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玉水

（吉林大学 文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随着生物科学、认知科学、神经科学等现代科学、成像技术及实验方法的迅猛发展，当代美学似乎又一次不得不面对科学化还是哲学化、经验化还是思辨化、形而下还是形而上的“夹缝”处境与路向选择。以认知美学、神经美学、认知神经美学、艺术认知神经科学、神经元艺术史等为标识概念的基于当代认知神经科学学科视域的美学研究，使得美学进一步沿着更加经验主义和自然主义的科学方法，不断走向“自然化”（Naturalized）“具身化”（Embodied）“科学化”“实验化”“数量化”以至“模型化”“工程化”，美学的“科学化趋势”“跨学科属性”“应用性特征”更趋明显[1]。对于“新科学”给予美学的方法启迪、研究路向和边界拓展，倍感鼓舞者有之，心怀质疑，甚至龃龉抵牾者亦有之，加之“神经社会”、脑机接口（brain-computer interface，BCI）、类脑增强、后人类时代的前景担忧，也形成了美学中“科学精神”与“人文主义”这一传统“对子”的更具现代意识和未来指向的反思。

一、背景与现状：不断走向科学的美学

自费希纳（Fechner）先导“自下而上”的心理测量美学或实验心理学美学以降，作为最为明确的“美学的科学化方向”或“走向科学的美学”命题提出与趋势判断者，托马斯·门罗在该问题上贡献良多。今日，总体来看，主张用科学方法来研究人类审美与艺术活动的看法，已经越来越容易被美学和艺术研究者理解和接受了，“那种认为艺术和审美经验是科学研究无法接近的领域的看法，是一种自鸣得意的看法，已不再被人们认真理会了”。[2]

每一个时代的哲学、美学都要达到这个时代的科学水平，才能真正作为表征着这一时代精神之菁华的理论，从而具有时代界碑性的思想价值和历史意义。在今日，这已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和常识。

法国实证主义哲学家孔德曾指出，人类精神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即“神学的”阶段、“形而上学的”阶段和“实证的”阶段，这三个阶段是随着人类认识和理解世界的方法及能力的提高所必然要经历的过程。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也揭示了“自然科学”取代“自然哲学”的历史进程：“由于三大发现和自然科学的其他巨大进步，我们现在不仅能够说明自然界中各个领域内的过程之间的联系，而且总的说来也能说明各个领域之间的联系了，这样，我们就能够依靠经验自然科学本身所提供的事实，以近乎系统的形式描绘出一幅自然界联系的清晰图画。描绘这样一幅总的图画，在以前是所谓自然哲学的任务。而自然哲学只能这样来描绘：用观念的、幻想的联系来代替尚未知道的现实的联系，用想象来补充缺少的事实，用纯粹的臆想来填补现实的空白。它在这样做的时候提出了一些天才的思想，预测到一些后来的发现，但是也发表了十分荒唐的见解，这在当时是不可能不这样的。”并指出：“今天，当人们对自然研究的结果只要辩证地即从它们自身的联系进行考察，就可以制成一个在我们这个时代是令人满意的‘自然体系’的时候，当这种联系的辩证性质，甚至违背自然科学家的意志，使他们受过形而上学训练的头脑不得不承认的时候，自然哲学就被最终排除了。任何使它复活的企图不仅是多余的，而且是倒退。”[3]经验自然科学的发展，推动着思维科学、理论科学的进展。实质而言，科学即是通过实证诸方法与手段对事实与规律进行研究与发现，对“终极存在”做出“终极解释”，以此呈现世界的真实图景，揭示宇宙、自然与人的奥秘。人类认识能力的每一次重大进步，都会历史性地变革思维、重塑观念。

