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迩殊

1

在传说中的炸弹落下来之前，向南迁徙逃难的人流像一条望不到尽头翻腾浊浪的河流，流经中国大部分省市、县城和村庄，浩荡悲号、不可阻挡地缓慢流动。凝咽滞动的河流不时分叉、停顿，在四川、贵州、云南各地分流成无数的小支流，隐没在腹地、边疆厚密的树林、肥沃的大地上，混杂在说着浓重方言的人群中。更多新奇的东西涌进僻静边地，比如工厂、学校、商号和卡车，如同五颜六色的颜料浸染单调透明的溪流。

雨季，天青色、水墨畫般的昆明被突如其来的浑浊颜色搅动得惴惴不安。本应飘散稻谷、树木香气的土地因战争而荒废，裸露出血肉般的红土荒岗，四散而来的人群似暴涨的河水漫溢城市和乡村。

十五岁的我不知道外面纷乱世界的情形，只想吃饱肚子，找条活路，父母让我离开文山边远村寨来昆明投奔在青云街开茶馆的姑妈于凤栖。听说姑妈需要帮手，我不顾林中野狼乱窜、山上土匪成窝，冒死前来。

我跟随一群叫花子进了城，东寻西问，好容易找到了青云街。当我站在于凤栖面前，只见过两次面的姑妈拍着乌木门框大声咒骂着驱赶我。

“姑……姑妈。”看到穿着墨蓝色棉布旗袍的姑妈，饿得晕头转向的我才倒在地上。

十五岁在村寨是个尴尬的年龄。自小与我订了娃娃亲的徐家穷得揭不开锅，不告而别，远走他乡。我们于家有四个女孩，全靠父亲一人租地吃食，没打仗前还勉强过活，听说外面打仗，村寨里也不安生起来，没人出门驮盐运粮，黑夜里常有狗叫。我和妹妹们不明白发生了什么，只是觉得上山挖野菜的人多了，村里不时有人消失。日子紧巴，肚子老是吃不饱。家里的空气沉重得比墙壁还难以穿透。身体佝偻、愁眉不展的阿爹常说：“我到外面喘口气。”

我也想到外面喘口气，这个愿望强烈得都不怕死了。我揣着几坨野生三七，穿过幽暗恐怖的山林，踩过林蛙、蜈蚣、竹叶青蛇、铁头蛇活跃的山路，攀岩趟水，像只怀南的鹧鸪，扑棱棱向昆明飞来。一个人在山林里走了八天，终于见着了泥泞不平的路。光脚走在昆明城的石板街面上，清凉润滑的感觉从脚底向小腿、大腿、小腹、胸膛传来，没有层层叠叠的大山阻挡，胸口的闷气倏地消散了。

我进城的清晨，像是走进了个大集市，街道狭长，密密匝匝的低矮土木房子如同森林里的灌木丛，挑着竹筐、背着竹篮、挽着竹箩的人来来往往，碎石泥路泥泞凸凹不平。寻问到光华街，又是另一番景象，街面上的雕花木楼在淡薄的雾气中若隐若现，街面上是水珠、雾气、微薄光线和虫鸣的天堂，往来的人着长衫西服，有的腋下夹着书。同仁街的骑楼雪白整齐，窗外还有弧形小露台，把我看得呆住。南屏街的人渐渐多起来，穿短衫的伙计惺忪着眼，打开白墙平顶三层的洋楼门铺，这里有电影院、戏院、歌舞厅和酒吧，我可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房子。大街道铺着石板路，在晨曦中发出金属般的光泽，我猜想姑妈也住在这样的大街道旁，而不是碎石泥路的小巷子里。

“青云街，青云街……”我默默念叨着，头晕目眩，辨不清方向。

直到浅灰色的光线渐渐变成鱼白色，尔后成了晕黄，渐次橘红，最后亮白。水珠和雾气像怕光的精灵消失无踪，我仍在不同建筑风格的大街上绕圈子，嘴里的碎碎念断断续续，气若游丝：“青云街，青云街……”

终于抓住个人，瘦长的，穿青灰长衫，摇摇摆摆，好像在梦游，提着小竹篮闲闲走过来。

我挡在他面前，把他吓了一跳，眼神哆嗦，嘴唇发抖：“你，你想整哪样？”

我怕他跑掉，双手攥住他：“青云街在哪里？”

“青云街？”瘦男人使劲掰开我的手，像要撕掉一张过了药性的狗皮膏，翻着白眼说：“贡院你咯晓得？就在龙门桥和玉龙堆中间，哎呀，你就问着贡院拐过去就找得着——”

我听得云山雾罩，失望地缩回手，看着瘦男人走开，如同一尾脱钩而去的草鱼。在昆明城里没人带路，我找不到姑妈的茶馆。我能在树藤缠绕的森林里嗅出回家的路，却对从林立的木楼和曲里拐弯的大街小巷之间寻找一条通往目的地的道路毫无办法。

街上来往的人多起来，空气中飘荡着烤饵块、糯米粑粑和小锅米线的香味。我贪婪地狠狠吸了几口，咽下溢满整个口腔的津液，向人影绰绰的地方走去。

我自小嘴甜，阿妈说大路就在鼻子底下——只要肯打听，没有找不着的人和找不到的地方。昆明城的一角在我心里慢慢画出模糊的轮廓，它完全不同于故乡的村寨，不光样貌，连气味和颜色都不同。它是片半弯的新月，充满人间美味的香气。

早晨我打开双扇木窗门，总要依着窗台看远处的楼门发一阵子呆。“宝兰，宝兰——”姑妈尖细的嗓门扰得我无法静心去体味这座神秘陌生的城市。

“来啦，来啦。”我答应着，收回四处乱飞的思绪，趿拉着胶底拖鞋从阁楼上咚咚咚地跑下楼厅，提起锑壶到水缸前面添水。

姑妈捂着胸口说：“宝兰，你样样好，就是脚步重。上木板楼梯就像头牛，隔三条街都能听到。”

我不好意思地捋捋头发，把大锑壶支在煤炉上，拿起竹扇子扇扇火，火起来了，再用铁钩扒拉出炉门里的残灰，方才去擦桌抹凳。一天就开始了。

茶馆的生意不好不坏，养个挑水工和杂工绰绰有余。我的活计不多也不重，比起在村寨里干的农活，这里的活计就像在玩耍。最重要的是我每天都吃得饱，米饭、包谷粑粑、米线和蔬菜，还有时鲜水果。吃这些东西的时候，我总会想起村寨里面黄肌瘦的父母和妹妹们，感到愧疚。有时候，吃着吃着，就流眼泪，只好把鼻子和嘴全陷在柔软洁白的米饭里，免得让人看见。姑妈见过几次我这样子吃饭，眼睛朝下地说我的吃相像头猪。

我不计较姑妈的话，这个乱哄哄的世道，只有尖酸刻薄的姑妈能给我米饭吃。而我也知道姑妈的嘴为什么不饶人，因为生活从没饶过她。她的丈夫病死了，两个儿子上了战场，生死未卜，她对生活、对所有人都百般挑剔，恶狠狠的。

挑水工是个身材短粗、满口黄牙的家伙，表情油滑得看不出脸上的岁月痕迹。他趁姑妈不在，两只长出手的眼睛在我脸蛋、胸脯和屁股上不安分地乱摸。我一看见他，就像看见索命的鬼，不由自主地打起寒战。

我忍不住对姑妈说起挑水工放肆的眼睛。

姑妈心不在焉地在柜台前拨弄算盘珠子，左手支着小巧的头颅，腕上碧绿的玉镯子滑在小臂中央，使她那截白腻如脂的手腕鲜嫩生香。她用冷冷的眼风扫我一下，说：“你晓得哪样？他是最便宜的。现在外面打仗，死了多少男人，哪里有劳力来使唤？”随手拨出几个清脆的木珠撞击声，抬起头，往门外张望一阵，埋头记账。

我臊红了脸，木呆呆站着，见姑妈不理我，想起灶洞里扔进去的两只紅薯，趿拉着鞋紧跑两步，突然想到姑妈的提醒，赶紧缩起脚趾放轻脚步。

待茶馆歇了业，我和姑妈分享两只烤红薯时，姑妈才像姑妈，不像柜台前的老板娘。她轻声说：“昆明还会来好多人，喝过洋墨水的教授也来。”

我不知道教授是什么，只管香甜地吃着黄灿灿的红薯，发出难听的声响。

姑妈朝我的脑袋上戳了一指头，又骂：“你吃东西简直像猪。”

我抬起头问：“那要怎么个吃法？”

“这样子。”姑妈咬了口红薯，紧闭起嘴巴，两颊嚅动，不发出一点声音。

我学着姑妈的样子吃起来，虽然不尽兴，但姑妈欢喜。她的眼睛笑成好看的弯月亮：“这才像我侄女。”

姑妈说得不错。昆明城每天都涌进来许多人，穿着黄色制服的学生，配着短剑的军官，颊上一边留有一撮毛的藏人，穿花布长裙的缅甸男人，花绿肥裤窄腰身的安南女人。偶尔有政府主席坐着嘀嘀乱叫的黑馒头轿车从门前经过，拉满货物的人力车穿梭不断……我哪见过这么多稀奇古怪的人，常常看得痴痴傻傻，忘了替客人续水。

茶馆里经常人满为患，来的人各行各业，大多是商人和学生。姑妈对几个穿西服、戴眼镜的北方人分外殷勤，除了喝茶，还替他们另备了果点。我问姑妈：“他们是大老板吗？给甜点吃，不是贴钱？”

姑妈笑笑，鼻子里吹出一阵香气：“他们是喝过洋墨水的教授，北京、上海、南京来的大知识分子，他们能来，就是白吃我也愿意。”

教授们使的是重庆法币，与昆明城的“老滇票”兑换比例为一比十，手头阔绰，出手大方，姑妈亏不了钱。听说，城里有钱人巴不得这些教授去家里给少爷小姐们上课，备了好礼上门去请，人家还不去呢。有教授光顾的茶馆，自然宾朋满座，热闹非常。

以前我守着茶馆，一直到人散，灭了房顶的汽灯，才回阁楼睡觉。后来，来茶馆的教授、学员多起来，常常点一碗茶，一碟花生或者葵花籽，埋头看书、讨论到很晚。我实在熬不过，跑过去哭丧着脸催促，人家才肯走。姑妈知道了，就让我到晚上九点把大锑壶灌满水，支在煤炉上，自己上阁楼睡觉，自有最后走的学生，把炉门封好，关了汽灯，锁上茶馆。

我不识字，在家乡村寨里男孩子也认不了几个字。父辈们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下的崽儿会打洞。说的是农民的娃娃，就别做上学的梦。

现在茶馆里挤满了学生，空气中飘荡着墨汁和纸张香味。洁白的衬衫，藏青色的裤子，棱角分明的脸庞，闪闪发亮的眼睛，这些幸福的学员像是从山后面变出来的太阳、月亮和星星，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他们嘴里说着好听的北方话，每个字都能听清，可连在一起的句子却根本听不懂。我不敢在他们面前趿拉拖鞋，不敢大声咀嚼食物，连续水进杯盏里的声音，都觉得打扰了他们的谈话。

“宝兰变安静了。”姑妈跟隔壁商号老板的姨太太闲聊时说。

我从村寨来时只想填饱肚子，现在吃饱了饭，我又开始羡慕这些来来往往的学生。他们有时会冲我笑笑，也有几个女生问我从哪里来。我老老实实的回答，可她们听不懂我说的话，相互挤挤眼睛，不再问了。我变得苦恼，想说跟她们一样好听的话，语调轻柔，像暖风吹过树林一样。而我这鼻音沉重的乡土话，就像一群牛挤挤搡搡从舌尖上跑出来。

街面上打架的事儿时有发生。有一回，一群本地男子围着外地人打，也有外地人追着本地人打。我害怕他们冲进茶馆砸坏了东西，连忙关了几扇门板，看书的学生们跑到窗前门边，看那些人打架。

“都是中国人，谁没有难处会跑到这荒山野岭来讨饭吃。”

“打吧，打吧，被日本人打得还不够，自己人也要打两拳。”

