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敏

（四川音乐学院戏剧学院，四川成都 610500）

受外来文学的影响，淡化情节成了“五四”作家的共同追求。“并不是‘五四’作家缺乏构思情节的能力，而是他们把淡化情节作为改造中国读者欣赏趣味并提高中国小说艺术水准的关键一环，自觉摆脱故事的诱惑，在小说中寻求新的结构重心。”[1]“五四”小说情节淡化的结果是情节的心理化和诗化，这极大地改变了小说的情节组合方式。与此前小说相比，“五四”小说在情节组合方式上有了很大不同。鲁迅作为最有代表性的“五四”作家，其小说的情节组合方式很能体现当时的时代特征。“鲁迅对中国现代白话小说的深远影响，不仅体现在思想内容上，也体现在形式上。”[2]鲁迅小说有动力性束缚型情节组合、动力性自由型情节组合、静止束缚型情节组合和静止自由型情节组合四种。这四种情节组合方式的小说在情节因果链条和意元组合上，都与传统小说有很大不同。研究鲁迅小说情节的论著并不少。除陈平原[1]、帕特里克·哈南[3]、威廉·莱尔[4]和雅罗斯拉夫·普实克[5]等进行过专门讨论外，许多别的研究鲁迅小说的文章或多或少也涉及了情节，但迄今为止，还没有人从形式上分析过鲁迅小说的情节为何会出现如此特征。鉴于此，本文从鲁迅小说情节的组合方式入手进行探究。

一、动力性束缚型情节组合类小说

动力性束缚型情节组合类小说，动力性意元占主导地位，“叙述文本很紧凑地织入因果链中，叙述速度很快，细节描写很少”[6]153，民间故事和《三国演义》等古典小说中有许多段落属于这种情节组合方式。虽然鲁迅小说在情节上与古典小说有很大不同，但并非完全排除了小说情节之间的因果关系。鲁迅小说的情节组合仍有许多以因果关系为主导，其与古典小说的不同主要体现在非主导意元方面。鲁迅小说中，属于动力性束缚型类的小说，一般都有几个大的情节片段，这几个大的情节片段又织入较为紧凑的因果链。不过作为现代白话小说，这些小说情节构成的因果链条又不如《三国演义》等古典小说那么紧凑，主导性的动力束缚型意元之间插入了许多别的类型的意元。鲁迅小说中，属于这种情节组合方式的有《风波》《祝福》《明天》《离婚》《伤逝》《奔月》《采薇》《铸剑》《出关》《非攻》和《起死》。

《祝福》的主导意元是动力束缚型的，其人物动机的冲突导致了人物之间的矛盾，解决矛盾的时候，新的矛盾产生，直至最后矛盾双方的一方妥协或失败，矛盾解决。若恢复被叙述者打乱的被叙述时间，《祝福》的主导意元可构成这样一个紧凑而因果关系明确的故事链条：祥林嫂在丈夫死后，为了寻找生路，她跟着卫老婆子来了鲁镇谋生，在四爷家里当了女佣；祥林嫂的婆婆为了筹钱给小儿子娶媳妇，来鲁镇强行把祥林嫂抓回去卖给了贺老六；祥林嫂反抗挣扎无果，只得安心给贺老六当了媳妇，并生下了儿子阿毛；贺老六生病死去，儿子阿毛无人看管被狼叼走；贺老六哥哥为了霸占家产，把祥林嫂赶了出来；祥林嫂为了寻找生路，再次来到鲁镇四爷家谋生；因祥林嫂嫁过两次，鲁镇人瞧不起她，即便她讲阿毛的故事，到后来也难以博得别人的同情；为了不被周围人排斥，祥林嫂买门槛捐给庙里，结果还是被人排斥和瞧不起；祥林嫂抱着最后的希望向“我”打听灵魂和地狱的事，结果“我”模棱两可的回答不仅没能让她从被人排斥和瞧不起的痛苦中解脱出来，反而加深了那种痛苦，结果她在那晚孤独死去了。