19世纪的“经验自然科学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和极其辉煌的成果，从而不仅有可能完全克服18世纪机械论的片面性，而且自然科学本身，也由于证实了自然界本身中所存在的各个研究领域（力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等）之间的联系，而从经验科学变成了理论科学，并且由于把所得到的成果加以概括，又转化成唯物主义的自然知识体系。”[4]从而，我们可以说，“像唯心主义一样，唯物主义也经历了一系列的发展阶段。甚至随着自然科学领域的每一个划时代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3]

恩格斯上述关于科学进步所产生的哲学变革以及由经验科学向新的理论科学提升的说法对于理解美学由哲学形态趋向科学形态进而趋向更高的理论形态具有同样的思想启示。我们只要翻阅一下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就会发现，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时代已经有大量的诸如脑、神经细胞、神经系统等神经生物学术语流行。奥尼恩斯在《神经元艺术史》（Neuroarthistory）中列举了从亚里士多德到神经学家泽基（Zeki）等二十五位为文化史和人类哲学提供全新思考模式的人物，并将这些人称为“神经主体”。他认为，“从最初的亚里士多德和普林尼，到最终的巴克森德尔和泽基，虽然他们对自然科学和神经学的认识程度有所不同，但他们都坚信这些知识具有潜在的价值。这些知识越完善，他们就越能从中受益。”[5]

科学是最具有彻底革命的精神的，是最具有唯物主义精神并能带来思想解放意义的。美学发展过程中最大的问题是缺乏一个“更加坚实的基础”，一个使我们论述的问题有“确定性”而不至于“凌虚蹈空、作云上舞”的知识论的、认识论的基础，也即自然科学的基础。总体来看，古希腊以至20世纪初的美学主流基本上是概念、理论驱动的本质主义的、体系化的美学研究形态，其实质原因就在于自然科学发展，主要是“人的自然科学”研究的历史局限。鲍姆嘉登创立美学学科，并将之界定为感性认识的科学或者关于感觉的真理性的学问。但是在那个时代我们并没有关于“感觉”“知觉”“情感”“记忆”“想象”以及“理解”等心意机能的“确定性的”科学知识，美学也就不能成为一门真正的感性认识的“科学”，因而，美学依旧是“古老的哲学”，也当然就更难成为马克思意义上的“按照美的规律塑造世界”的自觉的、实践的美学。

托马斯·门罗由此认为，尽管思想深刻的哲学家们也曾通过直觉和思考获得过关于美的伟大洞见，但事实上，大多哲学家们“冗长而博学的讨论并没有使得自己的思想变得更加清楚一些”[2]。“由于科学还没有对美学领域进行勘察，因此，美学领域中许多现代大哲学家和批评家的思想最多还只停留在类似早期的希腊哲学家的思想水平上”[2]，关于美的问题的论述比起柏拉图所生活的那个时代来并不具有更多正确的意义。这些没有实质性理论推进和事实发现的空谈、玄思、“胡扯”和“研究”，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借用托马斯·门罗评价鲍桑葵的《美学史》一书的话来说，“象一条潮湿的毛毯一样压在学生们的头上，妨碍了他们对美学的兴趣”[2]。他批评那些认为一切科学都不适用于美学的自以为是的看法只不过是许多美学家为自己思维方式的粗糙而进行辩解的借口，倡导并辩证地分析了科学化美学的研究路向。

对于认为科学对于艺术和美学无益甚至是一种损害的观念，托马斯·门罗早就提到：“许多对这一学科不熟悉的人，一听到要把‘科学’这个词应用于美学，就匆忙做出一些错误的结论。因此，有必要及时告诫这种草率的读者……‘美学的科学方法’并不意味着去证明美的各种概念、艺术家的准则或者关于人们应该喜欢艺术中的什么东西的准则。它也不意味着要努力去对美进行测量；或者在实验室中对艺术和艺术家进行解剖，继而在显微镜下对解剖体进行观察。它也不是试图一夜之间把美学变成一门精确的科学。它真正要做的事情要比上述这些事情无害得多、温和得多并且实际得多。”[2]因而，“科学方法……并不被看作是与那些较老的哲学方法、批评方法和历史方法相对立的东西，而是被看成与这些方法相配合的东西。只要这两种方法都是不受束缚的、合理的，它们之间就不会有根本的冲突。现在，伦理价值和审美价值领域也终于在向科学过渡了，但这只不过是希腊哲学家首先明确开始的对真正的知识和智慧无休止追求的又一阶段，是当代人们通过理解物质和人类本质寻求造福于人类的能力的又一个阶段。”[2]

