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丛丛

(滨州市图书馆，山东滨州 256600)

戚继光(1528—1588)，字元敬，号南塘，晚号孟诸，山东蓬莱人。出身将门，袭职登州卫指挥佥事，南下抗倭，北上御虏，历任参将、总兵等职，以功加封少保衔。晚年辞官，病逝故乡。“野无成田，囊无宿金，惟集书数千卷而已。”[1]卷一，2戚继光青史留名，不是偶然的。本文尝试从读书的角度，探讨读书对于成就戚继光辉煌人生的影响。

1 家庭熏陶

一个人的原生家庭会对他一生的成才之路产生最直接的影响，同时其身处的时代背景和个人兴趣等主客观条件也会一定程度上影响他的思想倾向与胸襟格局。

1.1 读书志向

嘉靖年间，内忧外患，我国东南沿海倭寇猖獗，肆意横行，蹂躏城乡，屠杀吏民，扰害商旅，抢劫财物，“束婴竿上，沃以沸汤，视其啼号，拍手笑乐”，惨无人道，毫无人性，倭寇在我国犯下了滔天罪行。沿海数千里海疆，防卫力量薄弱，倭患严重。这是国家和人民的灾难，却为戚继光提供了痛剿倭寇、扫除倭患的舞台。一时代有一时代的风潮，也会对一个人的思想倾向产生影响，戚继光少年读书时曾作诗《韬钤深处》，留下千古名句：“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1]卷一，10志向远大，境界高尚，不由令人想起周总理那句名言“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2 家风严正

戚继光将门之后，父亲戚景通，字世显，身为武将，却喜欢读书，烈日炎炎，也手不释卷。为官清廉，刚正不阿。正德十五年(1520)，戚景通任江南漕运把总，他改革弊端，堵塞漏洞，却被诬账目不清，部下想送他三百两银子打点以保住官职，被他拒绝了。他辞官回家以后，一次修缮住房，让工匠给两间房装四扇雕刻花纹的窗户，工匠向戚继光说装十二扇，戚继光向父亲提出建议，被戚景通严厉斥责了一番。戚继光一次穿着外祖母家送的有漂亮装饰物的鞋子走过庭堂，戚景通看到后也严肃批评了他，不允许他养成奢侈享受的习惯。就这样，在日常生活当中，戚继光自幼受到良好的家教，吃苦耐劳，不好虚荣，衣食住行，不讲排场。十二岁时，戚继光父亲问：“立志安在？”曰：“在读书。”曰：“读书在识忠孝廉节四字，否则焉用。”戚继光亦不求安饱，笃志读书。[1]卷一，6在父亲的言传身教，潜移默化之下，戚继光耳濡目染，思想端正，好学上进。

1.3 兴趣所在

人贵有读书之志，但也要与个人兴趣相符，才能相得益彰，养成一生的良好习惯，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戚继光九岁时，“学余则融泥作基，剖竹为杆，裁色楮为旌旗，聚瓦砾为阵垒，陈列阶所，研究变合，部伍精明，俨如整旅。居然蛇鸟之势而绰有风云之状。他日旗帜金鼓之节，营伍奇正之方，已预筹其算，而微露其斑矣。”[1]卷一，5戚继光将门虎子，自幼就对行军作战，排兵布阵充满了兴趣，以后熟读兵书，子承父业，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自非偶然。

2 读书选择

在家庭熏陶之下，戚继光树立了远大的读书志向，他的读书选择也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抱负服务的，首先他重视研读儒家经典，进一步坚定自己的志向，其次则是研读史书和兵书，提高自己的军事理论水平和实战本领，以解决自己在战争实践中的问题。

2.1 儒家经典

戚继光自幼时生活在齐鲁大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思想对他影响至深。他“喜事经书，尤长诗翰古文，私淑阳明，大阐良知，胸中澄彻如冰壸秋月，坐镇雅俗有儒者气象”[1]卷一，2。王阳明知行合一的心学为他所喜，王阳明的立德立功立言成为他的榜样，日后戚继光成为抗倭名将，所立功勋，较王阳明平叛之功，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而所著兵书，至今流传于世，影响深远。十五岁时，戚继光“惟日孜孜慕古，博极群书，且精举子业，裒然以经术鸣于时。”[1]卷一，8《止止堂集序》云：“由诸生起当户，裒然以经术鸣。礼乐诗书，故所服习。”[2]序