这个故事链中，人物的生存动机是最初的起因。祥林嫂丈夫死了，为了谋生，祥林嫂来到了鲁镇，这是祥林嫂跟着卫老婆子来到鲁镇的根本原因，这一点从后面祥林嫂的婆婆抢她回去可知。丈夫死后，她在那个家里是很难生存的，祥林嫂为了生存离开那个家就与婆婆之间发生了冲突。祥林嫂是婆婆的一笔财富，祥林嫂离开了，财富也就没了，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婆婆派人把祥林嫂抢了回去，卖给了贺老六，这样，她与祥林嫂的矛盾就解决了。但对于祥林嫂来说，新的矛盾又来了，按照当时的风俗，女人不能再婚，于是祥林嫂就与贺老六之间发生了矛盾，因而以寻死来解决这个矛盾，寻死不成，这个矛盾以祥林嫂的妥协而得以解决。然而祥林嫂的妥协，也为后面的矛盾种下了因。再后来，贺老六和阿毛先后死了，祥林嫂与贺老六哥哥因为房产发生矛盾，矛盾以祥林嫂被赶出家门得到解决。祥林嫂来到鲁镇以后，因嫁过两次又与鲁镇的人发生了矛盾，鲁镇人认为她不祥，排斥和瞧不起她，祥林嫂为了解决这个矛盾，采取了讲述阿毛的故事和捐门槛，然而这些方法并不奏效，鲁镇人依然排斥和瞧不起她。为此，她又向“我”打听灵魂和地狱的事，结果是“我”的回答并没能解决她的问题。最终，矛盾的解决是祥林嫂死了。

从因果链的第一个环节“丈夫死后祥林嫂为了谋生来鲁镇”到最后一环“祥林嫂的死”，矛盾彻底解决，主导性意元之间的衔接紧凑而明晰，前因后果之间的推动力量强烈且合理。因此，从主导性意元看，《祝福》的情节组合关系属于动力性束缚型。《风波》《离婚》等小说与《祝福》一样，若将其主导性意元构成的情节提炼出来，将是一个完整的情节链，有着非常明确的因果关系，人物的动机构成冲突，冲突形成矛盾，矛盾的解决环环相扣，直到最后矛盾推到顶点达到高潮再解决。只不过鲁迅小说中，对于这种传统的叙事手法有所改变，比如《离婚》，在矛盾冲突的推进中，没有直接表现人物之间的对抗，反而去写七大人等讨论屁塞以及吸鼻咽等。“小说并没有写离婚的具体过程，而是通过场景展现了不同阶层的人物——八三、蟹壳脸、汪得贵、念佛的两个老女人等下层村民，七大爷、慰老爷、少爷跟班等上层人物。小说描写了这些人物对离婚的态度以及爱姑伴随情势发展而变化的心理过程。”[7]以非主导性意元构成的情节推动主导性意元构成的情节的发展，以至于矛盾的最高潮——爱姑与七大人等的论争与讨价还价，最终被七大人吸鼻咽的事给解决了。

与《三国演义》等小说对此类情节的组合方式相比，鲁迅小说的不同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三国演义》的叙述者直接呈现人物间的冲突关系，有时为了凸显冲突关系，甚至不惜直接对小说虚拟叙述世界中的人物和事件进行点评，其叙述的重点在人物的矛盾冲突和冲突的解决上。而《祝福》等小说的叙述者则在人物的冲突上面用力较少，更多的是在相关人物的想法和状态上，许多核心事件都没有直接叙述，而是借助被叙述者的叙述完成的，比如祥林嫂与婆婆及贺老六之间的事，大都通过卫老婆子讲出来的。其次，二者的不同也体现在非主导性意元与主导性意元之间的关系上。在《三国演义》等古典小说中，主导性意元所占比重较大，而在《祝福》等小说中，主导性意元所占的比重远不及非主导意元。比如在《祝福》的第一个情节中，主导性意元构成的情节应该是祥林嫂与“我”相遇，问“我”地狱和灵魂的事，而“我”回答未完便匆匆逃走，随后，“我”听四爷说祥林嫂死了。在这些主导性意元构成的情节之外，小说让叙述者叙述了非常多的非主导性意元，比如叙述“我”在旧历年底回到鲁镇，旧历年底最像年底，四爷说“我”胖了，四爷骂新党，女人们准备祝福的过程，“我”遇见祥林嫂时对她外貌的描述等，这些都是非主导性意元。对祥林嫂外貌的描写等属于静止束缚型意元构成的情节，它们占据了小说的大部分内容，目的主要在于表现人物的状态或性格。鲁迅之前的小说，如《孽海花》，情节都不是这样组合的。