二、趋势与展望：认知神经科学对当代美学研究的启示

20世纪以来中西方美学话语更迭频繁，研究转向不断，生发了诸如分析美学、实用主义美学、形式主义美学、现象学美学、批判美学、实践美学、审美人类学、环境美学、审美经济学、身体美学、生命美学、超越美学、实践存在论美学、生态美学、生活美学等众多美学理论范式，更有格式塔心理学美学、进化心理学美学、艺术认知神经科学、神经美学、认知神经美学等致力于使审美心理研究获得科学形态的美学新启示。

美学研究的对象复杂、方法不同、形态多样、思潮流变，李泽厚曾基于斯托尔尼兹（J.Stonitz）、朗费尔德（H.S.Langfeild）对美学史、艺术批评史的归纳进行了总结，这种概括虽然粗疏，但亦具有相当的涵括性，他认为“所谓美学，大部分一直是美的哲学、审美心理学和艺术社会学的某种形式的结合”[6]，当然，“比较完整的形态是化合……在这种化合、混合中，又经常各有不同的侧重，例如有的哲学多一些，有的艺术理论多一些，有的审美心理学多一些，如此等等。从而形成各式各样的美学理论、派别和现象。”[6]实际上，美学理论作为原理，正应该是作为哲理的美学、作为真理的美学、作为伦理的美学的有机的、化合的整体。

美学要成为美“学”，要成为一门科学，要获得自己的“科学性”，就无法回避审美意识、审美情感、审美想象、审美知觉、审美理解等一系列心智问题的研究和揭示。美学没有自己的科学形态，就只能停留在玄学和描述上。“在科学的心理学为我们描述人类本质的总轮廓之前，美学不可能靠自身的力量成为一种可以理解艺术的学科。”[2]美学研究亟待科学袪魅，以科学之光照亮审美冥暗、幽闭、玄妙的世界。在这扇大门没有被打开之前，美学的秘密就将一直被幽暗地囚禁着。

19世纪人类自然科学的飞速发展使得科学和哲学逐渐分道扬镳，科学自立门户，成为解释世界的一种独立方式。如吴国盛所言，“科学是认识世界的学问，但并不是所有认识世界的学问都是科学。认识世界的方式很多，神话、宗教和艺术亦提供对世界的认识，提供某种世界图像，但它们不是科学。科学是一种特殊的认知方式。它追求清晰和条理性，不像艺术家那样因激情而丧失明晰和条理；它强调知识来源于经验，不像宗教强调知识来源于圣典；它追求理论与观测经验的一致，不像神话肆意妄为地构造世界图景而不顾经验意义上的事实。”[7]哲学的传统领地越来越小，作为传统哲学分支的美学，处在了这种关系的夹缝中。“科学的发展一方面对哲学产生着深远的影响，一方面又不断呈现出切断与哲学联系的倾向……不仅如此，在19世纪，出现了一个相反的过程，即哲学反过来以科学为基础，将实证的科学所形成的结论加以扩展、普遍化。但是，并非所有哲学都能与实证的科学达成妥协。于是，在哲学中又进一步形成分化，形成愿意与科学妥协的实证哲学和不愿与科学妥协，甚至将相信科学的现代人指责为科学原教旨主义者形形色色的现代或后现代哲学流派。科学与哲学的复杂关系，将美学夹在了中间。美学是走向哲学还是走向科学？这是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美学的一个核心问题。”[8]美学走向哲学还是科学？向左走还是向右走？这一度成为美学研究者要做出的选择。问题限定答案，问题方式限定思维方式，也预设着结论方式。然而，真正的答案不是向左走，也不是向右走，而是向前走。