戚继光在《练兵实纪杂集·储练通论(上)》中要求：“首教以立身行己，捍其外诱，明其忠义，足以塞于天地之间；而声色货利，足以为人害者，必正其术。其所先读，则《孝经》《忠经》、语孟白文……”[3]210《止止堂集》是戚继光的诗文集，其中《愚愚稿》二卷，包括《大学经解》，它是戚继光学习《大学》(但不限于《大学》，如《中庸》等。)这一儒家经典的心得体会，着重强调“治心”“练心”“修身”，以后他还用来向将领们讲解。比如对于名利，戚继光认为：“凡人有所好，便是病痛。但著病痛，便被人牢笼。……所好在名，则名其牢笼乎！所好在利，则利其牢笼乎！惟有礼义不著病痛，惟有凡事澹泊些，无欲便不受牢笼。”[2]256轻名利，重礼义，阅读儒家经典，树立了他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为他将来成为一代抗倭名将，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2.2 读史书

戚继光十九岁时，“日坐书舍，旦暮勤读，忻然忘倦。”[1]卷一，10《明史·戚继光传》称他“家贫好读书，通经史大义”[4]。戚继光在《请设三武学疏》中，要求武学馆的训练内容除兵书外，还包括《春秋左传》、诸史等书。“即读《百将传》。将传中诸将人品、心术、功业，某何如而胜？某何如而败？孰为奸诈？孰为仁义？孰为纯臣？孰为利夫？孰为烈士？孰为逆臣？某如何而完名全节，某如何而败名丧家；某何以非其罪？某何以为罔生幸免？某能守经，某能应变。逐节比拟，以我身为彼身，以今时为彼时，使我处此地、当此时，当何如可？”[1]卷九，20通过阅读史书，设身处地将自己代入进去，阅读思考，领悟自己的为人处世之道，形成自己的忠奸义利观点，锻炼自己的品德才智。

当时“世久承平，右缙绅而左介胄。”[1]卷六，39武将地位不如文官。而在平常的谈话中，他可以随口引用儒家的经典和史书上的教训，以此，文官们对他刮目相看，认为他不是樊哙式的武人。等到他的官阶越来越高，就有更多的文官把他引为同类，在一起饮酒赋诗，往来酬对。[5]《明史·戚继光传》载：“诸督抚大臣如谭纶、刘应节、梁梦龙辈咸与善，动无掣肘，故继光益发舒。”[4]这无疑也为他交涉公事、施展才能提供了便利。

2.3 读兵书

兵书是戚继光不可或缺的必读之书，哪怕是行军作战之时，“不能寝，犹篝灯治军书不辍……”[1]卷十二，18

部将未奉将令不听巡抚游震得促战的命令，戚继光为此进行解释：尝读兵法曰：“将能而君不御者胜”，又曰：“不知三军之不可进而与之进，是谓縻军”，又曰：“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又曰：“百里而趋利者蹶上将”，又曰：“器械不利，卒不服习，以其卒予敌也”。[1]卷四，3从中可以看出戚继光对兵书非常的谙熟。

戚继光在《请设三武学疏》中提出：“韬钤不谙，终非统驭之才。”他对武学馆的训练内容首先就要求：“一曰韬略。如《武经七书》《春秋左传》、诸史、《百将传》等书。”[1]卷九，20熟读兵书，学习兵法才能成为统率全局的大将之才。

3 读书思想

戚继光以儒家思想为根基，日常行事以儒家思想严格要求自己，提升思想境界，同时强调实用，善于创新，不断总结经验，指导战争实践，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捷报。

3.1 以儒家思想为根基

戚继光虽然是抗倭名将，但作为王阳明的私淑弟子[1]卷一，2，儒家思想在他的心中居于绝对的主导地位。他曾与弟弟谈自己的心得体会：“天理难复而易蔽，人欲难制而易纵。复理如仰面攻城，纵欲如下坡推毂。”[1]卷一，13因而他说：“子房之明哲岂疆场之臣所能乎。余非石人，当战阵蒙矢石必殉之以忠孝，是心之不可转也久矣。”[1]卷八，6每逢战阵常身先士卒，不惧以身殉国。对张良的明哲保身之计不以为意，在他身上更多体现的是儒家的忠孝思想。

对于将领，戚继光也尤其强调正心术。他说：“将有本，心术是也。人之为类，万有不同，所同赋者，此心也。近而四海，远而外域，贵而王侯，贱而匹夫，纷如三军，不言而信，不怒而威，古今同辙，万人合一者，皆此心之同，相感召也。”因此“惟有正此心术，光明正大，以实心行实事，纯忠纯孝，思思念念，在于忠君、敬友、爱军、恶敌、强兵，任难上做去，尽其在我，不以死生患难易其念。”[3]156让将领读儒家经典，修身养性，“心有所主，不为害挠，不为祸怵，无见于功，无见于罪。”[3]15在他的教导之下，一大批将领成长起来。

