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力木江·依明

(浙江大学 光华法学院，杭州 310008)

一、“合券为验”到“署名为信”

我国古代契约在征信方式经历了“合券为验”到“署名为信”(或“画指为信”“画押为信”)的发展过程。这种转变何时完成确实难以考证，但据张传玺先生考证，魏晋前后纸张开始普及，这时候仍然有些契约采取“合券为验”的方式，有些契约只有一方或双方的“署名”或“画押”，也有一些契约同时采取“合券为验”和“署名为信”的方式。“署名为信”具有十分鲜明的个性化特征，这象征着个人信用，同时也意味着交易当事人得以凭借对方的“署名文书”向第三方权力机关求助。这种转变实际上是一种质的转变，在原始社会并没有所谓的司法机关，纠纷往往以自力救济为主，这是引发同态复仇的重要原因。“合而为验”的契约可以有效帮助当事人验证“真伪”，却不能作为主张权利的凭证。

张传玺先生认为我国最古老的契约形式是判书，“判，半分而合者”，“合”是合券为证，判书形式的契约是分为左右两支而合券为验[1]40-46。《周礼·天官·小宰》记载：“以官府之八成经邦治。一曰听政役,以比居。二曰听师田, 以简稽。三曰听闾里, 以版图。四曰听称责, 以傅别。五曰听禄位，以礼命。六曰听取予, 以书契。七曰听卖买, 以质剂。八曰听出入, 以要会。”其中“傅别”是指借贷契约，“傅”是文约之意，“别”是“对劈为二”。“质剂”是“两书一札，同而别之”，通常用于买卖契约。“书契”是“书两札，刻其侧”，通常用于赠与、取予收入。这三种判书形式的契约的共同特征是契文分为两支，当事人各拿一支，用于“合券为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