随着研究方法和技术手段的革新，20世纪中期之后，自然科学更是呈几何级数递进发展，在这个时期，我们已经能够更加科学实证地回答诸如宇宙的构造、现实的基础规律、生命的发生、基因、认知、神经系统及功能等问题。曾经，“这些问题是最古老的哲学问题。决定性的区别仅仅在于古代思想家尝试解决这些问题时没有掌握现代自然科学的武库。”[9]在这个过程中，脑科学、认知科学、神经科学成为人的科学的最具时代代表性意义的学科，其发展使得人的哲学也越来越趋向人的科学。

20世纪70年代末由葛詹尼加（M.S.Gazzaniga）和米勒（G.A.Miller）首先提出和使用Cognitive Neuroscience（“认知神经科学”）一词，葛詹尼加也被誉为“认知神经科学之父”。作为认知科学和神经科学交叉融合的产物，认知神经科学研究的目的在于阐明人类脑活动、脑功能、脑疾病、脑发育等问题的认知神经机制。尽管有着古希腊以来的关于“认识”“认知”“生理”“神经”“心理”思考的科学前史，但是，只是到了20世纪70、80年代，随着技术与方法学领域的突破，如PET、SPECT、ERP、MEG、fMRI等无创伤性脑功能成像技术的出现及成像更加清晰、精确，认知神经科学才得以蓬勃发展并愈益凸显出革命性意义，21世纪更由此被称为生物学、脑科学的世纪。

“我们的意识和思维，不论它看起来是多么超感觉的，总是物质的、肉体的器官即人脑的产物。物质不是精神的产物，而精神本身只是物质的最高产物”。[3]认知神经科学家们的研究为理解生命、大脑、心理以及人类行为提供了重要的科学发现，推动了诸如生物学、心理学、生理学、进化论、哲学、人类学、计算机科学、信息科学、人工智能、医学、药学等领域的学科融合和学科进化，也使得一系列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出现了认知神经科学转向，催生了一大批新兴学科。以人类审美现象、审美活动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美学，也在这一背景下进行着学科的蜕变与重构。现在，越来越多的人相信“艺术和审美经验是科学所揭示的自然秩序的一个更加高级的阶段，因此不需要对它们进行超自然的和超经验的解释。”[2]并感到“采取一种更加经验主义和自然主义的科学方法是可取的，只有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才能使美学的根本问题得到最终解决。”[2]这种科学化研究途径也是美学研究中最有望成为普遍性、客观性意义的部分，是作为人的类存在、类特性的共同、共情、共通的基础部分。只有这部分的研究得以奠基、确立，才能更好地推动并凸显美学的、哲学的、文化的、社会的、环境的等方面的研究价值和意义。

在计算机语言中，“重构”一词通常指通过调整程序代码改善软件的质量、性能，使其程序的设计模式和架构更趋合理，提高软件的扩展性和维护性。借喻到学科发展和互动来说，就是认知神经科学的学科方法、研究成果将使美学问题的研究得以重组、优化、延展、深入，形成新的研究范式和问题领域，实现文理学科的融通、理论形态的变革、研究方法的拓展、内容体系的重组、话语表达的更新、思想内涵的丰富，以及基本问题的澄清，使美学研究在新的知识架构、思想支撑和解释原则基础上，能够有望最终破解“美学之谜”。

