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小森 黄福寿

（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200233）

一、问题的提出与文献综述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掌握国家政治生活的话语权。各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参政议政，接受执政党的政治领导。执政党与参政党不是传统意义上相互竞争的反对党，而是亲密的友党，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国共产党与广大民主党派政治地位的形成，是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摸爬滚打、历经风雨、同甘共苦、患难与共的基础上逐渐产生的。

在艰苦卓绝的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与广大民主党派本着“为民族找出路，为人民谋福祉”的宗旨，进行了长时间艰辛的探索。在探索的过程中，虽有过矛盾与摩擦，但经过实践的洗礼，广大民主党派深刻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意志坚定、纪律严明、理想远大的先进政党，可以担负起改变民族命运的重任。新中国成立前夕，毛主席和广大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商谈建国事宜时，广大民主党派负责人一致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为执政党。新中国成立伊始，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关系融洽，广大民主党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受左倾、右倾错误思想，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关系遭遇严重挫折，二者关系降到历史冰点，很多民主党派人士至今仍谈“文革”色变，极大地影响了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热情。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吸取“文革”教训，重视民主党派作用的发挥，推动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关系健康发展。1989年将民主党派明确界定为参政党，参与国家政治生活；1993年，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正式载入宪法；2005年，《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出台［1］；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新型政党制度。所有这些有力地促进了执政党与参政党关系的健康发展。实践证明，执政党与参政党的关系好坏对于中国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凡是执政党与参政党关系处于和睦期，中国必定呈现出大发展态势；凡是执政党与参政党关系处于失衡期，中国必定处于衰败期。对于执政党与参政党相互关系进行系统研究，处理好执政党与参政党二者关系，是我国政党研究中的一个中心问题，是构建新型政党制度的关键，对于中国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本文试图对最近十年学术界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参政党相互关系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分析利弊得失，为完善新型政党制度提供借鉴，构建富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制度，推动政治文明发展进程，助力政治现代化的早日实现。

（二）相关文献综述

执政党与参政党相互关系问题是政党研究中的核心问题，引起学术界高度关注，产生了丰硕的理论成果。总结梳理目前的理论研究成果，发现理论研究主要集中于执政党建设、参政党建设、政党制度、民主监督四个方面。

1.在执政党建设方面

中国共产党作为我国的执政党，在中国政治生活中处于主导地位，掌握国家政治生活的话语权，对执政党与参政党相互关系发展具有决定性影响。加强执政党建设，对于提升执政党执政能力，巩固和改善新型政党制度，推动执政党与参政党关系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学界重点围绕全面从严治党、执政党党内民主、执政党执政能力建设、执政党建设理论与规律等方面展开研究。

（1）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党是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的有力抓手，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有力举措，是充分发挥执政党示范引领作用的内在要求。叶琛、李芳、陈慧、龙秀雄等从全面从严治党的内涵、功能与意义等维度展开研究［2-4］。齐卫平、王建国、王昭等从依法治党的视角，分析法治思维在管党治党中的突出作用［5-6］。齐卫平指出：树立法治思维，是执政党建设新要求，是治国理政的内在需要，是实施全面从严治党的理性选择。张荣臣、王永贵、吴海江等从全面从严治党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维度进行阐释，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理论发展新成就［7-9］。

（2）执政党党内民主：党内民主是实现党内和谐的关键，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助推器，是实现政党关系科学化的基础。胡伟在《科学建党与民主建党：党内民主模式的建构——论我国党的建设与民主建设的统一性》中指出，党的建设与民主建设具有密切的内在联系，需要革新思想观念，推动科学建党与民主建党有机契合［10］。甘信奎从农村基层民主政治的视角，剖析了农村民主政治发展历程，指出人民民主在党内民主建设中的突出价值，推动了民主执政的发展步伐［11］。

