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雨可，文碧方

(武汉大学 哲学学院，武汉 430072)

正德三年，王阳明悟道于贵州龙场，在此之后，其论学宗旨又几经变更，最终定宗于“致良知”。阳明尝言：“吾良知二字，自龙场以后，便已不出此意。只是点此二字不出。于学者言，费却多少辞说。”[1]按阳明的这种说法，在龙场悟道后，他的基本思想就未发生过变化，“致良知”的提出仅是改变了他教人时思想的表达形式，这一看法亦被学界广泛接受。但在正德十五年，阳明揭示“致良知”时曾说：“若不靠着这些真机(良知)，如何去格物？我亦近年体贴出来如此分明”[2]173，这表明他的龙场悟道是不足的。且在“致良知”提出后，阳明的体用观和知行观等都发生了明显变化。因此，把“致良知”的提出仅视为阳明思想表达形式的变化是不太妥当的，“致良知”学说究竟对阳明整体思想产生了何种影响值得深入探讨。

一、陷入循环：王阳明早期工夫论思想之困境

钱德洪曾指出，王阳明在龙场悟道后的教人宗旨有“三变”：“居贵阳时,首与学者为‘知行合一’之说；自滁阳后，多教学者静坐；江右以来，始单提‘致良知’三字，直指本体，令学者言下有悟：是教亦三变也。”[3]但据陈来先生研究，钱德洪的这种说法并不合理。陈先生认为：“阳明自龙场之后，学问宗旨主要是‘诚意格物’，在正德庚午(1508)至正德己卯(1519)近十年间，虽然他也根据具体对象及具体情况的差别对某一方面有所强调，如辰州、滁阳教人静坐，南都南赣教人存理去欲，其实都是诚意格物的准备阶段或具体方式。……