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晨颜

吉登斯所说的“脱域”是指：“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从通过对不确定的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以先进科学技术为支撑的互联网社会正在快速发展，形成了建立在互联网基础上,机器系统与人的系统结合而成的网络空间，成为与陆、海、空、太空并行的第五大空间。

克莱·舍基认为互联网塑造了一个生命空间，每个人在这个虚拟空间内都能成为媒介出口。社会化媒体对于群体、组织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人们可以利用社会化媒体完成一种“脱域”陪伴。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足不出户的国民虽然在地域上互相分离，在一定程度上处于孤立状态，但是在互联网中，地理位置各异的用户在网络空间中通过“网络直播”等形式隔着屏幕交流、对话，形成了以网络技术为基础的“脱域”陪伴。大量网民在网络中积极讨论议题、观看直播，互相取暖、陪伴，是研究网络社会中“脱域”陪伴的极佳样本。

一、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网络直播的具体形式

网络直播是一种互动型媒体应用形式,“是通过录屏工具或者手机在互联网平台上对表演、展示、互动等行为进行实时呈现，是一种新兴的在线娱乐或服务方式”。表演者与观众、观众与观众之间互动交流，形成了以互联网为媒介的不在场交流，共同处在“直播”这一仪式之中。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网络直播”为网民带来了与以往不同的体验与感受，网民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互动，实现“脱域”陪伴。

（一）慢直播

2020年1月27日,“央视频”客户端开通武汉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建设的慢直播。直播开始3小时，引来30余万“云监工”在线观看，开播4天后，观看总人数已破亿。在网络直播热潮下，这种没有主播、音效和特效，慢节奏、无修饰、超时长、无间断的慢直播受到热捧，主要原因有以下两方面。

其一，网民们形成了陪伴式交往的“泛在共情”，是一种脱域式的陪伴。处在“网络瞭望塔”中的网民有一种权力的想象，加之VR慢直播带来的虚拟陪伴，不仅使处在不同地域的网民与武汉联系起来，也将观看直播的网民普遍联系在一起。

其二，被疫情隔离“赋闲”在家的网民是孤独、无力的个体，面对的是疫情带来的负面情绪。24小时无间断的直播，为孤独的个体提供了精神寄托：尽管去不了战疫一线，但只要在看直播，就与武汉同在。这种陪伴感在一定程度上中和了网民的消极情绪，弥合了地理位置上的距离，看似无组织的网民实际上形成了一种想象的共同体。“人们希望为他们已经相信的东西寻找确信，并倾向于接受与自己想法相类似的观点”。参与到慢直播中进行“脱域”陪伴的网民聚在一起，共同感受着“泛在”的媒介权力。

（二）直播式线上教学

受疫情影响，教育部紧急发布有关推进高校在线教学和管理、以信息化支持教育教学、中小学“停课不停学”等文件，确保在延迟开学的情况下，保证学生的正常学习活动。直播式线上教学活动应运而生，各校老师纷纷做起“网络主播”，各学段的学生成为观众。调查发现，疫情的严重程度对情绪恶化程度有影响、居家隔离对高校学生的学习和研究状态有明显的负面影响。通过互联网媒介进行直播式线上教学是符合实际的方式。

网络直播教学的受众是在校学生，中小学生心理承受力、自我约束力不及成年人。通过直播教学，将散漫、情绪低落的学生聚集在网络中。这种聚集是一种跨地域的重聚，可有效避免孤独感、散漫感带给青少年的影响，社会责任感重新被赋权。

（三）直播带货

2019年被称为“直播带货”元年，是电商领域的新风口、新模式、新功能。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全民直播时代加速到来，“云复工”“宅经济”“零接触”等促进了直播电商的发展，迎来了网络直播的新高峰。商家通过“直播带货”，使隔离在家的网民可以最直观地看到商品，再加上主播的推荐与互动，受众容易激情购物。另外，由政府部门支持的“网络直播”在疫情期间成为主要直播形式，也成为武汉等地区滞销货物、农产品输出的主要渠道。例如，人民网在抖音短视频平台开办以“湖北重启，抖来助力”为专题的网络直播。全国网民虽然到不了武汉，但是通过观看直播、购买武汉特产、刷礼物即可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二、“脱域陪伴”的形成条件

