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慧慧

八十年代，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中国又一次站在了十字路口。在那既美丽又残酷的浪漫主义革命终结后，知识分子们开始思索中国如何从传统走向现代，走向那个整体意义上西方所代表的拥有普世价值的现代社会。

中国历史的发展放在世界历史中，是独一无二的，许多历史学著作都曾提到中国历史的延续性、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等概念，促使中国历代王朝循环往复和发展停滞不前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作者以其特有的分析方法将中国历史统一起来，从思想史的视角发现了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本土资源。解读他的方法论可以更好地理解意识形态的变迁对中国政治结构的塑造。用他提出的超稳定结构假说可以摆脱断裂的历史观，重新发现传统文化在中国的演变，但此假说以静态结构分析整个中国历史会存在缺陷，在此基础上进行完善能够更好地理解《开放中的变迁》一书。

一、作者的方法论

作者认为无视中国文明，则无法解释世界文明的演进。中国文明以其独特的方式进行演进，步入现代化社会，是单纯的马克思学说或韦伯学说都无法完全解释的，无论是物质决定意识，还是将观念作为社会行动的原因都偏离了社会史与思想史互动的事实。只有从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子系统相互作用的角度观察社会演化，才能发现中国文明独特的价值，而这一方法又必须建立在极高的视角之上才能实现。因此，我总结了本书中作者的方法：（1）中国思想史;（2）系统演化论。两个方法可以独立存在，但作者的高明是将这两种方法交叉使用，相互融合，理清了思想文化变迁的内在理路，并将其与之投射的社会结构进行比较，发现思想与行动之间的互动，试图全面的解释中国社会。在解释了中国社会后，他还将两种方法运用到不同文明上进行比较研究，形成一种全新的视角。本文旨在对《开放中的变迁》一书中的两种方法进行分析。

（一）中国思想史

在漫长的文明演进中，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慢慢从儒家意识形态中剥离出来，近现代西方的冲击下儒家意识形态不可欲时，会寻找新的意识形态，塑造新的社会结构。他认为深层结构中存在四类观念影响着当时的知识分子，甚至依然影响着当代中国人的思考方式，即（1）道德一元论，作为最初的价值整合方式;（2）直观理性1，作为知识整理方式;（3）乌托邦精神2，作为理想主义形态;（4）华夏中心主义，是中国人对世界秩序的看法。

（二）系统演化论

作者运用系统演化论的方法提出了他的超稳定结构假说。中国传统社会分为上、中、下三个层次3，上层是高度集权的皇权和官僚机构，官僚体系中儒生在权势上依附君权又在道德上约束君权;中层是一百五十万的乡绅，作为道德文化精英是国家官僚管理农村社会的依靠，成为衔接上层和下层的阶层;下层是自治的宗族团体，千万小农在儒家意识形态君臣父子等级观念的整合下耕作生活。皇权、绅权、族权依靠统一的意识形态为前提，实现意识形态与政治结构一体化，形成中国独特的整合方式（见图一）。官僚的行政开支和军事开支依靠乡绅收取税收，乡绅又是地主，是地方领袖维护土地买卖与社会治安的核心纽带，而税收、劳役依靠下层的自耕农实现，三个子系统保持耦合依靠两重调节：（1）未崩溃时，加强一体化结构，政治上反对腐败，经济上轻徭薄赋、重本抑末，文化上加强教化（见图二）。（2）依靠不稳定调节，中国社会的无组织力量使第一重调节弱化，分别是官僚机构的膨胀腐化和土地兼并，它们使原先三个子系统瓦解，催生出农民起义进行调节，消灭大量人口，破坏大城市，土地兼并缓和，贪官污吏被清除。然后再用宗法共同体作为社会组织细胞重构一个崭新的一体化结构，中国传统社会就形成了一个超稳定结构。

二、再论中国超稳定结构

（一）中国现代思想的开端：1895年

作者将研究扩展至现代发现1895年才是中国大变局的开始4，传统教科书中按年代划分历史，并总结为器物—制度—文化的演进，无法揭示当时士大夫和新型知识分子思想的变化，仿佛每到一个划定好的年代思想就会产生突跃，但分析1895年前后思想的变化可以发现清政府的垮台不同于以往农民起义的自下而上，而是自上而下的意识形态崩溃终结了两千年来的帝制。