（3）执政党执政能力建设：执政能力反映了执政党对执政规律的认识，是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保证。唐皇凤、赵淑梅等以长期执政能力建设为研究基点，着重从理论依据、实现路径等方面进行分析［12-13］。唐皇凤认为：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是新时期加强党的建设的客观要求，可以从全面从严治党、完善党的组织和制度、优化执政方式、加大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等维度入手。徐晨光、郑吉峰等从治理现代化与执政能力内在关系的视角进行探究，指出：治理现代化对党的执政能力提出更高要求，赋予执政能力建设新的时代内涵［14］。

（4）执政党建设理论与规律：加强执政党理论与规律研究，是提高执政党执政能力的必然要求，是执政党集体智慧的集中凸显。张志明、张荣臣等从执政党理论创新的角度，揭示了思想理论创新在执政党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15-16］。杨德山通过梳理党的重要文献，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执政党建设理论的历史发展脉络，强调执政党先进性建设是新时期党建核心［17］。丁俊萍、于海波以执政党建设目标的演进为分析对象，强调执政党执政目标的变化，揭示了党对执政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入［18］。

2.在参政党建设方面

参政党作为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执政党共同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执政党与参政党是合作的友党，二者相辅相成，命运与共。加强参政党建设，可以提高参政党的参政议政和民主协商能力，充分发挥参政党参谋、助手作用，构建与执政党要求相适应的高素质参政党，促进执政党与参政党关系高质量发展。学界主要围绕参政党党内民主发展、参政党参政能力建设、参政党自身建设三个方面进行研究。

（1）参政党党内民主发展：加强参政党党内民主建设，有利于促进参政党科学化建设，促进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丰富与完善，推动中国民主政治发展步伐。虞崇胜、王洪树分析了参政党党内民主的丰富意蕴，阐释了参政党党内民主发展，对于参政党建设的积极作用［19］。梁丽萍从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角度，指出参政党在促进决策科学与民主化、维护社会稳定、推动民主法制建设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20］。张师伟从党内民主法治化的维度提出：参政党需借鉴执政党法治化建设经验，建立健全参政党党内法规，提高参政党党内民主建设水平［21］。魏晓文、郭一宁、武文达、朱琳琳等从协商民主的视角，剖析了加强协商民主制度建设，对于参政党发展的重要意义［22-23］。

（2）参政党参政能力建设：参政能力是参政党建言资政的基础，是发挥参政党“参谋”和“助手”作用的前提。李志平从参政党参政能力建设的主要内容与建设原则维度展开研究，强调在坚持中国共产党主导和参政党主体原则下，重点围绕参政党政治、作用、组织、建设能力四大方面，加强参政党参政能力建设［24］。方彦明认为，参政能力是保持参政党影响力的关键所在，在客观分析参政党参政能力建设困境的基础上，提出破解之策，深化参政规律认识，具有重要价值［25］。魏晓文、徐凤月从治理现代化角度，指出参政党在巩固多党合作制度、提高协商治理水平、促进决策科学化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26］。

（3）参政党自身建设：与执政党相比，参政党自身建设水平有待提高。加强参政党自身建设，是现实的客观要求，是建设适应新时代要求参政党的关键。钱振明、钱玉英从参政党历史梳理与展望角度进行分析，指出：参政党理论研究明显滞后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需结合实际，加强参政党理论研究，实现参政党理论的与时俱进［27］。钱再见从思想政治建设的维度，认为：参政党唯有提高思想政治建设水平，方可“同心同向，团结奋进，担负新时代的使命与任务”［28］。高拴平对参政党自身发展路径进行了探究，提出：加强参政党自身建设，是参政党保持生命力的关键；要不断优化参政党建设路径，克服参政党自身建设中的短板，建设高素质参政党［29］。

3.在政党制度方面

政党制度是衡量一个国家民主政治发展水平的标尺，政党制度的甄选应紧密联系国情和现实发展要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构成富有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经受了历史和现实的双重考验，为执政党与参政党关系和谐发展提供了可靠的制度保障。目前学者对政党制度的研究主要侧重于政党关系、多党合作、协商民主、新型政党制度等方面。