认知神经科学基于人的身体对人的“意识”的神经基础和心理机制的科学研究，使得美学研究获得新的方向和可能。当前来看，这一新的方向正是“神经美学”及“审美认知”研究或转向，它所表明的是一种认知神经科学与美学研究的学科融合和问题融合。作为美学研究的核心症结，“审美的认知机制和神经基础”，包括感知、情感、记忆、注意、想象、理解等“意识暗箱”及分子、细胞、脑组织区、全脑神经网络，将通过认知神经科学及其学科框架，汇通生物学、进化论、认知心理学、神经科学、人类学、人工智能、语言学、计算科学、医学等学科，获得科学的研究和揭示。这些研究将有助于我们科学地“描述引起意识的神经机制，说明意识的一般特征如何由作为复杂系统的脑的性质产生，分析主观状态或主观特性的起源，并说明在这些方面的进展会怎样改变科学观察者的看法和长期以来持有的哲学见解。”[10]这将最终带来传统意识理论以及人学研究的变革，革新关于“物质与意识”“存在与思维”之间的关系等哲学基本问题。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快感与美感、审美活动的生理基础和心理机制、审美活动中的功利性与非功利性关系，知觉与联觉、共情、本能与直觉、想象、意象与理解等诸多心意功能及传统美学基本问题，都将在这一背景下获得科学实证和新的思想考察。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问题研究的拓展及深入，认知神经科学近年来也产生了一些新的分支，如进化认知神经科学、发展认知神经科学、社会认知神经科学、计算认知神经科学等等。这些学科交叉和分支将其研究融入环境、社会与文化等影响因素，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纯粹科学”研究的“形而上学”性，使得我们对脑科学的研究走向进化脑、建构脑、可塑脑的更具历史性、社会性的辩证综合研究。就美学研究而言，认知神经科学美学也将自然地走向或者涵括进化认知神经科学美学、社会认知神经科学美学、发展认知神经科学美学、计算认知神经科学美学等形态。

三、问题与挑战：神经社会、科技伦理、美学人文

美国学者扎克·林奇认为，“自文明曙光乍现以来，人类共经历了三次巨大的社会变革，而每一次变革都是由新发明的工具推动的。每一次技术飞跃，都让人们以先前不可能设想到的力度掌控了周围的世界，而这三次掌控能力扩大的结果，是造就了人类的三个新时代。”[11]农业革命带来了丰富的食物，工业革命带来了充裕的商品，信息革命带来了畅通的交流。而“科学家们目前正以惊人的速度，建造起有关大脑反应与运作方式的知识‘大厦’”[11]。正是认知神经科学家们的研究及其技术化应用，带来了人类的第四次重大革命，即神经革命。

行将带来这场革命的主角是“神经技术”，即“用于理解和影响人类大脑与神经系统的所有手段与工具”[1 1]。林奇相信，“新的神经技术所带来的巨大变化，势必会促成对人类自身存在具有提纲挈领作用的方方面面的彻底重新塑造：生命、家庭、社会、文化、政府、经济、艺术、休闲和宗教等，将无不包纳在这一全新改造的范围之内。”[11]某种意义上说，神经技术的推动和催化使得人类正迈向一个可称为“神经社会”的未来，一个可以通过“神经技术”进行“社会改造”的社会。这个由神经科学、神经技术重新组阁中的世界为我们带来了“诸如神经神学、神经法学、神经营销学、神经美学和神经金融学等许多崭新的学科组合的快速出现，使大学的院系划定处于沿革状态。神经科学的发展是如此之快，以致即便是当今最出色的科学家，也往往会隐隐感到，神经科学推动的变革，正在使原先本属于自己学术专长的领域变得陌生起来。”[11]

通过认知神经科学对人的感知、情感、想象、理解等意识功能进行神经基础和心理机制的研究，进而可以实现通过“神经提调”（neuroenablement）或“神经强化”（neuroenhancement）进行“认知的增强”“感觉的改造”“趣味的升级”等突破人类脑化学自然进化、自然发生过程的操作实践，这将大大拓展关于未来社会发展以及美学现实的想象力。面对这样的神经社会，乐观者认为，“利用大脑科学的现有成果，通过用以了解和影响人类大脑活动的神经技术所提供的一整套工具，我们便能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体验生命。神经技术让人们得以自觉提高情绪的稳定性、增大认知的清晰度，并扩大享受最佳感觉的感官体验能力。”[11]人类进入新的身体增强与智能增强社会，赛博格（Cyborg）、后人类（Posthuman）时代以及新的“生命美学”时代真正到来。