“留着力气和小命去打日本人，只会在窝里横，算什么本事！”

……

我很少有时间逛街，脚步没离开过青云街。青云街上货品便宜实惠，我最关注吃的用的，小吃铺子与阳光如影随形，哪里有阳光，哪里就有小吃摊子，烧饵块、糖麻花、生肖糖稀、豆粉、烤豆腐、核桃糕、桂花糕、绞绞糖，应有尽有。用竹篾条手工编织的碗兜、筷笼、簸箕、撮箕、筛子、桌凳也有，偶尔还有人用竹片做成蚂蚱和蝴蝶来卖，小孩子围着一大圈，稀罕得很。下雨天，家家店铺关门，娱乐也多，吹烟泡、打麻将、听戏、喝茶，闹到半夜才安生。

姑妈出门去打麻将，我就独守茶馆，在青云街待得越久，越不舍得离开，总担心做了场美梦，终归要醒过来。担忧变成个虫子钻进心里，咬得我骨头酥痒，焦虑难安。

2

青云街拆掉了几处破旧的老屋，电视台要做一期“茶馆文化”的节目，大李作为实习生想挣个好印象，忙得见不着人影。有时候给他打电话，话还没说完就被掐了。接连几次，我也来了气，把他的电话、微信、企鹅全拉黑。

也不是电话的事，我和大李之间出了问题，但我们不知道该怎么解决，一直怄在心里，成了结。

大李从边远山村考到昆明，大学毕业后就在昆明漂着。我认识他的时候刚考完研究生，也刚结束了一段感情，正处在空窗期。我考研究生不是热爱学习研究，只是暂时不知道该干什么好，家里也不催我工作挣钱，就先在学校里混着。大李长得像彭于晏，深眼直鼻，一米八的个头，很招女孩子喜欢。我一看见他，就喜欢上了。

我们在电视台附近租了间房住着，过起了小日子。大李是那种什么事都藏在心里的人，刚开始有热乎劲，他挺愿意跟我说点工作上的事。没有背景，没有关系，甚至也没有钱的穷孩子在城市里漂着，深切的无奈无助会让他在午夜沉默地紧紧靠近我，搂抱我。

大李特别能吃苦，也很听领导的话，表面上人缘挺好，什么人有什么事都会请他，而在实质性问题上，他又显得可有可无，没人为他的去留说句负责任的话。他在生活上尽可能地照顾我，早晨先我半个多小时起床，准备早餐，叫醒我，准备自己工作上的事。傍晚回来，也帮我带饭，我睡着了，他还在趕通告，看样片。他对我的生活关心得无微不至，什么都顺着我的意，跟前任男友相比，他完美得太不真实。

我漫不经心地跟闺蜜佳宜说，大李什么都好，就是穷。

佳宜对农村人怀有偏见，总觉得他们想图点什么，不客气地说，表面完美的人最可怕。

我理解她，她被去了美国的男友抛弃，心里正有气呢。那家伙上大学时就满嘴的西方好，自大得像希特勒上身。不知瞄上了佳宜什么好处，冷不丁两人就谈起了恋爱。恋爱中的佳宜像掉进油瓶里的老鼠，哪听得进忠言劝谏，迷迷瞪瞪围着男友转，眼望着男友的飞机划破长空，消失无踪，还没醒过神来。天天练习英文，学习美国社交规矩，张口必言人家美国怎么怎么。直到男友一封措辞讲究、三段式结构的绝交信寄到手里，佳宜的美国梦才算醒过来。

好在我们这些被称为不靠谱的一代并不会在失恋的事情上寻死觅活，爱情的影子随处可见，谈的次数多了，爱的定义慢慢浮现，只是爱情的甜蜜度严重下降，像一罐摆放过久的蜂蜜。佳宜还是为此次无疾而终的爱情沉沦了很久，做什么事都打不起精神，变得特别爱吃，不爱动。

我去过大李家。那真是一次糟糕的穿越经历。也许从那天起，我和他之间就出现了无形的划痕，或者说大李早就看到了这条裂痕，只是一直不说。

我现在不想跟佳宜聊这些，问她，翠湖边有家好吃的烤肉馆，去不去？

喷香流油的烤五花肉没激起佳宜的欲望，她只是动了几筷子，吃得缓慢，表情呆板。分别前说想出去散散心。接着就消失了。

大李忙着做专题片时，我常常一个人在青云街、文林街和翠湖一带闲逛，有时候看看红嘴鸥，有时候避开人流，躲在榕树下给已成关机状态的佳宜打电话，刷刷微信，看看别人的幸福。我们都是蜘蛛，困在一张网里，看上去似乎能离开网到处走，但终归走不出束缚自己的心网。我相信佳宜会在埃及的沙漠里或者印度的恒河边想念我，想念昆明的一切，这是她的网，也是我们的网。

我不能像佳宜一样来去自由，还得写毕业论文《滇润楠化学成分和生物活性的研究》。实在熬不住，就一个人跑到西山的密林里去，远离书本和娱乐。

这一次，情形有些不妙。躺在吊床上玩手机过了头，手机电量耗尽，我才抬头望望枝叶遮掩的天空。太阳提前下了班，云团霞光渐渐暗淡，四周传来山风吹拂松林的咆哮声，恐慌像迅速生长的爬山虎密密麻麻爬上心头。

一个如同鬼魂般的老妇人此刻出现在这荒山郊野，伴随着狂风穿林似的沉重喘息声，吓得我屏息缩成吊在树上的虫蛹。

她缓慢地从霞光中走出来，突兀地出现在我的视野里——满头白发，身体肥胖，拄着木拐杖，右手挎着竹篮。红霞在她白发上燃烧，她的容貌在霞光里模糊不清，脚步轻轻，像树叶飘落在泥地上。

她从我身边走过，清淡的五官几乎陷入密密麻麻的皱纹和松弛的皮肉深处，眼睛没有看我，仿佛我是放置在野外的废弃雕塑。

老妇人弯弯拐拐沿着山丘前行，一副心无旁骛的样子，似乎前面有个期盼已久的人正翘首等待她到来。

天快黑了，又是谁家患了阿尔茨海默症的老人走丢了？我悄悄跟了上去。

老人应该觉察到我的跟随，她一次也没回头看过，只是根据我的脚步声快慢调整步幅大小和行走速度，这使我们始终保持相同的距离一前一后地走着。这个孤寂已久，渴望接近人到警惕性消失的老人，在这红霞满天的傍晚，急着去见谁？

老人终于停下了脚步，我累得只剩灵魂飘在半空，躯壳已经委顿成泥趴在厚实的大地上喘气。

老人吃力地蹲下去，抚摸着乱草丛里的一块石牌，我看不出那里是路标还是其他碑文，直到老人从竹篮里拿出上坟用的黄纸钱、草香，我才意识到肉体复苏，背脊上凉风嗖嗖，汗毛紧张地竖立。

坟墓太不像样，没有隆起的坟冢，没有墓碑，一块毫不起眼的石牌扔在草窝里。躺在里面的人，定是个无人惦记的孤魂野鬼。像这样的人，每座青山都可能埋下一两个。

老人对着石牌说话，语调轻缓，像是和里面躺着的人一起在回忆的海洋里懒洋洋地漂浮一阵。有一会，老人轻笑几声，白发被薄薄的暮色染得灰蒙蒙的，人就从老年返回中年，手臂上突生出许多力气，把竹篮里一本厚厚的书拿出来，东指指西翻翻，眉飞色舞的样子。

光线不是一点点消失的，似乎是清澈的水被慢慢搅浑，不知不觉间眼前的景物变得模糊不清。我看看与手机联接的手环，离新闻联播的时间还有一刻钟，老人毫无离开的迹象。

焦虑感来得汹涌澎拜，我听到自己粗重的呼吸声，咝咝啦啦，像得了重感冒。

我硬着头皮走向老人搭讪：“奶奶，是什么书？”

老人抬起头望着我，皱纹密布的脸上露出天真的笑容。发灰的瞳仁有闪亮的光点，像金黄的雏菊开在遥远的山岗。

老人把摊开的书递给我，我莫名变成了她信赖的人。一本很厚很沉的书，用蝇头小楷写成，配有手绘图案。我的心狂跳几下，翻到封面，是用红细绒仔细包着的硬皮，中间用刻刀小心裁出写有字的空位。端正隽秀的楷书，墨迹浓厚，写着：《云南植物考  费玥华》。

这个人叫费玥华？我指指石牌，视线迅速从荒草丛中飘过。

老人望着那蓬乱草，目光久远飘忽，没有回答我。

我就这样认识了她，成为那本手稿为数极少的读者之一。

我带老人去了派出所，等待办理手续时，给手机充了几分钟电，习惯性地给老人拍照，发朋友圈。

大李立刻秒回：是于宝兰奶奶，前几天我刚采访过呢。她家在青云街，老伴去世，子女都在国外。等着我。

我、大李带着于宝兰坐出租车回到了她所在的小区，她家钥匙存了一把在物管室。她独自一人住在一楼狭小的房间里，有块5平米左右的小院，堆着废弃不用的木柜和几个装满空塑料瓶的蛇皮麻袋，房间里弥漫着发霉食物的气味。

物管保安抱怨说，每天都要帮她开门，没盯紧她就跑出去了。93岁了，死活不去养老院，身体好，头脑糊涂，出门就找不回来。

老人进家后也不理我们，自己到厨房里找了一碗黑乎乎的粥放在客厅木桌上，打开收音机，自顾自地吃。

大李悄悄拉我走，走到門边，老人突然问，阿杏，你要去哪里？

阿杏？谁是阿杏？我和大李面面相觑，走不是留不是。

老人走过来用手拉我，露出慈祥的微笑。我一时间觉得有股不好的味儿从她身上散发出来，低头一瞧，她右脚边摊起烧饼大的黄液，强烈的尿臊味顿时弥漫开来。

3

摄像机静静地录着访谈场景。于宝兰面对话筒语无伦次，内心掀起的巨大波澜汹涌地拍打着倾诉之门。可是门锁早已锈迹斑斑，找不到打开的钥匙。她无法面对好奇探究的眼睛说出那段往事，那段生命中唯一值得诉说的记忆。

大李说整个录制过程中，于宝兰像个茫然无知、受到惊吓的孩子，一点有价值的东西都没采到。但社区提供的资料上看，她是那段历史仅存的亲历者，土改前是青云街最大茶楼的继承者。

费玥华是谁？我问大李。

不知道。

我想起那本手稿，《中国植物志》十五年前就出版了，手稿已无多大参考价值，但是在七十多年前，写稿的人必定是位了不起的植物学家。

节目做得怎么样了？

就那样。毕业论文怎么样？

还在搜集资料和实验数据。我干巴巴地回答。穿过崇山峻岭，去往楚雄、下关、保山、丽江的大山里，分散着这种与我有关的小叶乔木，当地人用它提高泥浆粘度，提炼芳香油和治疗胃肠疾病。它的药用价值是我的导师最为感兴趣的部分，谁不想成为第二个屠呦呦呢。

去年春节大李要回老家，我一时多巴胺分泌过多，缠着要跟他回去，顺便到大山里多采集些润楠属植物标本回来。完美男友在我心目中就像金盛大厦橱窗外的巨幅广告，背景虚化的大帅哥，我相信自己不会因为大李贫困的原生家庭，对他产生丝毫顾忌，我会像痴情的祝英台一身喜装地扎进爱情坟墓里去。

下了动车，小城市的天高地阔扑面而来。我拉着大李兴奋地查找当地美食，在装修精致的饭店吃过午饭，又坐上了大巴车。乡路崎岖，三个小时的摇晃让我的胃很不舒服，软软地靠在大李肩头。到了乡镇，大李见我脸色蜡黄，就找了个宾馆安顿下来休息。因为刚下过几场暴雨，水龙头出的水像一股黄汤，散发着浓烈的腥臭味。听说乡村路多处塌方，大李焦急地跑出去打探消息。