（1）政党关系：政党关系顾名思义是指政党间相互关系，构建和谐的政党关系，有利于推动现代化政党建设，有利于促进政党制度发展，有利于国家政权的稳固。张忆军通过对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关系近70年发展历程的剖析，总结内在经验，阐释了我国政党制度蕴含的理论和相关政策［30］。刘红凛对政党关系的基本理论进行了归纳，对我国政党形成的历史原因、遇到的挑战等进行了剖析，对如何处理政党关系提出了宝贵的建议，并对政党关系和谐与民主政治发展进行了探讨［31］。刘志礼、魏晓文在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从多学科融合的视野，对中国执政党与参政党的互动关系进行了探索性研究［32］。王彩玲写的《政党关系与政治生态的系统重构》，从政党关系与政治生态的相互关系角度进行了研究，主张以法治、民主、系统思维为着力点，努力构建和谐的党政关系与良善的政治生态［33］。

（2）多党合作：多党合作是中国政党制度的内核，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与西方的多党制具有本质的区别。厉无畏、张建明、张梅龙等从坚持和发展多党合作制度的角度，进行了研究［34-36］。厉无畏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多党合作制度和参政党自身建设取得较快发展，促进多党合作制度朝制度化、规范化方向迈进。牛君在《多党合作的制度效能及其提升路径研究》中强调：多党合作制度效能的发挥主要取决于政党制度参与主体能否有效履行政党功能，尤其是民主党派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质量［37］。张献生、吴沁芳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探讨多党合作与国家治理间内在联系［38-39］。张献生认为：多党合作在凝聚力量、优化决策、主体参与、协商互助、持续效应等五个方面具有明显优势，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力量。

（3）协商民主：协商民主是在长期实践基础上的科学总结，在凝聚社会共识、强化民主监督效能、提高决策效率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学界着重从基层协商民主、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协商民主理论与制度等维度进行研究。

首先，关于基层协商民主：基层协商民主是反映基层人民群众心声、维护基层群众利益、团结和凝聚基层民众的有效载体，是贯彻落实上级政策意图的桥梁纽带。陈丽、张铣、邓彩霞、孟令梅、厉有国等从基层协商民主定义、价值、存在的问题、现状、对策等角度展开研究［40-44］。王国勤、朱凤霞、陈昌文、郎友兴、万莼等以基层协商民主在实践中的个案为研究对象，总结基层协商民主发展的经验和路径［45-47］。燕继荣、彭莹莹从基层协商民主制度化的视角，分析了基层协商民主主体责任者界定的必要性和重要性［48］。

其次，关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来源于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具有丰富的理论意蕴和实践价值。汪家焰、王永香、陆卫明、郭红军、乔贵平等围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生成逻辑、丰富内涵、独特优势、时代价值、实践路径等方面进行研究，分析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产生的历史必然性、突出的实践价值及未来发展路径，对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进行了深入探究，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加快发展提供借鉴［49-52］。黄福寿从治国理政的高度，分析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民政协协商民主重要论述，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民政协协商民主论述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从物质和精神的双重维度满足了人民内在需要［53］。李传兵从比较分析的视角，对东西方协商民主进行对比研究，阐释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独特性［54］。

再次，关于协商民主理论与制度：与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相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具有鲜明的内在特点。任宝玉从中西比较的视角，研究分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显著特点［55］。李军鹏分析了建国70年来协商民主理论发展历程，指出协商民主制度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是对西方政党制度的重大创新；坚持和完善协商民主制度，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56］。黄福寿在《中国协商政治发生与演变逻辑》一书中，从协商政治的独特视角，指出：协商政治是民主政治的外在表现形式，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协商政治演化路径启发人们要积极主动适应环境，进而改变环境［57］。张献生、吴茜通过对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本质属性的剖析，认为：要提高协商质量，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作用［58］。

（4）新型政党制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国人民智慧的结晶，是对人类政治文明的传承和弘扬。近年来，学界关于新型政党制度研究成果颇丰，主要围绕新型政党制度定义与内涵、理论与实践基础、制度优势与治理效能等角度展开研究。