也许，更可能的情况是，神经革命带来的远远不止于此，扎克·林奇强调，“这场神经革命带给人们的，远远不止给部分人提供几种突破脑化学进化程度局限的新奇玩物。它所能带来的，是能从最深处重新构筑每个工业领域、一切组织机构和各个政治系统的功能”[11]，因为“这个行将出现的神经社会与目前的社会相比，两者的差别将不啻文艺复兴时期之于石器时代。无论是人际关系、政权基础、艺术表现方式，还是宗教体验、学习模式、身心健康和商业竞争，都将出现巨大变化”[11]，以至最终动摇当今世界许多哲学、宗教、政治、艺术与审美的根基。

一个被神经技术改造了的社会及其美学问题需要新的系统的思考，就美学研究而言，即一种关于美学的学科场域、问题边界、研究方法、思想路径、实践愿景的更具有未来学意义的思考。神经革命带来了无限的幻想和实现幻想的无限可能，新的技术和方法开拓着美学的边界，也带来了对相应的问题领域如艺术与审美活动的神经促进药物、神经美容术、脑机接口、芯片植入术、认知增强、定向激动、神经反馈软件、美学测谎、审美教育的神经外科改造或药物实施等诸多问题的伦理反思。对“审美认知”的神经定位、机理研究和影响因素的发现，对神经生长因子和神经营养因子的深入研究，也会让更多的领域参与进这一问题研究中来，如神经药理学、食品安全、营养学、生态学，或许还有气象、酒精、烟草、装修、服饰等等。更重要的是也许我们将会面对一个将要被人为改造的进化，使我们对人的“自然”程度和“非自然”限度等问题做更加富有挑战性和想象力的研究。尤其是，在今天，随着神经生物学、医学、药理学等研究的进步，神经改造、感觉增强正变得更加真实可控，神经内科的药剂制导、神经营养以及神经外科的手术操作，已经能够轻松地如家常便饭一般对人的感觉、语言、行为进行调整改造，升级或降维；而对于诸如神经辅助娱乐系统的应用等等能够对人的神经系统、认知系统、感觉系统进行操控进而产生行为影响的一切领域，随着商业开发及应用，也已经变得充满诱惑和前景。“这些个人的和社会的变革，会严正涉及人类存在的意义。因此，变革的过程将会从始至终伴随着深刻的思考和严肃的争议。”[12]尽管存在这样的新挑战，甚至说新危机，但如托马斯·门罗所说，在今天，我们应该努力而为的是去“设想出一种未来的美学科学。这样一种美学科学，从知识和有益的用处方面来说，将是对世界文化的一种宝贵贡献。”[2]

科幻的世界正在变成现实，未来将通向哪里？对于正在走进这样一个神经社会、神经革命时代的我们来说，进行美学研究，格外需要的不是我们面对现实、现象的能力，而是我们面向未来想象未来的能力。不接受这种新科学的进步，任何与“人”相关的学科都将固执于传统、拘囿于偏见，而不能够真正地面向未来，并敢于接受这种新的科学时代所带来的新问题的挑战。[12]

除了积极想象与思考未来科技伦理和美学人文，使“走向认知神经科学的美学”不是“无人”的美学之外，这一“新经验主义”“更自然主义”的美学，需要注意乃至反思的问题是：更加自觉地运用理论思维，更加辩证地思考科学与哲学以及人文的关系，更加全面地理解辩证综合的研究方法。

