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申

（河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河北 石家庄 050024）

《汉书·艺文志》所收录之杂家书和历代志书中的杂家文献有很大不同，在种类、数量、性质、收录标准和定义注解等方面均存在差异。《隋书》以后，这种差异的不断扩大，体现了杂家由掌握某种专门知识且独立自主、与诸子地位相等的学术派别转变为地位附属、性质不正的一种分类，成为囊括古今杂糅的学术收纳盒。[1]

历代官藏之书籍，莫阨厄于秦，莫富于隋大业及唐开元，隋大业嘉则殿存书三十七万卷。[2]503《2隋志》成书时代最近《汉志》，尚能稍稍存继班固著录之宗旨并承有其余绪，其后历代志书所著录之杂家书与《汉志》之杂家相去愈远。以杂家书为例，历代志书所著录诸子类杂家，所涵盖囊括范围的变化是比较大的。就整体而言，杂家类著作的总的数量是呈上升状态的，但杂家类著作所涉及范围的广度也是在不断扩大的，同时，与《汉志》杂家著述相类相近的著述却是在不断减少的。以涉及“兵政攻伐”事为代表的杂家类书而言，《汉志》为最多，因其占据绝大多数故已能作为先秦、汉杂家的代表性特征，而《隋志》又次之，旧、新《唐志》已难觅踪迹，更遑论其后。以兵政武事为代表的这类周秦汉著述因何被列为杂家类，又为何被东汉官府、士人这两个政治和学术体系所认可，要弄清这些问题，那就必须着眼于“杂家”定义并以其源流为落脚点来进行考察，彻底廓清“杂”“杂家书”与“杂家”的联系和区别，正确理解秦汉时人所论及“杂”的真正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