首先，新型政党制度定义与内涵：新型政党制度脱胎于中国土壤，符合中国国情，具有特殊的内涵。杨彬彬认为新型政党制度来源于实践，具有独特的功能和价值，符合历史发展，顺应时代要求；在新的历史时期，应坚持和完善这一制度［59］。王天海、王彩玲指出新型政党制度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显现，体现了制度化政党关系［60］。赵连稳、范宝祥强调，新型政党制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其核心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参政党参政议政作用，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政党制度的发展和完善［61］。

其次，新型政党制度理论与实践基础：新型政党制度丰富和完善了我国政党制度理论，为世界政党政治实践提供了范本。钱牧指出，新型政党制度极具中国特色，并从新型政党制度的结构、载体、地位和效应四个层面进行理论分析［62］。赵妍在《和文化：新型政党制度的理论渊源》中提出，和文化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核，为新型政党制度的诞生奠定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63］。檀培培从增强新型政党制度理论自觉的角度进行研究，认为新型政党制度理论蕴含科学的价值，要在坚持这一价值基础上，构建科学的认知体系和价值运行机制［64］。

再次，新型政党制度优势与治理效能：新型政党制度内生于中国璀璨的文化，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典范，具有显著的制度优势与治理效能。崔桂田认为，新型政党制度源于中国实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显著的优势和旺盛的生命力［65］。齐卫平、柴奕从国家治理的角度，分析了新型政党制度的四大显著优势，提出将新型政党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力的支撑［66］。周淑真认为新型政党制度体现了治理的优势，增强决策的科学性，彰显了中国智慧，是对人类的一大贡献［67］。

4.在民主监督研究方面

民主监督是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发展党内民主、弘扬党际民主的重要途径，是确保执政党与参政党关系沿着正确轨道发展的重要举措。毛主席在回答如何跳出执政的历史周期律问题时，指出：民主监督是破解这一难题的法宝。学界研究集中体现在参政党民主监督、执政党党内监督、人民政协监督等方面。

（1）参政党民主监督：加强参政党民主监督，是实现全面从严治党，改善执政生态的必然要求。张宏伟在回顾参政党对执政党民主监督历史的基础上，对取得的经验予以总结，进一步分析了参政党在民主监督中的重要作用，剖析了参政党在民主监督中面临的挑战，并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改进措施［68］。梁丽萍通过对中国政党制度结构形态和内在特征的分析，揭示了民主党派进行民主监督的历史地位和原则，从调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方式、强化民主党派的参政党意识、完善民主党派民主监督的运行机制四个方面，提升民主党派民主监督的成效［20］。

（2）执政党党内民主监督：党内民主监督是预防和惩治腐败的有效路径，是执政党实现自我净化的有力抓手。李景治认为党内监督应与社会监督有机契合，提高人民参与民主监督的积极性，推动民主监督的规范化、科学化、法制化［69］。张惠康围绕民主监督的主要内容进行研究，包括对民主监督的性质、特点与功能定位，民主监督的途径、方法探索，民主监督的程序、机制研究，民主监督的实效性考察与有效性分析等方面展开分析［70］。

（3）人民政协监督：人民政协监督在中国国家监督体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是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举措。虞崇胜、刘猛从科学认识人民政协民主监督的视角，提出：正确认识人民民主监督性质，是发挥人民政协民主监督的基础，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内在要求；要结合监督实际，厘清人民政协民主监督的性质［71］。伍俊斌在《论改进人民政协民主监督的路径》强调，人民政协监督在我国监督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在我国政治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要多措并举，提升人民政协民主监督效能［72］。

二、执政党与参政党相互关系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梳理研究发现，理论界关于执政党与参政党相互关系研究仍存在一些问题，影响和制约了执政党与参政党相互关系深度发展。

（一）从执政党来看，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有待进一步加强

从世界政党执政经验来看，越是长期执政的政党，越要加强自身执政能力建设。加强执政党执政能力建设，尤其是长期执政能力建设，是新时期执政党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内在需要，是保证执政党与参政党相互关系长期稳定的关键。