（一）技术降低门槛，聚合更加容易

“脱域”一词是在先进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基础之上提出来的，互联网的广泛应用，使人们从地域关联上脱离出来。在数字媒体背景下，人类社会重新部落化，技术的神话为“脱域”陪伴的形成提供了可能性，“互联网技术消除了信息的地方性局限和集体性反应所面临的壁垒”。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9.89亿，互联网普及率达70.4%。直播技术使受众在观看网络直播时有沉浸、敞视、陪伴的体验，人们在互联网中聚合起来，在社会化媒体平台中交流与陪伴，满足精神需求。

2003年SARS疫情期间，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是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人们主动发声的渠道较少，在网络中聚合也就无从说起。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则不同，异地个体在技术赋权的基础上，在互联网平台中凝聚在一起变得非常容易。他们积极讨论，为抗击疫情等社会公共事务献力，互相陪伴以减少消极情绪。

（二）现代公共领域的形成：社会化媒体

哈贝马斯所言的公共领域是指：“在这一领域中，公民可以自由地发表意见、言论不受约束，是介于市民社会和国家政府之间的机构空间和时间。”在今天广泛应用的社会化媒体中，政府、大型利益集团组织的干预相对较少，技术的加持使受众自由发声、讨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算得上是当代的“公共领域”。

社会化媒体不仅具备社会交往功能，同时也为公众提供了关注、参与政治的新渠道。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无论是面对积极消息，还是消极信息，网民都会主动聚在一起讨论，引发舆论高潮。通过微博等社会化媒体，以点赞、转发、评论的方式形成“强关系”加“弱关系”的跨圈层传播，表达自己的看法。

（三）社会心理：网络社会中孤独的人

美国心理学家雪莉·特克尔认为，我们为了连接而牺牲了对话。网络在线使我们逃离现实生活遁入网络中，同时拥有双重身份。在这种情况下会出现“在场不交流”和“不在场交流”的现象，这其实是弥补了人性中缺失的一面。正如日本传播学者中野收所言的“容器人”那样，人们的内心世界是孤立、封闭的，他们也想打破孤独与他人接触，但是这种接触只是容器外壁的碰撞，并不希望对方了解自己的内心世界。

互联网社会中的“脱域陪伴”并不是连续不断的，网络社会中的人可以选择连接、断开、重新开始等，恰好弥补了现实生活中的空缺。疫情期间的网民是孤独的，他们选择在互联网中互相陪伴、缓解焦虑，但疫情过后恢复正常生活时，他们又会选择暂时断开这层连接，回归现实生活。

三、“脱域陪伴”形成社会治理的新能量

在我国，微博已经成为网民关注社会公共事件的主要途径，同时也成为网民聚集起来为社会治理贡献力量的主要渠道。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每天有2亿以上的微博用户通过微博关注疫情最新进展、设置话题讨论、组织公益捐款等。

（一）基于共享形成的合意机制

在互联网中，互相陪伴的个体是匿名的，他们可以选择公开真实身份或用网络ID代表自己。匿名性为网民提供了一个畅言的安全前提，网民在虚拟空间中戴着“匿名”面具，大胆发表己见。目标一致、意见相同的人基于共享形成合意，信息共享成为主要传播方式，有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

例如，在疫情期间以微博“话题”为单位形成的“陪伴”是常见形态，使线上求助变得合理有序，成为当时社会治理的有效辅助方式。例如在#新冠肺炎求助患者#这一话题中，患者或患者家属在话题中发文求救，经转发后，网友纷纷提供搜寻方法与途径，共享知晓信息。使得线上求助变得合理有序，成为疫情期间社会治理的有效辅助方式。

（二）线上线下形成的联动机制

互联网社会中形成的合意若想延续到现实社会中，不仅需要合意、分工，还需要有强有力的共同目标或愿景将人们聚合起来。但是面对特殊议题时，在互联网中互相陪伴的人们可以发挥力量，促成线上线下联动机制的运作。

例如，在疫情期间，面对“处于生理期的女护士长时间穿着防护服难以解决生理期问题”，引发社会对女性医护人员的关注。话题一经扩散，网络群体即经过有组织的策划募捐、联系线下厂家等流程，最终将医护物品送达女性医护工作者手中。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还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宣布将女性生理卫生用品纳入疫情保障用品清单。

四、结语

先进技术赋权、现代公共领域、普遍的社会心理等条件促成了“脱域”陪伴的形成，对现代社会治理、调解社会负面情绪有着积极作用。不可否认的是，互联网背景下发展起来的“脱域”式陪伴，以及由此而衍生出的群体组织，发展到现在不免会出现一些局限性与难题。但是，随着媒介素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之中，公众媒介素养不断提升，“脱域”陪伴带来的网络无序难题也会随之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