儒家“仁”的核心思想也深刻影响戚继光的带兵作战方式。对于士兵，体恤爱护，并加强思想教化。他说：“赤体赴敌，身无甲胄之蔽，而当惯战必死之寇，手无素习之艺，而较精铦巧熟之技。且行无赍裹，食无炊爨，战无号令，守无营壁，其何以御寇。今为之计，必器垒具而进可相持，糇粮备而退有宿饱。”[1]卷一，21为此他选练精兵，创新阵法，严格训练，并经常进行爱国爱民的思想教育。他说：“凡你们当兵之日，虽刮风下雨，袖手高坐，也少不得你一日三分。这银分毫都是官府征派你地方百姓办纳来的，你在家那个不是耕种的百姓，你肯思量在家种田时办纳的苦楚艰难，即当思量今日食银容易，又不用你耕种担作。养了一年，不过望你一二阵杀胜。你不肯杀贼保障他，养你何用？就是军法漏网，天也假手于人杀你。”又说：“兵是杀贼的东西，贼是杀百姓的东西，百姓们岂不是要你们杀贼？设使你们果肯杀贼，守军法，不扰害他，如何不奉承你们？”[3]65在《愚愚稿》中戚继光说：“歌诗不独可行于经生学子，行伍中遇阴雨客邸之日，择好忠义激烈戎诗歌之，感发意气，愤悱志向，使司忠主庇民之道，亦一教也。”他编写了一首《凯歌》，教给士兵，振奋士气。“爱行恩结，力齐气奋，万人一心，何敌不克”。[6]351这支部队斗志昂扬，纪律严明，勇敢善战，所向披靡，倭寇闻风丧胆，往往以极小的伤亡代价，取得辉煌的战绩。

戚继光“心存保障，以一夫不获为己忧，志切安攘，以歼恶必除为己任。”[1]卷四，12对于百姓，他“不乐战胜而乐俘归。”[1]卷十二，29对于倭寇，“倭非大创尽歼，终不能杜其再至”[1]卷一，9，除恶务尽，穷追猛打，赶尽杀绝。1561年四月花街之战，全歼倭寇310人，己方阵亡3人，救出被倭寇劫掠的百姓5000人；五月上峰岭之战，全歼倭寇2000余人，己方阵亡也是3人，救出百姓1000人；1562年八月横屿之战，全歼倭寇1000余人，己方阵亡13人，救出百姓800人；九月牛田之战，俘斩敌698人，己方无一阵亡，救出百姓954人；1563年三月平海卫之战，斩倭2451人，己方阵亡16人，救出百姓3000人；十二月仙游之战，斩倭498人，己方阵亡24人，救出百姓3000人……[7]歼灭倭寇成千上万，救出百姓更是数以万计。

一将功成万骨枯，而在戚继光这里，往往一场战斗中歼灭倭寇之多，己方牺牲之少，拯救百姓之众，简直像神话一样，令人叹为观止，堪称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能创造这样了不起的奇迹，既是因为他“貌若儒生而出之以勇敢，心实忠义而佐之以智谋”[1]卷四，13，有勇有谋，智勇双全，也是因为他能践行儒家的“仁”，不将三军、百姓之命视为草芥，仁者无敌。

戚继光自己总结：“臣之用南人所以得其死力，一呼数万而莫后，去家万里而不辞，杖戮犯者而不怨，是岂真为升合之养乎？盖有大义存焉。”[1]卷十，5巡抚都御史谭公(纶)疏荐云：“尽忠报国用兵如神，本仁义以为干戈，敦诗书而说礼乐，治众则多多益善，职能而谦谦有终，夷贼惮其威名称为戚虎，士庶倚为性命爱若慈亲。”[1]卷五，19这是非常全面公允的评价了。

3.2 学以致用

戚继光的读书思想非常讲求实用，强调所习即所用。他说：“且如一学生，平日窗下讲习的是五经四书、解义策论，一旦入场，试官出来题目就是经书上的，便可中得个举子来；若平日虽是手不释卷，却读些杂说诗词，作些歌赋、传奇，一旦入场，要作经义策论中选，所习非所用，如何可得？就是好学的也徒然耳。”因而，哪怕是日常训练，他也着重强调从实战出发，他说：“今之军士，设使平日所习所学的号令、营艺，都是照临阵的一般，及至临阵，就以平日所习者用之，则于操一日，必有一日之效，一件熟，便得一件之利，况二百年耶？况自幼而为武士者耶？奈今所学所习，通是一个虚套，其临阵的真法真令真营真艺，原无一字相合；及其临阵，又出一番新法令，却与平日耳目闻见无一相同，如此就操一千年，便有何用？”[6]19对华而不实深恶痛绝。