我忍住肠胃不舒服，蜷缩在散发异味的被褥里发抖。以前采集标本经常到山区、郊外，作为研究生和作为女朋友下乡的感受可不一样，我讨厌现在的感觉。以前为了学业到偏僻的外地，无论住多长时间，条件多艰苦，都是一种他者联系，心里清楚自己不属于这里，必将很快离开。一想到这儿的贫困会与自己建立长久持续的关系，不免感到紧张和不愉快。好在大李很快就回到我身边，买来鸡汤和白粥，一口一口地喂给我，吃了几片感冒药，我便昏沉沉地睡了过去。

大李的家在云雾缭绕的群山后面，连绵不绝的山峦露出嶙峋坚硬的轮廓。村路被雨水冲刷得面目全非，狭窄坑洼的村路两边堆放着来不及清理的泥土、枯枝，垮塌出缺口的山坡触目惊心。充满鸡毛、腐菜和脚臭气味的中巴车如同遭遇狂风巨浪的轮船，颠簸摇晃得令我心惊胆战，一路泥浆飞溅，车窗玻璃很快就被烂泥覆盖了。大李紧紧抱着我，像守护一只易碎的玻璃器皿。

回想起那两天路途上的景色，仿佛电影里穿过颜色混乱的时空隧道，令我头晕目眩，恐惧难受。

土木结构的老屋和新盖的大瓦房分散在几个山头，我们拖着行李下了坡，又上了坡，一路走来，有几个面容憔悴、情绪饱满的中老年女人跟大李打招呼，语气亲热，搞得我分不清谁才是真正的关键人物。半路上接到消息的大李母亲见到我们时，我被长途奔波和感冒耗费完了耐性和热情，只虚弱地朝她勉强笑了笑。

安顿下来后，时间便停滞了。夜晚，大李被安排到另一间屋里睡觉，我和大李未出嫁的姐姐睡在一张单人床上，整个晚上我都斜靠在床边，半梦半醒地驱赶在耳边嗡嗡乱叫的蚊虫。

半夜，我推醒大李姐姐，问她哪里有卫生间。

没有。

那你们到哪里上厕所？

她打着哈欠说，我陪你去。

她打手电照着我从后门出去，沿着斜坡到了几丛黑黢黢的树影前站着等我。我无心观赏巨大璀璨的夜空，更不觉远处的鸡鸣狗吠有什么诗意，只听见自己的委屈抱怨倾泻而出，在寂静的黑暗中发出刺耳的声响。

熬过第一天，后面的日子就好过些。辞旧迎新的日子，荒凉的乡野也平添几分热闹喜庆之色。每天都有簇新衣裳的亲友前来，灰黑的脸上浮现欢欣的酡红色，空气里多了烈酒和肉香的气味。村民们不厌其烦地为了采集食材、屠宰、烹调和腌制，花费所有时间和精力，鞭炮声和年猪尖利的惨叫声此起彼伏，大李一家很享受这样热闹闲散的时光。

我没能融进这欢乐的大家庭里，开始因为陌生和羞怯，后来却因为熟悉和了解。我感觉回到家乡的大李和我一样像个客人，有种听任安排的无力感。在这个别离很久偶尔探视的原生家庭，没拿出时间和金钱来报答养育之恩的大李似乎也丧失了主人的权利。他已成家的两个哥哥和未出嫁的姐姐比他有话语权，他只拥有浮于表面的关心和宠爱。很快，连这点温情都将丧失。

大年初二过后，村里渐渐恢复平静。趁着大李回来祭祖，埋藏在日常杂务下的问题被摆在了桌面。大李在外打工，看样子混得不错。而家里的老父亲一直被高血压、糖尿病和类风湿关节炎折磨着，母亲的眼睛也需要做白内障手术，老屋粗略修葺过一两次，还得置办滤水池和更换线路、瓦顶，围墙该修缮了，门前的石台阶也有些歪塌，要重新铺设。

怎么样，老三？大李的大哥闷头吸了一阵水烟筒，抬起头来问。

大李低着头不作声。我背脊窜上来一股冷风，同情地望着大李。

以前跟你说这些事，你都忙，电话里三两句说不清楚。现在你回来了，当头对面的，把话说清楚。爹妈不是只养了两个儿子，现在轮到我们养他们了。二哥的眼神像饥饿了很久的胃病病人，怨恨地盯着大李。

我知道大李有几个月没领到工资，年前领到两万多块钱，为了弥补我一直支付房租、生活费，他给了我一万。他新换了个手机，手里最多还有一万块。大李把头垂得更低，看上去像折断的柳条挂在水面上。我熟悉大李的肢体语言，他准备把自己变成一块无关风雨的石头。

你倒是说句话啊。姐姐提高了嗓门，刺耳的声线追得大李无处遁形。

我想去握握大李的手，它一定冰凉透骨。但终究没有伸出手去，我体会到了他深切的孤独，坐在一大堆亲人面前的无助。

手机铃声响起，大李亲戚们不满的目光投向我，我迫不及待地从窘迫中逃离出来。

妈妈担心我第一次到男友家，表现不够得体，在电话里唠唠叨叨说了一堆。我没有像以往那样不耐烦地打断她，听着电话，漫无目的地向幽暗茂密的后山树林里钻。

妈妈。我刚开口，喉头发紧，哽出了一串泪水，悲伤被捅了出来，势不可挡地淹没了我。我站在一棵茂盛的马缨花树下放声大哭。

我和妈妈通话结束，擦干眼泪，忽然想起海明威的一句话，当你不再那么爱的时候，你就会注重金钱。一直以来，我支付着我们的房租和生活费，大李像对待他的原生家庭一样偶尔买点食物和礼品回来。我在树丛里坐下来，眼前围绕着不少添乱的蠓虫、细蚊。乡村和田野在阳光下舒展，与翠绿的山林相接，林中烟雾浮绕，闲适感油然而生。在这一刻，荒凉僻静的山村纯美静好得让人产生诗意和幻觉。

我不想回到谈论责任的院落中去，在树林里转悠了许久。吸引我的仍是滇润楠，云南中部地区大部分山林里都有这种植物，它们平凡得像街道两边的园林树，却蕴藏着无可估量的药用价值。利用现代色谱方法和波谱学新技术从润楠中分离鉴定出上百种化合物，然后对分离得到的部分化合物进行活性筛选，很长一段时间，我在实验室里就忙着干这些事，反反复复，一遍又一遍，我们得到了一些有用的数据和化合物，但离导师的理论和猜想还有距离。我曾经以为我厌倦了这种周而复始的单调工作和研究，就像我曾经以为我深爱着毫无背景和金钱的大李，我并不了解自己，至少没有自以为的这么了解。与在乡村无所事事相比，我更喜欢待在实验室忙碌，获得有用的数据和新发现，会让我产生兴奋感。我也会因为大李逐渐清晰的生活背景和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改变爱的成分。

我回到大李身边，有了些精神头，因为重新认识自己而觉得内心焕然一新。大李拉着我的手，悄悄告诉我问题都已经解决了。

尔后的两天，我带着背包和大李在密林里游荡，专心投入到采集植物标本的工作中。除了润楠属植物，还采集了卫矛科、毛茛科、兰科植物，收获颇丰。大李说，你说你不喜欢植物学我都不信。

原定要待七天的计划最终还是在现实中流产，第五天大李几乎是带着我慌乱逃离。临行前，大李的亲友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餐，二十多人围着青松毛铺就的宴席吃了送别饭。我吃得很少，并不是不饿，几乎每道菜里都能找出奇怪的东西，几根卷曲的毛发、尖锐的树梗和无法描述的可疑物。大李表情从容地用筷子把这些东西剔除，整齐地排列在绿色的“桌面”上。

愉快的晚餐过后，大李姐姐提出要拍个合家照。大李想把我拉进家族照片中，一直沉默顺从的我突然犯了倔。无论大李如何劝说呵哄，我都不进入队列拍照。拍张照留个纪念而已，你怎么了？

没怎么，就是不想照相。

大李没再勉强我，我帮他们拍照，透过镜头，我看到大李的脸色阴沉，酷似端坐前排脸色灰败的他的父亲。

从大李的老家回到昆明，一路上我们很少说话，几乎也不看对方。我变得客气有礼，不再像从前那样对大李颐指气使。

我不愿回想这次沮丧的经历，有时候我宁愿回盘龙区的父母家中，也不愿待在出租房里。我对佳宜说，我想考博。

你不是不喜欢读书吗？都上了二十四年的学了，还没读够啊。

除了读书，不知道干嘛啊。其实我是真心想读书了，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迫切。

也是，你家也不指着你挣钱。

我开始想念佳宜，她出去散心快两个月了，去非洲也该回来了。可她的电话依然关机，发微信也不回复。

房东打来电话催要房租，我看了一眼在电脑前忙活的大李，压低声音躲到卫生间去接听电话。

有几个晚上，我连续梦见同一个场景，在一所没有门的空旷穹頂的房间里打转。有漆味飘散的楼梯，似乎盘旋而上，走上去是阳台和悬崖。有宽大的窗户，外面云腾雾绕，如同飞机飞在了云层之上，不敢往外跳。没有人，却有很多声音，他们嘀嘀咕咕，说着关于我的事。我无可辩驳，他们说的是真的，我自私冷酷，并不像刻意表现出来的这么乖顺温和。

我偶尔去看望于宝兰，她允许我看一会那本手稿。我对手稿的兴趣不大，好多植物分类已经建立了数据库，只是在炮火岁月里画植物形态图、认真记录植物特征的那个人让我好奇。他也和我一样喜欢植物学？他是个怎样的人，也曾有过和我一样的迷茫和消沉么？

我不喜欢和于宝兰待在乱糟糟又有令人不舒服气味的小房间里，昏暗的光线让人无法看清细小的文字，但我们没地方可去。她大部分时间在院子的竹躺椅上发呆或者打盹，不看电视，只听收音机。我每次去，她都叫我“阿杏”，指派我做些收拾东西的活儿。

我不会做家务，想不清楚自己为什么来这里做这些。而且于宝兰太老了，吃东西成了极度耗费体力的事。我望着她吃饭、喝水、张着嘴睡觉，感觉到时间的残酷和生命的虚无。

精神好的时候，于宝兰会找出一个黑匣子，让我看费玥华的照片。他站在一群穿着简朴的学生中间，毫不起眼。

“会好起来的。”于宝兰在客厅里叹息般地说话。

“你说什么？”

小客厅静悄悄的，老人背对着我，银白稀疏的头发遮不住大块裸露出来的头皮。

我到小客厅削苹果给她吃，她把苹果拿在手里，像拿着一个难题，不知从哪里下口。

我“咔咔”地咬着苹果，有力的咀嚼就是要刺激她对岁月的仇恨。岁月比战争残忍，夺走的不光是青春和生命，还有一切，所有都烟消云散，记忆、经验、存活的痕迹，统统抹杀，像黑板擦一样轻松擦去一个时代。她把苹果放回桌上，把薄毛毯从膝盖上拉到胸前，身子一歪，闭上眼睛，不再理我。

我一口气吃下两个苹果，打着冒酸气的饱嗝，重新回到桌子旁接着看书。

于宝兰的情绪突然变得很坏，哆嗦着身体从沙发上站起来，走到书桌边，布满老年斑的右手敲着桌子嚷嚷：“你跑到这里来做哪样？我又不认识你。”

她摇晃不止，胸脯上下起伏：“我没哪样跟你说的，赶紧去认字。”

“好吧，我去。” 我正好要去图书馆，也许那里有费玥华的资料。

4

每次费玥华来茶馆，都像从很远的地方回来，身上散发我熟悉的山野气味，清香树、踩烂的草汁、溪流和暴晒的阳光气息，夹杂淡淡的类似麝香味的汗味儿。他的衣着不似那些唱歌看书闲聊总穿雪白衬衫的同学，总是穿青灰色磨起绒毛的粗布短衫。

