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建兵，王永颜

（1.河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河北 石家庄050024；2.河北师范大学 家政学院，河北 石家庄050024）

许椿生（1911—1999年），河北清苑（今保定市清苑区）人。他一生关心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深入研究中国教育史和师范教育，并取得了丰富成果。1935年，许椿生自北平（今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毕业后，任河北省立正定师范学校教师。这一时期，他致力于中国教育问题研究，关注基础教育，重视师范教育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许椿生参与筹建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并深入研究中国教育史。1962年后，许椿生在河北师范学院任职，为河北师范学院的建设及发展出力献智。追忆许椿生的教育活动及其研究经历，探讨他的师范教育思想及中国教育史研究思想，可以为当代教育学者的学术生活与研究提供借鉴。

一、许椿生的生平及教育活动

1911年，许椿生出生在一个职员家庭。1918年8月，他在保定（今河北省保定市）县立第一小学读书。1924年8月，许椿生升入保定同仁中学。1929年1月中学毕业，之后于1929年8月，考入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预科。1931年，许椿生升入本科，主修教育学，兼修历史。在北京师范大学的六年时光里，许椿生潜心学习，在教育、历史等方面积累了深厚的学识，为日后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在其毕业论文《大学教育系之课程》中，许椿生对我国29所大学教育系的课程进行调查，通过分析大学教育院系课程设置现状，提出大学教育院系课程设置的建议。

1935年本科毕业后，许椿生来到河北省立正定师范学校担任教师。任职的两年时间里，许椿生始终工作在教育一线，因此也发现了许多教育问题。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许椿生来到河南基督教青年会服务部工作。他在河南教育部战区中小学校进行社会服务，任社会教育推行组副主任。1938年12月，应母校邀请，许椿生来到西北师范学院教育系及教育研究所任教。受战争影响，他随校不断搬迁。 “从城固前往兰州的一批教授，因缺乏车辆而延期，使兰州分院的开学时间延迟了20天。当时，大家心急如焚，遂乘坐敞篷卡车出发，途中遇雨，道路被冲毁，有的先生在车上长时间忍受雨淋，所有的东西也都被淋湿了，但大家仍一心随校迁徙，毫无怨言。许椿生曾以‘不是无痛苦，但不悲观’来描述迁校期间西北师范学院师生的心情。”[1]在西北师范学院任教期间，许椿生与其导师李建勋合著《战时与战后教育》一书，全面阐述了如何开展中国战时与战后教育，分析了各国战时教育实例、我国的教育情形及以往教育的缺点，提出我国战时与战后教育的改进措施是： “时间上战时与战后兼顾，范围上涉及各级教育行政机关之机能及各级学校之设施，主旨上针对过去缺点及今后需要提出改进办法，而以科学化与专业化为改进之准则；以期与抗战建国颁布之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所定之方针及方案相呼应，达到教育建国之目的。”[2]改进措施还涉及行政机构、经费、设置、师资、训育、体育、课程等方面。

1946年8月，许椿生随学校返回北平，在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任教，历任讲师、副教授，主要从事教学工作。1950年4月，许椿生到天津的河北师范学院教育系任职。当时学校刚刚获得重生，学院经过解放初期的接管、改造和教育改革，系科不断增设，招生人数逐年增加，教师队伍逐渐扩大，教学设施也日益完善。许椿生在这里工作了5年，为河北师范学院教育系的建设和发展贡献了力量。到1956年8月，河北师范学院已发展成一所男女兼收，设有教育、历史、外语、政教、中文、音乐、美术、体育、数学、物理学、化学、地理学共12个系，师生员工总数达2 100多人的新型高等师范院校。当时学院的师资力量比较雄厚，共有正副教授59人、讲师76人。值得一提的是，教育系教师阵容最强，在全国十分知名。许椿生与刘文修、韩温东、郝荫普、张述祖、胡毅、滕大春、王培祚，号称教育系 “八大教授” 。这一阶段是河北师范学院发展的第一个黄金时期[3]。许椿生全身心投入到教育系的教学与研究中，为河北师范学院的发展贡献力量。