从鲁迅该种情节组合类型小说中，可以看到从叙述者和主导意元与非主导意元之间的组合关系所带来的该种类型情节小说的发展和变化。作为现代白话小说，这正是这种类型小说转变之后的特点，或者说是鲁迅对传统动力性束缚型情节组合类小说的创造性改写。

二、动力性自由型情节组合类小说

动力性自由型情节组合类小说中动力性意元依然占主导地位，“动作依然很快，但其因果链条已有些破碎，连续性并不是非常强，因此叙述相当注意相关行为方式”[6]153。不过主导性意元构成的单个情节片段内部围绕着一个中心，即集中在人物动机的冲突上，形成对抗性的矛盾，在该情节片段内部形成紧凑明晰的因果链条。鲁迅这类情节组合方式的小说有《阿Q正传》《药》《长明灯》《孔乙己》《肥皂》《高老夫子》《补天》《理水》和《怀旧》。

《阿Q正传》非常典型，一共九章，从内容上看，这九章可看作九个大的情节片段，除了第一个情节片段是超叙述者叙述的，与后面八章内容形成互补外，后面八章内容之间更多的是并列关系。第一章超叙述者介绍为什么要为阿Q作传以及为什么要取名正传，第二章“优胜记略”写阿Q在癞疮疤、打架和赌钱等方面与人争斗败局已定的情况中是如何“转败为胜”的，第三章“续优胜记略”写阿Q与王胡、假洋鬼子以及小尼姑等的争斗，第四章“恋爱的悲剧”写阿Q调戏吴妈不成反而被地保和赵家人联手惩罚，第五章“生计问题”写阿Q因找不到活计而怪罪到小D头上，两人发生打斗，第六章“从中兴到末路”写阿Q把偷来的东西带回村里卖而被村里人提防，第七章“革命”写阿Q见举人怕革命而把箱子藏到赵太爷家便也自呼革命了，第八章“不准革命”写阿Q想加入假洋鬼子的革命队伍被拒，第九章“大团圆”写阿Q被当作抢劫犯抓起来枪毙了。这九个大的情节片段之间在被叙述时间上是前后顺接关系，但每章之间体现出来的因果关系很淡，除第四章和第五章之间的因果关系较为明显外，别的章节之间的因果关系通常会被忽略。

然而九个情节片段的内部，却又体现出紧密的因果联系。如第二章有两个核心事件，第一个是阿Q因自己的癞疮疤与人的争斗，第二个是他因赌钱与人的争斗。叙述者对这两件事的叙述是按照因果关系推进的，第一件事叙述的过程是：阿Q忌讳别人提他的癞疮疤——闲人拿癞疮疤的事取笑他——阿Q与闲人论争——阿Q与闲人打架——阿Q被打败认错——阿Q精神上取得胜利。这个过程具有明显的因果推进关系，叙述者叙述时各意元也比较紧凑地织入这个因果链条之中。

《孔乙己》里面的几个情节片段因果链条也不紧凑。在第一个情节片段中，叙述者站在现在的时间回忆过去的情形，由此引出孔乙己；第二个情节片段主要写大家用孔乙己脸上的伤疤取笑他偷东西，而他用自己的方式与人辩解；第三个情节片段主要写大家用考功名的事取笑孔乙己；第四个情节片段主要写孔乙已教“我”写字；第五个情节片段写孔乙已给孩子们茴香豆吃；第六个情节片段写大家议论孔乙己被人打断腿；第七个情节片段写孔乙己用手撑着来喝酒；最后一个情节片段推测孔乙己死了。