1.对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缺乏全面系统的研究

影响执政党实践效能。现有研究主要侧重于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意义，风险挑战及实现路径等方面，缺乏对党长期执政能力的概念界定、学理分析和构成要素解剖等。对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定义认识不足，无法科学分析其内涵和外延，导致研究对象和目标模糊，影响理论研究开展；对党长期执政能力学理分析不透彻，无法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提供有效的理论支撑；缺乏对党长期执政能力构成要素等研究，对党的长期执政能力构成要素认识模糊，难以进行目标细化，影响探寻科学的建构路径。

2.缺乏对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背景下党的长期执政能力的研究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们文化素质的提高，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兴互联网技术快速发展。由于新兴互联网技术具有传播速度快、运行成本低等显著优势，在日常生活中应用越来越频繁，为执政党治国理政实践提供了助力。然而，现实中，受传统思维的影响和资金投入的限制，新兴互联网技术投入政府治理的潜能有待进一步挖掘。缺乏对新兴互联网技术的探索，容易造成与实践的脱节，影响了执政党治理效果，增加了不必要的行政成本。

（二）参政党建设方面，相关理论体系研究明显滞后

中国的参政党开展了广泛的政治实践，然而，和参政党的政治实践相比，参政党理论研究跟不上实践发展需求，理论体系不健全，理论与实践相脱节，无法满足政治实践发展的需要。

1.在参政党理论研究中，缺乏对参政党的思想政治建设研究

随着参政党党内新老交替的完成，新生代力量逐渐发挥作用，这些新生代成员大多民主、平等、竞争意识强。由于参政党思想政治理论研究有一定的滞后，导致少数参政党成员存在思想认识误区。他们缺乏对执政党的科学认知，缺乏对参政党与执政党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切身体会，对多党合作制度和参政党的政治定位存有疑惑，在现实中表现为抵制和不合作态度。

2.参政党理论研究中亟需对参政党本身进行更加透彻的研究

通过对参政党自身的系统研究，更加明确参政党的政治定位、功能属性和未来发展方向，消除人们对参政党参与政治生活的偏见和误解；合理界定参政党的的政治发展空间，给予参政党相应的政治发展空间；鼓励参政党以党派的身份参与组织性活动，提高参政党的组织归属感，增强参政党社会影响力。参政党在借鉴执政党党建经验时，要考虑自身的特点，与执政党“和而不同”。

（三）在政党制度方面，执政党政治领导水平需要提升

在政党制度中，执政党的政治领导是核心。执政党的政治领导不仅包括对执政党的自身领导，还包含对参政党的领导。从执政党自身来看，理论研究已经取得丰硕成果；在参政党方面，如何进一步加强对参政党的政治领导，需要深入探究。在新时代背景下，深化党的政治领导，是一个宏大的命题，面临多重挑战与考验。党的政治领导需与时俱进，适应新形势要求，解除政党关系发展的阻碍。

1.兼顾执政党的历史使命与全球化视野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使命型政党，如何在实现自身历史使命的同时，站在全球的视野，提升社会主义制度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感召力，需要进行摸索和思考。

2.统筹改革所需要承担的风险与巩固党的阶级基础

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在进行利益的深刻调整和变革时，如何赢得人民的支持，维护稳定的国内环境，夯实党的执政根基，需要深入研究。

3.维护党的权威与获取人民群众拥护的有机统一

行政管理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的结合，滋生了腐败的土壤，如何进行强力反腐，肃清党的机体存在的病毒，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赢得广大群众的拥护，是一个重要的时代课题。

（四）从法律、制度的视角，对执政党与参政党相互关系分析不够

促进执政党与参政党相互关系的和谐发展，需要从法律、制度的深层视角，考察影响政党关系发展的内在制约因素。法律、制度具有规范性、稳定性、约束性等特点，可以为执政党与参政党相互关系健康发展提供可靠的保障。

1.缺乏处理政党关系的法律

目前，在政党法治建设方面，主要侧重于中国共产党自身法制化建设，对于如何处理与参政党的关系等相关法律发展缺失。可以有效借鉴国际成功经验，制定和颁布相关的法律法规，规范执政党与参政党的关系，使执政党与参政党相互关系沿着法制化轨道健康发展。

