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秦帝国的短暂而逝，是横亘在西汉初期政治家脑海里的心结，总结秦亡的教训，劝谕汉初的执政者有所警惕，以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成为当时政论文挥之不去的主题。其间涌现出了陆贾的《新语》、贾山的《至言》，最有影响力的代表作当推贾谊的《过秦论》。鲁迅《汉文学史纲要》称之为“西汉鸿文”(1)鲁迅称：“谊尤有文采，而沈实则稍逊，如其《治安策》《过秦论》，与晁错之《贤良对策》《言兵事疏》《守边劝农疏》，皆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参见鲁迅《汉文学史纲要》，岳麓书社2013年版，第49页。，文学史家也评价该篇说理透彻又极有文采，气度恢宏，“为战国文章所未有”[1]198，又“善于铺张渲染，有战国纵横家的遗风”[2]135，而且“在遣词造句中又处处流露出诗人的气质，词语讲究，多用修饰，感情充沛，行文流畅，可视为汉初散文的典范之作”[3]176。诚然，作品呈现出蓬勃昂扬的气象、纵横捭阖的论辩、开阔的胸襟眼界，确实只可能产生在汉朝由定鼎走向文景之治的过程中。贾谊正是该段历史的经历者和书写者。他出生在高祖刘邦时，耳闻目睹汉初发生的各种政治危机；被召置“河南守吴公”门下而间接受到秦相李斯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储备了敏锐的政治才干；弱冠之时，恰逢文帝执政，又被文帝召为博士。这些历史、人生的机遇和出色的政治才华便集中体现在此篇《过秦论》里。文帝开启了汉唐盛世的序幕，《过秦论》则如映射在这一序幕里的耀眼的星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