不过这几个情节片段除了第一个、第六个和第八个情节片段内部事件的因果链不是那么明晰和紧凑外，别的情节片段内部事件的因果关系都比较明显。比如孔乙己被人取笑伤疤的叙述过程是：孔乙己到店里喝酒——店里人笑他脸上添新伤疤——他不理会，排出九文大钱——店里人说他偷了东西——孔乙己说他们凭空污人清白——店里人说亲眼见他偷书被吊着打——孔乙己用“之乎者也”辩解。在这个过程中，虽然人物的矛盾冲突更多通过他们的言语体现，且也不是围绕着明显的利益冲突和利害关系展开的，但其中的因果关系是很明确和紧凑的。

《理水》《长明灯》《药》等小说，情节组合方式也都与这两篇小说相同。与《水浒传》《西游记》或《儒林外史》等小说的这类情节组合方式相比，鲁迅小说的非主导性意元更丰富，特别是静力自由型意元大量融入，如《药》中华老栓买人血馒头时对于环境的描写，以及对华老栓看到周围环境时的感觉的描述等，更深入地揭示了人物当时的心理状态。另外，《水浒传》等小说各个情节内部事件的因果关系，更多围绕人物的利益和利害冲突展开，而鲁迅小说无论是《阿Q正传》写抓虱子或头发头皮，或是《孔乙己》中的口角之争，事件大多围绕的不是人物的现实利益和利害冲突，即便阿Q最后被杀，叙述者也避开了现实利害冲突，而是从阿Q糊里糊涂画圆和糊里糊涂被枪毙等方面展开叙述，侧重从精神层面表现人物之间的冲突或人物的自我冲突。

三、静止束缚型情节组合类小说

静止束缚型情节组合类小说中静止性意元占主导地位，小说情节的“因果链不仅破碎不清，而且常被忽视，而‘闲笔’成为叙述最主要部分”[6]154。小说有情节线索，但很淡，几乎不围绕人物的对抗性冲突和矛盾展开。鲁迅该类小说有《在酒楼上》《故乡》《孤独者》《兄弟》《端午节》《鸭的喜剧》《兔和猫》《白光》《一件小事》和《社戏》。

《在酒楼上》第一个大的情节片段写“我”重回S城到一石居吃饭，第一段先介绍了“我”到S城及原因后，有如下描述：“深冬雪后，风景凄清，懒散和怀旧的心绪联结起来，我竟暂寓在S城的洛思旅馆里了；这旅馆是先前所没有的。城圈本不大，寻访了几个以为可以会见的旧同事，一个也不在，早不知散到哪里去了；经过学校的门口，也改换了名称和模样，于我很生疏。不到两个时辰，我的意兴早已索然，颇悔此来为多事了。”[8]24“深冬雪后，风景凄清”属于静力自由型意元，“懒散和怀旧的心绪联结起来”，属于静力束缚型意元，后面暂住洛思旅馆以及希望会见旧同事，属于动力性意元，但这一段重点不是表现“我”做了什么，而是表现“我”的精神状态和情绪，因而主导性意元应该是“懒散的心绪”以及“意兴早已索然”等静力束缚型意元。

同样，接下来一段虽然叙述了“我”去一石居，但“我”喝酒吃饭并不构成叙述的核心内容，核心内容是“我”的触景生情。我”由一石居忆及过去，并将其与现在进行对比，凸显出了“我”的心绪。而有关“我”的心绪的内容所构成的情节，与后面“我”与吕纬甫见面聊天之间并不构成必然的因果关系，这些情节没有织入紧凑的因果链条。

再下一个大的情节片段中，“我”见到吕纬甫并与他聊天，主要是“我”听吕纬甫说，“我”和吕纬甫之间的互动并没有着墨太多。叙述者“我”更多叙述的是吕纬甫的外貌和精神状态：“那上来的分明是我的旧同窗，也是做教员时代的旧同事，面貌虽然颇有些改变，但一见也就认识，独有行动却变得格外迂缓，很不像当年敏捷精悍的吕纬甫了”，“我起先很以为奇，接着便有些悲伤，而且不快了。细看他相貌，也还是乱蓬蓬的须发；苍白的长方脸，然后衰瘦了。精神很沉静，或者却是颓唐；又浓又密的眉毛底下的眼睛也失了精采，但当他缓缓的四顾的时候，却对废园忽地闪出我在学校时代常常看见的射人的光来。”[8]26这些描写，着力表现人物的外貌和行动，目的是揭示人物当下的精神状况，处于主导地位的是静力束缚型意元。