1955年10月，许椿生在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担任编辑。1956年，国家重视科学发展， “趁此东风，教育部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起草了《建立和发展教育科学研究所的工作计划》，经国务院院文教办公室批示同意后，以董纯才为书记的教育部党组于1956年6月决定成立教育科学研究所筹备处，以戴伯韬为负责人，着手进行教育科学研究所的筹建工作……根据国务院的批示，教育部党组决定集中一批国内著名教育专家来充实教育科学研究所筹备处。”[4]许椿生被邀请到教育科学研究所筹备处工作，与原东北师范大学教务长陈元晖、原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教授曹孚、原人民教育出版社教育编辑室编审王铁等著名的教育专家组成科研队伍，投身于中国教育科学研究工作之中。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筹备处在一边筹建、一边开展研究的过程中逐步发展。直到1960年10月，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才正式宣告成立。在筹建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期间，许椿生参与多项重要教育工作。建所初期，许椿生收集老解放区的教育资料，如江西和沙溪等地，整理资料以研究革命根据地的教育经验和教育传统，期间与他人合作编辑出版了《老解放区教育资料选编》。1956年，在国务院领导组织的 “长期科学规划” 工作中，许椿生主持编拟了《中国教育史12年发展规划》。

1962年4月，完成筹建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任务后，许椿生调到河北北京师范学院（今河北师范大学），参与到学校建设和教育事业发展工作中。 “从1962年到1966年主要抓教师业务水平的提高和教学质量的提高工作。许椿生教授在此项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5]1969年底，河北北京师范学院搬迁到河北宣化，更名为河北师范学院。 “文革” 后，河北师范学院教育教学部（原称教育教研室）重新组织师资队伍，由许椿生任主任。这段时间，许椿生在义务教育、师范教育与中国教育史等多个领域进行深入研究，发表了《义务教育的起源和演变》《重视师范教育办好中国师范院校》《学习祖国珍贵的教育遗产—— “学记” 》等多篇文章。在许椿生的组织下，河北师范学院的教育科研工作成绩显著。

1980年，《河北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期刊登了《许椿生教授外出讲学》一文。文中提到，许椿生结合古今中外的教学实践和自己的心得体会，为河北省地、市、县教育局的工作人员讲授教育学知识。许椿生详尽地讲述了教学的意义和目的、课堂教学、教学的原则与方法，并对《礼记·学记》进行全文注解，深入浅出，明晓通畅[6]。1983年，教育教学部的教师增加到10人，许椿生由于年龄原因退了下来，但身体硬朗的他依然参加教育活动。教育教学部 “截止到1988年已发表、出版理论性、科普性文章、著作45项。”[5]96许椿生在河北师范学院的研究成果一直留存至今，激励着一批又一批教师去学习和继承他的研究态度和精神品质。

从河北师范学院退休后，已过古稀之年的许椿生依然进行着教育研究，对教育和历史的热爱，让他不知疲倦地为教育服务。1984年4月，许椿生被邀请在河北师范学院的教职工代表大会上发言。许椿生在经历了河北师范学院的搬迁与发展后，感想颇深。 “我院在石家庄扎下根来，而且定会开花结果。重点学校不是自封的，要有条件，要争取才行。”①情况简报（1984年第8期总第53期）：老教授许椿生先生在教代会上畅谈感想，河北师范大学档案馆，档案号：02-1984-DQ18-01：29。这时的许椿生依旧潜心于中国教育史研究，他曾担任全国教育史研究会第二届理事，河北省教育学会第一、二届副会长，河北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第一届副主席，《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编委，1989—1992年《中国教育史研究》主编等职。

许椿生将李建勋看作一生的导师和榜样。1964年，许椿生参加李建勋80岁的寿辰，为导师贺寿。1992年，许椿生与陈侠、蔡春一同编辑了《李建勋教育论著选》，书中汇编了李建勋先生41篇代表性论著。80岁依然耕耘在教育领域的许椿生，希望通过自己的编写工作，让读者了解李建勋及其教育思想。

许椿生对教育事业的热爱和坚持，值得当代学者学习和追崇。1999年9月，许椿生病逝于北京。

二、许椿生教育思想概观

许椿生一生都在从事教育教学与教育研究工作。他关注义务教育的现实问题，重视师范教育，深入研究中国教育史，在义务教育、师范教育、高等教育及中国教育史等多个领域潜心研究，成果丰硕。

