旅产业难以提供有效供给，政策的长期效用降低;总营业收入对于来自“国内旅游总花费”的一个标准差的冲击，在第4期和第8期左右分别达到峰值，在前9期范围内呈现出上下波动性特征，之后呈现出缓慢下降的变化趋势。这表明国内旅游消费的增长对于文旅产业整体收益水平的增长虽有促进作用，但较不稳定。结合现实情况，虽然国内旅游花费在不断增长，但由于文旅产业生产环节多，产品开发周期和成本回收周期长[42]，且文旅产品具有易复制性，受产品同质化风险影响较大[43]，因此在这种环境冲击下的文旅产业收益水平常呈现出波动性特征。

由图3（c）中文旅上市企业总投资现金流的脉冲响应结果显示：总投资现金流对于来自“政策力度”的一个标准差冲击，在前2期呈现负向响应后迅速上升，并在第3期达到峰值后迅速下降，在4～10期内出现波动回调，到第10期后趋于收敛。这表明政府文旅产业政策出台对于文旅产业投资水平在短期内具有明显的刺激作用。从长期效果来看，文旅政策力度对企业投资具有一定的拉动作用。结合实际情况，在政策出台初期，企业投资处于观望和投资计划状态，实际投资往往下调，随着政策的部署和落实以及企业资金准备到位，文旅企业抓住机遇迅速展开投资。由于文化旅游产品投资具有一定时效性，当投资机遇窗口期过去，企业投资会迅速下降，但从长期来看，政府对于文旅产业投资的扶持政策趋好，企业投资在波动中稳步提升;对于来自“国内旅游总花费”的一个标准差的冲击，文旅企业投资在第3期和第6期到达上升期峰值，第6期后逐渐下降，并在在第10期趋于收敛。这表明国内旅游总花费提升对于文旅产业投资水平也具有一定潜在推动作用。结合实际情况，国内游客消费的提升进一步增强了企业的投资信心，促使企业投资现金流增加。

3.2.6    方差分解

方差分解将VAR模型系统中内生变量方差分解到各扰动项上，通过观察每个结构冲击对变量变动的贡献度来测量不同结构冲击的重要性[44-45]。方差分解结果如图4所示，从文旅企业资产总额方差分解可以看出，政策力度对于文旅企业总资产总额的解释力在1～5期内迅速上涨，在第6期后解释率接近60%并趋于平缓，而国内旅游总花费对于文旅企业总资产的解释率在前10期内上升至20%左右，且始终低于政策力度的解释力，因此政策力度是文旅产业规模增长的主要原因;从文旅企业总营业收入方差分解看出，国内旅游总花费在1～8期内对总营业收入的解释力迅速上升，在第8期后解释率超过60%。而政策力度对于营业总收入的解释力始终保持在10%左右。因此，国内旅游总花费增长是文旅产业整体收益水平增长的主要原因;对于文旅企业总投资现金流方差分解看出，政策力度和国内旅游总花费在短期范围内对于企业投资解释力度有所上涨，且在长期范围内解释力度不断提高，但两者对于企业投资的解释力低于20%，说明两者非文旅产业投资建设水平增长的主要原因。由于文旅企业投资文旅产业项目所需资金大、开发周期长、对创新性内容要求高，具有较高风险性和不确定性[8]，各企业实际投资时往往将项目风险、成本、创新要素、盈利模式视为主要考量因素。

4 研究结论与讨论

4.1 研究結论

4.1.1    文旅产业政策演进研究结论

通过对近10年文化旅游产业相关的政策系统梳理发现：（1）在政策工具层面，在文化旅游产业供给型、需求型和环境型3类政策工具中，环境型政策占比最高，而供给型和需求型政策的推力和拉力因素明显不足。（2）在部门协同层面，国务院、文化和旅游部门主导了政策的制定，同时参与文化旅游产业政策颁布的部门越来越多，部门的协同整合力度在不断增强。（3）在政策力度层面，中国文化旅游产业政策力度演化可划分为初始增长期、稳步增长期和快速增长期3个阶段，初始期奠定了文旅产业发展的政策基础，稳步增长期丰富了政策目标、措施和内容，快速增长期中政策力度出现爆发式增长，政策目标和措施更加清晰、细致，政策内容中产业融合的广度和深度也在不断提高。

4.1.2    文旅产业政策有效性研究结论

利用VAR模型对政策的有效性进一步分析得出结论：（1）协整检验结果表明，解释变量政策力度与代表文旅产业发展状况的3个被解释变量、控制变量国内旅游花费之间均存在长期均衡关系。（2）Granger因果检验表明，政策力度与文旅产业发展规模水平、文旅产业投资建设水平存在单向因果关系，与文旅产业整体收益水平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即政策力度的增强会有效提高文化旅游产业规模和产业相关投资，政策力度与文旅产业的收益水平呈现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3）脉冲响应结果表明，政策力度对文旅产业规模水平的提高具有显著的短期促进作用，但其长期促进作用会逐渐减弱，而国内旅游消费的刺激作用则更具有持久性。受文旅企业经营特征影响，政策力度和国内旅游总消费虽对文旅产业整体收益水平的提高具有促进作用，但均不稳定。政策力度对文旅产业投资建设水平的提高具有明显的短期刺激作用，机遇期结束后这种刺激作用有所减缓。（4）方差分解结果表明，政策力度是文旅产业规模增长的主要原因，国内旅游总花费增长是文旅产业收益增长的主要原因，政策力度和国内旅游总花费在短期范围内对文旅产业投资解释力度有所上涨，长期范围内解释力度不断提高，两者对文旅产业投资有影响，但非主要原因。

4.2 研究讨论

4.2.1    政策建议

文化旅游产业是在新时代文旅融合下产生的热门产业，政府政策的顶层设计对于文化旅游业发挥了重要作用。近10年间我国制定的文旅相关政策推动了文化旅游产业发展，但其有效性仍存在一定不足。基于以上研究结论，可得到如下政策启示：第一，应大力加强需求型和供给型政策的制定力度，不仅需要为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更需要政府内部资金、人才、技术等政策资源的适时提供，同时，积极创造文化产业发展的需求动力，引导文化旅游企业提供有效供给。第二，加大文化和旅游部门之外的业外部门对于政策发布的主导力度，为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提供更加科学化、专业化和配套化的政策扶持。第三，主管部门在政策制定时应考虑政策实施的持久性和稳定性，要在政策数量和质量之间找准平衡点，谨防重视数量规模而忽视了质量水平，需注重文化旅游产业政策的结构性和系统性。第四，主管部门在政策提供时应加强对文旅企业自身特点和发展规律的针对性总结，注重政策对文旅企业发展带来的实际利好，增强政策制定的精准性和靶向性，提高政策实施的有效性和可行性，为文旅企业投资和经营风险降低、产业结构优化创造有利条件。

4.2.2    研究展望

本研究对2009—2018年文化旅游产业相关政策进行了系统梳理，分析了政府资源配置的政策工具短板、部门协同格局和政策力度演进脉络，并对文化旅游政策力度对文旅企业发展的作用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为政府优化文化旅游产业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研究认为，文化旅游企业可以區分为旅游主导类、文化主导类和文旅综合类等3种类型，文旅产业政策对不同性质和类型的文化旅游企业具有差异化的影响机制，同时，不同政策间具有复杂的交互作用和循环作用路径，这些在本文中尚未得到充分探讨的议题可以成为后续研究中的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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