戚继光重视学习理论，也非常注重实践，从实际出发。他培养将领，首先要求他们读儒家经典，读兵书，然后“出则置诸战阵之后，将实境以试之，试之既久，小委以尝之，尝之无疑，然后可用。”[6]369必须经过实践检验，他才放心任用。针对“缙绅恬嬉以待迁，将领偷惰以卒岁，转相效尤，虽智者莫为之计矣”[1]卷九，29的现状，他认识到：“欲军士之堪用在于明节制，明节制在于正体统……诚使人人倡士君子之行，读书明理，有勇知方，一时兵练得成，马调得熟，器械坚利，人马强壮，遇敌闻鼓而奋，马到成功，将见爱之如掌中之珠矣。”[1]卷七，38-39所以他开始选练新军，“夫南兵南将，凡有条约，上下讲读，信而畏之。”[1]卷八，31打造了一支百战百胜的戚家军，1566年倭患基本平息。

戚继光每到一地，必实地勘查，有的放矢。他说：“古人兵法，如《七书》之类，与药肆同，而五金八石、草木鳞介，无所不有，但不知所患何症，所宜何药耳。必待医家察其病势，宜用某药，取诸肆中，无不奏效。倘误诊而漫服之，不瘳，将归罪于药，乌乎效也？为将者，须先识士伍之情，山川之形，侦敌动静，即医之问病诊脉也。假令识之不周，侦之不早，而归罪于兵法，乌乎可也？”[6]345没有先识士伍之情，山川之形，侦敌动静等了解实际情况，兵法也无从发挥其作用。

1567年戚继光受命北调，镇守蓟门。面对骑兵，制定了“驻重兵以当其前驱，而又乘边墙以防其出没”的边防战略，创建空心台。1571年修城筑台工程完成，防区长城1000余公里，筑敌台1017座。[1]卷九，42后又增建。[1]卷十一，1、13总督刘公应节疏云，“敌台之设，益于防守有十利焉……皆总理戚某才华并著，谋断相资。相度山川，则鸟道羊肠皆其陟降之地；程护工作，则栉风沐雨不辞经理之劳。”[1]卷九，41这些都体现了他“以实心行实事”的精神。

3.3 善于创新

戚继光重视古法，通晓古法，善于创新，同时又反对墨守成规，他说：“昔先帝驭将非不严，综理非不密，而卒无裨益者，以因循久而惮于更张，即有奇谋不无顾忌。”[1]卷七，1所以他指出要“因其所明而通其所蔽”，灵活运用。戚继光强调读兵书要“师其意而不泥其迹”。他认为：“夫章句之儒颇多迂腐，介胄之夫亦鲜知兵，宜多方咨访精通韬略者数名，破格用之，充武学教授。”他指导将领读书时强调：“毋牵意解，不专句读，每一章务要身体神会。”[1]卷九，40更重视体会文章的精神，而非抠句读，反复思考研究。戚继光主张：“当于经籍中采其精华，师以意而不泥实事；造其知识，衡于己而通变。”[6]18不能泥古，不能教条，不能生搬硬套，要善于因地制宜，变通创新。

根据实战需要，戚继光注重研究军事技术的改革，改进兵器，改善装备。如为了对付倭刀，创制了“狼筅”，还组织人创制了一些新型火器，如虎蹲炮、连子铳等，甚至还创造了地雷自动引爆装置“钢轮发火”。他的活学活用创新思维非常超前。

抗倭时针对江南“地多沮泽，行者不得比肩而行”，[1]卷一，40以及倭寇善使双手刀的特点，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戚继光创鸳鸯阵，十二人为一个小队，多种长短兵器攻守配合，运用灵活，组织严密、简单，士兵能够彼此呼应，每个人都能充分发挥作用，密切团结协作，机动快捷，能够适应江南的地形。经过严格训练之后，鸳鸯阵在抗倭战斗中发挥了巨大的威力，获得了辉煌的胜利。

戚继光善于“因敌转化，因变用权，因人异施，因情措法”[6]36，“形势既殊，而因形措胜之法，亦必各异”，能够做到因时、因地、因人制宜。在北方面对骑兵，组建车战营，创新车、骑、步协同作战的战术，“行则为阵，止则为营。以车为正，以马为奇，进可以战，退可以守。车不费刍粮，兵不用甲胄，省费而不资，而车中马步以车为蔽。”[1]卷七，15有效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又创立空心台，“台高五丈，虚中为三层，台宿百人，铠仗糗粮具备”，颇似后世之碉堡。史载：“十七年间，易大将十人，率以罪去。继光在镇十六年，边备修饬，蓟门宴然。继之者，踵其成法，数十年得无事。”[4]成效显而易见。