（一）关注义务教育，解决儿童上学问题

义务教育是国家统一实施的所有适龄儿童、少年必须接受的教育，事关国家发展和民族未来。1912年，民国临时政府教育部颁布了《学校系统令》，规定了初等小学四年为义务教育。至此，清末以来，拟议、酝酿了十余年的义务教育之事终于被认定。1937年，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学龄儿童强迫入学暂行办法》，这个时期的义务教育概念是强迫教育。

许椿生关注基础教育问题，通过研究各国义务教育的历史，为我国义务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总结经验。许椿生对基础教育的研究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他本科刚毕业后。那时的他，作为一名初入教育界的教师，对学校招生难、辍学严重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探讨。第二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这段时间，我国义务教育发展迅速，国家出台相关法律政策明确普及义务教育。许椿生在梳理国外义务教育发展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义务教育发展的相关问题。

1.针对短期小学学生招生难、辍学多问题，提出解决方案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战争背景下，教育不能正常开展，更无法实现小学教育的普及，随之出现了 “短期小学” 这一教育形式。 “短期小学是我们中国处在特殊环境中实施义务教育的基本建设；也就是使目前全国贫苦失学的学龄儿童，也得享受最低限度的权利，使他们具有适于现代生存的普通知能，增加他们必须具备的生活力的一种教育机关。”[7]1936年，《教育短波》第80期和第83期上刊登了许椿生的《短期小学的招生问题——短期小学实际问题谈话》《短期小学的 “留生” 问题——短期小学实际问题谈话》两篇文章。文章采用小学教师与教育专家谈话的形式，针对短期小学学生招生难、辍学多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

在《短期小学的招生问题——短期小学实际问题谈话》一文中，许椿生提出可以通过宣传、劝导、强制入学的方法改善短期小学招生困难的问题。学校首先要搞清楚儿童不入学的原因，然后教师才可以依据不同原因对学生进行劝导。针对家庭贫困的学生，他建议短期小学不收学费，并免费提供课本及学习用品；如果依然有不入学的问题发生，最后再采取强制措施。

《短期小学的 “留生” 问题——短期小学实际问题谈话》是《短期小学的招生问题——短期小学实际问题谈话》的续篇。针对开学一个月后短期小学便出现的严重辍学问题，许椿生分析并提出短期小学如何留住学生的对策。 “为补救课本的太深或太浅，在招生以前先实施测验，根据儿童的程度和年龄，分组实行复式教学”[8]，这样，不同程度的学生可以接受不同程度的学习，学生对于学习才会更感兴趣。针对倔强负气、不愿意让孩子读书的家长，小学教师可 “在课余之暇，邀上村长佐或学董，访问家长，做切实的联络。此外，或举行恳亲会，或招待参观，借这些机会向家长们宣传学校”[8]。这两篇关于短期小学如何招生、留住学生的文章，反映了当时我国基础教育存在的问题。许椿生提出的解决方案，对当时短期小学的办学有很大的启发。

2.研究各国义务教育演变历程，总结义务教育发展经验

1980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普及小学教育若干问题的决定，要求各级党委和人民政府把普及小学教育作为国家四个现代化建设的一项根本任务来抓，要求全国在20世纪80年代基本实现普及小学教育的历史任务。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9条规定：普及初等义务教育。在国家重视义务教育的大背景下，许椿生也积极进行义务教育的相关研究，先后发表了《义务教育的起源和演变》《制定 “义务教育法” 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两篇文章。

1983年，许椿生从河北师范学院光荣退休。72岁高龄的他，依然心系我国义务教育的发展。1985年，许椿生在《河北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期刊登了《义务教育的起源和演变》一文。他通过研究世界各国义务教育的起源和发展，对各国义务教育的起源和演变及义务教育的含义进行了分析和总结：第一，许椿生指出，我国 “义务教育” 一词始见于1904年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中的《学务纲要》中[9]。第二，许椿生在文章中分析什么是义务教育，一种说法是 “国家根据规定，对一定年龄范围的儿童实施一定年限和一定程度的教育。一定年龄范围的儿童，即学龄儿童。……所谓一定年限，即国家所规定的义务教育期限。” “另一种说法是，义务教育就是免费的教育”[9]。