我正给客人续水，有人叫：“费玥华，这里。”我一抬头就看到了他，他在找寻同学，我是先知道他名字才看到他人的。

他来茶馆，不为喝茶，只为头顶上明晃晃的汽灯。怀抱一大摞硬板纸和书，急匆匆地进来，堆了一整张桌子的纸张，埋头看书，写写画画。我嫌他占了两位客人的位子，替他续水时没有好声气，他连头都不抬，有时从牙缝里挤出两个字“谢谢”，不够利落的尾音透出被打扰的语气。更多时候，他完全没有觉察到我走过来，查看许久未动的茶水，故意弄出很大的声响。无论我做什么，有什么样的脸色，他全不在意，结了账，该来还来，该走就走。

我总想寻个不是撵走他，他带来的枯枝败叶减少了茶水生意。姑妈倒不介意，她喜欢这些教授和学生来茶馆喝茶，时不时还赔上几颗烤洋芋和半把蒸花生。我可不会这么好说话，两个位子能多收两分钱，平白就让他占了去。他倒知趣，墙角歪木头桌子成了他的专座。我坐在高高的独脚凳上嗑着瓜子打量他，他长得不像云南本地人，皮肤又白又光滑，像没出过门的地主小姐。乱蓬蓬的头发，闪动青春光泽的皮肤。浓密的眉毛下，一双深潭似的眼睛深陷下去，挺直的鼻梁，薄薄的嘴唇有着蜂蜜的颜色。如果不是长期劳累，下眼睑现出淡青的阴影，他是个俊秀的人儿呢。

费玥华每次出现在茶馆整理树枝之后，必定会消失一段时间，有时半把月，有时三个多月。说来也怪，他坐在茶馆里摆弄草木，我嫌他碍眼挡财。他不来，我的心又空落落的，没法专心做事，眼睛像自己长了腿，老是往门外遛。明知他不会出现，每次听到门口的脚步声，整个人就会受惊似的怔住。

教授和学生拿着法币来，一元能当老滇票十元，两元法币能办桌四荤四素的酒席，所以很受商家欢迎，昆明城里到处都能看到他们的影子。但有大批学生没有收入来源，有的就近办中小学教育，有的就到更远的乡村、县份上去当老师，往返于山路之间。时间长了，我也生出想识字的愿望。街面上的孩子都挎起小书包唱着顺口溜从石板路上跑过，跑到榕树、大石板前等待他们的老师，他们拖声拖气地背古诗时，一脸看不上我们的样子。来的次数多了，我能分得清来喝茶的学生们的身份。比如临窗高谈的那几位，是学中文和社会学的。看书看到精彩之处，手舞足蹈地高声朗诵，把缩在角落打盹的挑水工吓醒几回。隔三差五光顾的还有低声交谈的考古学学员;一落座就埋头写个不停的数学系学员;眉头拧得紧紧，抱着肚子苦想的物理系学员……起先，我以为费玥华是学美术画花花草草的，遇到山野村姑用背篓背来叫卖的花草，总要买上几枝，压在硬纸板上。还给她们钱，买她们采摘的山茶、杜鹃、兰草和龙胆花。后来我才打听到他是学植物学的，硬纸板是他用来固定从野外采来的植物标本。学校突然多了这么多学生、老师，房子紧缺，他和几个男生住在对面的面馆楼上。面馆老板家使用煤油灯，他就把“工作”搬到茶馆里来做。姑妈开的茶馆在青云街是汽灯最亮，茶品最多的了，说起“青云茶馆”，没有不知道的。费玥华每次在茶馆做完分类注解，又跑到野外去。

有时候我会和喜欢说话的中文系学生搭讪，顺给他们一碗烤蚕豆。他们便教我认字写字。我和他们混熟了，常问东问西，打听他们的来处。有时不用我打听，他们会说些教授的奇闻异事，不知真假。

“老是穿长衫，瘦长脸，戴眼镜，留八字胡的教授。喏，还拄着棍子，给东来顺酒楼写对联的那位？”

“是闻一多先生，他创了诗社，常常在月上柳梢的时候跟同學们围坐草地上讲课。”

“那个母鸡下不了蛋，打电话叫医生的教授呢？”

“金岳霖教授。他喜欢斗鸡。”

“在场坝里展览死人骨头的呢？”

“历史学家傅斯年先生。那些死人骨头是出土骨骸。”

“还有硬逼着潇湘馆酒楼老板改招牌的？”

“是吴宓教授——他很浪漫。”

我不懂“浪漫”这个词，女学生就念了一句诗：

“如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

学生们七嘴八舌争辩起来：“这是冯友兰先生为学校值夜巡逻时所作的诗句，说的不是浪漫，是风骨。”

“是气节，也含有极大的浪漫主义。”

……

我不明白风骨和气节，只觉得他们是群很奇怪的人，让人羡慕又向往。尤其女学生们，身上有我从没见过的东西。她们的皮肤没有受过高原紫外线的暴晒，像浸在水里的豆腐，白白嫩嫩。她们穿着土布衣服，胸脯骄傲地挺着，齐耳的短发随时都会飘飞起来。她们的脸上、身上，有特别明亮的光芒，像肚腹里藏着太阳、月亮和星辰。

他们去南屏电影院看完电影回来，都要激动地争论，而坐在茶馆安静看书的其他学生丝毫不受他们干扰，埋着头继续在书上勾勾点点。

偶尔，他们低沉地唱起歌：

“天上飘着些微云，

地上吹着些微风。

啊

微风吹动了我的头发，

教我如何不想她。”

唱歌的中文系学生们眼睛里闪耀着泪光，像噙了粒白玉在眼角，声音渐渐哽咽在喉头。我知道他们想家了，我也会时不时想起那个天特别蓝，树特别绿的家乡，家里的弟弟妹妹和阿爹阿妈，不知道他们收到我托人带回去的蔗糖和面粉没有。

我小心地挑选合适的机会，装作不经意地问起：“那个每次都要占一整张桌子，画些花花草草的，是学美术的？”

有人茫然地摇摇头，表示不认识。认识他的便详细地说出：“他叫费玥华，山东人，之前就读清华大学，学物理的。现在随吴征镒助教调查云南植物资源分布情况。”

费玥华消失期间，茶馆里来了些卡车技师。那段时间昆明城好像每天都会涌进来许多人。他们大多是从南洋招募回来的华人，还未得到机车，滞留在昆明城里等消息。他们身上带有海洋的腥味，晒得黑红的脸庞和结实的胸膛，戴着鸭舌帽，叼着香烟，派头十足。

技师跟学员之间像油和水不可调和，各自坐在属于他们的圈子里，保持礼貌的距离。年轻的技师们喝着茉莉花茶，火辣辣的目光追逐着女学生。孔雀般傲娇的女学生，根本不理会莽撞直白的目光。技师们接受不了这样惨痛直接的挫败，有的急于离开，到僻静巷子寻找目标。有几个留了下来，他们也喜欢头上扎蓝帕子、目光低垂的本地姑娘，本地姑娘不来喝茶，是向学生们请教或者兜售生意的，手工绣品、腌菜、草药和饵块都是学生们喜欢的。姑妈喜欢热闹，从不撵她们走，也不驱赶乞丐。

如果我没看到领口洁白、温和儒雅的男学生和活泼大胆、识文断字的女学生，我会喜欢黑红脸膛、肌肉结实、言语粗鲁的机车技师的，但现在，我已经会写自己的名字，每晚躲在阁楼偷偷写毛笔字，我不能和他们随便说笑，姑妈也不喜欢。他们像一股强劲的横风，吹到哪里，哪里就变得乱糟糟的。我有时候很喜欢这种粗鲁富有生气的冲撞，有时候则厌烦得很。也许因为我的态度暧昧，他们不光用眼神撩拨我，还趁我续水的时候，偷偷握住我提壶的手指。我不敢叫喊，暗暗使劲把手指从粗糙的手掌中抽出来，顺手在他们脑门上来一记响亮的爆栗子。有一次有个技师吃了一响，居然腆着脸抱住我，我又羞又急，整个身子跟着扭动用力，嘴里不停地尖叫。其他技师看到我们僵持着，哈哈直乐。我看见学生们纷纷从座位上站起来，心里有些害怕，嘴里叫得更响亮了。很快，白色和蓝色的人流混杂起来，嘈杂的聲音招来了更多人。学员和技师打成一团，不久又有本地人参加进来，打成一片混战。

姑妈和一直哭泣的我收拾了一整晚才清理干净。打架事件让我的名声在龙翔街、凤翥街、珠玑街、文林街、青云街的茶馆里传扬，毁誉参半。

姑妈问我：“你定亲的徐家人当真一点消息也没有？”

“没有。”

“那你还打算等吗？”

“我不知道。”

“女大不中留。姑娘大了不找归宿，总会惹出乱子。”

我明白姑妈是在责怪我，怕她撵我回文山乡下，便更加勤快，晚间等到她歇下后才敢封了炉门，悄悄上阁楼练字。

过了几天，费玥华腋下夹着蓝布包的书走进茶馆。

清晨八点半，来茶馆的人很少，这个时候学生们都开始上课了，而技师还没出门。我见到他心突然怦怦乱跳，给他冲泡菊花水时，竟控制不住情绪，泪水滴滴答答掉落下来。费玥华被吓了一跳，连忙站起来，慌里慌张地掏手绢，塞给我问：“你，你怎么了？”

我接过手绢，有股肥皂的香味，止不住哭声，站在他面前抽抽搭搭地哭着。姑妈从楼上下来问：“宝兰，谁又欺负你了？”

费玥华惊慌地辩白：“我来得不是时候，等过几天再来。”

我怕他真的走了，忙拉住他，往他惯常坐的位子上，添置茶盏。

姑妈疑心地打量着我，说：“我去买菜了。”

姑妈出了门，我顿觉羞惭。到炉前平息了情绪，从水缸里舀水来把手绢洗净，铺在高背椅上晾着。又提了提壶过来给客人续水，走到费玥华桌前轻声说：“新采摘的菊花，刚放了白糖煮好，香得很，你尝尝。”

费玥华点点头，头也不抬地说：“你没事就好。”

我看着他又在眼前忙碌，心里高兴，干活也有力气，还哼起了女学生教的歌。趁着人少，我给他续水时，斜倚在木桌上，俯下身子去看那些半干的植物标本：“这些花草，云南满山遍野都是，你采它们有什么用？”

许是我第一次这么近和他说话，他的脸浅浅红着，略微向旁边躲了躲，点点头：“有大用处。”

一个多小时后，茶馆和平常一样坐满了人。因为有费玥华在，别人高声说话、吆喝、争论，我都听不见了，只觉得茶馆静谧如深山草屋，灶膛里跳跃着温暖的炉火，茉莉花茶、菊花茶、山楂红枣茶、枸杞甘草茶、云雾茶、春尖茶……淡绿浅粉暖黄的茶水在炉火上沸腾。只有他和我两个人，他在埋头整理植物标本，我在炉边添柴煮茶。

费玥华那天的工作似乎很多，中午央我去买两个夹油条的烧饵块吃了。我和姑妈吃过晚饭，他仍伏在桌上整理记录，没有要吃东西的意思。我等姑妈出去打麻将，溜到灶间煮了碗面条，卧了两个鸡蛋，端在他桌上。他感激地看着我，摸摸口袋，羞愧地说：“没有钱了。你给我记账吧。”

我当然不会记他的账，为免他不安，就假装在账本上乱写。

往后几天费玥华常来茶馆，姑妈查看账本时觉出不对，就问我：“那个画花草的是不是没有茶钱了？”

我见瞒不住姑妈，急着说：“他的茶钱从我工钱里扣。”

姑妈从柜台上抬起头盯着我看，问：“你有多少工钱替人付茶水钱？”

“您别撵他出去。说不定过一阵子他就有钱了。”

“现在可不比去前年，连教授夫人都织围巾、做定胜糕卖，穷学生哪里来的钱？”

我听了，不知怎么好，竟哭起来。

“你别忙哭，你看中了人家，人家未必看得上你，只是一时落难，终归是有才学的人，你连字都不识，还是看看吉庆祥的伙计有没有合适的。”

我知道姑妈的话虽然尖刻，是为我着想，可我偏不信门当户对的理儿。现在不是非常时期嘛，都逃到这里来了，还有什么门户。教授和学生来到昆明，连省主席都对他们以礼相待，更别说把他们奉为上宾的寻常人家。我知道自己只是个乡野穷姑娘，吉庆祥的伙计，东月楼的大厨，荨麻巷的小老板，都有好的，可我偏偏不喜欢。我暗暗攒着劲，晚上比平日多写一个时辰的字。