从一体化的结构来看，官办现代国防企业对应上层结构，官督商办则对应中层结构，因此社会动员方式仍是传统的与乡绅进行合作，但原官绅合作建立的农村社会秩序却与现代工业的城市化之路背道而驰，乡绅在此结构下，注定要将关注重心放在乡村建设上，与之合作的只是少数有功名的乡绅，抑商观念仍存，官督商办表面上在动员民间投资，实质上则是压制民营工业的发展。被破坏的只是儒家的哲学观和社会观，主要表现在上层组织为失败承担了责任，全面认同危机还未来临。实际造成的效果是地方主义成长，张謇的爱国先爱乡5，杨守仁的“湖南者，吾湖南人之湖南也”6均是在思想上显著体现。

（二）三十年为一世而道更：1919年—1949年

清朝灭亡后，乡绅登上了历史舞台，而这次他们以及他们所代表的意识形态要为社会危机负责。清政府两个反向调节中乡绅已经掌握了权力，与军人结合产生了“军绅政权”7。新文化运动在废科举十年后到来，这也标志着新式学堂中一代知识分子的成熟，他们必然要与旧体制下的乡绅争取话语权，“军绅政权”下中国并没有完成整合，新知识分子试图通过整体反传统的新文化运动寻找能够整合社会的新意识形态，但仅仅基于原有意识形态的逆反注定这只是一场意识形态的更替运动。新知识分子将传统价值认为是世界所有文化共有的，批判绅权的同时反掉了儒家仅存的价值观——伦理价值，但本身建立在价值逆反上的新文化运动随着批判完毕，启蒙也就随之结束。未经深思的结果使得新知识分子很容易地接受了深层结构不变但表面却和意识形态内容相反的思想体系，知识分子把“民主”作为个性解放开始进行乌托邦实验时，巴黎和会的消息传来，否定了他们对西方制度的幻想，于是马列主义的整合开始了。

本书作者将列宁主义政党称为意识形态认同团体，而西方议会政党只是政见认同团体8，两者最重要的差别在于前者有党支部这一基层组织作为社会组织的基本细胞。党支部的作用犹如一体化结构中的宗法共同体，能够维持意识形态认同并向用其建立新的政治结构。每一个党员必须通过党支部吸收，中央不能直接吸收，党支部内党员经常性地活动、开会、相互沟通，共享一个观念，在意识形态的认同前提下民主地发表政见，最后集中接受统一领导放弃个人意见，因此在进行工人运动时可以深入到基层群众，发展大批积极分子入党，壮大党组织，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动员能力。作者总结了列宁式政党主要有三大功能9：（1）保持党员意识形态认同;（2）将党员转化为军人和各级干部：（3）组织群众运动在基层确立新意识形态权威。一个政党称为意识形态认同团体后，想要整合社会，建立一体化结构，还必须解决两个问题：吸收哪一阶层的人入党和建立怎样的意识形态。这两个问题取决于当时的社会结构。经过清朝的人口爆炸、土地兼并和绅权上移，当时的中国农村出現了大量劳动力剩余后，并没有维持传统社会中地主——自耕农的生产方式，剩余劳动力为生计选择了半农半工，在手工业生产中不得不与市场发生了关系，从而能突破原有家庭的框架。而劳动力大量剩余，部分佃户从地主手中转租大量土地，亲自管理雇工耕作时，雇工和半雇工的农业兴起。中国农村实际已进入了一种小农身兼农业工人、自耕农和各种雇工多重角色的经济状态，农村中出现了一个生活状态和生产状态类似于城市无产者半无产者的阶层。多重身份下的小农已不是不善与人打交道、“帝力于我何有哉”的传统农民，而是可以脱离宗族土地的约束，成为基层社会的组织者。这一改变早已被毛泽东敏锐地发现，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毛泽东按是否出卖劳动力，划分了无产阶级和非无产阶级，将自耕农定义为小资产阶级，半自耕农和贫农划分为半无产阶级，而农村无产阶级是长工、月工、零工等雇农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