1986年4月，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我国义务教育制度，标志着我国基础教育开始走上依法治教的轨道。1986年，《河北教育》第7—8期刊登了《制定 “义务教育法” 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一文。文中，许椿生对义务教育法的重要性进行了分析，他认为， “家长不履行送儿童入学的义务时，要规定适当的强制性措施”[10]。即通过立法手段来保证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教育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同时， “有效推行义务教育不能单凭一纸强制令”[10]。义务教育的实施既需要具备客观条件，也需要以法律形式确定实施义务教育具体可行的措施。他提出，《义务教育法》对我国实行义务教育的性质、目的、年限、步骤等问题都作了全面明确的规定，为我国实施义务教育提供了法律保障，是保证义务教育实施的必要手段[10]。

（二）研究高等教育，探索教育系课程设置的标准

1929年，许椿生考入北平（今北京）师范大学预科，1931年升入本科，主修教育，兼修历史。1935年，许椿生的本科毕业论文《大学教育学系之课程》刊登在《师大月刊》第20期，这篇文章引起了教育理论界的关注。文中，许椿生对国内29所大学教育系的课程设置进行调查，分析我国大学教育院系课程设置现状，提出大学教育院系课程设置的建议。

通过调查并梳理我国当时29所大学教育系的课程设置情况，许椿生发现，当时大学教育系的必修课程包括教育概论、教育原理、比较教育、幼稚教育、（初等）小学教育、高等教育、社会教育等专业。他发现，各大学的教育系科目设置分歧较大，存在必修课与选修课的设置不同、课程名称不一致等问题。

就大学教育系课程存在的问题，许椿生提出以下建议：第一，设置单纯的目标。 “我们批评教育学系的课程不能达到所预期的目标，但这不是说教育学系没有达到目标的效能，而是因为目标太多了，顾此失彼结果一无所成。”[11]而 “普通大学教育学系的目标是教育研究及实验”[11]。第二，设置学程的原则。首先，教育系的课程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注重客观事物的认识，第二阶段开始研究与实验；其次，课程的内容不应有明确的规定；最后，课程科目的增减要多赋弹性。第三，教育学系前两年的必修课程设置。第一年，开设教育通论、普通心理、社会学、生物学及实验、教育的英文、现代中国及其教育；第二年，开设教育心理学、普通教学法、教育统计学、教育心理及测验、比较教育、教育史；第三、第四年就因其目标的不同而进行具体分化[11]。

（三）重视师范教育，办好中国师范院校

许椿生本科毕业后一直从事教师工作，从河北省立正定师范学校到西北师范学院、从北京师范大学到天津河北师范学院、从人民教育出版社到河北师范学院，从未停止对师范教育的关注。在做好教学工作的同时，他参与编写师范院校教材，从事师范教育的相关研究，一直笔耕不辍。许椿生认为，师范教育是教育事业的基础，需重视师范教育的发展。

1.参与编写师范院校教材，研究教材教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许椿生参与中等师范教科书的建设工作，参与编写了《小学算术教学法》《教育学》等师范教材。

1954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了郝荫圃、许椿生等合编的《小学算术教学法》上、下册。该书根据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1953年编订的 “师范学校数学教学大纲（草案）” 中 “算术教学法” 的大纲和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1952年编订的 “小学算术教学大纲（草案）” ，参照苏联普乔柯著的 “小学算术教学法” ，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进行了改编。上册供师范学校第三学年第一学期使用。书中内容包括小学算术教学的任务和算术教学大纲的分析，介绍了小学算术教学的基本方法、步骤、成绩的考察和评定，并讲解了直观教学。针对当时的教育情形，许椿生在书中特意提到复式班的算术教学，对当时小学教师的教学进行了科学指导。书中对于应用题的解答、口算及十至二十以内的计算均进行细致分析，对数的计数、读法和写法均有介绍。下册供师范学校第三学年第二学期使用。书中内容涉及百、千以内的计算、多位数的运算、复名数、简单分数、小数和百分率及简单的几何形体[12]。