费玥华接连几天都来茶馆，有时我给他留饭，有时实在忙不过来做饭，也会跑出去买了烤红薯和“雷稀饭”给他吃。他初时还客气，后来实在太饿，就让记账，以后慢慢还。

偶尔我趁他有事离开时，悄悄翻看桌上的标本，每棵特征明显的植株呈现出优美的姿势，压干在硬纸板上，植株的主茎部分用细棉线固定，每个部分都用小楷加注标识，硬纸板右下方写着密密麻麻的文字和数字。我看得津津有味，在家乡农间生活，这些花草大多见过，有的草是牛马爱吃的，每天都要从山坡、地埂、河沟旁找回几篮子来。

“你知道它们？”我没注意到费玥华在身后站了一会，吓得慌忙放下标本，低着头，双手用力扯着土布衣服的下摆，摇头又点头。

“你不知道？还是知道？”费玥华的声音很轻。在村寨里，男人跟女人说话都是粗声大气，带有指令性的。如此温柔的语调如同天上飘下的细雨纷纷扬扬洒在我身上，使我心里蜿蜒起一条叮咚歌唱的小溪。

“我知道一些，有的不知道名字。”

费玥华拿起我正在看的一张标本，微笑说：“蝙蝠草，蝶形花科蝙蝠草属，叶片就像展翅飞行的蝙蝠。多年平生卧草本，叶片通常为三叶复出，也有极少单叶。花冠呈蓝紫色或者玫瑰红色，花期在每年5月到8月，果期每年9月到10月。本来以为在海拔500米以下的沿海地区生长，福建、广东、海南，没想到云南也有。啊，云南，真是神奇的地方，植物王国。”

我学着女学生的样子掩着嘴咯咯笑，感觉真别扭：“一棵草也能说出这么多。我们叫它蝴蝶草，要是跌倒出血，就采来嚼烂敷在伤口上。老辈子人说它能利尿通淋，散瘀解毒。味道苦着呢。”

“你吃过？”

“煮水喝过。”

“你跟我说说，还知道什么？”费玥华饶有兴趣地追问。

我红着脸，把乡间的生活经验，关于那些熟悉的植物一五一十地全盘说出。费玥华惊喜万分地拿出钢笔，认真记录起我说的话。

那是我第一次和费玥华说那么多话，时间过得真快，一天眨眼就过去了。

5

費玥华离开的漫长日子里，我做完事就趴在方桌上练字。姑妈打着算盘，狐疑地讥讽我：“怎么？你还想考大学？”

我不理她，继续写字。

姑妈觉得我胆子太大了，居然打起了研究生的主意。一个穷得叮当响的乡下黄毛丫头，尽想些没边没谱的事：“宝兰，你可是许过人家的人。徐家那二小子呢？叫徐什么？”

“徐魁胜。他家早跑没影了。”我的手指微微抖动，大滴大滴的墨汁掉在油墨报纸上。

“就算跑了，不是也没悔婚吗？万一回头他又找来，你爹可要交得出人来。”

我心里被姑妈的话戳出个洞来，扪着胸口含着泪说：“难道他家一辈子不回来，我就得等一辈子？”

姑妈被我的问话噎住了，两只手悬在算盘和账本之上，像被突然刮来的寒流冻僵了，眼睛睁得很大。

我意识到自己的唐突，毕竟是姑妈收容了我，我从不敢大声对姑妈说话，这一次竟像着了魔：“姑妈，我知道您为我好。”

姑妈半晌才说：“你昏了头？以为那个翻花弄草的研究生会看上你？说不定人家在山东有老婆娃娃了呢。你一天到晚想哪样？”

我心里流出许多泪水，肚里装不下，伴着喉头、鼻子的酸痛，一直漫溢到眼睛。姑妈严厉担忧的影像泡在泪水里，摇晃变形，模糊不清。

姑妈见不得人哭，生起气来：“你哭哪样哭，我又没打你。”

我用手使劲揉眼睛，把泪水揩在棉裤上，吸溜鼻涕，不敢再落泪。

姑妈叹气：“我最后一次提醒你，以后你自己看着办。”

等姑妈上楼休息后，我怔怔地坐在高脚凳上发呆，连有客人进门都忘了招呼倒茶。

进茶馆的一群人等得不耐烦，叫嚷起来：“还做不做生意了？人都死啦！”

我忙抹了把脸，提着茶壶去摆茶碗倒茶。低着头问那一桌子人：“先生要喝什么茶？”

“先生？”放肆的笑声像从蜂窝里飞出来的蜂群吵得人头疼，夹杂着轻佻的语气说：“不如叫哥哥好。”

我在茶馆没少碰到想占便宜的泼皮无赖，从刘海处偷偷瞄出去，只看打扮，就知道来的是每天往返在滇缅公路上的技师。他们言语粗鲁，快乐结实，出手阔绰，喜欢找点乐子。

我知道怎么应付他们，于是叉起腰，眼睛向上斜插，看都懒得看他们的样子：“那就喝菊花茶吧。”

“菊花茶是女人喝的，给我们来壶最好的绿茶。”

“就喝菊花茶，败火！”

“哈哈，还不如你给我们败败火！”我晓得他们心思，这帮提着脑袋跑长途的年轻人说再过火的话，也不会动我一指头，他们只想找乐子，不想找麻烦。

我给他们一一倒了茶，刚把茶壶放下，坐在正中的技师突然喊出我的名字：“宝兰！”

我惊疑地抬头看他，顿时魂飞天外：“魁胜哥？”

“是我，就是我呀。”徐魁胜语气中的急切亲热，像从半空落下的火星，祸福难料。

我不知怎么回事，提起茶壶慌不择路地逃开，不想撞进了急于倾诉半道拦截的徐魁胜的怀里。于是哭丧着脸，责怨他：“你别跟着我！你不是全家都走掉了？现在回来做哪样？”

“我正要告诉你呢。我家突然出了事，是一个挖路的亲戚，得了疟疾。那边死了好多人，有人说政府要到各地征派青壮劳力挖路。被抓去挖路的差不多都会死，不是病死就是累死，要不然就被火药炸死。我爹害怕我们三兄弟会被抓走，听到消息，连夜就跑了。我想找机会告诉你，可我爹不同意，怕走漏了风声，惹来更大的祸端。我们去了南洋，我学会开车，后来南洋华侨会倡议回国救援，我就跟着跑回来了。我回村里找过你，你爹说你来了昆明，我一路打听过来，总算找到你了！”

我没理由躲避他，可我看到了更大的世界，遇见了使自己变得更好的人。我不知如何跟他开口，以前对徐魁胜的爱恋像夹在书里发黄的叶片，叶脉清晰可见，可生命力和激情却永久地消失了。我无法想象跟从前一样坐在乱草堆里缝着鞋垫，望着远处埋头锄地的徐魁胜，油然升起的幸福感。那时的快乐很真实，如同现在的痛苦，撕咬着我的心。

“宝兰，你……你还好吧？”

我感到手脚冰凉，推开他，默默地走开，回到煤炉旁边，拿起竹扇胡乱扇火，把灶洞里的煤灰扇腾起来，一团风沙般的灰，呛得茶馆里挨近煤炉的顾客大声咳嗽。

技师们稀稀拉拉站起来，催促徐魁胜离开：“走吧，再不走今天到不了了。”

徐魁胜却不管不顾地向我走去，我听到他的脚步声就心惊胆战，害怕他提出要求。我已经打定主意，不管他提出什么要求，我都不会答应。

“宝兰，我……我得走了，今天要把车上的货运到保山，晚了就来不及了。”

“你快去吧，路上当心。”

徐魁胜从衣兜里摸索出一卷钞票，塞在我手中。

我不能收他的钱，把钞票扔在他身上：“你这是干什么？我的钱够用。”

徐魁胜拉起我的手，亲昵的样子像对待刚为丈夫生下儿子的妻子，把钞票放在我手掌里，再把我手指一根根合上，骄傲地说：“卡车运货赚得多。等赚够钱，我们就在城里住下。”

我的手被那卷承载婚约的钞票烫得使劲往回缩：“我不要，不要你的钱！”

钞票在来回推让中掉到了地上，像看着婴儿摔在地上一样，我们都呆住了。

徐魁胜回过味来，瞪大眼睛问：“为什么不要我的钱？难道我的钱不是我们的钱？”

我搓着空空的手答不上来，委屈的泪水滚出眼眶，砸在地上。站在门边等候的技师们三三两两过来拉扯徐魁胜，捡起了钞票，拉着他走出茶馆。

姑妈听说了徐魁胜来茶馆遇见我，就日日劝说我好生对待徐家人。说费玥华是外地研究生，将来仗打完了，自然要回山东去。徐魁胜是知根知底的人，从小一起长大，订过亲的，人家从南洋跑回来，现在成了卡车司机，赚的钱大把大把的。她活了大半辈子，还没见过被钱咬到手的人，倒是看多了一朝变了天就变了心的读书人。

我听不进姑妈的话，心里只想着植物学研究生。这次费玥华的野外考察时间比以往长，一个月过去了，仍不见他踪影。徐魁胜倒是天天来茶馆，每次都带些精致的小物件来送给我。

6

太阳还没升起，昆明城笼罩在白雾里，犹如刚刚画好的水墨画，饱含湿气。挑担背篮的人们早就忙碌开了，开铺的开铺，摆摊的摆摊，热气伴随吆喝声闹嚷嚷地扩散开来。临到中午，当空的太阳像四处找寻东西的手，把薄雾扒拉得干干净净，昆明便显出古色古香的模样，一半浸着天青色，一半流动金光。等到了傍晚，灯火点上，烟熏烛摇，人们涌上街头，摩肩擦踵。城市像个大草地，各种昼伏夜出的虫子都钻了出来，自得其乐。

姑妈说我来城里之前，昆明被炸过，死伤不重，除了那条街的人，其余的人似乎很快就忘记了这场灾难，不慌不忙地过着自己的小日子。姑妈不去打麻将了，看上去十分忧伤痛苦，我不明白她发生了什么事，只觉得她最近很反常，整天枯坐在屋子里抽烟。左手食指和中指夹住一根细长的女式香烟，右手半垂在藕色旗袍腰以下的位置。精心化妆的眉毛和眼睫毛，包围着秋水浓雾般的眼睛，不适合年龄的猩红唇膏残了一半，烟雾一團团从张合的唇齿之间飘散。

“你二表哥死了。”我乍听理发店的小伙计说，悚然一惊。他抖抖白围布说：“你竟然不知道？你姑妈收到了阵亡通知。这年月到处在死人，每天每时每刻都在死人。”他说这话时，打了个激灵，好像亲眼看到了一堆死人。

“昆明，昆明也会打仗？”

“不打仗，昆明哪来这么多人？北方丢了，人就往南方跑。这些教授学生都是逃难来了。”

我不敢回茶馆。一个老之将至的女人，死了丈夫，死了儿子，我害怕看见她悲痛欲绝的眼睛。

姑妈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喝酒、昏睡，送去的饭菜原样端了回来。挑水工也担忧起来：“她要是垮了，我的工钱谁给我结？”

我不敢想离开茶馆回到乡下的生活，离开那块焦黄的土地，我学着城里人穿衣吃饭说话走路，看书写字聊天，喝酒跳舞唱歌，学着城里人追求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我喜欢呼吸有墨汁香味的空气，喜欢飘散跳动在血液里的歌曲，喜欢看到扬起来的脸，我得去摸摸姑妈的心思。

一个多星期了，姑妈坐在二楼房间内的摇椅上，仿佛时间就此停止，所有的坏事情都不会发生。门开着，我慢慢走进去。看见摇椅上方露出杯盖般大小的灰白头发，搭在膝盖上的旧毛毯拖了大半在地上。注重仪表的姑妈许久没去烫染头发了，现在连天天洗的澡也停了。屋子里有股酒精、呕吐物和尘土混杂的味道，在以前，我每次来姑妈的房间，都是香喷喷的，像走进一间灯光明亮的戏院。