2.新型政党制度还需要完善

理论界关于新型政党制度研究，主要侧重于领导人讲话、现有文本梳理，缺乏学理探究和理论创新，对新型政党制度蕴含的科学规律研究甚少，影响了政党实践的深入推进。新型政党制度的产生，有其厚实的历史文化底蕴和强大的现实内生需求。需坚定理论自信，增强制度自信，努力探索新型政党制度在世界的话语权和影响力的实现路径。

三、执政党与参政党相互关系研究趋势与展望

处理好中国共产党与参政党关系，可以提高执政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加强参政党自身建设，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目前，针对执政党与参政党相互关系中存在的问题，有以下建议：

（一）加强执政党自身执政能力建设，提高长期执政能力水平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需与时俱进，全面提升自己的执政能力，尤其是长期执政能力。善于驾驭国内国际不断变化的复杂局势，充分发挥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兴互联网技术在治理中的作用，及时回应民众关切，增强治理效能。在带领人民攻坚克难、为民排忧解难中，提高党的群众基础，强化党的执政认同，夯实党的执政根基。加强理论研究，不断优化自身的建设目标。在积极借鉴国外政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加强对执政党的发展规律进行研究，始终保持自我革命精神，努力实现执政党自我净化、自我发展、自我变革。在政党制度与文化方面，构建适合中国共产党自身实际的政党文化。以先进的文化引领党的发展和建设，塑造科学的政党价值观，努力打造富有中国特色的政党理论，构建符合中国特色的政党话语体系，提高中国共产党在世界学术界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二）重视参政党理论体系研究，建立系统完备的参政党理论体系

理论指导实践，构建系统完备的理论体系，对于推动参政党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和执政党相比，参政党的理论体系研究较为迟缓。参政党理论体系可以分为内在体系和外在体系两种。内在理论体系可以称为参政党自身建设理论体系，外在理论体系可以概括为影响参政党自身建设的外部因素。加强参政党的理论、思想、能力、组织作风、制度、机制建设等，构建系统高效的参政党自身建设理论体系。参政党外在理论体系主要包括执政党的有效政治引领、能够促进成长的政治发展空间、中国特色民主制度的不断完善、参政党自身建设情况以及世界政党政治发展大势等。通过外在体系和内在体系双重构建，建立完善的参政党发展理论体系。

（三）进一步推动政治建设，提高执政党对参政党的政治领导水平

政治建设事关执政党的生死存亡，事关国家前途命运。通过政治建设，提高中国共产党对参政党的政治领导，实现执政党与参政党协同发展，同向同行。进一步健全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相关制度设计，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在重大决策上始终与中国共产党保持一致，努力构建中国特色民主政治新格局。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略，进一步优化党内竞争。创新党内民主，充分发挥党内协商民主在凝聚共识、集中众智方面的功能，建设富有时代特色的党内民主机制，助推符合新时代特点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不断完善民主监督程序和机制，激发参政党在民主监督中的自发性和主动性，使参政党参政议政得到有效的落实和切实保障，努力构建新型的政党关系。

（四）从政策、制度与法律的维度，推动执政党与参政党关系发展

随着政治实践的丰富和不断深入，迫切需要从政策、制度与法律的视角审视执政党与参政党的关系，进一步明晰二者的功能、性质、发展路径等，推动执政党与参政党关系向着规范化、制度化与法制化方向发展。进一步完善富有中国特色的新型政党制度，充分发挥新型政党制度的作用，协调不同利益主体共同为社会发展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为进一步密切执政党和参政党关系提供完备的制度保障；开辟政党发展的新路径，加强理论研究和政策革新，改变政党组织机制与运行模式，夯实政党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完善影响政党制度创新的党内法规，为政党制度创新发展提供有效的载体，以体制机制的不断创新推动中国民主政治的不断发展；在借鉴国外政党立法实践的基础上，结合中国政党自身实际，规范政党关系，厘清执政党与参政党行为边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