“会古人之成法而通其变，将略迥迈于一时。”[1]卷十一，11戚继光的善于学习，同时善于变通创新，使他成为同时代出类拔萃的名将。

4 著书立说

尽管军务繁忙，戚继光仍笔耕不辍，他有意识地著述，“又将贻文献于后世而使来者之有征。”[1]卷十二，18为后人留下了两部杰出的军事著作和诗文集。

4.1 兵书当行本色

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戚继光著《纪效新书》。“曰纪效，所以明非口耳空言；曰新书，所以明其出于法，而不泥于法，合时措之宜也。实皆本于躬所亲历履者而著之。其词率如口语，不复润饰，盖宣谕军众，非如是则不晓耳。”[1]卷一，401571年完成第二部兵书《练兵实纪》，这是戚继光在蓟镇治军练兵、镇守北疆时的经验总结。

这两部兵书就如何建立一支训练有素、战斗力强的军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系统的理论和方法，是此前的兵书所不及的，极大丰富了中国古代军事理论的内容，发展和完善了中国古代军事理论体系。同时，这两部兵书贯穿了戚继光求实、创新的思想。两书均用口语，明白如话，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形象生动。上文中教育士兵爱国爱民时已举数例，再举一例，他教育士兵要练习武艺时说：“凡武艺，不是答应官府的公事，是你来当兵，防身立功，杀贼救命，本身上贴骨的勾当。你武艺高，决杀了贼，贼如何又会杀你？你武艺不如他，他决杀了你。若不学武艺，是不要性命的呆子。况吃着官银两，又有赏赐，又有刑罚，比那费了家私，请着教师学武艺的，便宜多少？”[6]80正所谓“宁言粗鄙有遗漏，欲求实效；不敢粉饰而繁辞章，徒事虚文。”[6]19

这两部系统论述军事训练的兵书自问世以来，多次刊刻印行，影响深远。《四库全书总目·子部·兵家类》正目仅收二十部兵书，《纪效新书》《练兵实纪》均赫然在列，占总数十分之一，一人被著录两部，也是独一无二。以新对旧，以实求用，勇于创新探索，颇多创见，“非泛摭韬略常谈者比”。[8]在军事理论与实践中，戚继光出类拔萃，超乎同仁。《明史·戚继光传》载，两书“谈兵者遵用焉。”[4]其治军经验常为后人效仿，最著名的当为曾国藩训练湘军。

自古以来，行伍者多如过江之鲫，名将则寥若晨星。为名将而能著述兵书并流传于世者，屈指可数。这当中，读书治学，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显然发挥了必不可少、无可替代的决定性作用。

4.2 诗稿自具一格

戚继光“著作甚富，皆凿凿见之行事，非徒托诸空言。”[1]卷一，21582年，戚继光诗文集《止止堂集》编成，内《横槊稿》三卷，《愚愚稿》二卷。“止止堂，盖取之艮而止忠之义在是矣。”[1]卷十一，18郭朝宾《止止堂集序》云：“公秉鹰扬之气，抱死馁之志，其在师中，凡誓戒、祭告、奏凯、悼亡、纪行、赠答，则因事抒思，搦管成章，故其文闳壮可追乎古，其声慷慨自合乎律也。”

他的诗，常作于战争间隙，戎马倥偬之时，“一年三百六十日，多是横戈马上行”。[1]卷一，13心有所思，情有所感，不吐不快，贴近现实，真挚坦诚，质朴自然，内容充实，言之有物。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记录了他的思想感情和高风亮节。青年时意气风发，慷慨激昂，中年时沉郁悲愤，壮志难酬，晚年时感世伤时，洁身自好。曲树程教授《戚继光诗稿》辑录注释现存戚诗241首，由黄河出版社1991年初版，2007年修订再版。

5 结语

戚继光是我国历史上杰出的抗倭名将，他南方抗击倭寇，北方抵御少数民族，修城筑台，发明改进兵器，创新阵法，治军练兵等等，实战经验丰富，军事理论造诣深厚，建立了光耀千秋的不朽功业。同时，戚继光有意识地著书立说，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

梳理他的读书思想，就可以发现，在爱国主义思想的激励下，不断提高理论知识和实践水平，戚继光能够在那样的历史条件下取得如此成就实在是有其历史必然性。戚继光深厚的爱国主义思想，求实创新的读书理念与成功经验，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非常宝贵的组成部分，在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新时代，也仍然有其生命力，具有可资借鉴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