“姑妈。”我心里莫名地害怕起来，墨绿色的细绒窗帘被风微微掀动，忽明忽暗的光线让房间有种说不出的诡异沉闷。

姑妈没有回答，也没有动静。我心里的恐惧像面团一样发起酵来，房屋里的藤箱、纱幔、相框、香水瓶、熏烟炉、吊钟都被鬼魂附体似的，缓慢晃动游离。姑爹的、二表哥的，还有姑妈半死不活的魂灵，四处游荡，房间像个四处漏烟的蒸笼。我想象着摇椅转过来是一张蜡白恐怖的死人脸，双手紧紧捂在胸前，呆呆地站在原地，不敢向前，也不敢跑出去。

呆怔在灰暗怪味的房间里很久，我紧张地吞咽几口唾沫，左脚轻轻迈上前半步，鼓起勇气拔高嗓音叫唤起来：“姑妈，姑妈，姑妈——”

姑妈在摇椅上挣扎，我确定她有动静，才敢上前去搀扶。

姑妈见老了，她的老不仅仅浮在皮肤表面，更有深入骨头里的，一股子湿冷的衰败。凌乱的灰白头发，暗色松弛的眼袋，木然干涩的眼神，软弱无力的手指，就是再炙热的火焰也温暖不了她内心的湿寒。

“姑妈，老滇票不用了，街面上的货物价格跟放烟火一样直往天上窜。茶馆里虽说坐满了人，大多是看书的学生教授冲着汽灯来的。一碗‘玻璃（白开水）就能坐整个下午。茶馆的生意越来越不好做。今天挑水工还问起工钱来。”

姑妈只是把灰白的眸子向我站的地方转了转，闭上眼睛，痛苦地呻吟，像得了肠胃炎。

我从未见过她这样，不敢说话，呆站在她面前半晌，默默地离开了。走的时候，小心地关上房门，里面的惨状已让人绝望，只能把它锁在里面，免得扩散出来，让更多的人沉入黑暗。

误以为可以永远持续下去的平静生活假象被传来的战败消息粗暴地撕碎了，一些流民冲进学校和民舍盗窃抢劫，还有些地痞流氓勒索恐吓商家，恶霸们哄抬物价，屯粮聚盐，荷枪实弹的军队不时穿过街巷，天空摇摇晃晃。挑水工威吓我，再不给他结清工钱，他不但不挑水，还要把茶馆里的大铜壶拿去换钱。

我把钱箱里的票子倒出来，丁零当啷，铜钱满桌子乱跳，几张印着孙中山头像的蓝色纸币像破损皱巴的枯叶飘在泥水之上，毫无生气。

给挑水工结完账，我抱着空钱箱坐在高脚凳上哭。来茶馆吃茶看书的学生问我，我抽抽搭搭地把钱箱子放在柜台前，不说话接着哭。哭得满屋子都是我的声音，哭到最后连自己都忘了为什么哭，抹抹脸上的泪水，继续给客人倒茶放水。

徐魁胜披星戴月来到茶馆，兵荒马乱的年月能活着就好。我答應徐魁胜的邀约，等歇了业就去看他驾驶的卡车。我咬着手指望见夕阳的光恋恋地舔舐对面酒楼的屋脊，给煤炉换好了煤球，捅了捅灶洞，把大锑壶支在火炉上，锁上钱箱子，一块块合上门板，跟随他出了街口。

绿漆铁皮大家伙在昏黄的光线下闪动幽幽光芒，方头大肚，车厢上的草绿色帆布被风吹得呼噜噜响，像个披着斗篷等待出征的勇士，让姑娘们难以抗拒它的魔力。在它的神秘召唤下，我爬上了卡车，驾驶卡车的徐魁胜也似变了个人，浑身散发柔和甜蜜的气息。我坐在驾驶室里，随着车体摇晃颠簸，涨红着脸，像喝醉酒般头晕脑胀。

我又爬到车厢上站着，两只手紧张地抓牢车厢板。向北吹的风抚摸着西南的山水，把我的头发吹得凌乱。

徐魁胜加大马力，卡车像头怒吼的牛奋蹄而去，凶猛异常。遇到坑洼之地，卡车“嘭”地凌空跳跃，落到平地上时，烟尘四起。我快活地大声叫喊，张开双手，随着车体飞翔降落，坠入尘土。如此反复，我并不觉得厌倦，每次颠簸都尖声大叫。

终于，夜还是来了。徐魁胜停下卡车，从驾驶室内出来，在车厢下站着，仰着脸，张开双臂，接住从车厢上跳下的我。他磨蹭着不肯放开，两颊通红，鼻息变得火热，咻咻地吹拂在我的脸上。我在迷蒙中被拉到漆黑的怀抱，周围是燃烧的火焰，整个身心似乎一直下坠旋转。徐魁胜的脸庞倾覆下来，我的眼前忽然闪现出费玥华的模样。严肃的知识分子紧拧着眉毛，目光忧郁深沉，像凝视一株缺少根系和花冠的植株，轻轻摇头。

我奋力推开徐魁胜，不顾他在身后呼喊，踉踉跄跄奔逃回了茶馆。

7

没有课和实验任务的时候，我会去看望于宝兰，人与人的关系就这么奇怪，我不常去看望自己的父母，可是见过于宝兰，尤其知道她一星半点的身份后，便想去了解她，或者说想通过她去了解费玥华。虽然她时常头脑糊涂，很少说话，还把我错当作什么阿杏，可佳宜失联后，我只想和她一起坐坐。

我和大李之间失去了曾有的亲昵，虽然大李和从前一样体贴关怀，但他看我的眼神总有些小心翼翼，我觉得自己的热情冷了下来，不想撒娇也不再无理取闹，有时候看着大李帅气依旧的背影总觉得于心不忍，他努力把自己装扮成保护者的样子，虽然他并不具备保护我的能力。

我跟大李聊过于宝兰，他说特殊年代会制造出许多悲剧，有时也能产生奇迹。他觉得于宝兰挺幸运。如果没有战争，也许她一辈子也不能在昆明城里落脚。总有人会在不好的事情里获益，就像《倾城之恋》里的白流苏一样。

现在大李说话带着悲伤意味，不断提醒城市和乡村的巨大差距，这都不像我刚认识的大李。他变得敏感挑剔，这很让人不舒服。城乡差异不是城里人造成的，他的样子总让我觉得从茂密的森林、奔腾的江河和连绵的山脉里攫取了不属于自己的东西，然后把空荡荡的光山头和挖得乱七八糟的土地扔给了他们。无论说到什么，他总不由自主地划出分割线，然后逼着我承认我们不一样。他不愿意伪装和隐藏，变成了无处不在的怨愤，这和他的工作不顺有关。像他这样企图用勤奋来改变命运，没有石破天惊的创意和丰富的游学经历，除了忍受和挣扎，几乎没有他途。

穿过拥堵的车流和喧闹的人群，森然林立的高楼和黑暗阴冷的地下通道，穿过懒散的早晨和空洞的夜晚，穿过沙漠般荒芜的梦境和碎成一地玻璃渣子的意念，我站在青云街上。时空变幻，隐去了眼前的浮华，我看到黑白照片中整齐的木楼牌坊，一群意气飞扬的男女学生呼喊着“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的口号从身旁走过。

我会不会遇到费玥华？他从遥远的北方来到西南边城，改变了研究方向，学校面临征召入伍，他连茶水钱都支付不起，挤在老乡家的柴棚里。他在想什么？我坐在图书馆里，面前放着许多发黄破损的旧照片。他也许会隐匿在其中的某张照片上，面目模糊地出现在人群里，或者只是一个高瘦孤独的背影。我放下书本，仿佛看见他腋下夹着蓝土布包好的书籍匆匆走进茶馆，更远处的校园里响起低沉有力的歌曲：

“……

绝徼移栽桢干质，

九州遍洒黎元血。

尽笳吹弦诵在山城，

情弥切。

……”

青云街上已经找不到一栋歪斜的木楼，消逝的老街隐没在崭新宽阔的大厦背后，我看到有光映衬着街衢，使之富有魅力。

我不该让于宝兰生气，她这么大年纪，又辞退了钟点工，没有人照顾让人放心不下。

保安给我开了门，说两天没看见她了，我来得正是时候。我没有立即进到客厅，在狭长昏暗的走道上心虚地探头往里看，于宝兰坐在沙发上专心清洗假牙，看来她已经吃过晚饭了。

她看到我，张着黑洞似的嘴盯着我，露出无辜茫然的神色，想不起我是谁，找她做什么。我也不想再提争吵的事，编了个实习记者的假身份蒙混过去。

她今天精神很好，跟我说了不少话，还吃了两颗花生糖。

她的讲述让我感到意外。她结过两次婚，育有三个子女，其中一个夭亡，两个分别在新加坡和英国。她没有嫁给费玥华或者徐魁胜，嫁给了开关厂的工人和理发店师傅。两个男人都短命，把子女抚养大后，她不想到其他任何地方去，只想守着青云街。她反复说，她的人生只活在这里。

“那九年，我们开茶馆，人就饿死在眼皮底下，帮不过来，天天都有叫花子上门。物价天天涨，天上飞着日本的飞机，每天都要跑警报，人慌得跟耗子一样，过着看不见明天的日子。满大街是叫花子，到后来，叫花子去讨饭，那人说，我是西南联大的教授。叫花子就走开了。”

于宝兰的讲述越过厚重的历史尘埃刺痛了我的神经，在我轻飘飘不知方向的心上尖锐地刺了一下。我有点羡慕她摇曳的白发和满脸沟壑纵横的沧桑，经历那样的时代是场灾难，对个人经历来说或许也是珍贵的财富。相比我轻浮潦草的青春，我感到深深的羞愧。

她忽然记起了我，情绪变得激动，还拿出那本我看过几遍的云南植物分类手稿，像第一次拿给我看，重新讲起山东学生费玥华。

我不忍打断她盘根错节的讲述，她又往记忆中添加了新的东西，像是竭力想起他们第一次见面的美好。地点不在茶馆，在联大的一棵榕树下，态度也发生了变化，费玥华一眼就喜欢上了她。这些过程都是经过四五次讲述变化过来的，也许在她脑子里已经翻腾了几十年，他们的第一次见面和情感发展在变来变去中显得十分可疑。她看出了我的怀疑，敲着照片和手稿说：“你什么都不懂。”

“阿杏，”她又说：“你跑哪里去了，好几年没见你了。”

我愕然，从她的讲述中，我已经知道阿杏是她夭亡的大女儿，得了肺病死掉。她记不得另外两个在国外的儿子，唯独记得这个死去六十多年的女儿。

我也想凭空塑造一个阿杏，就说：“我去干活挣钱养你啊。”

“掙着没有？”

“挣着了，不然哪敢回来见你。”

于宝兰满意地笑了，露出肉肉的牙床：“女人就是要好好稳着钱。”

我心念一动，说：“你有这么大的茶馆，饿不着。”

“是姑妈的茶馆，不是我的。”她想了想说：“我去看看炉子封好了没有。”

我忙拦住她，说：“我都看过了。你不是把茶馆交给我了？”

这句话闯了祸，她立即就糊涂了：“茶馆交给政府了，阿杏病了。今天没有飞机来了，不打仗了？你是谁？”

我也慌了神：“打着呢，说不让出门。”

“这仗要什么时候才打完？”她自己嘀咕，声音越来越小，闭着眼睛坐在沙发上打起了盹。

我给她盖上小毛毯，把她换下来的衣服放进洗衣机里洗好，晾晒在阳台上，关了电磁炉，把开水灌进暖水壶，然后唤醒她，让她换下裤子，到床上去睡。

我离开小区时，夜色像层薄薄的黑纱覆盖着城市，街灯亮了。我忽然想去吃点东西，打电话给大李，他还在忙，电话那头的声音让我应接不暇。我一个人去翠湖边的水吧喝橙汁，坐在露台上看夜跑的人、旅行的游客和赶着上下班的人来来往往，夜晚的喧嚣让我更加寂寞。