吕纬甫叙述的那些事，比如给弟弟迁坟，给阿顺买绒线花，这些事是以直接引语的方式出现的，且吕纬甫在叙述时虽然交待了事件经过，但更多的是表达自己对这些事的态度和情感。比如给弟弟迁坟，吕纬甫说，“我当时忽而很高兴，愿意掘一回坟，愿意一见我曾经和我很亲睦的小兄弟的骨殖：这些事我生平都没有经历过”；“我实在是一个庸人，我这时觉得我的声音有些希奇，这命令也是一个在我一生中最为伟大的命令”；“我的心颤动着，自去拨开这些，很小心，要看一看我的小兄弟。”[8]28吕纬甫讲述的时候，虽也遵循了迁坟的过程，但其叙述时更多地以表现自己的感受为主，因而静力束缚型意元占了主要部分，叙述呈现出散文化的倾向。

最后“我”和吕纬甫吃完饭聊完天分开，各自回去了。这一情节中的事件之间也没有因果联系，主要展示人物的生存状况或心理状况。《在酒楼上》几个大的情节片段是“我回S城到一石居喝酒——在酒楼上遇见吕纬甫并与他聊天——喝完酒聊完天我们各自离开了”，这三个片段之间虽存在被叙述时间的前后承接关系，但没有人物动机冲突构成的矛盾，也没围绕主人公要完成的某件任务而解决的一系列困难展开，小说可以概括为“我”在酒楼上与友人的一次聊天，其内容主要表现吕纬甫的思想和精神状况，主导性意元是静力束缚型的。小说情节组合关系属于静止束缚型情节组合关系。

《端午节》《兄弟》和《孤独者》等小说的情节组合方式，与《在酒楼上》相同，都属于静止束缚型情节组合关系。这类小说具有大量的静止性意元，主题主要由“闲笔”揭示，相比前两类小说，更能体现“五四”以来作家在小说情节上的心理化倾向。

四、静止自由型情节组合类小说

静止自由型情节组合类小说中，静止性意元占主导地位，“因果链几乎完全不受注意，人物性格或状态描写也不是关注的中心，叙述的主要关注点似乎在于创造一种气氛”[6]155。鲁迅此类小说有《狂人日记》《示众》《头发的故事》和《幸福的家庭》。无论是《狂人日记》《示众》，还是《头发的故事》《幸福的家庭》，小说情节之间很难看出有明显的因果联系，或因果联系根本不重要，小说的主导性意元是静力自由型意元。《狂人日记》作为一篇日记体小说，记载的是“我”的种种想法，不过这些记录并非以塑造“我”这个人物形象为中心，而主要目的在于描述和渲染周围环境的“吃人”本质，主导性的意元便是这些起描述和渲染作用的意元。

《狂人日记》这篇小说主叙述者叙述部分，情节之间没有直接的因果推进关系，每一个情节的片段不是以人物关系或事件为中心，而是以“我”的某种情感体验或认识为中心。比如第一则日记：

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

我不见他，已是三十多年；今天见了，精神分外爽快。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发昏；然而须十分小心。不然，那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眼呢？

我怕得有理。[9]

作为“我”的第一则日记，这一段叙述的事件有“月光很好”“赵家的狗看了我两眼”“我害怕”等事件，这些事件没有人与人之间动机的对抗，没有形成矛盾冲突，都是对“我”的心理感觉的描述。“月光很好”与“精神分外爽快”之间没有直接因果联系；“我”看了月亮与明白了自己“三十年来全是发昏”之间，也没有必然联系；赵家的狗看了“我”两眼与“须十分小心”之间，也没有直接联系。这些都是“我”的心理在作祟，“我”把一些毫无关联的事联系了起来，这些混乱的思维是不合日常生活逻辑的，它们指向两个方面，一是“我”的不正常思维和情绪，另一方面是周围环境的不正常，生活氛围的压抑。从隐含作者的目的来看，这一个片段当中的“月光”，代表着明亮或照明，暗示“我”明白或受到启发；“狗”代表着监督或看管，暗示“我”生活在周围人的监控之下；“我怕”暗示“我”对这种生存状况的反抗。