人一刻也不能离开理论思维，当经验的自然研究积累了庞大数量的实证的知识材料之后，就迫切需要系统地和依据其内在联系来整理这些材料，“于是，自然科学便进入理论领域，而在这里经验的方法不中用了，在这里只有理论思维才管用。”[4]恩格斯说，“自然科学家尽管可以采取他们所愿意采取的态度，他们还得受哲学的支配。问题只在于：他们是愿意受某种蹩脚的时髦哲学的支配，还是愿意受某种建立在通晓思维历史及其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形式的支配。”[4]恩格斯所说的“建立在通晓思维历史及其成就基础上的理论思维形式”也就是辩证思维。没有理论思维、没有辩证思维的结果，就是我们只能“自然主义地进行思维”，以至于最后“连某些最清醒的经验主义者也陷入最荒唐的迷信中，陷入现代唯灵论中去了。”[4]更重要的在于，“纯粹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虽然‘是人类知识的大厦的基础，但不是大厦本身’。因为，我们不仅生活在自然界中，而且生活在人类社会中，人类社会同自然界一样也有自己的发展史和自己的科学。因此，问题在于使关于社会的科学，即所谓历史科学和哲学科学的总和，同唯物主义的基础协调起来，并在这个基础上加以改造。”[3]于是，“无论如何，自然科学现在已经发展得再也不能回避辩证综合了”。[4]

这样一来，“走向认知神经科学的美学”便意味着既要“从哲学走向科学”，以便使得美学从“古老的学问”成为“现代的科学”，也要“从科学走向哲学”，也即辩证综合，因为“这种思维方式……是合理的世界观所必需的，它也是以往哲学家作出的一项特殊贡献。在目前文化迅速变化和互相结合的阶段，科学正以无可比拟的速度发现特殊的事实，因此，人们更迫切需要体系庞大的和有组织的哲学思维方式。”[2]因而，“艺术和美学的科学研究方法的发展，并不意味着哲学的探究方法已经过时了，或者不必要了。其实，这两种研究方法是互相补充的。但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高度抽象的和思辨的研究方法一直统治着美学领域。现在，这种研究方法必须给其他研究方法让位。只有那些不屑与自然科学合作的、先验论的、教条主义的和超验主义的哲学派别，才真正变成了过时的东西。”[2]

结语

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曾指出，“在从笛卡尔到黑格尔和从霍布斯到费尔巴哈这一长时期内，推动哲学家前进的，决不像他们所想象的那样，只是纯粹思想的力量。恰恰相反，真正推动他们前进的，主要是自然科学和工业的强大而日益迅猛的进步。”[3]脑科学、认知科学、神经科学研究及其当代进展的革命性意义在于它有力地推动着我们关于这个世界尤其是人的心灵、意识、精神世界的知识基础的建立，构筑起一种基于身体的从心智哲学到心智科学的自然主义的世界观基础，并给予人类一个富有想象力的未来。

以认知神经科学为学科框架，综合进化论、生物学、哲学、人类学、信息科学、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心理学、语言学以及医学、药理学等多学科方法和成果，实现一种以美学问题为导向，以“审美认知”研究、“神经基础”发现及艺术-审美认知模型建构为目标任务的认知神经科学研究的时代已然来临。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外认知科学家、神经科学家、美学家在“前认知神经科学时代”美学研究基础上对此做出了许多新的研究总结与突破，这是科学和美学共同的机遇和挑战，更是当代美学重构问题、优化研究的基本路向。历史地并且辩证地来看，当代美学研究应该在哲学化研究和科学化研究的互动、实证化的研究与实践化的理解的综合中，切实地推进并完成自身研究的变革，这种变革，只要是基于事实，就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精神的新的历史形态。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说，自然科学是“生机勃勃”“彻底革命的”[4]。只有彻底革命的自然科学，才能带来觉醒的、通向未来的现代哲学，并携手并进，打破“旧世界观”的既有界限，想象并开创新的世界图景。美学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