我给佳宜发了条微信，浪够了没有？

你在哪儿？她很快就回复了。

在翠湖边喝橙汁。

等我。

佳宜赶来，她的脸色略微苍白，下巴变尖了些，穿着米白色的毛呢短大衣，长筒皮靴。她说想喝红酒。我们懒得换地方，又上了些话梅、瓜子。

去哪儿了？以色列？埃及？还是印度？

没去，就在昆明待着。

一场恋爱就把你弄成这样了？消失了三个多月。

爸爸得了肝癌，我一直在陪他。上星期，他走了。佳宜的语调轻轻，暗含哀伤。

我惊愕得找不到一句话来安慰她，却突然滚出两行泪水来。这么大的事，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还把我当你的好闺蜜吗？

佳宜喝了几口红酒，脸色好起来，说，就是最好的朋友，最亲的亲人，真正的快乐和痛苦也没办法分享和分担。也许恐惧能，痛苦不能。我陪着我爸爸，看着他一天天衰弱，病得脱了人形，腹水把他的肚子鼓得像皮球。他疼得直哼哼，可我一点办法也没有。就像我失恋了，你陪着我，对我的痛苦，你也无能为力。自己的痛苦只能自己承受，别人没办法帮。这几个月我忽然想明白了，他为什么抛弃我？他只是喜欢我，想找个人陪他度过命运转折的几年，他又兴奋又害怕。等他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就不需要我了。我爸爸到后来，越来越不想见人，甚至连我都不想见，和我们也没什么话说。每天就是昏沉沉地睡着，或者一个人坐在沙发里看电视，不知道他在想什么。有一天晚上，凌晨三四点了，我起来找水喝，发现客厅里有团黑影。他没开灯，就坐在沙发上抽咽，闷在毛巾里的哭声真是凄惨。我爸爸以前是多要强多健壮的人，在单位、家里都是说了算的人，可现在他对自己的病一点办法也没有。

我没有失去过亲人，可能也没不顾一切地去爱一个人，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佳宜幽幽地说，不是一条路上的人终究走不远，我和他迟早是要走散的。

什么样的人才算走在一条路上呢？我想到了大李和我。

起码有相同的目标和兴趣吧。我从来就不想出国留学，他却一天也不想留在国内。我一直都在欺骗自己。

我沉默地喝着酒，也许我和大李也在欺骗自己。

8

炸弹终于落了下来，仿佛之前躲藏在传言的云层中，悬在那里，等待时机。市民们先是被一阵巨大嘈杂、类似无数蝗虫扇动翅翼的声音惊呆了。过不了多久，灰色的天空中出现了黑影。不祥的感觉瞬间爬上每张仰首呆怔的脸。飞机飞得很低，银色的机身，鲜红的太阳旗，甚至能听见恶魔的狞笑。飞机“轰”地飞过来，机身轻轻一侧，炸弹像冰雹一般落下，爆炸声震耳欲聋，火光迸烁，昆明城凄惨地抖动受伤的身体，到处是尖叫奔逃的人流，像迁徙的牛群横冲直撞。

我尖叫着抱头跑上茶馆二楼，在楼梯口遇到从房间里跑出的姑妈，披散着头发赤着脚，哑着声音问：“怎么了？怎么了？”

“日本人扔炸弹了！”我和姑妈一起跑上大街，被气浪掀起的一截木头砸在姑妈头上，顿时鲜血直流。我掏出白布绢子压在姑妈的头上，搀扶着她跌跌撞撞地跟着人群跑向圆通山。

尖厉惊恐的警报声不绝于耳，我很快什么都听不见了，鼻孔里全是硝烟灰尘的味道，恐惧撵着我们到处跑，街面上有几具横七竖八的尸体。恐怖的死状让人无法正视，不敢停止奔跑。

我们慌慌张张挤挤攮攮踉踉跄跄跑在路上，轰炸机已经远去，混乱渐渐平息。奔跑的人脚步慢下来，犹犹豫豫被人流裹挟着往前走，到处是哭号呼喊的声音，有的人哭泣着逆流而行。姑妈半个身子挨着我，越来越重，先还半拖半抱地走，这会却一步也走不了，只得停下脚步，检查姑妈的伤势。吓坏了的姑妈面无人色，嘴唇颤抖，上下牙磕战不止，伤情并无大碍。

我和姑妈虚弱地坐在路边乱石堆里，不知该继续跑还是回茶馆看看。路上是不同方向脸色灰败的人，哭叫嘶喊的儿童和绝望爬行的老人夹杂其中。我从不知道昆明城会有这么多人，如过江之鲫，绵绵不绝。

一张亲切熟悉的脸倏忽而过，我连忙站起来，不由自主地朝那个模糊的方向走去。

“哎，宝兰，你要去哪里？”姑妈紧张地尖着嗓子叫唤。

我的眼睛忙不迭地在人流浪潮中寻找那朵水花，嘴里支吾着：“去找个人，找个能帮我们的人。”

“宝兰！宝兰——”姑妈的声音越来越远，我仿佛坠入旋转不停的水涡中，到处是黄色的水流，撞过来一张张凄惶恐慌的陌生的脸，看不到那个高瘦的身影。

“费玥华！费玥华！”无助的我学着姑妈的样子立在人群中大声叫喊，带着哭腔，好像溺水的人发出呼救声。

叫了不知多久，无人应答。我蜷缩着身子蹲在原地，脸埋在大腿间，双臂抱着头，失声痛哭起来。

直到暮色昏沉，我和姑妈才相互依偎着回到茶馆。轰炸的目标离青云街很近，街面上有的房屋震裂了，附屬物垮塌下来砸伤了人，其余并未有大的损伤。听说文林街的几个小巷子死伤惨重，许多学生正在那里救援。

我查看了煤炉，火燃着，水还热。给姑妈洗完脸，替她清理创口。姑妈的目光盯在我的脸上，幽幽地说：“下次再来轰炸，我不会逃了。宝兰，如果我死了，茶馆被炸烂，你也要守在这里。这是我辛苦一生创下的家业，你大表哥要是回来，你们兄妹俩各执一半。我会把地契、房契交给你，写下遗嘱，给你大表哥说明。”

我心里没底，像这样的时局，我能否在昆明待得住。我点点头，又摇摇头，心里牵挂着他，不知他有没有被炸伤，恨不得马上找到他，从此不分开，炸弹也不能把我们分开。

姑妈累了，脑袋歪在摇椅边睡着。我封上炉灶，关了门，慌慌张张地向学生们聚集的地方跑。

呛人的尘土落定，暴露出惨不忍睹的废墟，穿着白色衬衫的学生和蓝布衣服的本地人在飘散黑烟的焦土上忙碌。有人在救援，有人往死尸身上搜东西，我小心避过燃烧的木棍、松垮的断墙残砖，在白衬衫、灰长褂、蓝衣裤里寻找。整整一个下午，我什么都没有找到。

回到茶馆，给汽灯加满煤油，往底座的油壶里打了气，点上火，明晃晃的汽灯照亮了茶馆。我累极了，却不想去睡，趴在柜台前等。这样不安宁的夜晚，不会再有人来看书闲聊，但我偏要等下去。

惊魂未定的街坊四邻进来询问、感叹和好心劝解，别浪费油了，打起仗来，这些东西越发金贵。我微笑不语，疲乏地支撑着，像固执不睡的小孩跟黑夜顽抗到底。

外面杂乱的声音渐渐停止，让人误以为连时间都静止了，夜长得没边，像望不到亮光的黑洞。

几个探头探脑的黑影窜进茶馆，我迅速抓起抽屉里剪账册线头的剪刀，护在胸前。地痞们走进茶馆，掳走了值钱的几件摆饰，连包着金箔皮子的算盘也顺走了。地痞头子临走回头望了我一眼说：“这种乱的晚上，一个姑娘家开这么亮堂的汽灯，不是招贼吗？”

“我家有失散的亲人，守着灯给他照亮。”

地痞头子挥挥手：“要再有人来你家，就说我杨三来过了。”

我怕再有趁火打劫的歹徒进来，紧紧把剪刀抱在怀里。慢慢地，头一点点低下去，眼前的亮光也渐渐缩小了。

日军的轰炸成了昆明城上空的噩梦，噩梦惊醒或者死亡来临，哪个结果会先到来，谁的心里都没底。除了轰炸昆明城，据说日军还要切断滇缅公路运送军火、汽油、军用物资的通道。飞机盘旋在云岭峡谷之上投放炸弹，炸毁的公路迅速被当地民工修复起来。居住在怒江两岸的村民燃放黑烟弹扰乱飞机视线，保护连接两岸的桥梁。尽管如此，奔跑在公路上的卡车还是像进入雷区的山羊，总有人死在半道上，或者连人带车翻到深箐江水里去，尸骨无存。

昆明城里每天都响起刺耳的警报，时间长了，便摸清了飞机来轰炸射击的时间规律。因为长途飞行，他们在昆明城空中盘旋的时间是从早上九点到下午三点左右。学生们七点左右起床上课，到警报响起，就离开学校跑到山上去。满大街向山林、郊外流淌的人群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有钱人家的小姐太太先还收拾大包小包的包裹跟着跑，后来跑成了习惯，警报响起来，脱掉高跟鞋换成轻软的绣花鞋，两手空空地跑。

姑妈说了不逃，真的一次也没逃过。警报响起来，她就从摇椅上站起来，走到大木窗前看人们跑。有几位穿长衫、拄文明杖的教授走在跑警报的人群中煞是醒目，严肃从容，闲庭漫步般游走，让我们忍不住目光相随。

每天例行公事般的轰炸和射击，没有伤到姑妈，茶馆却被子弹打掉了招牌。姑妈站在窗前，对着低飞轰鸣的战斗机挥舞双手，朝天诅咒，吐口水，从耳边擦过的子弹没有令她畏惧，反而让她更加疯狂。她一见到飞机，就急急忙忙跑下二楼，站在院子里大喊大叫，朝天空挥舞拳头，一副找死的模样。

我觉得姑妈疯了，她顾不上茶馆，更顾不上我，每天对着飞机又叫又骂，飞机一走她就缩在二楼不声不响。我劝不走她，只能自己保命，一听见警报响起，就抱起包着热红薯、烤饵块、烧饼、烤玉米的包裹跑到学校门口等着。有一两次，我能看见酷似他的身影，后来，我看到他和一个女学生拉着手混在人群中跑，那时候我就不跑了，希望炸弹砸在自己头上。我曾跟着他们跑到临近，看着他们一路甜蜜，眼里没有别人，甚至也没有炮火。我就那样傻傻地远远看着，记住了他们传递的眼神和表情，幻想我就是费玥华身边的女人。

现在我明白了，费玥华进青云茶馆，是为着路近、灯亮，不是为我而来。我的目光从费玥华身上转移到那个女学生上，如果我是费玥华，也会选择那个皮肤白皙、眼睛闪亮的女学生。

我打听到女学生的名字叫郝娴怡，学地质学的，跳远非常厉害。她以前也来过青云茶馆，也许他们就是在这里相识相爱的，在我的眼皮子底下，我一点也没察觉到。

茶馆歇业期间，我就在阁楼写字，躲在窗口偷看混在人流中的学生情侣和跑丢了父母的小孩子。我不敢把门打开，一旦开门就会涌进来一大堆惊慌失措的破衣烂衫者，怎么赶都赶不走。就是关紧门，我也害怕，再没有大半夜亮着汽灯等待的勇气。

寂静得瘆人的夜晚，我点着马灯坐在阁楼里想象费玥华描画植物的样子，学着画一株开花的虎耳草，草叶被有柔毛，像一只圆形可爱的虎耳。白色的花朵细碎独特，花冠三瓣短，两瓣长，短的三瓣缀有匀称的红色小点，长的两瓣洁白如雪，像两把三齿刀呈八字形斜插在短花瓣下方。花丝长而细嫩，像蜗牛的触角。