1956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许椿生、胡毅等合著的师范学校课本《教育学》。许椿生参与编写第九章《教学方法》，书中提出 “选择教学方法不是说从许多方法中选择好的，舍弃坏的。我们所研究的各种教学方法都是好的、能用的方法，都是以教学原则为指导并且具体体现教学原则的方法。教学方法的选择就是要我们注意在不同的情况下采用最适合的方法”[13]。许椿生对传授新知识、巩固知识、复习及成绩考察和评定的方法进行了详细介绍，该书为当时的师范院校提供了教学用书和知识经验。

2.重视师范教育，提高教师教学质量

许椿生经历了我国教育事业的几十年变革，逐步意识到教师对于教育事业的重要性。他认为， “办好中、小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教师”[14]。许椿生对于师范教育的研究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许椿生在西北师范学院任教期间，他与李建勋合著《战时与战后教育》，书中很大篇幅提到师范院校的设置及师资问题。这一阶段，许椿生还深入分析了师范院校课程里小学各科的教学目标，发表了《师范学校课程中的各科小学教学问题》一文。第二阶段，年近古稀的许椿生，通过研究历史上教师的地位与作用及师资水平如何提高等问题，分析了如何加强师范教育，并呼吁社会要重视师范教育。

1942年，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师范研究所出版《战时与战后教育》一书。书中对战时中国教育的情形进行了梳理，分析了国外战时教育的经验及我国以往教育的缺点，并提出了我国教育发展的建议。书中对各级学校的师资问题进行了探讨，指出各级学校教师应具备的资格，以及教师的训练、任用、待遇及进修等相关事宜，并对师范院校的课程设置进行了分析[2]序言。

1942年，《中等教育季刊》第3期刊登了许椿生《师范学校课程中的各科小学教学问题》一文。许椿生通过分析小学公民、体育、艺术、国文、算学等科目的教学目标与相应师范学校课程的教材大纲和教学要点之间的联系，指出 “仅有的教学目标在教材大纲中没有配合目标的教材，以及种种杂乱无系统的情形，都证明了在编订课程标准时缺乏整体的、系统的计划”[15]。许椿生以教学科目中 “教材及教学法” 的课程标准为例，提出改正意见：第一，师范学院各系设置教学研究科目；第二，在师范学校课程标准中，至少设置一项培养小学师资的内容；第三，加强各种科目之间的联系与统筹；第四，明确各科教师分担的工作[15]。

1979年，《河北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期刊登了许椿生《重视师范教育 办好师范院校》一文，通过梳理国内外师范教育的发展状况，他提出教师必须接受师范教育，并且师范院校需独立设置。许椿生阐述了必须根据师范教育的特点办好师范院校的建议：第一， “注重师范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和专业思想教育，提高他们的社会主义觉悟，使他们深刻理解人民教师的职责，为培育新的一代做辛勤的园丁”[14]。第二， “切实加强专业基础知识的教学，提高各科的教学水平，坚持理论联系实际”[14]，使师范生在学好文化科学知识的同时，掌握顺利完成中小学教学任务的基本技能与方法。第三， “切实加强教育专业课的教学，提高教育专业课的科学水平，使师范生通晓教育的基本原理，懂得儿童及青少年身心发展的规律，掌握教育及教学的理论和基本技能”[14]。第四，师范院校必须大力发展教育科学研究活动，来提高整个师范教育的教育质量[14]。许椿生认为，教师要把教育科学研究作为研究工作的重点，在实际工作中总结经验，掌握教育、教学工作的客观规律。

许椿生亦对如何提高师资水平进行了研究。在《河北教育》1979年第11期发表了《研究教材教法提高教学质量发展教育科学》一文。他提出，就中小学来说，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在于提高师资水平，提高师资水平就是提高教师的政治水平和业务水平。而教师的业务水平包括科学知识水平和教学水平，即教什么和怎么教的问题。而针对 “教什么” ，教师要做到钻研教材。 “教师在钻研教学大纲和教科书的基础上掌握教材的逻辑系统，找出教材的重点、难点、关键，分析教材的科学性、思想性以及某些教材的艺术性，在教学时才能心中有数。”[16]针对 “怎么教” ，教师要根据课程的目的和任务、教材的性质和特点及学生的年龄特征，选择合适的教学方法。同时，教师要 “多练” 教学方法，保持足够且适当的次数，并进行多种方式的练习。

