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姝妮

（沈阳师范大学 文学院，辽宁 沈阳 110000）

1938-1942年，大后方、解放区围绕“旧形式的利用”展开了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文学论争。它既是对五四新文学欧化的反思，同时也是左翼文艺大众化的延续。于是在抗战的语境下，文学启蒙话语的建构方式呈现出由“化大众”到“大众化”的转向。当大后方、解放区“民族形式”的论争接近尾音时，沦陷区的北平文坛又复燃了它的星火，围绕“旧瓶装新酒”，展开了关于“小说内容与形式”的讨论。这尽管与大后方、解放区的文学理路不同，却显示出北平文坛对大后方、解放区文学的关注和回应，并由此深化了文艺大众化的民族意蕴，显示出北平文人隐在的民族求同心。

一、从大后方、解放区关于“旧瓶装新酒”的论争谈起

“九一八”事变后，燕京大学的师生组织成立“三户书社”，专门出版抗日宣传的通俗读物。1934年7月，顾颉刚将“三户书社”更名为“通俗读物编刊社”。该社采用“民间流行”的鼓词、唱本、画册等方式编写通俗读物，由此产生了“旧瓶装新酒”的创作方法。尽管“旧瓶装新酒”的创作方法最初是由通俗读物编刊社倡导的，但并未产生深远的影响。直至1938年5月“，文协”召开了“怎样编制士兵读物”的座谈会，“旧瓶装新酒”的创作方法才重新得到认可。由此“，旧瓶装新酒”对旧形式的利用问题在“文协”的呼吁下得到广泛宣传，继而成为抗战初期通俗文艺运动的标志。

通俗读物编刊社提出的“旧瓶装新酒”，欲以民众喜闻乐见的“旧形式”来创作启蒙大众的“新内容”的通俗读物，“务使民众看得见就念得出，念得出就听得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