伏案时间太长，我抬起头，活动活动酸麻的颈椎，忽然听见木门外有轻轻的敲门声，一下，两下，三下。我悄悄从抽屉里摸出那把剪刀，握在手里，轻手轻脚地下了楼。

我慢慢走到门口，把耳朵贴在门边倾听。敲击声消失了，我从门缝隙往外看，街面上有两三个人身子隐在暗处悄声说话，从房屋里漏出去的光，像一大片散落在地上的或白或淡黄的面粉，上面连个脚印子都没有。

我正在疑惑，有个低沉熟悉的声音呼唤我：“宝兰。”

透过门缝，我认出了他，尽管他满脸胡茬和瘦削见骨的脸颊使容貌变了形：“魁胜哥。”

徐魁胜满眼惊惧，全身禁不住抖颤，眼神里带有一种从地狱里逃出来的寒气。他双手抠在门板上，迫切地恳求：“宝兰，跟我走吧！求求你，跟我走。我们不要在这里等死，到处是死人、炸弹和瘟疫。”

我被他带来的恐惧感染，嘴唇哆嗦：“去，去哪里？没地方退了。”

“你只要跟我走，我们去南洋，去马来西亚、新加坡，开始新生活。我有很多钱，很多很多……”他怕我不相信，从怀里抖抖索索掏出几根黄灿灿的金条来，悬在手里给我看，“我娶你，生很多很多娃娃……”他反反复复呢呢喃喃说着这几句前言不搭后语的话。

我回头看了看二楼，姑妈的房间没有声响，又看了看门缝里惊恐的徐魁胜，坚决地说：“我不走，我不跟你走！”

徐魁胜被我斩钉截铁的话吓坏了，更加迷乱地恳求：“我差点死了，死了一大半，我想着你，天天想，盼着见你一面，盼着带你离开这个鬼地方。跟我走，留在这里你会被炸死的，不被炸死也会病死，你到处看看，都是死人……”

他曾是我爱过的男子，我没见过他这样魂飞魄散、惊恐绝望，心痛得乱了主张。可是学生们去打仗了，大表哥也在打仗，姑妈病了，父母兄妹不知怎么样，我能往哪里逃。而且，费玥华决不会离开自己的祖国，我流着泪轻声说：“你走吧，我不会跟你走的。”

徐魁胜听到这一句，痉挛的双手像被抽去了指骨，从门板上无力地滑下，颓然地问：“你真不跟我走？”

我固执地紧闭着嘴，站在门边默然流泪。徐魁胜坐在地上，肩头剧烈耸动，无声地哭泣。我们之间相隔的不仅仅是一扇薄薄的门板，我和他以站立对峙瘫坐的姿势僵持了一阵子，没再说话，只相对哭泣。

徐魁胜双手抹去脸上的泪水，摇晃着从地上站起来，在门口放下两块金条，不再看我，离开了。

他凄惶的背影让我心碎，我泪眼模糊地望着他闪进黑夜，如一个势单力薄的人投身苍茫大海。

9

跟于宝兰相处越久，会发现她的思绪很乱。她仅存的大部分记忆都停留在那个时期，而近期发生的事会很快忘记，她的精神世界错综复杂，正跟她说着这件事，她却跳到另一件完全不相关的事情上，跟她交谈变得越来越困难。面对她，我常常感到无奈痛苦，她像一面映射我想要探知答案的镜子，我却无法穿透她失忆的玻璃，里面藏有一个不能居住的空间，盛放着我痴迷的物件。

于宝兰给我讲述她和费玥华在苦难岁月中的浓情蜜意，一次又一次重复，像是要说服自己相信。想到大李和我的尴尬情形，我甚至比她更珍视那场经过炮火洗礼的珍贵爱情。

炮弹每天都会落到昆明城里，包藏嫉妒、疯狂、征服和毁灭的金属种子在沉静的土地上炸开了花，把大地深处的血肉、内脏支离破碎地翻腾出来。在强烈无耻的霸占欲望面前，善良无助的人们还不如四散奔逃的蚂蚁。警报响起，大家拼命往外跑，朝山上、树林里、低洼处、石头后跑，躲在能躲避的一切地方。等轰炸机离去，人们还得蜂拥回来，收拾遍体鳞伤的大地和绝望无助的自己。这里就是烂成沼泽之地，大多数人依然要沉浮挣扎于此，直到死在这片泥沼里。

死亡的气息到处飘散，废墟硝烟中的爱情花朵灿然如血。于宝兰和费玥华就着黄尘吃咸菜馒头，于宝兰望着费玥华吃完，麻利地收拾东西。她盛满柔情的眼睛只看着他，他微笑地看了她一会，就把目光投向高而远的蓝天白云。

“跑警报倒跑出很多恋人来。”于宝兰把包食物的纸张收起来，用树枝挖个小坑填埋后，回到费玥华身边。

费玥华朝树林里望望，笑笑：“恶劣的环境更激发年轻人追求美的向往。”

“天天狂轰滥炸，什么时候是个头？”

“应该快了。任何疯狂都不会持续太久，要么反抗，要么毁灭。”

冬天踏着比以往更沉重更悲凉的脚步来了，昆明城的残败破碎令它流下泪水，下了一个星期的冻雨。橡皮榕、香樟树、滇朴、梧桐树落了黄叶，而云南松卻绿得更加沧桑。

一颗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躲在山洞、残砖断墙和树林中的人们钻出了藏身之处。长了翅膀的恶魔在蔚蓝的天空横行太久，人们太渴望呼吸新鲜空气，见见阳光。

绿色的飞虎队与银色的轰炸机在云端追逐截击，轰鸣的声响震碎了地面上仰首观望的人们的呼吸。直到一架银色轰炸机尾部拖着浓黑的长尾从空中栽进平静的滇池，欢呼声从地底喷涌，直冲云霄。这场眼花缭乱的空战烧烫了所有人的心，广播里证实当天三架轰炸机被击落，六架在逃亡途中坠落。

人们把坠落郊区的飞机残骸抬进昆明城，敲锣打鼓，燃放鞭炮，扭起欢腾的秧歌舞。

费玥华激动地说：“我们就是为了等待这样的日子而读书。”

于宝兰听不懂费玥华的话，他说的都令她信服。

美国空军的援助需要大量的翻译和地面人员后勤保障，费玥华把植物考的标本全部交给于宝兰：“它们陪着你，就像我在你身边。”

此后的几百个日日夜夜，于宝兰不停地学习汉字和植物，给植物添注上本地名称。

服完兵役、只受了轻伤回来的费玥华看完于宝兰的图画，激动地说：“宝兰，你该去学校旁听，不要辜负了这大好的年华。”

于宝兰以为费玥华会提出结婚，但费玥华没提结婚的事，而是说他要继续攻读植物学博士学位。

于宝兰感到淡淡的失望，很快又被费玥华的话打动：“中国很快就会迎来胜利。我们的孩子能够有一个和平安定的生活环境，为了他们，我们要把青春热血献给这个伟大的事业。宝兰，去读书吧。”

这一切都被费玥华说中了。第二年的初秋，夏天长疯了的树叶遭受一场霜冻，刹那间变色凋敝，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笼罩在苦难之地的乌云裂开缝隙，金色的阳光像从污泥里生长出来的皎皎莲花，让人赏心悦目。

胜利的喜悦没在人们脸上停留很久，像要考验人们对极限的忍耐力一般，新的苦难再次降临。

于宝兰听从费玥华的建议，趁着白天茶馆生意不好的时候，偷偷跑去旁听教授讲文学课。姑妈神志清醒时知道她夹着书本出去听课，懒得去管，等她出门后，亲自给客人提壶倒茶。两人心照不宣，并不说破，一个前脚走，一个后脚顶替，装着不知道这回事发生。

于宝兰对我说，那是她最快乐最幸福的日子。夹着书本穿着土布衣服到西南联大旁听，没人嫌弃她从未进过学堂。因为像她这样的人很多，教授们有时在露天榕树下讲课，不在乎人多人少。而她最喜欢吴宓先生的“红楼梦”课，他常常在月光下讲课，一袭缀有补丁的衫子罩不住他飞跃的灵魂。

每次讲到这段，于宝兰被岁月刻画得皱皱巴巴的脸轻轻抖动，灰白的眼眸像枯涸的泉眼再次涌现泪光，她那被时间带走的情绪和感觉又重新回到被抛弃的身体。

于宝兰讲完这段，紧接着就钻进最为悲痛的时光隧道，久久沉溺于此，无法摆脱。

月华璀璨的夜晚，大学生和旁听生们聚在一起听教授演讲，不为文学艺术和科学，而是一场向当局要求取消禁止自由集会禁令的演讲。于宝兰说，她从来没见过这么多人聚在一起如此愤慨，只为了一道命令。一直以来，她们只知道命令是必须被遵守的。

她真切地感到月光的柔美和滋养，像母亲的乳汁散发浓郁芳香，吸引着她们，越来越多的人回到最初无拘无束的自己。那月光呵，那么奇异，那么圣洁，把每个孩子的心紧紧拴在一起。

演讲引起的反应超出人们的预料。微微寒冷的冬月，昆明城像锅热气腾腾的开水。于宝兰说，学生们开始罢课，紧接着各行各业罢工，连不问时事的姑妈也将茶馆关闭。

她和费玥华并肩走在一起举着自己制作的旗子，嘴里喊着口号。她不太明白这样做的意义，但是她如此肯定这样做的正确性。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进来，游行队伍像一条势不可挡吸纳百川的河流，以宽阔坦荡的姿态向前流淌。

于宝兰的讲述会在此停顿较长的时间，痛苦抑郁的情绪冲乱她的思绪，就像当年军警围攻学生的纷乱情景。费玥华在围攻中被一颗手榴弹炸死。于宝兰很难继续讲下去，又回到不断重复的开头，她在清晨时分懵懵懂懂地闯入天青色的昆明城，脚上的千层底布鞋已破烂不堪。眼睛里的光亮迅速熄灭，手指无力地从半空垂下，她只是瞪大眼睛望着前方，像是质问坚硬的大地，有什么权利埋葬曾经鲜活的生命，而把他的气息、声音和思想丢弃在某个黑暗的角落？

我在散发馊菜霉饭、尿臊臭味和死亡气息的房间待得越久，越会产生一种我就是于宝兰的错觉。

于宝兰说后来徐魁胜到了新加坡，她大儿子去新加坡定居，也是他帮的忙。我曾以小人之心揣度过她大儿子与徐魁胜的关系，但是时间对不上。徐魁胜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去了新加坡，而于宝兰的大儿子是五十年代初期出生的。

我重新打开资料书，深深凝望照片上的装束与我们迥异的他们的脸，他们和我们多像啊，一样有着烦恼、忧愁和迷茫，同享了这缕未曾死去的月光。它曾抚慰他们眼眸闪亮的瘦削脸庞，也照耀我忧郁空虚的黯淡面容。

我沉浸在于宝兰的讲述中，大李打来电话说他要去深圳拍个专题片，可能去两个月。他的声音略微伤感，在视线逐渐模糊的黄昏，他的语调像正在下垂的夜幕。我把怀疑于宝兰说了谎话的想法告诉大李，他说谁会像一条白肚翻天的死鱼暴露所有的隐私，死上一百年，你说的这个人和真实的这个人都不是一个人，人人都有满足自己窥探欲和虚荣心的本事。他的话语忽高忽低，像一条即将消失的地平线，忽隐忽现。

我累了，回家一趟，没有大李的空房间空旷得连脚步都有回声，我躺在沙发上，拿出手機刷朋友圈，像条冬眠的蛇深深陷入虚拟世界。

狡猾的黑夜像条鳗鱼悄无声息地钻进我的房子，我被它湿滑的身体拉回现实。此时，月光如水，大地肃穆。客厅里的茶色玻璃映射出一个与现实相似的世界，有两个我身在其中。

在费玥华坚守不去直至捐躯的傍晚，在徐魁胜为了生存独自逃离的黑夜，在我和大李无法开口说出再见的凌晨，月亮像一只亘古不变的巨人之眼，冷峻地看着人间剧目重复上演。黑夜吞噬掉的世界，只有在梦里重新构建。我蜷成球状，睡在柔软的沙发里，盖上毛毯，如同再次回到母亲的子宫，睡意浓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