值得思考的是，许椿生在文章中提到，教师要学习教育科学、研究教育科学。他认为， “要学习教育学、心理学、教学法。首先要掌握教育的基本原理，懂得教育的性质和作用，这样工作起来才会有方向有信心”[16]。同时，许椿生还提出： “教育科学研究，特别是关于教学论和教学法的研究工作，应当而且必然以广大教师的教学经验为出发点，以便从中探索出教学的客观规律。”[16]许椿生提出的教师需要进行教育科学学习和研究的思想，值得当下教育工作者学习和借鉴。

（四）以史为鉴，潜心于中国教育史研究

凭借本科主修教育、兼修历史的基础知识和史学素养，许椿生不仅潜心研究中国教育史，发表了多篇有影响的文章，还在与中国教育史相关的期刊和学会中任职。许椿生的后半生一直躬耕于中国教育史这一领域，研究我国古代的孔子思想、《学记》智慧及国内外教育史实等，为中国教育史研究增色添彩。

1.汲取古人教育智慧，运用于现代教育

许椿生通过研究孔子生平及其教育思想，汲取孔子的教育智慧，结合我国教育情况，将教育大师流传千年的教育哲理以现代文字呈现出来。1946年，《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学术季刊》第2期刊登了许椿生《中国教育史上关于孔子二三事》一文。许椿生翻阅查看古籍，通过研究孔子的生平事迹，分析其讲学的教育目标、教学方法及教材，以及如何借鉴其教育之道。1980年，69岁的许椿生与骆承烈、王越、李桂林、张焕庭、冯友兰等人合著了《孔子教育思想笔谈》。他的文章《教师的表率》刊登在《教育研究》1980年第2期。许椿生将孔子 “诲人不倦” “学而不厌” 作为对于教师的要求。他指出，教师在教学中要学习孔子的 “循循然善诱人” ，做到因材施教。

《学记》是收集在《礼记》中的一篇教育论文，在记录、总结所处时代和前辈教育及教学经验的基础上，对教育目的与作用、学校制度、教学、教师及学生的学习等方面都有所阐述，蕴含着中国古代的教育智慧与思想。1981年，受河北省教育厅委托，许椿生撰写了《学习祖国珍贵的教育遗产—— “学记” 》一文，在《河北教育》杂志1981年第3、4、5期连载，并作为增刊印为单行本。许椿生对《学记》进行详细注解，将原文注解为通俗易懂的现代文字，并且加入新的思考和对教学方法的探析。

许椿生在文中指出： “如果我们通过《学记》的学习，随时记起它所给予我们的启示和告诫，结合我们得自现代教学论的知识及其所提供的细节，在实践中运用，这就能帮助我们提高工作质量，使作为实现四化基础的教育，发挥更大的作用。”[17]随后，许椿生又撰写了《学习 “学记” 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刊登在《河北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3期上，该文章受到教育界，特别是教育史学界的好评。针对如何学习《学记》，许椿生提出以下建议：第一，采取兼收并蓄的态度，既要汲取《学记》及传统的理论所给予我们的启示和告诫，又要吸收当代外国教学理论中对我们有用的东西，扬长补短。第二，对《学记》中美化了的事物，不可信以为真。第三，发展了的命题要跟原始的命题区别开来。《学记》在提出 “教学相长” 这一命题时，没有明确揭示教学过程中师生双方的互相促进关系，后来的教育家将这一命题的内容不断扩充，提倡教师要向自己的教育对象学习。第四，对某些概念词语可以不求甚解，如果弄不清楚也无损于对文章大意的领会，无妨置之不顾。第五，对某些概念词语又必须溯本追源。第六，学习《学记》，既要敞开思想，又不能牵强附会[18]。