第二个情节片段中，叙述者说全然没有月光，便知道不妙了，于是早上出门便发觉赵贵翁他们看他、笑他，想要害他。这一片段和上一个情节片段之间从表面意义看没有直接的因果推进关系。不过从隐含作者的目的来看，这一个片段揭示了“我”周围的环境对“我”形成了压迫，“没有了月光”，暗示“我”不再被真理照明或受到其启发，“娘老子教小孩”，代表某种文化习惯的传承，暗示这种残害人的情况由来已久。后面几个情节片段之间依然没有明显的因果推进关系，不过从第一则日记到最后一则日记，符合“我”感觉到周围人害“我”、想要吃了“我”，并认识到文化制度的吃人以及“我”自己也吃人的认识心理历程，具有逻辑的合理性。只不过过程的合理性并不是小说的重点所在，小说的重点是每一节中“我”的混乱心理所暗示的文化习惯的不合理以及周围怪异氛围所暗示的文化环境的不合理。

可以说，《狂人日记》的情节之间并非完全没有因果联系，只是这个因果联系完全被忽略了，占主导性的意元是那些起暗示作用的与人物心理和周围环境相关的内容。

《示众》第一部分主要是描述环境：“首善之区的西城的一条马路上，这时候什么扰攘也没有。火焰焰的太阳虽然还未直照，但路上的沙土仿佛一丝闪烁地生光；酷热满和在空气里面，到处发挥着盛夏的威力。许多狗都拖出舌头来，连树上的乌老鸦也张嘴喘气，——但是，自然也有例外的。远处隐隐有两个铜盏相击的声音，使人忆起酸梅汤，依稀感到凉意，可是那懒懒的单调的金属音的间作，却使那寂静更其深远了。”[8]70这一段描述全是对环境的描述，前面没有卷入人物的行为，只在后面的“例外”中加入了人物的行为，这里的人物的活动——两个铜盏相击的声音，并非是要塑造人物，而是塑造环境和烘托氛围的，整体上体现出了环境的热、空荡和寂静的特点。

后面部分出现了人物的互动，比如胖小孩叫卖馒头，巡警带人来示众，人群的拥挤围观，这些内容有塑造人物的作用，不过这些人物塑造并不为人物的动机对抗冲突服务。胖小孩的行为描述与老妈子等人的行为描述，并没有因果推进关系，不形成明确的因果链条，它们所起的作用有两方面，一方面表现出人群在围观示众者时的丑态，另一方面暗示围观者们也在被示众、被观看。对他们的行为描述是对某些细节的放大，为隐含作者的目的服务。这里的主导性意元不是静力束缚型的，而是静止自由型的。

《头发的故事》与《幸福的家庭》《狂人日记》《示众》相同，占主导的是静止性意元，且情节之间的因果链完全不受注意，人物的状态和当时的环境氛围才是关注的重点。这类小说随着《狂人日记》的问世，以及随后郁达夫、庐隐等人的跟从创作，而延展到整个文坛，最能体现“五四”作家情节心理化和诗化的特征。

五、结语

中国古代小说主要是动力性束缚型情节组合，比如大多数唐传奇小说以及《三国演义》《水浒传》等明清小说，只有极少数是动力性自由型和静止性束缚型情节组合，没有静止性自由型情节组合。静止性自由型情节组合第一次在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作家笔下出现。并且，鲁迅小说相较于之前的小说，大量增加了静止性意元的数量，即便是动力性束缚型情节组合类小说，情节之间的因果链条也变得模糊起来，至于静止性束缚型情节组合类和静止自由型情节组合类小说，情节之间的因果链条则被忽视或完全不被注意。静止性意元的大量加入，使得鲁迅小说的情节结构呈现出了明显的心理化和诗化的特征，小说的重心也就由故事冲突转移到了人物心理、性格以及环境氛围上。这也很好地解释了为何鲁迅和其他“五四”作家的小说呈现出了散文化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