2.研究中外教育史，启发现代学者思考

在国内外教育思想及史实研究方面，许椿生主要聚焦于教育思想的演变、教师地位及科举制度研究。此时的许椿生已经迈入古稀之年，但他的研究精神和态度远比年轻一代还要旺盛。

1980年，《河北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期刊登了许椿生《简谈历史上教师的作用和地位》一文，系统梳理了国内外不同时期教师的历史地位。他指出： “由于教育在一定社会中所起的作用不同，由于教师在教育过程中的作用不同，还由于人们对这种作用的评价不同，教师的社会地位及其作用也就有所不同。”[19]在阶级社会，教师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但也对社会发展起促进作用，所以教师的地位摇摆不定，得不到全社会的公认。而到了社会主义社会，教师属于工人阶级，成为国家的主人，这是教师从未有过的光荣地位[19]。

1986年，《河北教育》第2期刊登了许椿生《漫谈传统教育思想》一文。文中介绍了外国教育史上著名的教育思想，以及我国的传统教育思想。他指出： “传统教育在外国教育史上是一个特定的概念，指的是以赫尔巴特为代表的教育理论和设施。”[20]而我国对于传统教育思想的理解是 “历史沿传而来的人们习以为常的教育思想”[20]。在介绍我国传统教育思想的基础上，许椿生指出： “我们今天要改革的乃是腐朽的传统教育思想，对于优良的传统教育思想还是要予以继承和发扬的。”[20]

1987年，76岁高龄的许椿生依然潜心于中国教育史的研究，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第3期刊登了《关于科举制度产生的时间》一文。许椿生通过梳理《中国教育史》《通鉴纲目》《中国通史》等史书中关于科举制度的内容，分析科举制度起源的具体时间，得出科举制度起源于隋朝，隋炀帝最先设置进士科，进而科举制度逐步发展，最后形成规模。

1991年，《河北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期刊登了许椿生《旧中国三个私立教育群体及其奠基人》一文。文章叙述了张骞、张伯苓、陈嘉庚在教育观点和措施上的异同，着重讲述他们在教育建设上的突出贡献。许椿生提到： “教育救国” 的信念是张骞、张伯苓、陈嘉庚兴办教育事业的动力；这三人都重视德育，注意培养学生的良好品德；他们以教育救国为良方，以启蒙、培养人才为己任。许椿生借这篇文章来纪念张骞、张伯苓、陈嘉庚的教育贡献并向他们表示由衷的敬意[21]。

许椿生的教育思想多体现在他发表的文章和著作中。许椿生晚年还发表了《小议 “坐着讲课” 》《也谈教育规律》等文章。阅读许椿生写下的文章和著作并体会所蕴含的教育思想，能够引起我们对教育科学研究和教学的更多思考与改进。

三、许椿生的教育贡献

许椿生将其一生奉献于中国教育事业。他既是敬业的人民教师，也是认真钻研的教育研究工作者。许椿生在义务教育、师范教育、高等教育及中国教育史方面有着深入的研究。尤其在师范教育和中国教育史方面，许椿生做了许多基础性工作，为当时的师范教育和中国教育史研究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许椿生的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是一名师范院校的教师，开展着 “传道、授业、解惑” 的工作。在河北师范学院教研室任职时，许椿生主要抓教师业务水平和教学质量的提高工作，他的工作促进了河北师范学院搬迁阶段师资水平的提高。同时，许椿生参与师范院校的教材编写工作，通过编写《小学算术教学法》《教育学》等课本，为师范院校提供了教学教材。尤为重要的是，许椿生在教书育人的同时，一直关注到教师的发展问题，并对师范教育进行深入研究，发表了多篇文章。在《重视师范教育 办好师范院校》一文中，许椿生强调教师必须接受师范教育，并且维护师范院校的独立设置[14]。许椿生呼吁社会对于师范教育的重视，对当时的师范教育发展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许椿生的后半生主要进行中国教育史的研究，通过钻研我国的孔子思想、《学记》智慧及国内外教育史实，发表了《中国教育史上关于孔子二三事》《学习祖国珍贵的教育遗产—— “学记” 》等文章。许椿生将古人的教育思想与智慧呈现在世人眼前，启发读者对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精华的思考和实践。许椿生还参与编辑《老解放区教育资料选编》、主持编拟了《中国教育史12年发展规划》，为中国教育史的发展做出了大量基础性工作。

许椿生的一生与教育结缘，一直致力于教育教学和教育科学研究，为我国教育事业服务终生。他的教育思想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他的教育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